聆雨子:别忘了,奥斯卡只是一个“学院奖”,也只是一宗“大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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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聆雨子:别忘了,奥斯卡只是一个“学院奖”,也只是一宗“大买卖”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聆雨子】
一
2020年2月9日,好莱坞杜比剧院,第92届奥斯卡颁奖典礼,在宣布”最佳国际电影”(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最佳外语片”)之前,现场特意播放了一段经典作品集锦,其中,有一部被美国人视为巅峰之作的华语电影,它的名字叫《英雄》。
《英雄》的导演,是张艺谋。
2017年2月26日,好莱坞杜比剧院,第89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主持人按惯例调侃在座的一众大牌明星,说到马特·达蒙:“他本可以主演《海边的曼彻斯特》,却把这个角色给了凯西·阿弗莱克,自己出演了一部令人呵呵的中国电影,亏损达八千万美元之巨”。话音未落,现场一片会心哄笑。这部“令人呵呵”的中国电影叫《长城》。
《长城》的导演,也是张艺谋。
一次敬意,一次嘲弄,不过,无论哪次,当事人都不在场。
他在的那回已是十七年前,也就是《英雄》获提名的那年。那年最佳外语片花落德国的《何处是我家》,在场的他,没听到自己的名字。
当时他一定没想到,他与奥斯卡的故事几乎到此结束,而奥斯卡再想起他,是以上述两种方式。
张艺谋(资料图/SONY PICTURE CLASSICS)
《英雄》在美国一度被视为神作,《时代周刊》将之选为“2004全球十佳电影”。可在国内它遭遇口诛笔伐,从故事单薄、色彩虚浮,到历史观争议,盛名之下,冷嘲热讽。
但那时的张艺谋不在乎,因为他要的就是前者,甚至可以说,他拍摄《英雄》的唯一动机,就是用它去追逐那个叫奥斯卡的东西。毕竟,国内他封圣多年,欧洲三大电影节也被他收割了无数光荣,只有奥斯卡,成了唯一没“染指”的目标。
那之前,已有过若干次近在咫尺,当然也就有若干次失之交臂:
1990年张艺谋凭《菊豆》获最佳外语片提名,1991年张艺谋凭《大红灯笼高高挂》获最佳外语片提名,1993年陈凯歌凭《霸王别姬》获最佳外语片提名,1993年顾长卫凭《霸王别姬》获最佳摄影奖提名。
他们曾经遭遇的批评和诟病:后殖民主义美学、自我奇观化、热衷拍摄本民族最落后与丑陋的东西去讨好西方……都与他们的奥斯卡情结有关。
他们后来遭遇的批评和诟病:视觉空间侵占了思想空间,生硬地堆砌色块和元素,光鲜的感官刺激背后人文关怀尽失……还是与他们的奥斯卡情结有关。
这次给他灵感的人叫李安,学贯中西的华裔导演,刚凭借《卧虎藏龙》斩获满堂彩、将最佳外语片收入囊中。
他好像一下子触类旁通,明白了美国人喜欢什么。于是他以《卧虎藏龙》为参照,配上自家绝学,研发出一种叫做“中式古装大片”的东西,并且一条道走到黑:接下来还会有《十面埋伏》和《满城尽带黄金甲》,当然,那俩,连提名都没摸着。
和他一起陷入魔咒的,还有他的同辈兄弟们(在中国电影史叙述中,他们被唤作“第五代”)——陈凯歌的《无极》、冯小刚的《夜宴》,仿佛认准这是比佛利山庄的评委们吃定了的美学解码器,结果却是,口碑一部比一部崩坏。
仿佛久坐替补席的二线队员,心心念念都在登场机会上,至于那是谁的主场?规则由谁制定?自己的技术特点是什么?上了场该扮演什么角色?不上场又会怎样?这些问题,倒是从来没想清楚。
李安终究比“第五代”更懂美国人:当玉娇龙和李慕白站在两片竹叶上飞舞着比剑,老美们发自肺腑地如痴如醉,可当甄子丹和梁朝伟在酒馆里伴着琴声和雨声进行“意念对决”,他们就只剩莫名其妙。
说白了,美国人能远观东方美学,却走不进东方哲学和玄学。
这个屡败屡战屡战屡败的悲壮故事,不仅属于张艺谋自己,也是他所代表的全体中国影人,在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区内,对奥斯卡百折不挠的饥渴态度——想当然地将之视为电影界的至高荣誉,以获得它的垂青作为职业生涯的最高肯定,以它的口味喜好(往往还是一厢情愿揣测出的)作为创作风格的指南配方。
信念可嘉、勇气可感,却忽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谬误:奥斯卡的全称是“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而不是“世界电影最佳优胜奖”。
严格意义上,它只是一个由本土科研机构作为学术支撑的、属于某个国家内部的奖项评比(当然,它的准入机制放得比较宽,愿意把所有曾在该国公映的电影纳入择选视野)——就像戛纳、柏林以及威尼斯(这仨好歹还有个“国际”电影节的头衔),就像蒙特利尔、卡罗维发利或者圣丹斯,就像金球、金像、金马,就像金鸡百花。
没人规定过,它是“电影界的至高荣誉”。
所以,你一边认定它代表了世界,一边又苦于美国人看不懂自己,殊不知,“美国人看不懂的”,也是世界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更大更真实的那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