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缉魂」与台湾电影的一种可能｜导演录

原标题：「缉魂」与台湾电影的一种可能｜导演录

对中国台湾电影而言，一条相对制作更加类型化，题材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路正在出现。

 作者 | 连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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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缉魂》是程伟豪导演的第四部长片作品，他来自中国台湾，1984年生人，本科就读于辅仁大学广告传播学系，硕士毕业于台湾艺术大学电影学系。程伟豪拍过的四部长片都体现出较好的商业价值和类型化特点。

2015年的《红衣小女孩》以8500万新台币的票房成绩刷新台湾十年间恐怖片票房纪录，并获得2016年金马奖最佳新人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特效、最佳剪接等四项奖项提名；2017年的《目击者之追凶》在台湾的票房超5000万新台币，也入围台北电影奖以及上海国际电影节亚洲新人奖最佳导演；同年的《红衣小女孩2》则是当年度唯一票房成绩破亿的台湾电影，再次刷新台湾恐怖片以及续集超越首集票房成绩记录；正在上映中的《缉魂》，在大陆市场上映10天，票房已过9297万人民币。

《缉魂》的主要班底和演员大都来自中国台湾，剧本则取材于大陆作家江波的科幻小说《移魂有术》。相比更接近智力游戏的原著小说，导演对影片做出许多改编，原著作者江波对此也认可，“导演的改编功力非常深厚，对小说进行了‘升级’，让故事中蕴含的情感变得饱满真挚。”

此次《缉魂》进入大陆，大陆电影公司铁木真影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铁幕真影业总经理童文群与《移魂有术》的作者江波是老乡，两人都来自浙江淳安，“都是千岛湖人这一点很重要，是这一层关系把大家联系在了一起”，江波如此说起过。

根据《钱江晚报》的报道，试图寻找适合的悬疑题材文学作品拍摄科幻片的童文群，通过友人介绍认识了江波，在看完《移魂有术》后，他找到程伟豪导演，并促成《缉魂》的顺利立项、拍摄、上映。

实际上，童文群也是促成程伟豪上一部长片《目击者之追凶》在六年长跑后终成片面世的重要人物。作为台湾近十年来唯一一部犯罪悬疑题材的电影，《目击者之追凶》原本是程伟豪想要拍的第一部长片，他一直很想尝试拍摄比较黑暗的犯罪悬疑电影，但当时因为没有成功前例可循、内容尺度较大，以及市场对新导演能力的担心等原因，一直没有资方敢投资。

之后几经波折，直到程伟豪的短片《保全员之死》获得金马奖最佳创作短片奖，加上先拍出的《红衣小女孩》创下8500万新台币的票房，从而吸引到了童文群，最终让《目击者之追凶》得以获得资金完成创作。

《目击者之追凶》围绕一出九年前车祸现场展开，男主想要查清事实，不可告人的秘密与真相一次次被牵连出现，反转多次出现，没人能看清真相的全貌……

在这部电影里，程伟豪尝试了让真相和谎言一直不断翻转，最后甚至是个罗生门式的隐喻。在他看来，这样才比较接近真实人生，“因为人通常会因为各自立场而需要说谎，不管是善意谎言还是恶意欺骗，这成了电影主要的娱乐性来源，也更符合我的表达。很多时候我们无法看清真相，因为各自只是散落各处的碎片。”

具体到操作手法，程伟豪之前在Asian Movie Pulse的访谈中曾经分享过影片复杂气氛的打造：“因为主角是记者，所以一开始就跟摄影师说想要全手持拍摄外加偶尔来点Zoom，制作一种纪实感和临场感，也很像一直有双眼在窥视。每场戏都有粗略切分镜，到了拍摄时我会先让演员稍微走位排戏之后，再让摄影师直接去抓拍，有些关键线索需要的话再补特写，或甚至就留白不补了，在这样状态下做出有机感。

整部电影走高反差的光比，主要分成室内、户外两种光法，室内大多走带有Cyan色调的冷色温，去仿日光灯管出来的效果，户外大多是黄绿交杂的暖色温，因为台湾的街道巷弄大多是黄色灯。整体高反差的光比，再配合我想要的手持纪实感。就让整体复杂的气氛出来。”

这次在《缉魂》中，程伟豪选择展现人性中更为朝向温情的一面。尽管杂糅了犯罪，凶杀，悬疑，伦理，科幻，恐怖，宗教等多种类型元素，但最终收拢情节的也是他最想表达的情感是亲人尤其是伴侣之间的爱。

他告诉，“在经历生离死别后，会发现不管是亲情爱情或是友情，这些伴侣关系之间的爱，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这样深刻的体会也来自导演亲身的经历。在程伟豪做剧本的过程中，父亲因癌走到人生的尽头。“在面对非常亲的人死亡之前，因为先经历他癌症的那些过程，你会看到他身心灵一些变化。到最后剩那半年的时间，癌细胞真正到脑，更大的冲击是来自于身心灵完全脱离肉体，有很多东西根本没有办法控制。病患的家属在照顾的状态之下，身心灵状态也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剧变。所以在《缉魂》里，更重要的命题就是生死。”

从电影表达上看，程伟豪愿意将《缉魂》视为一种“跨类型/混类型”。如此操作的基础在于，不管是《红衣小女孩》的系列，或者是《目击者之追凶》，程伟豪已经把某些类型该有的一些套路想办法做足，并且完成实践，比如犯罪片的快节奏与不断反转。

也因为这次故事的某种独特性，客观上要求“混类型”的电影表达。更进一步，程伟豪将《缉魂》的故事归纳为“东方玄学科幻的悬疑犯罪类型片”，既有轻科幻“近未来”的设定，用以探讨科技与人性的关系，比如在电影中，可以移植意识与记忆的“RNA”技术，即是西方科学的体现；又有东方奇幻文化的体现，在《缉魂》的前半段，东方玄幻的色彩尤其浓厚，比如富翁的儿子王天佑身上的刺青就取材自《山海经》、梵文，影片还使用了巫术、符咒、附身、六芒星阵法等许多手法，体现了古老东方文化中的“灵魂”是如何存在与转移。

从自己的电影处女作开始，程伟豪一直很就喜欢《山海经》，“《山海经》上的内容，女娲伏羲图，还有一些与灵魂有关的术法，这些都是属于东方的元素。”

他这次想要在一部电影中创造出不同层次的观影体验，所以在写剧本的过程中，先放入惊悚、偏玄幻神秘的东西，再有西方科技，到中后段，又设定三个大的反转点，联动亦正亦邪的人物关系，制造出更抓人的娱乐效果。具体到手法，形式上有借鉴西方恐怖片的“声东击西”，内容上则沿袭亚洲鬼片因果轮回语境下的“心理惊悚”，最终则是以人性为导向，用灵魂与生死的大命题来收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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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程度上，程伟豪在类型化上走的路可以说是“从无到有”。在2014年的《红衣小女孩》之前，台湾本土已经十余年未曾有过成功的恐怖片，再次启动时，曾瀚贤（台湾著名监制、制片人）在寻找方向的过程中，先想到了台湾地区传说多年的经典恐怖形象“红衣小女孩”。

据《黑白文娱》的报道，在2014年策划“红衣”时，曾瀚贤就计划要拍摄三部，做出这一规划，不仅仅是出于IP化的需要，更是在为台湾类型片制作产业化和工业化做构想与试验，他希望通过三部作品的系统性拍摄，聚焦人才并打开市场。

对于程伟豪来说，“红衣小女孩”是他们80后一个共同的恐怖记忆，这个记忆来自一档九十年代的电视灵异节目。根据中国台湾媒体的报道，1998年，有一家人到台中市大坑风景区山上郊游时用录影机拍摄游玩影片，在后来翻看影片时，发现一名身穿红衣的表情阴沉、面部非常狰狞及苍老的小女孩，再后来其中一个参与者突然病逝，这家人于是把该影片寄给灵异节目《神出鬼没》寻求解释……

程伟豪在为红衣小女孩定调的时候，基于《怒战天神》这种希腊神话改编的故事的电影，决定将《山海经》的相关内容作为有魑魅魍魉之类形象的来源。

于是，《红衣小女孩》用魔神仔的角度进行了展开和诠释。在乡野传说中，魔神仔是一种诱导人类到山野间迷失的鬼或精怪，会利用人类的心魔创造出一个虚幻的结界空间。

在一个长于文艺片创作的电影市场，程伟豪之所以想做类型片，首先在于，类型片电影是展现导演能力最快的方式，“不管是说好一个故事还是之后想要做什么题材，它都是一个可以持续发展下去的方向”，而类型片中的首选就是恐怖片及犯罪片这两种拥有“低成本、高娱乐”特质的类型片。

此外，类型片常带有一层商业外衣，除了满足现实中比较难接触到的生活，更重要的是，类型片既能把想要表达的内核和情感包裹进去，也能在公式下挑战反套路，这都让程伟豪拥有创作的动力和空间。

不过，类型片需要一定的产业基础设施，特别是制作人力做基础。程伟豪曾在台北市电影委员会的访谈节目中谈到在中国台湾电影市场，类型化创作所需要的“know-how”一度处于匮乏阶段，工作人员也许个体优秀，但聚集在一起拍类型片的“know-how”是没有的，细微至走位、调度、从剧本到表演的转换如何实现等，有时候都需要从头做起，在具体拍片的过程之中，最难的部分往往出现在此。

程伟豪还说过的是，自己拍片是有一点小小社会责任，他要顾及到后面的人，因为如果做了东西大赔本，后面更不会有人投资了，种种尝试也是希望帮台湾的市场开一些新的可能。

例如，对《红衣小女孩》的相关设计就具有一定的产业价值：既然拿到一个恐怖经典的形象来做主轴，不如就开发系列电影，继续拍摄续集，让一批有技术类型片“know-how”的工作人员有机会加入进来。

这些工作如果能日渐累积下来，不只是对一部电影的实现，而是会对整个产业面都是有意义的累积，是可以为产业培养出职业的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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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台湾电影此类现状的产生，有着长期和深远的外来原因。在21世纪之初进入WTO后，中国台湾的电影市场迅速被好莱坞进口电影所占据，本地电影产业快速萎缩低迷，中国台湾电影迫切需要找到新的生存方式和发展之道。

2002年，陈国富执导的《双瞳》面世，被称为当代台湾恐怖电影的定调之作，电影不仅结合道家的思想与本土民俗文化、辅佐有高科技元素，还隐喻了台湾时局。该片的投资来自美国哥伦比亚电影公司，是外部资本和本地制作的结合案例。

2005年，陈正道执导的恐怖电影《宅变》上映，改编自同名网络恐怖小说的恐怖片，讲述养小鬼致富的家族，最后遭小鬼反噬灭门的故事。这部电影更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部完全由台湾本土资金拍摄而成的作品。

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好莱坞的进攻暂时缓解，台湾电影开始有了喘息的时机。第二年，《海角七号》让华语观众开始重新关注台湾自制电影，该片导演魏德圣曾说，这是发生台湾的故事，用台湾的特色来包装它，呈现了属于这个地方的价值，本土味道需要是强力的主导。

从此之后，台湾电影开始走向在本地题材，寻找自己的生命力。2015年起，台湾恐怖惊悚类型片逐渐带动起电影市场，程伟豪执导的《红衣小女孩》第一二部各自刷新中国台湾电影市场十年间恐怖片票房记录。

但是，过于强调本土意识和本土题材，虽然在本地市场可以收获票房，却会让台湾电影进入到大陆市场时遭遇相当高的风险，由《海角七号》所开创的台湾电影进入大陆市场的通道现在已经关闭。

另外一条相对制作更加类型化，题材更具有普遍意义的道路相应出现。例如，在题材上，《缉魂》中所体现的社会意识、对性少数群体、同妻苦难的关怀，对宗教/邪教的呈现，与中国台湾中社会议题的讨论程度有关，这些都潜移默化地给予创作者一定的自由度创作空间，允许了复杂创作原点的存在。

同时，程伟豪也可以与类型片制作体系之间实现互相匹配，在他的历次创作中，在类型化上不乏东西方文化、犯罪悬疑与轻科幻等多类型的糅合，直到这一次出现的“混类型化”。这正是铁幕真影业选择程伟豪的原因，“他很难得的一点是，清楚自己的想法是否可以落地，如果真的超出大家可实现的范围，他会做调整。”

就像虽然过程中不同议题层面的冲突频发，天人交战，甚至出现有宗教神秘咒文以及性少数群体的爱恨纠葛等内容，电影最后还是落在一个大陆语境所允许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价值观上，顺利走进大陆影院。

这一种可能性还将继续下去，它来自于中华文化现代化进行时的一个地方，也承接着另一个市场的制作实力与市场宽度。

在程伟豪眼里，电影是真实的谎言与幻想，电影与现实世界的接轨与落地，是一个很关键的动力，而落地的关键就在于人性，人性又总是复杂的。他计划和大陆班底继续合作拍电影，倾向史诗类、古装奇幻题材，延续体现着东方文化，也延续建立着属于“东方类型片的know-h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