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刺杀小说家》改编成电影很难，但路阳干得不赖

原标题：把《刺杀小说家》改编成电影很难，但路阳干得不赖

在春节档电影里，《刺杀小说家》是个“特殊”的存在。影片的特效够炸，故事够燃，在小说和现实这两个世界的快速切换，更是让观众目不暇接。如何看待这部电影？不一样的观众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但如果看过双雪涛的小说原作，或许才能意识到，这一回，路阳不仅有野心，而且干得也不赖。

雷佳音饰演关宁

为什么这么说？当我听说《刺杀小说家》要被改编成电影的时候，还真替导演捏了一把汗。不是说双雪涛的作品不能改编，不管是他的《平原上的摩西》，还是那本小说集《飞行家》里，都有更容易改编的对象。说到底，故事性够不够强，才是检验一部小说是否适合被改编的标准。

但偏偏，《刺杀小说家》是一部文学性远大于故事性的小说。这部作品里没有非常明确的时间和地点，没有详细的背景交代，出场人物和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不同，更像是一个个符号。这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卡夫卡或者是博尔赫斯的小说，想要把他们的作品改编成电影有多难，我们可想而知。

这里就要说到双雪涛写《刺杀小说家》时候的情况。据他自述，当时他从拥有“铁饭碗”的银行辞职，毅然决然投入小说写作。这让许多亲戚朋友感到不理解，甚至认为他很“傻”。带着这样的误解和压力，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到了这部小说的创作中去。

也因此，在小说中，双雪涛借着那位小说家的口说道，就算没办法发表，就算饿着肚子，也要一直写下去。这是小说家的“信念”。同样的，小说中的“我”之所以答应刺杀小说家，也是因为找回女儿小橘子的“信念”。

王圣迪饰演小橘子

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信念”的小说。和电影不一样的是，小说最后没有给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局。小说中是这么写的：“回家的路很远，他（也就是电影里的路空文）走得并不着急，妈妈会一直在那里等他。所以他并不着急。”

为什么“不着急”？因为双雪涛身为小说家，有他的信念，他相信一直走下去，一定能走到他希望到达的地方。读懂了这一点，才能明白《刺杀小说家》的文学内涵——不仅文本里有现实和小说两个世界，双雪涛和他的作品同样构成了两个世界。复杂的对应关系，是双雪涛和理想、社会的对话。

但是，要把上述主题影像化，显然很难。因为这里面有作者纯粹个人化的感受，也有很多难以言表（更不用说影像来表现）的情绪。

所以路阳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在保存“信念”这个内核的前提下，用商业大片模式重新包装了《刺杀小说家》。电影依然是双线进行：雷佳音（关宁）找女儿+董子健（路空文）找赤发报仇。

于和伟饰演李沐

但和小说不同的是，路阳丰富了故事的背景和人物的行为逻辑。电影暗示，于和伟扮演的幕后黑手可能在当年暗害了小说家路空文的父亲，这就避免了小说叙事的虚无缥缈，增加了电影的合理性。同样，现实和小说互相影响，其实和双雪涛的理想信念有关，但在电影里就不能这么干。所以，路阳用更务实的办法进行了处理：大反派在现实生活中真的受到小说的影响了吗？电影没有明确说明，看上去更像是大反派因为当年做的亏心事而留下的心病。

小说里，要刺杀小说家，就是要消灭双雪涛的理想；在电影中，要刺杀小说家，是为了掩盖当年的罪恶。这就是双雪涛所说的，电影和小说，在根本上是不同的两个东西。

在电影结尾处，雷佳音高喊“代表月亮消灭你”，引来影厅内观众一片笑声。有人问，既然是雷佳音接手写小说，干吗不一句话把赤发写死算了。其实，这就是电影和文学在艺术逻辑上的不同。小说中这么写，很有黑色幽默的味道，但用到电影里，就不能不考虑到实际上的“观赏性”。说到底，要把小说的“虚”转化为电影的“实”，路阳确实给自己挑了一个很难的活儿。

红甲武士

既然如此，他为何偏偏要自讨苦吃？其实这也是路阳的“信念”。在老老实实、中规中矩地讲一个故事之外，今天的中国青年导演还能有更大的野心，这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在春节档，饶晓志让刘德华来演一个不会演戏的群演，为自己的电影创造出了新的“意义”。同样的，路阳也要挑战自我，在电影的文本里创造一个新的文本。

就像文学里有“元小说”，电影里也可以“破壁”，把想象的空间无限扩大。往前追溯，《堂吉诃德》里就有人物和读者的对话，到了二十世纪，“新小说”更是层出不穷。它们的共同点是在字里行间，处处可见对现实，尤其是对传统叙事的怀疑。这是文学的“自觉”，也是作家超越自我的追求。

路阳也有这样的想法，否则，他也不会为此熬白了头发。电影和小说一样，都是“无中生有”，循规蹈矩就不会有生命力。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刺杀小说家》的勇敢尝试应该被肯定，只有跳出创作的舒适圈，中国电影才有可能真正取得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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