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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黄媛介
字号字皆令
所处时代中国（明朝）
民族族群汉
出生地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
出生时间明神宗万历末年（1620年），或明熹宗天启初期（1621年）
去世时间明帝崇祯八年（1635年）
黄媛介，字皆令，是江甫水乡嘉兴一户书香人家的宝贝小闺女。黄家世代诗书相传，虽非大户，也算得上中等殷实人家。小媛介天赋极高，读书写字，吟诗作画，都显得极有灵性，所以倍受父亲黄云生器重，悉心调教，十三、四岁时才名便盛传一方，这嘉兴一带的人都说：“黄家有女，冰雪聪明。”对爱女的婚姻，黄父也早有打算，在媛介十岁时，便与同窗好友的儿子杨世功订下了娃娃亲。黄、杨两家相距不远，大人经常来往，也不因“男女授受不亲”而约束小儿女的交往，所以少年的黄媛介与同岁的小未婚夫杨世功常在一起读书玩耍，彼此十分要好。
黄媛介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是一个改朝易代的国变时期，连年的战乱，流离失所，使知识分子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深受“身阅鼎革”带来的侵害。尤其是对股栗于董狐之笔，他年青史的传统士大夫来说，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也许就在何去何从的一念之间。与媛介交好的吴伟业（梅村）和钱谦益（牧斋）就面临这样的抉择：在顺天从命的通达之下，将道德信守屈从于生命意识来顺从新的统治力量是办不到的。那么，或则以殉节去实践道德信守，通过肉体的毁灭以获得灵的绝对超越；或则削发为僧，皈依佛门，过一种活着的“殉节”生活；或则遁迹山林，退守田园，求得道德与生命的形式的兼取。吴、钱都选择了最后一种，但这种选择本身就包含了退与进的两重性，仕而隐，隐而仕不过是一道门槛的差别。在新王朝建立初期需要巩固统治的特定环境下，特别是民族间的隔膜对立，个人的抗拒无疑将危及生命的存在，而作为前朝旧臣，吴、钱有着才高名大的地位，理所当然要成新政权注目的对象。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保全家人，他们被迫出仕，最终逃不掉清廷的征辟而煎受着为“贰臣”的巨大痛苦。
与此同时，作为官眷的一批名媛们也踯躅于自心爱国，归于前朝而夫君却为“贰臣”的矛盾中，苦不堪言。比如钱牧斋的侧室河东君柳如是，比如曾被陈维崧《妇人集》评为“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的徐灿。柳如是曾在乙酉五月之变后，劝夫婿就义赴死，然“宗伯（钱牧斋）谢不能” （《柳如是事辑》上编卷一）于是如是欲奋身于自家后园的池塘中独殉国难，却被丈夫拽住，而不得。后世因此称其为“凛凛有丈夫风” （罗振玉《负松老人外集》）。徐灿的丈夫陈之遴以明朝进士，出仕新朝弘文馆大学士，而徐灿身罹故国沦亡。爱者故国，所依者夫君，面临旧朝的半壁河山也不复存在的现实，国忘而丈夫竟仕！在忍受故国沦丧的同时，又增添了一份莫大的屈辱。这是有别于吴、钱等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形式的灵与肉的分割。这种双重的痛苦使得徐灿的心灵孤寂，无所依傍，而心生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的感叹。
名士如许，名媛如许，在这个非常时期，文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他们饱受战乱的创伤与精神折磨的双重苦难，作为乱离中的一介弱女，媛介亦未能幸免。她“产自清门” ，儒士之家，乱世更显清贫，其姊媛贞迫于家境，远嫁贵阳，为当时贵阳太守朱茂时继妻。而媛介的未婚夫杨世功纳聘后，家中一贫如洗，无力娶亲，后世功又流落苏州，久客不归。期间，有名人豪客登门说亲，愿以千金聘娶媛介。而媛介不改初衷，一片痴心待得落魄浪子他乡归来，与其樆结。成婚后不久便遭鼎革之乱，“乃跋涉于吴越间，困于槜李，踬于云间，栖于寒山。”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又被人强为女师，于是又“羁旅建康，转徙金沙，留涉云阳。” 途中舟抵天津，儿子溺水而亡，第二年女儿又不幸夭折，真可谓家破人亡！因此媛介所作多“流离悲戚之辞”，但去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足观其人格的纯真。无怪乎姜绍书在其《无声诗史》中成其“此闺阁而有林下之风也”。
若按照正常的情况变迁，渐渐长大的黄媛介与杨世功很快就将组成一个美满幸福的小家庭。可就在黄媛介接近待嫁年龄时，战火在大江南北蔓延开来。由于朝廷昏聩，各地纷纷举起义旗，兴兵造反，北有高迎祥、李自成，南有张献忠，势力迅速发展，顿时天下大乱。大乱之下，区区读书人便显得无所用处，科举取仕之途断绝，疲于生计的人们不再有心思送子读书，以开馆授课为生的黄家，日子日渐紧迫。为了谋条活路，黄媛介的姐姐媛贞嫁给了贵阳太守朱茂时作偏房，哥哥鼎平则放弃了学业，转而做起了小买卖，黄家的生活勉强支撑下来。
而黄媛介的未婚夫婿杨家情况则更糟糕，连一日三餐都维持不了，哪有钱为儿子办婚事。黄媛介已到了婚嫁之龄，黄家开始催促杨家娶亲，杨家实在无力办一次勉勉强强的婚礼，杨世功惭愧难当，索性离开家乡，一是想外出找点挣钱的门路，二是权且躲开眼前的烦恼。
在这空档里，太仓才子张溥慕名前来黄家求亲，张溥的家境、人品都属上乘，黄父动了心，想将小女儿改配给他。黄媛介得信后却执意不肯，她无法忘记与杨世功共同度过的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她的心己系在杨郎身上，于是心意坚决地对父亲说：“良驹不配双鞍，好女不事二姓！”黄父毕竟是读书人，觉得女儿的话确合礼数，也就不勉强她了。
杨世功在外地听到了家乡传来的消息，心中万分愧疚，媛介身为一弱女子都如此坚贞，自己堂堂男儿却躲避在外，实在对不起伊人，于是收拾行装返回了家乡。黄家得知杨世功已回家，便上门商议嫁娶之事：“既然世事如此，也就不必讲那么多排场，只要儿女两情相悦，其他便不重要了。”两家父母都想通了，婚事便办得极为简单，黄媛介高高兴兴地嫁到了杨家，虽然生活清苦，小夫妻相敬相爱，日子也过得怡然自乐，杨世功放下了读书人的面子，以贩卖畚箕聊以为生。
谁知战乱绵延不绝，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杨世功的畚箕生意也日渐冷落，最后终于做不下去了，全家人又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勤俭持家的黄媛介想到了自己擅长写字作画的特长，难道不可以凭此为生吗？她悄悄与丈夫商量，丈夫起先不愿意妻子在市上抛头露面鬻字卖画，可又实在找不到其他的生路，最后只好同意了黄媛介的想法。可嘉兴地方此时地贫人穷，有多少人能把闲钱丢在字画上，黄媛介只好与丈夫背起行囊，来到犹且繁华的西子湖畔谋生。
夫妻俩在西湖畔租了一个小阁楼安身，杨世功在家操持家务，准备纸墨，黄媛介背上家什，毅然走上街头摆开字画摊。
别看黄媛介的摊前总是热热闹闹，但真正掏钱卖字画的人并不多，况且这种街头买卖，报酬十分微薄，黄媛介一天天写写画画下来，收入仅够勉强维持夫妻俩的生活，和节省下来一些捎给嘉兴的公婆。日子虽苦，却日日守着风光明媚的西子湖，做着自己喜爱的舞文弄墨之事，黄媛介觉得也不算太环，虽是替别人写字作画，她却也能尽心尽意于其中，把它当作是一种练习和创作，书法画技竟不知不觉地在进一步走向纯熟。
端坐摊中的黄媛介，虽然布衣荆钗，不施脂粉，但那天生的丽质，清雅高洁的气质，仍然散发出诱人的魅力，也就不免惹得一些浪荡公子心里痒痒。一个春日的午后，摊前没有了看客，黄媛介欣赏着花团锦簇、水明波静的西湖，心中画意甚浓，便提了笔，自顾自地在宣纸上铺彩作画。这时，三个锦衣绣冠的花花公子，从附近酒楼里走了出来，略带醉意，摇摇晃晃地走近了黄媛介的摊子。黄媛介察觉了动静抬头看时，那三个人已嘻皮笑脸地围在了她面前。黄媛介不亏是见过世面的人，料想这三人心怀不轨，但毕竟是光天化日之下，量他们也不敢乱来，于是从从容容地问道：“三位客官，是否要些字画？”
那三个花花公子见黄媛介这般客气，心里顿了一下，也就不好意思太张狂了，其中一个上前道：“小娘子如此才貌双全，落得街头卖画，真是可惜呀！”这里话刚落，另一个又凑了上来，涎着脸说：“是呀，不如跟我们回府去写字画画，少爷们重重有赏。”说完，就上来要帮黄媛介收拾东西。
黄媛介淡淡一笑，挡住他们的手，正色道：“我凭本事吃饭，有何可惜？寄情于湖光山色之间，其乐无穷，何必重宅深院！”话说完后，见他们面露愠色，黄媛介又放缓了口气，客气他说道：“不如我在此送三位客官一副字吧！接着，铺纸提笔，飞快地写下了一首诗。
著书不费居山事，沽酒恒消卖画钱；
贫况不堪门外见，依依槐柳绿遮天。
此诗明明白白地表示了她甘贫乐道的心愿，三位花花公子见了不由得暗暗叹服，只好接受了诗幅，灰溜溜的走了。
黄媛介篱字卖画的日子久了，名声渐渐在西湖边传开了，许多闺秀举行文会，都特意下帖邀她前往，她倒也欣然从命，着一身淡雅布衣，坐在花红柳绿中，反而别有一种风采。
当时女性举行文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多才多艺的名妓发起并参予的，一种是名门淑女、大家闺秀举办的。这两种文会各有自己的一班人员，因门第不同，往往是不互相掺合的。而黄媛介的身分与她们都不一样，所以两种文会都对她敞开大门，她也不分彼此，只图谈诗论文，酣畅尽兴。
西湖上的名妓之首，此时要算是柳如是，她已是钱谦益爱姬，在西湖畔筑“绛云楼”而居。“绛云楼”已成了柳如是会客宴宾的场所，文人雅士穿梭如流，黄媛介也是座上常客。柳如是见她生活贫困，便劝她不妨到一些名士文会上唱诗作陪，也好得些赏金贴补家用。黄媛介明白那种身份实际上相当干诗妓，虽然酬金较高，却以卖笑为生，实为她不耻，因而断然拒绝。她虽然常与名门贵族之士相交，但竭力坚持不出卖自己，宁肯卖字街头，过一种清贫自得的生活。对此，钱谦益曾私下里对柳如是说：“媛介虽穷，清诗丽画，点染秀山媚水之间，未尝不是一件乐事呀！”此话确实道出了黄媛介生活的真谛。柳如是将此话转告黄媛介后，媛介深为感慨，答道：“知我也，知我也！”当即赋诗一首，赠钱谦益以酬相知之意。诗云：
懒登高阁望青山，愧我年来学闭关；
淡墨遥传缥缈意，孤峰只在有无间。
黄媛介的人生岁月就在这种平淡悠远的氛围中流逝，既无大喜，也少大悲，陪伴着山水诗画，终了一生。
林下风典出东晋“咏絮才女”谢道韫。其敏捷才思与坚贞智勇在谢庭咏雪、步障解围、孙恩乱会稽、桓玄犯帝都建康等是非面前得到叙述与释放，时人极为赞誉，“故有林下之风。”冲破世俗性别束缚的谢道韫，具有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才华学识、傲世风骨、悠然神态与高雅气质，“林下风”既是后世学者对其清雅神韵的经典概括，也成为后人评论人品高洁、超凡脱俗的才女代名词。
有“林下风者”之誉的黄媛介，承前启后，不仅鲜明地体现着咏絮才女的林下风，而且随时推移，显现出创作“所纪述多流离悲戚之辞”与“衣食取资于翰墨”的鲜活新因素，意义重大，影响绵远。
颠沛流离于明清鼎革之际的黄媛介，面对改朝易代的复杂时局，殉节还屈从，虽然就在一念之间，却折射着人生品格的高下。同为前朝重臣，同置家业于江南，同样往来酬唱，祈彪佳投水自尽，王思任绝食身亡，吴伟业、钱牧斋则以出仕与遁迹的交错方式，求得了道德的安慰与生命的兼取。乙酉（1645年）五月之变，柳如是劝钱谦益“不能”就义，遂奋身跳入池塘中，欲独殉国难。罗振玉《负松老人外集》赞其果敢行为,“凛凛有丈夫风。”爱者故国，依者夫君，陈之遴以明朝进士北上新朝，任清廷弘文馆大学士，有“词是易安人道韫”盛誉的夫人徐灿，既忍受故国沦亡的悲痛，又增添妇随夫行的屈辱。这种灵肉分割的双重痛苦,使其心灵孤寂凄怆，创作出大量的“携血泪无挥处”佳篇名作。
历代女性囿于庭院之内，故其作多为闺闱之事，艺术风格相对单一。黄皆令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其文学创作在题材上有所突破，个性气质表现出独有的艺术特色，不凡才情赢得众多名士胜流的赞誉，纷纷为其集、其人挥笔，以序、跋、传的形式支持奖掖。钱谦益有《黄皆令新诗序略》、《士女黄皆令集序》，毛奇龄有《黄皆令越游草题词》，熊文举有《黄皆令越游草序》，施闰章为黄媛介作《黄氏皆令小传》，录其自叙：“天既俭我乾灵，不甘顽质，藉此班管，用写幽怀。倘付诸囊鼠与腐草，流电一瞬消沉，实为恨恨。”不以生计困窘为恨，而以创作不能流传世间为憾，这是林下风致的襟怀与气质。
黄媛介曾因夫家贫不能适时出嫁，历尽坎坷归与杨门，不得已卖书画自给糊口，在街头设摊或出入高门，引起微词，被时人讥为妇道失守。俞右吉指责黄媛介曰：“皆德为贵阳朱太守房老，深自韬晦，世徒盛传皆令之诗画，然皆令青绫布障，时时载笔朱门，微嫌近风尘之色，不若皆德之冰雪净聪明也。”黄氏家族两姐妹比较，黄媛介不如黄皆德，聚焦点是女子的人品，黄皆德的人生“深自韬晦”，黄皆令则是“近风尘之色”。微嫌所指，女人抛头露面去养家，有违传统礼教“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定位，有悖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女德。深为世俗流言所苦的黄媛介，当于西泠断桥鬻书画或与士大夫交游唱和之际，当杨世功持书画得钱易米食裹腹之时，其心理承受着闺秀道德与生活所挤迫的双重压力。最初坚拒改许他人而执意与贫不能养家的杨世功成婚，从一而终的传统道德在灵魂深处是根深蒂固的。虽然凭借其才华或粥书画，或设帐为师，女性在经济上能够独立，但传统文化敲打着敏感的神经，情绪纠结而心灵矛盾。
在鼎革板荡社会里处于两难的黄媛介，既为才情学识而自许，其诗曰：“或时卖歌诗，或时卖山水。犹自高其风，如昔鬻草履。”又不能不自叹，其心里正如施闰章《黄氏皆令小传》所载录的那样：“妾闻妇人之道，出必蔽面，言不出梱。得稍给粥，完稚弱婚嫁，吾守数椽没齿矣！”其经济独立是生计所逼迫，其行动虽是勇敢地走出闺阁，可思想与心理却始终未能冲破礼教与妇德的羁绊，兄长虽为其才华而骄傲，却因悖于闺阁而持有疑义，几乎断绝亲情来往。知己者酬唱来往，虽然充分肯定并赞美杰出的学识，却将其与才色双绝而非闺秀者并列。
吴梅村《题鸳湖闺咏》其一曰：“江夏只今标艺苑，无双才子扫眉娘。”商景兰的《送别诗》亦曰：“今朝把臂怜同调，始信当年女校书。”一位男性大家，一位女苑名流，皆以唐代著名歌妓薛涛为喻，可见时人黄媛介社会角色的定位。直面吃饭穿衣活下去的压力，这使缺乏社会主体角色的黄媛介心绪难平，言行举止尴尬孤独，《临江仙·秋日》词曰：
庭竹萧萧常对影，卷帘幽草初分。罗衣香褪懒重熏。有愁憎语燕，无事
数归云。秋雨欲来风未起，芭蕉深掩重门。海棠无语伴消魂。碧山生远梦，新水涨平村。
此词着力叙写着自己的孤独、郁闷、倦怠的情绪，“罗衣”懒熏，讨厌燕子的昵喃细语。无处放置的幽怨愁绪，只能独对竹影海棠，寂寞无告的心里充满了否定情绪。燕子的呢喃和美衬托自己的落寞悲苦，掩门把自己关在幽草所包围的空间里，可又忍不住眺望远处的碧山流云，梦想中寄托自己的情怀，远景之梦与近景之憎的态度，透露出心绪虽悲苦，但林下风致的达观人生态度是积极的。
黄媛介出身儒士之家，博通古今，谙悉历史，体现于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手法是喜用典故，咏史怀古，讽喻当今。《丙戌清明》引用“漆室忧”、“折柳”、“禁烟”、“白云亲舍”、“寸心”五个典故。用“漆室忧”与“人家依旧有红楼”对比，在深表对国家忧虑的同时，也对不顾社稷安危只顾自己享乐的骄奢者表示不满。而“折柳”和“禁烟”这两个古俗则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阐发江山易主的感叹。最后的“白云亲舍”和“寸心”两典则用于抒发对亲人、故乡的怀念之情。在与商景兰一家女诗友偕游寓山时，所作一诗曰：
佳园饶逸趣，远客一登台。薜老苍烟静，风高落木哀。
看山空翠滴，觅路乱云开。欲和金闺句，惭非兔苑才。
末两句中的“金闺”为闺阁美称，亦为金马门别称。汉武帝命善相马者在帝都铸大宛马铜像，立于鲁班门外，因更鲁班门名为金马门，后为官署的代称，亦指朝廷。商景兰是吏部尚书商祚之女，忠敏公祁彪佳之妻，所以“金闺”一词实为双关。“兔苑”亦作兔园，汉文帝之子刘武（梁孝王）的园圃，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刘武筑东苑，设乐招纳宾客，后称兔园、梁园。文学家枚乘作《梁王菟园赋》，兔作菟。此诗中“兔苑才”指像枚乘那样的才华，“金闺”含义双关，既谦和得体，又学识深厚，女性逸趣才华，绝不逊色于兔苑之才的男性。
黄媛介对景物观察细致，既抓住特征，也在描绘中富有层次感，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如风景画似的直观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野夕远见》前四句，描写黄昏郊野的景物，“满”、“高”、“远”、“近”，显示视角层次的变化；水分云合，晦明变化，使得文学描写具有灵性领悟的动感，既有一叶扁舟从水天相接处出现时给人的感觉，也有“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国风·王风》的亲切、宁静的氛围。将不易体察的生活细节精妙地写入作品中，使人倍觉温馨，也显得新颖别致。与吴梅村相唱和的第三首诗的前四句：“石移山去草堂虚，漫理琴尊葺故居；闲教痴儿频护竹，惊闻长者独回车。”将一幅山居宁静的生活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的读者眼前。
黄媛介善于将景物个性化，以显现独有人生感怀。为了渲染自己的思想感情，加强艺术效果，赋予抒情对象以感情，借以烘托自己的意绪，把无情之物写得十分有情。《临江仙·秋日》词曰：“海棠无语伴消魂。”海棠是花，如何能“无语伴消魂”呢？赋予抒情对象以生命，使其活了起来有人性，懂得诗人的孤独与郁闷，默默地陪伴。黄媛介常借物抒怀，以某个事物来比拟自己的高尚节操或非凡志趣。她的《题山水小幅》诗中，末句“孤峰”耸立的意象，就是黄媛介不同流俗的孤高品格的自我象征。这正如谢道韫《拟嵇中散咏松诗》所写：“遥望山上树，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下憩，瞻彼万仞条。”诗以松为喻，抒写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之志，“谢道韫以女性之身来写松，借以抒志，就有了更高的品格。” 王夫之《古诗评选》赞道：“入手落手转手总有秋月孤悬，春云忽起之势，不但古今闺秀不敢望其肩背，即中散当年犹有凝滞之色，方斯未逮也。”黄媛介的诗风品格望背于谢道韫，林下风韵令须眉敛容，大生敬意。
“林下风者”的黄媛介，为生活所迫而奔走社会中，跋涉山水间，在变历来女子创作多婉约纤弱之风，以职业女性的生涯与开阔的人生视野，一洗铅华，绝去闺阁之气，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突破了历代女子之作，为勃兴清代女性文学创作打开了局面，也为今天活跃于各行各业的女性树立了楷模。生活在鼎革之际倍受磨难诟责、生活没有来源、社会没有地位的女子，完全靠卖字画、当闺塾师、润笔唱和来维持家庭开支，养活丈夫、一双小儿女，还要接济奉养年迈的公婆，黄媛介能走过来，能以文学创作来抒写个人体味，今天的女性又有什么困难可以挡住自己前进的人生脚步？当代职业女性、知识女性的身上，折射着“林下风者”黄媛介的绵远影响。在社会没有完全进步到“男女平等”的今天，黄媛介张扬谢道韫的林下风致，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禁锢，开启着女性创作新视域，其气韵才质，对当代女性有着积极的丰润的启示意义。
黄媛介一生，创作颇丰一生创作颇丰，著有《南华馆古文诗集》、《越游草》、《湖上草》、《如石阁漫草》、《离隐词》，皆散佚。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载：“今从《然脂集》辑得25首（《越游草》15首，《湖上草》6首，《扶抡续集》1首，《诗源》1首，《诗媛十名家撰》2首），《撷芳集》9首，《彤奁续些（上）》20首，《梅村诗话》8首，《柳絮集》7首，《两浙輶轩录》2首，共71首，录成一卷。”迫于生计而奔走在外的黄媛介，“好吟咏，工书画，楷书仿黄庭坚，画似吴仲圭而简远过之。”迫于生存而抛头露面，女人养家，在艰难困顿“奔走”的过程中亲近大自然，佳卉秀木慰藉着惴惴之心，交往酬唱催发着金闺兔苑才的灵性，文学创作风格清丽，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以“林下风者”来推崇黄媛介。黄媛介以自己的人生品格与创作成就，释放着林下风的无限魅力。
妹妹：黄媛贞（字皆德），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黄洪宪的族女。嫁给贵阳知府朱茂时为妾。崇祯年间尚在世。无子。有《黄皆德诗草》。
配偶：杨兴公（寅恪案：即杨世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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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黄媛介
字号字皆令
所处时代中国（明朝）
民族族群汉
出生地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
出生时间明神宗万历末年（1620年），或明熹宗天启初期（1621年）
去世时间明帝崇祯八年（1635年）
人物生平
青梅竹马
黄媛介，字皆令，是江甫水乡嘉兴一户书香人家的宝贝小闺女。黄家世代诗书相传，虽非大户，也算得上中等殷实人家。小媛介天赋极高，读书写字，吟诗作画，都显得极有灵性，所以倍受父亲黄云生器重，悉心调教，十三、四岁时才名便盛传一方，这嘉兴一带的人都说：“黄家有女，冰雪聪明。”对爱女的婚姻，黄父也早有打算，在媛介十岁时，便与同窗好友的儿子杨世功订下了娃娃亲。黄、杨两家相距不远，大人经常来往，也不因“男女授受不亲”而约束小儿女的交往，所以少年的黄媛介与同岁的小未婚夫杨世功常在一起读书玩耍，彼此十分要好。
战乱
黄媛介生活在明末清初，这是一个改朝易代的国变时期，连年的战乱，流离失所，使知识分子和广大的老百姓一样深受“身阅鼎革”带来的侵害。尤其是对股栗于董狐之笔，他年青史的传统士大夫来说，流芳千古还是遗臭万年，也许就在何去何从的一念之间。与媛介交好的吴伟业（梅村）和钱谦益（牧斋）就面临这样的抉择：在顺天从命的通达之下，将道德信守屈从于生命意识来顺从新的统治力量是办不到的。那么，或则以殉节去实践道德信守，通过肉体的毁灭以获得灵的绝对超越；或则削发为僧，皈依佛门，过一种活着的“殉节”生活；或则遁迹山林，退守田园，求得道德与生命的形式的兼取。吴、钱都选择了最后一种，但这种选择本身就包含了退与进的两重性，仕而隐，隐而仕不过是一道门槛的差别。在新王朝建立初期需要巩固统治的特定环境下，特别是民族间的隔膜对立，个人的抗拒无疑将危及生命的存在，而作为前朝旧臣，吴、钱有着才高名大的地位，理所当然要成新政权注目的对象。自古忠孝难两全，为了保全家人，他们被迫出仕，最终逃不掉清廷的征辟而煎受着为“贰臣”的巨大痛苦。
与此同时，作为官眷的一批名媛们也踯躅于自心爱国，归于前朝而夫君却为“贰臣”的矛盾中，苦不堪言。比如钱牧斋的侧室河东君柳如是，比如曾被陈维崧《妇人集》评为“南宋以来，闺房之秀，一人而已”的徐灿。柳如是曾在乙酉五月之变后，劝夫婿就义赴死，然“宗伯（钱牧斋）谢不能” （《柳如是事辑》上编卷一）于是如是欲奋身于自家后园的池塘中独殉国难，却被丈夫拽住，而不得。后世因此称其为“凛凛有丈夫风” （罗振玉《负松老人外集》）。徐灿的丈夫陈之遴以明朝进士，出仕新朝弘文馆大学士，而徐灿身罹故国沦亡。爱者故国，所依者夫君，面临旧朝的半壁河山也不复存在的现实，国忘而丈夫竟仕！在忍受故国沦丧的同时，又增添了一份莫大的屈辱。这是有别于吴、钱等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形式的灵与肉的分割。这种双重的痛苦使得徐灿的心灵孤寂，无所依傍，而心生 “故国茫茫，扁舟何许”的感叹。
名士如许，名媛如许，在这个非常时期，文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都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他们饱受战乱的创伤与精神折磨的双重苦难，作为乱离中的一介弱女，媛介亦未能幸免。她“产自清门” ，儒士之家，乱世更显清贫，其姊媛贞迫于家境，远嫁贵阳，为当时贵阳太守朱茂时继妻。而媛介的未婚夫杨世功纳聘后，家中一贫如洗，无力娶亲，后世功又流落苏州，久客不归。期间，有名人豪客登门说亲，愿以千金聘娶媛介。而媛介不改初衷，一片痴心待得落魄浪子他乡归来，与其樆结。成婚后不久便遭鼎革之乱，“乃跋涉于吴越间，困于槜李，踬于云间，栖于寒山。” 好不容易安定下来，又被人强为女师，于是又“羁旅建康，转徙金沙，留涉云阳。” 途中舟抵天津，儿子溺水而亡，第二年女儿又不幸夭折，真可谓家破人亡！因此媛介所作多“流离悲戚之辞”，但去温柔敦厚，怨而不怒，足观其人格的纯真。无怪乎姜绍书在其《无声诗史》中成其“此闺阁而有林下之风也”。
摆摊为生
若按照正常的情况变迁，渐渐长大的黄媛介与杨世功很快就将组成一个美满幸福的小家庭。可就在黄媛介接近待嫁年龄时，战火在大江南北蔓延开来。由于朝廷昏聩，各地纷纷举起义旗，兴兵造反，北有高迎祥、李自成，南有张献忠，势力迅速发展，顿时天下大乱。大乱之下，区区读书人便显得无所用处，科举取仕之途断绝，疲于生计的人们不再有心思送子读书，以开馆授课为生的黄家，日子日渐紧迫。为了谋条活路，黄媛介的姐姐媛贞嫁给了贵阳太守朱茂时作偏房，哥哥鼎平则放弃了学业，转而做起了小买卖，黄家的生活勉强支撑下来。
而黄媛介的未婚夫婿杨家情况则更糟糕，连一日三餐都维持不了，哪有钱为儿子办婚事。黄媛介已到了婚嫁之龄，黄家开始催促杨家娶亲，杨家实在无力办一次勉勉强强的婚礼，杨世功惭愧难当，索性离开家乡，一是想外出找点挣钱的门路，二是权且躲开眼前的烦恼。
在这空档里，太仓才子张溥慕名前来黄家求亲，张溥的家境、人品都属上乘，黄父动了心，想将小女儿改配给他。黄媛介得信后却执意不肯，她无法忘记与杨世功共同度过的那些无忧无虑的日子，她的心己系在杨郎身上，于是心意坚决地对父亲说：“良驹不配双鞍，好女不事二姓！”黄父毕竟是读书人，觉得女儿的话确合礼数，也就不勉强她了。
杨世功在外地听到了家乡传来的消息，心中万分愧疚，媛介身为一弱女子都如此坚贞，自己堂堂男儿却躲避在外，实在对不起伊人，于是收拾行装返回了家乡。黄家得知杨世功已回家，便上门商议嫁娶之事：“既然世事如此，也就不必讲那么多排场，只要儿女两情相悦，其他便不重要了。”两家父母都想通了，婚事便办得极为简单，黄媛介高高兴兴地嫁到了杨家，虽然生活清苦，小夫妻相敬相爱，日子也过得怡然自乐，杨世功放下了读书人的面子，以贩卖畚箕聊以为生。
谁知战乱绵延不绝，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杨世功的畚箕生意也日渐冷落，最后终于做不下去了，全家人又失去了生活的来源。勤俭持家的黄媛介想到了自己擅长写字作画的特长，难道不可以凭此为生吗？她悄悄与丈夫商量，丈夫起先不愿意妻子在市上抛头露面鬻字卖画，可又实在找不到其他的生路，最后只好同意了黄媛介的想法。可嘉兴地方此时地贫人穷，有多少人能把闲钱丢在字画上，黄媛介只好与丈夫背起行囊，来到犹且繁华的西子湖畔谋生。
夫妻俩在西湖畔租了一个小阁楼安身，杨世功在家操持家务，准备纸墨，黄媛介背上家什，毅然走上街头摆开字画摊。
别看黄媛介的摊前总是热热闹闹，但真正掏钱卖字画的人并不多，况且这种街头买卖，报酬十分微薄，黄媛介一天天写写画画下来，收入仅够勉强维持夫妻俩的生活，和节省下来一些捎给嘉兴的公婆。日子虽苦，却日日守着风光明媚的西子湖，做着自己喜爱的舞文弄墨之事，黄媛介觉得也不算太环，虽是替别人写字作画，她却也能尽心尽意于其中，把它当作是一种练习和创作，书法画技竟不知不觉地在进一步走向纯熟。
智赶花花公子
端坐摊中的黄媛介，虽然布衣荆钗，不施脂粉，但那天生的丽质，清雅高洁的气质，仍然散发出诱人的魅力，也就不免惹得一些浪荡公子心里痒痒。一个春日的午后，摊前没有了看客，黄媛介欣赏着花团锦簇、水明波静的西湖，心中画意甚浓，便提了笔，自顾自地在宣纸上铺彩作画。这时，三个锦衣绣冠的花花公子，从附近酒楼里走了出来，略带醉意，摇摇晃晃地走近了黄媛介的摊子。黄媛介察觉了动静抬头看时，那三个人已嘻皮笑脸地围在了她面前。黄媛介不亏是见过世面的人，料想这三人心怀不轨，但毕竟是光天化日之下，量他们也不敢乱来，于是从从容容地问道：“三位客官，是否要些字画？”
那三个花花公子见黄媛介这般客气，心里顿了一下，也就不好意思太张狂了，其中一个上前道：“小娘子如此才貌双全，落得街头卖画，真是可惜呀！”这里话刚落，另一个又凑了上来，涎着脸说：“是呀，不如跟我们回府去写字画画，少爷们重重有赏。”说完，就上来要帮黄媛介收拾东西。
黄媛介淡淡一笑，挡住他们的手，正色道：“我凭本事吃饭，有何可惜？寄情于湖光山色之间，其乐无穷，何必重宅深院！”话说完后，见他们面露愠色，黄媛介又放缓了口气，客气他说道：“不如我在此送三位客官一副字吧！接着，铺纸提笔，飞快地写下了一首诗。
著书不费居山事，沽酒恒消卖画钱；
贫况不堪门外见，依依槐柳绿遮天。
此诗明明白白地表示了她甘贫乐道的心愿，三位花花公子见了不由得暗暗叹服，只好接受了诗幅，灰溜溜的走了。
重见故友
黄媛介篱字卖画的日子久了，名声渐渐在西湖边传开了，许多闺秀举行文会，都特意下帖邀她前往，她倒也欣然从命，着一身淡雅布衣，坐在花红柳绿中，反而别有一种风采。
当时女性举行文会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多才多艺的名妓发起并参予的，一种是名门淑女、大家闺秀举办的。这两种文会各有自己的一班人员，因门第不同，往往是不互相掺合的。而黄媛介的身分与她们都不一样，所以两种文会都对她敞开大门，她也不分彼此，只图谈诗论文，酣畅尽兴。
西湖上的名妓之首，此时要算是柳如是，她已是钱谦益爱姬，在西湖畔筑“绛云楼”而居。“绛云楼”已成了柳如是会客宴宾的场所，文人雅士穿梭如流，黄媛介也是座上常客。柳如是见她生活贫困，便劝她不妨到一些名士文会上唱诗作陪，也好得些赏金贴补家用。黄媛介明白那种身份实际上相当干诗妓，虽然酬金较高，却以卖笑为生，实为她不耻，因而断然拒绝。她虽然常与名门贵族之士相交，但竭力坚持不出卖自己，宁肯卖字街头，过一种清贫自得的生活。对此，钱谦益曾私下里对柳如是说：“媛介虽穷，清诗丽画，点染秀山媚水之间，未尝不是一件乐事呀！”此话确实道出了黄媛介生活的真谛。柳如是将此话转告黄媛介后，媛介深为感慨，答道：“知我也，知我也！”当即赋诗一首，赠钱谦益以酬相知之意。诗云：
懒登高阁望青山，愧我年来学闭关；
淡墨遥传缥缈意，孤峰只在有无间。
黄媛介的人生岁月就在这种平淡悠远的氛围中流逝，既无大喜，也少大悲，陪伴着山水诗画，终了一生。
人物评价
林下风典出东晋“咏絮才女”谢道韫。其敏捷才思与坚贞智勇在谢庭咏雪、步障解围、孙恩乱会稽、桓玄犯帝都建康等是非面前得到叙述与释放，时人极为赞誉，“故有林下之风。”冲破世俗性别束缚的谢道韫，具有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才华学识、傲世风骨、悠然神态与高雅气质，“林下风”既是后世学者对其清雅神韵的经典概括，也成为后人评论人品高洁、超凡脱俗的才女代名词。
有“林下风者”之誉的黄媛介，承前启后，不仅鲜明地体现着咏絮才女的林下风，而且随时推移，显现出创作“所纪述多流离悲戚之辞”与“衣食取资于翰墨”的鲜活新因素，意义重大，影响绵远。
颠沛流离于明清鼎革之际的黄媛介，面对改朝易代的复杂时局，殉节还屈从，虽然就在一念之间，却折射着人生品格的高下。同为前朝重臣，同置家业于江南，同样往来酬唱，祈彪佳投水自尽，王思任绝食身亡，吴伟业、钱牧斋则以出仕与遁迹的交错方式，求得了道德的安慰与生命的兼取。乙酉（1645年）五月之变，柳如是劝钱谦益“不能”就义，遂奋身跳入池塘中，欲独殉国难。罗振玉《负松老人外集》赞其果敢行为,“凛凛有丈夫风。”爱者故国，依者夫君，陈之遴以明朝进士北上新朝，任清廷弘文馆大学士，有“词是易安人道韫”盛誉的夫人徐灿，既忍受故国沦亡的悲痛，又增添妇随夫行的屈辱。这种灵肉分割的双重痛苦,使其心灵孤寂凄怆，创作出大量的“携血泪无挥处”佳篇名作。
历代女性囿于庭院之内，故其作多为闺闱之事，艺术风格相对单一。黄皆令特殊的人生经历，使其文学创作在题材上有所突破，个性气质表现出独有的艺术特色，不凡才情赢得众多名士胜流的赞誉，纷纷为其集、其人挥笔，以序、跋、传的形式支持奖掖。钱谦益有《黄皆令新诗序略》、《士女黄皆令集序》，毛奇龄有《黄皆令越游草题词》，熊文举有《黄皆令越游草序》，施闰章为黄媛介作《黄氏皆令小传》，录其自叙：“天既俭我乾灵，不甘顽质，藉此班管，用写幽怀。倘付诸囊鼠与腐草，流电一瞬消沉，实为恨恨。”不以生计困窘为恨，而以创作不能流传世间为憾，这是林下风致的襟怀与气质。
黄媛介曾因夫家贫不能适时出嫁，历尽坎坷归与杨门，不得已卖书画自给糊口，在街头设摊或出入高门，引起微词，被时人讥为妇道失守。俞右吉指责黄媛介曰：“皆德为贵阳朱太守房老，深自韬晦，世徒盛传皆令之诗画，然皆令青绫布障，时时载笔朱门，微嫌近风尘之色，不若皆德之冰雪净聪明也。”黄氏家族两姐妹比较，黄媛介不如黄皆德，聚焦点是女子的人品，黄皆德的人生“深自韬晦”，黄皆令则是“近风尘之色”。微嫌所指，女人抛头露面去养家，有违传统礼教“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角色定位，有悖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女德。深为世俗流言所苦的黄媛介，当于西泠断桥鬻书画或与士大夫交游唱和之际，当杨世功持书画得钱易米食裹腹之时，其心理承受着闺秀道德与生活所挤迫的双重压力。最初坚拒改许他人而执意与贫不能养家的杨世功成婚，从一而终的传统道德在灵魂深处是根深蒂固的。虽然凭借其才华或粥书画，或设帐为师，女性在经济上能够独立，但传统文化敲打着敏感的神经，情绪纠结而心灵矛盾。
在鼎革板荡社会里处于两难的黄媛介，既为才情学识而自许，其诗曰：“或时卖歌诗，或时卖山水。犹自高其风，如昔鬻草履。”又不能不自叹，其心里正如施闰章《黄氏皆令小传》所载录的那样：“妾闻妇人之道，出必蔽面，言不出梱。得稍给粥，完稚弱婚嫁，吾守数椽没齿矣！”其经济独立是生计所逼迫，其行动虽是勇敢地走出闺阁，可思想与心理却始终未能冲破礼教与妇德的羁绊，兄长虽为其才华而骄傲，却因悖于闺阁而持有疑义，几乎断绝亲情来往。知己者酬唱来往，虽然充分肯定并赞美杰出的学识，却将其与才色双绝而非闺秀者并列。
吴梅村《题鸳湖闺咏》其一曰：“江夏只今标艺苑，无双才子扫眉娘。”商景兰的《送别诗》亦曰：“今朝把臂怜同调，始信当年女校书。”一位男性大家，一位女苑名流，皆以唐代著名歌妓薛涛为喻，可见时人黄媛介社会角色的定位。直面吃饭穿衣活下去的压力，这使缺乏社会主体角色的黄媛介心绪难平，言行举止尴尬孤独，《临江仙·秋日》词曰：
庭竹萧萧常对影，卷帘幽草初分。罗衣香褪懒重熏。有愁憎语燕，无事
数归云。
秋雨欲来风未起，芭蕉深掩重门。海棠无语伴消魂。碧山生远梦，新水涨平村。
此词着力叙写着自己的孤独、郁闷、倦怠的情绪，“罗衣”懒熏，讨厌燕子的昵喃细语。无处放置的幽怨愁绪，只能独对竹影海棠，寂寞无告的心里充满了否定情绪。燕子的呢喃和美衬托自己的落寞悲苦，掩门把自己关在幽草所包围的空间里，可又忍不住眺望远处的碧山流云，梦想中寄托自己的情怀，远景之梦与近景之憎的态度，透露出心绪虽悲苦，但林下风致的达观人生态度是积极的。
黄媛介出身儒士之家，博通古今，谙悉历史，体现于文学创作上的表现手法是喜用典故，咏史怀古，讽喻当今。《丙戌清明》引用“漆室忧”、“折柳”、“禁烟”、“白云亲舍”、“寸心”五个典故。用“漆室忧”与“人家依旧有红楼”对比，在深表对国家忧虑的同时，也对不顾社稷安危只顾自己享乐的骄奢者表示不满。而“折柳”和“禁烟”这两个古俗则联系当时的时代背景阐发江山易主的感叹。最后的“白云亲舍”和“寸心”两典则用于抒发对亲人、故乡的怀念之情。在与商景兰一家女诗友偕游寓山时，所作一诗曰：
佳园饶逸趣，远客一登台。薜老苍烟静，风高落木哀。
看山空翠滴，觅路乱云开。欲和金闺句，惭非兔苑才。
末两句中的“金闺”为闺阁美称，亦为金马门别称。汉武帝命善相马者在帝都铸大宛马铜像，立于鲁班门外，因更鲁班门名为金马门，后为官署的代称，亦指朝廷。商景兰是吏部尚书商祚之女，忠敏公祁彪佳之妻，所以“金闺”一词实为双关。“兔苑”亦作兔园，汉文帝之子刘武（梁孝王）的园圃，故址在今河南商丘县东。刘武筑东苑，设乐招纳宾客，后称兔园、梁园。文学家枚乘作《梁王菟园赋》，兔作菟。此诗中“兔苑才”指像枚乘那样的才华，“金闺”含义双关，既谦和得体，又学识深厚，女性逸趣才华，绝不逊色于兔苑之才的男性。
黄媛介对景物观察细致，既抓住特征，也在描绘中富有层次感，从不同的角度深入如风景画似的直观地展现在人们面前。《野夕远见》前四句，描写黄昏郊野的景物，“满”、“高”、“远”、“近”，显示视角层次的变化；水分云合，晦明变化，使得文学描写具有灵性领悟的动感，既有一叶扁舟从水天相接处出现时给人的感觉，也有“日之夕矣，羊牛下来”《诗经·国风·王风》的亲切、宁静的氛围。将不易体察的生活细节精妙地写入作品中，使人倍觉温馨，也显得新颖别致。与吴梅村相唱和的第三首诗的前四句：“石移山去草堂虚，漫理琴尊葺故居；闲教痴儿频护竹，惊闻长者独回车。”将一幅山居宁静的生活画面，栩栩如生地展现在的读者眼前。
黄媛介善于将景物个性化，以显现独有人生感怀。为了渲染自己的思想感情，加强艺术效果，赋予抒情对象以感情，借以烘托自己的意绪，把无情之物写得十分有情。《临江仙·秋日》词曰：“海棠无语伴消魂。”海棠是花，如何能“无语伴消魂”呢？赋予抒情对象以生命，使其活了起来有人性，懂得诗人的孤独与郁闷，默默地陪伴。黄媛介常借物抒怀，以某个事物来比拟自己的高尚节操或非凡志趣。她的《题山水小幅》诗中，末句“孤峰”耸立的意象，就是黄媛介不同流俗的孤高品格的自我象征。这正如谢道韫《拟嵇中散咏松诗》所写：“遥望山上树，隆冬不能凋。愿想游下憩，瞻彼万仞条。”诗以松为喻，抒写不与世俗同流合污之志，“谢道韫以女性之身来写松，借以抒志，就有了更高的品格。” 王夫之《古诗评选》赞道：“入手落手转手总有秋月孤悬，春云忽起之势，不但古今闺秀不敢望其肩背，即中散当年犹有凝滞之色，方斯未逮也。”黄媛介的诗风品格望背于谢道韫，林下风韵令须眉敛容，大生敬意。
“林下风者”的黄媛介，为生活所迫而奔走社会中，跋涉山水间，在变历来女子创作多婉约纤弱之风，以职业女性的生涯与开阔的人生视野，一洗铅华，绝去闺阁之气，在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突破了历代女子之作，为勃兴清代女性文学创作打开了局面，也为今天活跃于各行各业的女性树立了楷模。生活在鼎革之际倍受磨难诟责、生活没有来源、社会没有地位的女子，完全靠卖字画、当闺塾师、润笔唱和来维持家庭开支，养活丈夫、一双小儿女，还要接济奉养年迈的公婆，黄媛介能走过来，能以文学创作来抒写个人体味，今天的女性又有什么困难可以挡住自己前进的人生脚步？当代职业女性、知识女性的身上，折射着“林下风者”黄媛介的绵远影响。在社会没有完全进步到“男女平等”的今天，黄媛介张扬谢道韫的林下风致，打破“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禁锢，开启着女性创作新视域，其气韵才质，对当代女性有着积极的丰润的启示意义。
个人作品
黄媛介一生，创作颇丰一生创作颇丰，著有《南华馆古文诗集》、《越游草》、《湖上草》、《如石阁漫草》、《离隐词》，皆散佚。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载：“今从《然脂集》辑得25首（《越游草》15首，《湖上草》6首，《扶抡续集》1首，《诗源》1首，《诗媛十名家撰》2首），《撷芳集》9首，《彤奁续些（上）》20首，《梅村诗话》8首，《柳絮集》7首，《两浙輶轩录》2首，共71首，录成一卷。”迫于生计而奔走在外的黄媛介，“好吟咏，工书画，楷书仿黄庭坚，画似吴仲圭而简远过之。”迫于生存而抛头露面，女人养家，在艰难困顿“奔走”的过程中亲近大自然，佳卉秀木慰藉着惴惴之心，交往酬唱催发着金闺兔苑才的灵性，文学创作风格清丽，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征略》以“林下风者”来推崇黄媛介。黄媛介以自己的人生品格与创作成就，释放着林下风的无限魅力。
家庭成员
妹妹：黄媛贞（字皆德），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黄洪宪的族女。嫁给贵阳知府朱茂时为妾。崇祯年间尚在世。无子。有《黄皆德诗草》。
配偶：杨兴公（寅恪案：即杨世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