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中权曾任川东游击军大队政委，中共绥定道委宣传部部长，红四方面军地方工作部部长、师政委。参加了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长征途中，曾任天全县委书记，后调任藏民独立师政委。到达延安后，1936年入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后任抗大二分校大队政委。

1942年到晋察冀军区冀东分区任政治部主任，在极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1944年成立冀热辽军区，任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野战军9纵政委、46军政委、第十二兵团军政委。参加了冀中五一反“扫荡”和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衡宝战役。

1949年，率46军在湘南剿匪。

1951年调任空3军政委，赴朝学习空军实际作战经验。回国后担任北京军区空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兼代政委。1962年毕业于高等军事学院基本系。

1978年，调任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不久改任第二政委。

1983年离休。

  成长经历  

童年的时间，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尽管如此，李中权仍然幸运地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且作为张爱萍将军的学生，得到了思想启蒙。

李中权的家庭是一个地道的红色家庭。一家九口人，仅有的一点土地，只够维持全家四分之一的吃用，自己童年的时间，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就这样，将军最小的妹妹还是在饥病交迫中夭折了。

1928年，李中权如愿进入达县第五高小读书。深知父母为此担负了难言重负的李中权，学习极为刻苦。两年后，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达县中学。

在学校里，李中权不仅学到了文化，也接触了最新的思想。高小时，张爱萍将军曾是他的老师，李中权看了列宁的《论两个策略》和《唯物史观》，进行最早的思想启蒙。

1931年，李中权被调到蒲家场任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开始了自己的红军生涯。全家9人追随了红军，4人牺牲在长征路上。

1933年，李中权率部队打回家乡。率300多人的队伍到家乡时，还能看得到悬赏通缉告示。在打土豪、分田地，成立苏维埃政权中，自己的家人热情参加，大哥李中泮被选为乡苏维埃主席，五妹李中珍被选为妇女主席。红军撤离时，大哥带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二哥李中池和四弟李中柏为红军筹粮，五妹带领妇女队为红军抢救伤员，父母也抛弃了家中的一切，带着年幼的弟妹投奔了红军。这样，自己的全家都把命运和革命连在了一起。后来，李中权率队伍在征程中遇到了久别的母亲。不久，李中权又听到了已当了赤卫团政委的大哥李中泮在“肃反”中被无辜杀害的消息。

由于张国焘在长征路上制造分裂，已经过了草地的四方面军走了个回头路，再度南下。一路上，第一次过草地中牺牲烈士的遗体还依稀可见。但是，三过雪山草地的四方面军官兵，却为这一决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1936年3月，就在红四方面军准备再度进入草地前，李中权再次见到了自己的母亲。第二天部队就要行动，这第三次过草地，面临的困难自然更为严重。在这样的境地中，自己能为母亲解决什么问题呢？又能拿什么来安慰老人家呢？更令他悲痛的是，二哥李中池战斗中牺牲了，五妹李中珍在过草地时饿死了，她的丈夫石映昌也牺牲了。

那天晚上，母子谈得很晚。母亲再三叮嘱全力搞好工作，不可为她分心。可是，母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在长征中，得了严重的寒腿病，饥饿、病痛和恶劣的环境随时都可能夺取她的生命。“母亲也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她说，‘自己惟一的心愿就是把年幼的弟妹拉扯大，把他们交给红军。’”很清楚局势的李中权告诉母亲，“红军要继续长征，前面是雪山草地，后面是国民党的追兵，留下，国民党的军队一到，红军家属是一个也不会留下的。惟一的办法是跟着红军继续前进。”李中权说，“其后，还见了母亲一面。她老人家已经病得很重了，正在两个弟弟的搀扶下吃力地走着。我立即下马扶住了母亲。既没有药，也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母亲。”看着被疾病折磨着的母亲，李中权为难之极。看着李中权万分为难的样子，机灵的通信员迟疑了一会儿说：“要不，我留下来照顾伯母吧！”

1936年9月，李中权走出草地来到甘南，一天，突然一位背着小马枪的红军战士，喊着三哥向我跑来。原来是四弟中柏。他一边哭，一边把母亲逝世的情况告诉我。“凭着惊人的毅力和马的帮助，母亲和弟妹们都翻过了大雪山。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她身上长了一个大脓包，终日剧烈地疼痛。弟弟用母亲头发的钗子把脓包挑破，流了很多脓。但是她终于

不行了……弥留之际，她一遍又一遍地问：‘红军走到哪里了？’久久不愿咽气。直到弟妹们再三表示一定要找到三哥，参加红军，她才闭上了双眼。”

1937年春天，李中权兄妹四人在延安会合。

张国焘分裂红军，打着“打下成都吃大米”的口号南下后，于1935年11月先后解放了宝兴、天全、芦山等县，兵锋直指名山、邛崃，威胁成都。四川军阀急调80多个主力团，与只有15个团的红军在百丈关展开了激战。这是四方面军南下以来最激烈的战斗，战斗持续了七天七夜，虽然毙敌1万5千余人，红军也伤亡上万人。未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红军只好撤出百丈关一带，转移到名山西北附近的莲花山一线扼险防守。

当时，天全县有60多万人口，物产比较丰富，是前方作战部队的供应基地。

撤离天全县后，李中权随部队北上，在丹巴时被任命为大金川独立二师任政委。受红军的影响，藏族头人马骏在1936年春拉起一支武装队伍，被授予大金川红军独立第二师的番号。全师有2000余人，多数是藏族同胞，骑兵占一半。为了巩固这支力量，红军抽出一百多名干部到该师的各级任职。第一次见到师长马骏，是在一个叫八旺镇的地方。马骏的父亲是当地的藏族头人，又是当地官员，在当地威望很高，在为红军筹粮中出了大力。

欢迎的酒宴后，马骏叫来几个藏族骑手，做骑马表演。“藏民强壮剽悍，能骑善射，作战非常勇敢。”李中权说，“表演中，有的骑手带两匹马，坐骑不用鞍子，可以从一匹马上跳到另一匹马上，枪打得也很准。”马骏亲自教李中权穿藏袍，学习藏族礼仪。“他告诉我，如果藏族姑娘骑马在前面，可不能与姑娘赛起马来，否则就是求爱了。”说到与马骏在一起的趣事，将军笑了起来。将军回忆说，那会儿，

当地各种武装力量混杂，随时都会发生战斗。一天早晨5点，师部突然被敌人围住了。其中有国民党刘文辉的部队，有土匪武装，还有被强迫来的人，总有5000多人。师部机关加上警卫连，只有300来人。打电话叫二连来援，电话那面也是枪声。好在寨子两边石墙高垒。李中权命警卫连用机枪扫射，坚守要道。同时，用藏语展开宣传，劝说群众离开。

从早上5点一直打到下午6点。李中权担心敌人夜间会调正规部队的炮来，准备天黑以后突围。结果，天还没黑，敌人开始撤了。李中权立即指挥部队冲了出去，赶到二团团部，在包围二团的敌人后面吹起冲锋号，敌人仓皇逃窜。4月中旬，独二师奉命在大渡河右侧剿匪。马骏与李中权并肩作战，打了好几个漂亮仗。但是，由于总是在一线指挥，李中权在一次搜山剿匪中被暗处的土匪击中左大腿，子弹从骨头边擦过，无法行走，被送到后方医院冶疗。在医院时，马骏还专门来看望过将军，但是，他们的深厚友谊，被张国焘的一条毒计割断了——四方面军与二方面军会师后，决定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担心独立师的马骏可能不愿随着走，密电要他们“将其设法秘密处决”。

李中权向部队领导反映了马骏的情况，说他没有任何不好表现。但是由于这是张国焘的决定，再请示也无济于事。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李中权回到独立师，叫马骏同他一起到丹巴的红九十一师师部开会。马骏就这样被害了。而他的父亲仍相信儿子是开会去了，还在忠实地

为红军筹粮。

此后几十年中，将军一直为此事深感不安。1986年，长征胜利50周年之际，他向中央纪委写信，说明应当为马骏平反。同时，又给四川省委、丹巴县委写信，说明历史真相，请他们为马骏平反，落实政策。他还写了《征途一曲悲愤歌》，回忆了这段罕为人知的历史。马骏终于恢复了烈士的名誉。为此，马骏的儿子饶布次里和女儿仁青志玛专门找到将军，向他献了哈达。

  个人荣誉  

1955年被授予空军 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三遇母亲  

  5位亲人  

碑牌河场，在距离四川省达县东北方不远的地方，那里是我的家乡。

1915年12月24日，我出生在碑牌河场曾家湾村一户穷苦农民的家庭里。家里祖祖辈辈都在务农，父母生养我们五个兄弟、三个妹妹，家里有田不够吃，靠租地过活。童年的时间，几乎都是在饥饿中度过的。当时军阀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家庭生活十分清苦。父亲和哥哥不得不背粮食翻越大山，到一百二十里外的县城换盐，赚钱糊口。尽管如此，我仍然幸运地得到了上学的机会，并且作为张爱萍将军的学生，得到了思想启蒙。

30年代初，家乡人民在军阀横征暴敛下痛苦挣扎几无生路，这时平地惊雷，徐向前同志率领红四方面军入川，在地方党组织和川东红军游击队的有力配合下，一举创建了川陕苏区！红旗一展，八方呼应，劳苦大众拿起刀枪，参加革命。

在革命形势感召下，我们一家九口全部投奔红军。大哥李中泮带领赤卫队配合红军作战，二哥李中池拖着病体和四弟李中柏为红军筹粮带路，五妹李中珍带领妇女队抢救伤员。

1933年10月，我担任了蒲家场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回到了家乡碑牌河，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地方政权，迅猛发展红军队伍，配合主力红军进军。也就在这年年底，以刘湘为首的四川军阀开始了疯狂的反扑，残酷杀害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我家是当地有名的红色堡垒户，红军走后反动派对这样的革命家庭首先“血洗”。因此，在红军主力撤离时，父母毅然带着孩子们，全家参加了红军。

红军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为红军带路、送信、筹粮、做饭、洗衣、照顾伤病员。不久，父亲重重地病倒了，与英勇献身在那里的红军战士一样，就地和衣掩埋在两河口青山之畔。我的大哥李中泮，那时已任红军赤卫团政委，在红军长征前的革命斗争中光荣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母亲、弟弟和妹妹，也相继牺牲在了长征途中。

  回忆  

1936年7月7日，我的母亲倒在了长征的路上。临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她叮嘱说：“跟着红军走！”

开始长征那年，母亲已经是53岁了，从小裹脚，只有几寸长。就这样，她挪动着小脚拽着弟弟妹妹，夹在奔波的红军家属和部分根据地群众中，从川东走到川西，两条腿肿胀的像个紫萝卜，用手一摁一个抗，左小腹还长了一个毒疮。即便如此，她仍旧过四江（嘉陵江、涪江、渠江和岷江）、翻雪山，在一年零三个月里，一步步走过了近两万里。

在长征路上，我三次遇见母亲，脑海里还时常浮现出母亲的音容。第一次遇见母亲是1934年4月，那次她在路上一见我便喊：“儿啊！你到哪里去了。”我与母亲谈了许久，尽管母子二人都已知道父亲去世的消息，却都相互隐瞒着。最后她还是告诉了我，这时母子二人才都放声痛哭。

第二次遇到母亲，是1936年3月的一天，地点是西康省宝兴城。那时，由于张国焘阴谋另立中央、分裂党，胡乱下令红四方面军忽北上，忽南下，竟导致红四方面军三过雪山草地。此时，我正准备第二次进入草地。那天黄昏，我在一幢二层小木楼上，通过小窗户观察外面的地形。突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正拄着拐棍，一瘸一拐地艰难走来，后面还跟着三个孩子。这一夜，母子谈了很多，谈得很晚。母亲深明大义，相信自己的路走对了，再三叮嘱我要全力搞好工作，不可为她们分心。面对这样坚强的母亲，原先搜肠刮肚想好的几句宽慰话，早已被泪水所淹没。在这样的境地中，自己能为母亲解决什么问题呢？她还不知道，二哥李中池在战斗中牺牲了，中珍妹在过草地时饿死了，她的丈夫也牺牲了。

最后一次见母亲是1936年6月，在西康省丹巴县东边耳时。那时已担任红四方面军大金川独立二师政委的我，正在行军路上。此次见面，母亲长时间一言不发，也不再问我什么。我与她都心照不宣，时下的条件，很难为她解决任何问题，此次一别恐难再见。

  党当爹娘  

看我万分为难，通信员迟疑了一会儿说：“要不，我留下来照顾伯母吧！”“不行

，北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看我有些心动，母亲开口说话了：“我能走，两年都走过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望着她憔悴多病的身体与幼小的弟弟妹妹，联想到今后她们将面对的严峻征程和可怕处境，我内心难过得犹如刀割。我不忍心留下重病缠身的母亲和年少的弟妹不管，但红军独立师更不能缺少政委。

队伍越走越远，快走完了。我留下了自己的战马和部分干粮，策马扬鞭含泪而去，不忍回头再看。再过几天，就要翻越终年大雪覆盖的雪山了，母亲和弟妹将怎样面对呢……

噩耗还是传来了。原来凭着惊人的毅力和战马的帮助，母亲和弟妹们翻过了雪山。可是到了西康草地炉霍，母亲再也走不动了。她拔下头上的簪子扎破了腹部的毒疮，黑黄的脓水直往外冒。

1936年7月7日，母亲不行了。

让人欣慰的是，我们四兄妹终于完成了长征，胜利到达了陕北，于1937年春节相聚在延安宝塔山下。有一张我们四兄妹在延安的合影，那一年，我22岁最大，行三，大哥、二哥已经牺牲，还有十八岁的四弟李中柏，十五岁的五弟李中衡，年仅九岁已经是小红军的幺妹李中秋。

从此，我们把党当作了爹娘。永远跟着党走。

  人物故事  

  报恩  

2011年6月1日，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李中权致信空军党委，表达自己埋藏心底多年的一个愿望，向党的生日献上自己的一份贺礼——20万元特殊党费。

李中权在信中说：“我知道自己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最后阶段，作为个人我已经做好了应有的准备。但对党的深情，并没有因为年龄的增长有所改变，而是更深更厚更让我梦寐萦怀了。我觉得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我的生活组织上也照顾得很好。从内心深处讲，我把组织上和同志们对我的关心爱护，都记在了党的身上。我现在还剩下20万元存款，我把这点钱委托空军党委代我作为党费交给我亲爱的党，权当我献给党的生日的一点心意。我永远热爱党，党就是我的母亲。”

空军机关为了实现老红军的这一心愿，决定举行一个简朴而隆重的交纳特殊党费的仪式。考虑到李老年事已高、行动不便，仪式就安排在李老家的客厅举行。

2011年6月3日，北京艳阳高照，李老的精神格外好，他特地穿上了最中意的一件深灰色中山装，为客人准备的水果和鲜花摆在茶几上。

下午3时许，空军副政委王伟一行来到李老家中，向李老致以亲切的慰问和崇高的敬意。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李老站起身来，双手捧起装满20万元特殊党费的红色盒子，亲手交到王伟手中，现场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回首自己走过的革命道路，李中权动情地说，“许多同志战友没看到革命的胜利就牺牲了，跟他们比，我为党做点事情算不了什么。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的今天，我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只要我一息尚存，我的心永远向着党。”

  追忆  

李中权家的客厅里，挂着中央军委原副主席迟浩田赠送的条幅“满门革命赤子，辉煌永留青史”和一幅李中权母亲的画像。老将军说：“我们一家9人全部参加长征，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仅幸存4人。每次回忆起长征来，尤其是想起母亲，心里总是很难受。”

李中权出生在四川达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为了不受人欺负，父母从孩子中选中李中权，四处借钱支持他去读书。1930年，他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入达县中学。

在学校里，李中权不仅学习了文化知识，也接触了新思想。“读高小时，张爱萍将军曾是我的老师，是他给我看了列宁的《论两个策略》和《唯物史观》等，对我进行最早的思想启蒙。”

此后，李中权加入了共青团、“反帝拥苏大同盟”，组织学生运动……后被调到蒲家场任达县红军游击队一大队政委，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1933年，李中权率领300多人的部队打回家乡时，全家9口人投奔红军，后来全部参加长征，5人献出了宝贵生命。受“左倾”路线迫害，大哥李忠泮被无辜杀害；二哥李忠池在战斗中牺牲；父亲李惠荣为了掩护红军通讯员，身负重伤壮烈牺牲；母亲王理诗、妹妹李中珍在长征途中牺牲在草地上。

与母亲的最后一面，是李中权心中永远的痛。1936年5月，红四方面军准备再度进入草地前，李中权见到了母亲。那时，50多岁的母亲得了严重的腿病，在两个孩子的搀扶下吃力地赶路。“北上的红军一个也不能少。”李中权的警卫员想要留下来照顾老人，被母亲断然拒绝了，“我能走，雪山都走过来了，还愁走不到陕北？”李中权只好解下自己的粮袋，牵过自己的战马，把缰绳交给弟弟，含泪挥别母亲。几个月后他才知道，母亲没能走出草地……

  信念  

在党的关怀培养下，李中权从一名红军战士、抗日勇士、抗美援朝英雄，一步步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他说：“只有经过寒冬的人才能理解春天的温暖。”

李中权最小的儿子李洋记得，小时候父亲常常召集家人一起开“忆苦思甜会”。李中权给儿女们讲述自己父母当年的困苦生活，他认为“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李洋说，每次开会都必须吃“忆苦思甜饭”——一种根本无法下咽的菜团子。“父亲最痛恨浪费的举动，吃饭不能有一颗米粒掉在桌上。即使他年纪大了，有时候在外面吃饭别人给他多盛，他又不好拒绝，为了不浪费，他都要硬着头皮吃完。”

儿女长大工作后，李中权常常告诫孩子们，“说老实话、办老实事、作老实人。”李洋参军后，父亲写信说，要在基层连队好好锻炼，为国防建设作出贡献。退伍后，李洋为了弘扬红军精神，创办了文化传媒公司，传播红色文化。2007年6月，李中权和妻子詹真辉送给每个孩子一幅题词：“牢记八荣八耻，真正作个合格的红色后代。”

耄耋之年，老有所为。李中权离休后，坚持学习，撰写和发表了不少文章，并出版了《李中权征程记》和《李中权征程轶事文集》等作品。他经常到工厂企业、基层连队和大中小学等去宣讲红军精神，激励年轻一代奋发图强。“只要有一份力，我都要为党的事业作贡献。”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灾情牵动着李中权的心。李老时刻惦念着灾区人民，关注着灾区抢险和重建，深情著文《沧海横流显英雄》。“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灾祸和兵燹。每当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率先舍命相拼的是中国共产党；每当人民群众受灾受难命悬一线的紧迫时刻，振臂高呼‘跟我来’的还是中国共产党。”

虽居北京，李中权却一直关心故乡达县，先后为老区的中小学、道路建设等捐款总计16万元。2008年9月，达县碑庙初级中学50周年校庆之际，李中权为学校题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他还特意为达县碑庙初级中学的同学们题词“少年出英雄！”，勉励故乡学子刻苦学习、报效祖国。

2011年6月23日，北京市东城区金台小学党团员教师携手少先队员代表，来到李中权家中，开展“忆峥嵘岁月、面塑传真情，喜迎建党90周年”活动。师生将慰问信和自己制作的长征情景面塑送给李爷爷，李中权笑得特别开心，他勉励孩子们，在党的领导下，全面发展，长大报效祖国，“太阳最终还是你们的。”

  建纪念馆  

1985年4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厅字【1985】139号）《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同意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

1986年4月8日，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的通知》

（组任字【1986】36号）,任命曾任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政委的李中权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领导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建设工作。曾克林同志先后参加了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召开的全部四次会议，参与审定了建筑设计方案、陈列大纲细目、陈列艺术设计方案和《攻克锦州》全景画创作样稿，协助解决了资金不足等建馆工作中的各种重大难题，为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的顺利落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6年7月10日，李中权同志参加了在辽沈战役烈士陵园举行的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建设奠基典礼。

1988年10月31日，上午9时28分，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落成典礼隆重举行。李中权同志出席了典礼仪式。

  赋诗一首  

  赞伟大的党九十华诞  
  李中权 二○一一年六月    
 敬爱的党！  
 亲爱的母亲！  
 将迎来您九十华诞，  
 您的八千多万儿女，  
 向您深深祝福，  
 亲切敬礼！  
 在这美好的日子里，  
 我们缅怀先烈，  
 我们追忆往昔，  
 我们面向未来，  
 我们只争朝夕。  
 是敬爱的领袖毛主席  
 领导我们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  
 毛泽东思想，  
 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红旗！  
 是邓小平理论指引中国，  
 走向共同富裕；  
 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我们，  
 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勤奋努力！  
 是科学发展观，  
 引导我们可持续发展，建设和谐社会！  
 我们是人民子弟兵——永远忠诚于党，  
 热爱人民，报效祖国，献身使命，崇尚荣誉。  
 在党九十华诞的时候，  
 我们庆祝，  
 我们狂欢，  
 我们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歌唱，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豪情百倍，  
 不怕困难，迎接挑战，  
 为了光辉灿烂的明天，  
 我们微笑着劳作，挥汗如雨。

  因病逝世  

开国少将、南京军区空军原第二政治委员李中权同志（副大军区职待遇），因病医治无效，于2014年8月4日6时10分在北京病逝，享年100岁。李中权的遗体告别仪式于8月11日上午9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一号告别厅举行。

生前，他曾一次性将20万元党费交于组织，并再三嘱托关心家乡红军小学建设。

  社会活动  

201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年之际，李中权一次捐出了20万元特殊党费。“5·12”汶川地震后，李中权捐款20万元援助灾区建设。“4·20”芦山地震后，李中权再次拿出10万元积蓄，对口捐助受灾地区天全县，捐款最终作为教育基金，用于灾区教育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