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梅光迪（1890年01月02日——1945年12月27日），字迪生、觐庄，安徽宣城（今南陵县奚滩镇西梅村）人。1911年赴美留学，先在美国西北大学，后到哈佛大学专攻文学。1920年回国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1年任国立东南大学（49年改为南京大学 ）洋文系主任。创办《学衡》杂志。1924年去美国讲学。1927年回国后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后又去美国哈佛大学工作。1936年任浙江大学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1939年文理学院分开，任文学院院长。1945年在贵阳去世。

  生平  

梅光迪（西元一八九○~一九四五年），字迪生，一字觐庄，1890年农历一月初二诞生于今芜湖南陵县奚滩乡西梅村（原属宣城县）一个清末秀才家里。梅氏在宣城是望族，宋代文学家梅圣俞，清初数学家梅文鼎等都是梅先生的远祖，学术相传，是梅氏的家风。先生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一月二日，十二岁应童子试，十八岁肄业安徽高等学堂，宣统三年（一九一一）考取第三届庚子赔款留美生考试。同年赴美入威斯康辛大学，民国二年夏，自威大转入芝加哥的西北大学 。四年夏，转往 哈佛大学 深造，专攻文学。时白璧德（Irving Babbitt）以新 人文主义 倡于哈佛，于东方学说，独近孔子。先生受业门下，最有深契。

1909年，梅光迪、胡适二人经过胡适族人胡绍庭介绍认识。在留学期间，一直有书信往来。双方对于复兴古学、孔教、文学革命都有相当的探讨。(见《梅光笛致胡适信》等)。

先生于民国九年夏自美归国，应刘伯明邀，到南京高等师范任教。国立东南大学成立后被任为西洋文学系主任。翌年一月与刘伯明等创办《学衡》杂志，以“阐扬旧学、灌输新知”为职志。撰文介绍欧西古代重要学术文艺，以及近世学者论学之作，期国人于西方文化有更真切深透之了解，而融新变故，能寻得更适当的途径。

民国十三年到美国哈佛大学任教，十六年归国，任中央大学代理文学院院长。未几，再往哈佛大学担任汉文副教授，与于二十五年夏自美回国，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聘，任文理学院副院长兼外国文学系主任。二十七年当选为国民参政员。二十八年浙大文理学院分为文学院与理学院，被任为文学院院长。先生注重通才教育。提倡人文修养，使学生能闳中肆外，笃实而有光辉。

民国三十三年冬，始患心脏病 ，病发则气逆呕吐。次年春赴重庆休养，稍见康复，六月返遵义。九月病复剧，旋赴贵阳就医，卒以沈疴不治，于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病殁，享年五十有六。安葬于贵阳圣公会墓地。现具体地址为：贵阳市黔灵公园关刀岩。

先生学问渊博，为我国对中西文化思想很有研究的一位学者，但不轻意动笔，不急求出版，所以一生著作不多。其中文著述大多收入《梅光迪文录》，英文著作收入家信集，以为附录；另有《文学演讲集》（海豚出版社，2011）。梅夫人李今英女士，治英国文学。

  历史贡献  

当前学界提到学衡派，更多的是吴宓。对于学衡派的另一个领袖人物梅光迪，即使专门研究者，也知之不多。其实，梅光迪是学衡派真正的创始人。梅光迪最早信奉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也最早对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提出了异议。为了反对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他在中国留美学生中“‘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在他的鼓动下，吴宓投入白璧德门下。

但跟民国同时代学人相比，梅光迪“述而不作”，惜墨如金，著述很少。同时散见于各报章杂志，搜求不易，遂使其人其文长期湮灭不闻。虽然也有人整理出版《梅光迪文录》，但收录的文章十分有限。当笔者读完由梅铁山、梅杰二位梅氏后人为其家族先贤梅光迪编成的《梅光迪文存》时，感到由衷的宽慰和欣喜。毫无疑问，这是目前为止，收录梅光迪著述最全的一本文集。细读之后，发现当中有不少罕见的而有极高价值的文献，为梅光迪研究、学衡派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增加了很有份量的新材料。

首先，《梅光迪文存》的面世，能够进一步促进对于梅光迪的文化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和生平事迹的研究。关于梅光迪思想的研究，当前研究主要依据的是梅光迪发表于《学衡》杂志的几篇文章，这几篇文章均为文化批评，虽也涉及文学方面，但着墨不多。其实，梅光迪一生所学所教，均为文学。但他这方面的文字发表极少，以致世人了解无多，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而本书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一遗憾。正如本书执行主编梅杰在《编后记》中所言，2008年，新疆傅宏星先生搜得“一厚册梅光迪先生的油印讲义，由三篇讲义组成”，慨然相赠于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本书遂有缘收录。文学是梅光迪终身孜孜不倦所学、所教、所研之志业，这几册讲义之面世，能够使得我们对于他的文学思想有着更为深入的了解。

此外，从《梅光迪文存》中，处处可见梅光迪对大学教育，尤其是大学文科教育的思考。比如在悼念刘伯明的文章《九年后之回忆》中讲道：“吾国大学，貌为取法美国分科之制，如文理法医农工商是。实则美国大学，多文理同科，而为学校全部之中心。历史悠久学术发扬之校，如哈佛耶鲁尤然。文理科一面注重基本学程，全校学生，无论后习何科，皆须先受文理科之训练。一面注重人文及纯粹科学，所谓为学问而学问，不求急切实用。盖与法医农工商各科，在造成专门职业人才者，其精神大有区别也。在欧洲则农工商诸科多归专门学校，而不直隶于大学本部，以其太近于实用也。吾国取法外制，然往往将其根本意义失去。”梅光迪这段话，到今天仍然振聋发聩。

其次，本书展现了民国时期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种种景象。学衡派本身就是一个学人团体。关于学衡派的发起、成长、终结以及学衡派诸成员之间的关系，主要是通过《吴宓日记》及《吴宓自编年谱》等材料来了解和研究。而这本文存，则可以进一步丰富我们对学衡派研究的资料。关于梅光迪和学衡派的关系，各种资料明白无误地显示梅光迪是学衡派最早的发起人。但是从1923年初起，也就是《学衡》杂志创刊一年多，梅光迪就再也没有给《学衡》写过文章。这主要是由于梅光迪和吴宓在理念上的分歧造成的。梅光迪也曾对他人表示：《学衡》杂志办得不好，与他本人再无关系。对此，《吴宓日记》与《吴宓自编年谱》当中多有抱怨。似至这一时期，梅光迪与学衡派已经不再有任何关系。对于这一桩公案的来龙去脉，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在阅读《梅光迪文存》之后，就会发现梅光迪与学衡派之间，无论从思想上、情感上还是个人交谊上，从来没有中断过联系。1932年，在学衡派最为重要的组织者刘伯明去世九周年之际，梅光迪撰文沉痛悼念，表达了其与刘伯明之间，其实也是同学衡同仁之间深沉的感情。而《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约写于1930年）一文，则高度评价了吴宓的工作：“《学衡》，一本创办于1922年的中文月刊。其主编是清华大学的教授吴宓先生。他是中国人文主义运动最热忱而忠诚的捍卫者。”1940年，梅光迪路过昆明时，还专程拜访了吴宓和另外两个学衡派的重要成员汤用彤、陈寅恪。可见，他们的私人情谊从来没有破裂过。梅光迪与其他学衡派成员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郭斌龢是梅光迪在中央大学与浙江大学的同事，从梅光迪的日记和书信来看，他们之间不仅是同事，更是日常生活当中极为密切的朋友。1938年，梅光迪和学衡派的老朋友柳诒徵来浙江大学任教。梅对柳的评价极高，认为柳诒徵与马一浮“他们两个的组合或可周知有关中学和中国文化的知识，目前在中国还没有第三个人可以和他们相比。”

《梅光迪文存》还为我们解读     马一浮    任教浙江大学一事提供了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细节。马一浮在当时已经在学界负有盛名，但他拒绝任教于任何新式大学，包括蔡元培与蒋介石的邀请，也予以拒绝。但抗战初期，他一改此前的作风，就教于浙江大学。个中原因，历来说法不一。梅光迪作为礼聘马一浮的当事人，他在书信当中披露的一些细节，或许有助于我们了解事情的真相。马一浮来浙江大学，并不是因为高薪吸引，实际上马一浮薪水并不高，“每个月300块钱”。最关键在于“我们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他不会像其他教授那样讲课，而是一周两到三次公开对全校师生开讲座。另外，他还单独给一些资质很高的学生做单独指导，这些学生一周去他的住处一到两次”。梅光迪还专门制定了马一浮开讲座时学生必须遵守的礼节：“1.在马先生进入教室的时候，他们必须起立，直到他坐下为止。2.他们不能制造任何噪音，如谈话或咳嗽；任何违规者将会被立即赶出教室。3.在讲座最后，当演讲者站起来要走的时候，他们都要直立，并且站在原地直到他走为止。”参考其他资料我们可以看出，马一浮拒绝前往新式大学任教，是认为他一直认为这种方式有失师道尊严，“古闻来学，未闻往教”，而浙江大学“以古代对待大师的标准对待他”，实际上在马一浮身上，恢复了古代书院的师生关系与授课制度，深刻地体现了老师的尊严，这深合马一浮的书院理想，这才前往就教。在书信中，梅光迪对马一浮的评价高得无以复加，可以想见，马一浮能去浙大任教，与梅光迪的举荐与奔忙是分不开的。

梅光迪在日记和书信中，还多处提到教师的薪金与各地的物价，这些都是难得的教育史、社会史资料。（《《梅光迪文存》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