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事略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同年参加鄂南暴动，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随毛泽东进入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一团特务连党代表、第四军第十一师三十一团营党代表、第二纵队党代表。积极建立军队基层的共产党组织，实行民主制度，尊重爱护士兵，反对军阀作风。

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

1930年8月任第4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在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领导部队的政治工作，同时组织部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筹粮款，扩大红军队伍。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领导扩红工作成绩卓著。

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长征中8军团撤销，他先后任总政治部巡视员、第1军团政治部副主任。到陕北后，参加了东征战役。

1936年6月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并兼任培训高级干部的第一科政治委员。

1937年1月任军委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

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8年到吕梁山地区，与代师长陈光指挥午城、井沟和薛公岭等战斗，保卫了黄河河防。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师政治委员。

1939年3月初与陈光率115师师部和主力一部进入山东，参与指挥樊坝、梁山等战斗，重创日伪军。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强调团结抗日的友军和爱国进步人士，孤立和打击制造摩擦的国民党顽固派。他率领的115师部队，与山东人民抗日起义武装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并肩作战，先后在鲁西、鲁南、冀鲁边、鲁中、滨海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发展人民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同年冬，日伪军5万余人“扫荡”鲁中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115师师部等领导机关被日伪军合围于沂水留田一带。他准确地分析敌情，掌握时机，出敌不意地率部向日军占领区临沂方向转移，跳出敌人重围。后又返回根据地中心地区，领导军民坚持斗争，挫败日军在山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扫荡”。

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他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领导了整风运动。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岁月，领导山东军民进行精兵简政，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加强连队基层建设，开展分散性、群众性游击战争，针对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和“蚕食”，提出“敌人打过来，我们就打过去”的“翻边战术”，扭转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被动局面。

1944年开始组织一系列战役，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5年指挥部队在山东进行大反攻，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此时罗荣桓的麾下已经是拥有27万正规军的、共产党在全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建立了中共最强大的抗日根据地----山东抗日根据地，正规军人数占共产党军队的三分之一。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从1945年10月底开始，罗荣桓领导的山东军区部队陆续出发，除个别部队是走陆路外，其他绝大多数都是分三批乘船到东北的。山东军区开创了我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渡海行动。10月24日，罗荣桓接到中央的电报，要他“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除6万余人正规部队以外，山东军区还派往东北20个基干团，约3万人。这样，山东军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东北共输送了9万人的干部、战士。在罗荣桓一行到达东北的前后，除万毅和萧华所率领的干部、战士外，还有许多山东军区的部队到达东北，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中坚力量。剩下的20余万正规军也成为了第二野战军、第二野战军主力。

进军东北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6年后，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他强调打破和平幻想，准备长期作战，积极贯彻中共中央“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战略方针，曾提出发动群众，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建议。他组织领导了东北地区大兵团作战中的政治工作。1947年在部队中推广第3纵队诉苦教育经验，增强指战员的战斗意志，提高部队战斗力。这一经验后经毛泽东批示在全军推广。他主持组建二线兵团，为主力部队输送了大量兵员。将东北野战军(第四野战军)由11万余人发展到150万人，成为各大野战军中实力最强的野战军，占全国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参与指挥辽沈战役，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辽沈战役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5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49年9月，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同月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开始研究军衔实施的准备工作，并于1953年开始主持上将以下、少将以上将衔评定。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

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干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60年代初，他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反对林彪把学习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从1959年12月起，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还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强调民兵工作要在地方党委领导下，围绕生产，结合中心任务进行，进一步明确了和平时期民兵建设的方向。

历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代师长兼政委，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最高人民检察署第一任检察长，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任总政治部主任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一、第二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国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第一任院长等党、国家和军队重要职务。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1942年起经常带病指挥作战，1946年曾切除一侧肾脏，以后长期抱病工作，

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毛泽东作诗《吊罗荣桓》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一生写了很多诗词，怀念战友和亲人的作品却很少。《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也是毛泽东唯一悼念战友的诗。诗中最后一句“国有疑难可问谁”，足以体现毛泽东对罗荣桓的深厚友情和非凡器重。

  罗荣桓元帅大事年表  

1902年11月26日诞生于湖南省衡山县（今衡东县）。

1919年底，参加了长沙反对军阀张敬尧和抵制日货的运动。

1923年7月考入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

1927年4月到武汉中山大学理学院就读，参加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团支委组织干事。不久，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7月被中共湖北省委派往鄂南通城县从事农民运动。8月20日组织通城秋收暴动，任通城、崇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8月底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100余人到达江西修水县，与没赶上南昌起义而来修水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合编，不久该团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9月29日部队在江西永新县三湾村改编，罗荣桓任特务连党代表。10月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在宁冈古城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团结争取井冈山王佐、袁文才两支农民武装。

1928年初任三营九连、八连党代表，参加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亲自实践了毛泽东提出的各项建军原则，参加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创建。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率领的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在宁冈砻市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罗荣桓任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三营党代表。8月中共湖南省委代表乘毛泽东不在，促使红四军二十八团、二十九团冒进湘南，造成“八月失败”。毛泽东带罗荣桓领导的三十一团三营到湘南接应受挫的二十八团。

1929年1月14日随红四军下井冈山，向赣南进军。3月红四军前委决定在赣南、闽西边境地区分兵游击，发动群众。三十一团被编为第三纵队，三营被编为九支队，罗荣桓任九支队党代表。6月至10月带领三纵队九支队参加了攻打龙岩、出击闽中和广东东江地区的各次战斗。10月30日在攻打梅县时腰部负伤。12月28日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罗荣桓参加了大会并被选为前委委员。

1930年1月调任二纵队党代表。6月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成立了红一军团。朱德任军团长，毛泽东任军团政治委员。罗荣桓代理红四军政治委员。8月23日一、三军团在浏阳永和市会师，组建一方面军。红军决定强攻长沙。罗荣桓任红四军军委书记、政治委员。9月10日奉命与林彪一起指挥红四军参加攻打长沙，未克。10月4日红四军攻占吉安城。11月参加峡江县罗坊会议，在会议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关于放弃打南昌，移师赣江以东，诱敌深入，在根据地内作战，以粉碎敌人“围剿”的主张。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四军在龙冈西北地区，与红三军阵地相联结，使敌十八师陷入重围被全歼，活捉师长张辉瓒。接着又追击逃敌，歼敌五十师之一半。

1931年5月参加第二次反“围剿”，率红四军参加了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四次重要战斗。8月参加第三次反“围剿”。良村等地战斗后，部队转移途中遭敌袭击，一些伤员、俘虏和缴获的枪械受到损失。随后，被免去军委书记职务，由林彪接任。

1932年3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一军团和五军团的十五军组成东路军，罗荣桓任一军团（兼东路军）政治部主任。4月随东路军向福建进军。4月20日参与指挥攻打漳州战役，打开漳州后，他积极组织部队发动群众筹款。

1933年3月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反“围剿”中，以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名义发出《红一军团官家僚以后政治工作指示》，全面总结了反“围剿”中的政治工作。4月14日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后又调任总政治部任巡视员、动员部长。7月兼任总政治部扩红突击队总队长，为红军的扩充做出了贡献。

1934年1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宣布将罗荣桓等扩红突击队领导者列入光荣红版予以表彰。1月21日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沙洲坝召开，罗荣桓由于扩红工作成绩突出，在会上受表扬并获得银质奖章。会上，被选为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9月21日红八军团组成，任该军团政治部主任。10月随部队参加长征。12月13日八军团因战斗减员而撤销，调任总政治部巡视员。

1935年8月随中央红军的后卫三军团过草地北上。9月10日到达俄界，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

1936年2月10日一军团政治部以罗荣桓的名义发出《关于目前政治工作的指示》，要求部队加强政治动员和训练教育工作。6月调红军大学学习，同时任一科政治委员。

1937年1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5月与林月琴结婚。7月10日任一军团政治部主任。8月25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第一一五师政训处主任，后改为政治部主任。9月率领一一五师政治部、骑兵营、教导大队等单位，在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根据地。

1938年年初率政治部等南下到达晋西南赵城与司令部会合。3月林彪被阎锡山部队误伤，离职休养，由陈光代理师长，随后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治委员。3月与代师长陈光率三四三旅，开进蒲县大宁公路，在午城、井沟等地与日军一○八师团激战，歼灭大量敌人，迫使敌人后撤，保卫了黄河渡口。4月率部到达晋西汾阳、孝义一带，开辟吕梁山抗日根据地。9月敌一○八师团沿汾离公路西犯，企图西渡黄河。和陈光指挥部队先后在薛公岭、油坊坪、王家池伏击敌人，毙伤敌1200余人，巩固了吕梁山根据地，保卫了陕甘宁边区。9月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汇报了抗战以来一一五师工作情况和经验。中央在会上提出“派兵去山东”。根据中央决定，一一五师派六八五团向山东开进，开辟（微山）湖西根据地。12月与陈光率领师直与六八六团等部队到达晋东南，组成东进支队，向山东进军。

1939年3月东进支队进入鲁西郓城地区。全歼郓城西北樊坝伪军一个团，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5月11日在肥城以南之陆房地区，一一五师部队冲破敌之包围，并歼敌一部。陆房战斗后，他派东进支队大部，东越津浦路进入鲁南地区。8月山东成立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该地区党政军民工作，朱瑞为书记，罗荣桓、徐向前等为委员。这个月里，罗荣桓与陈光指挥部队在梁山地区歼灭日军长田敏江少佐以下300余人。11月赶赴（微山）湖西地区，及时处理了该区错误的“肃托”事件，挽救了湖西抗日根据地。12月26日在干部会议上提出把抱犊崮山区建立为八路军单独的根据地。

1940年1月指挥一一五师和农民自卫团，挤走国民党顽固派费县县长李长胜，解放崮口。

2至3月与陈光指挥三打白彦，歼敌800余人。9月一一五师在鲁南天宝山区的桃峪召开高级干部会议。在会上，他总结了对敌顽斗争的“插、争、挤、打、统、反”六字方针，提出了“建设铁的模范党军”的号召和具体措施。10月一一五师将部队编成6个教导旅，分布于苏鲁豫皖、鲁南、滨海、鲁西、湖西、冀鲁边等地，师属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发展到近7万人。

1941年2月1日罗荣桓等一一五师全体将士致电中共中央，就皖南事变问题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主张，克服投降内战危机。山东纵队归一一五师首长指挥，配合作战；组织新的山东军政委员会，罗荣桓为书记。11月侵华日军第十二军司令官土桥一次亲自指挥日伪军5万余人，向山东根据地中心沂蒙山区进攻。11月5日率山东党政军机关巧妙而果断地突出了重围，随后率领部队又回到沂蒙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1942年1月军委指示，一一五师统一指挥全山东部队（包括山东军区）。4月刘少奇由苏北到山东，指导山东分局进行了4年工作总结，肯定了山东斗争的成绩，指出了山东党的领导的主要问题。罗荣桓对改进山东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8月在山东分局党刊《斗争生活》和一一五师《战士月刊》上分别发表《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和《准备打破敌人紧缩包围封锁我们根据地》。11月指挥教二旅运用“翻边战术”乘日伪军开赴沂蒙山区的机会，在赣榆、东海一带的海陵地区攻克敌伪据点16处，粉碎了敌人对这一地区的蚕食。11月在《战士月刊》上发表《克服在游击战争中认识上的一些偏差》。12月到前线，参加指挥第三次甲子山战役，收复甲子山区。《战士月刊》发表了他写的《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工作任务》。

1943年3月12日中央军委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代师长。3月13日在山东军政工作会议上作《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的报告。6月蒋介石命李仙洲部入鲁接收东北军于学忠部防地。罗荣桓根据毛泽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对于部撤出山东给予便利，同时阻滞了李部入鲁。从而大大改善了我军在山东的态势。7月23日与黎玉联名在《大众日报》上发表《我们能坚持，我们也能胜利》一文，分析了山东形势，指出抗战的光明前途。8月3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纪念我军建军十六周年要认识“八一”的历史教训》。8月中央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分局书记。10月9日与黎玉、肖华联名发布《山东军区反“扫荡”紧急动员令》，部署反“扫荡”。随后，又具体指挥部队进行反“扫荡”斗争，很快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1944年3月利用日军在太平洋作战失利，兵力大批外调的形势，指挥了山东战场的攻势作战。3月在春季攻势中，山东八路军一举歼灭伪军吴化文部7000余人，控制战略要地鲁山地区。6月15日在《斗争生活》上发表《紧紧掌握对敌斗争，巩固成绩，反对自满》。同日在碑廓镇主持山东军区军事会议，在由下而上总结经验的基础上，他作了《关于军工会议的总结报告》，总结了对敌斗争经验，确定了今后的军事方针，统一了作战指导思想，对于山东八路军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7月1日发表纪念建党二十三周年文章——《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科学地、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思想。

7月7日在《大众日报》发表《纪念“七·七”》。8月12日答复了毛泽东7月28日向各战略区电问的十个问题（整风、时事教育、整训部队、民兵工作，城市工作等等）。后来毛泽东复电说：“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领导山东部队发起秋季攻势，相继解放利津、沂水、文登、荣城等地。争取了伪军王道、莫正民等部起义。9月18日罗荣桓等山东军区首长发布《加速反攻准备的紧急动员令》，要求立即在全区军民中进行深入的战备思想动员，开展政治攻势，做好战斗、生产、物资等各项准备工作。

1945年1月3日在山东分局、军区直属队干部会上，作《一九四四年的过去和一九四五年的到来》的报告，总结了1944年的斗争经验，要求在新的一年全面贯彻党中央对解放区的各项号召。1月17日在罗荣桓主持下，山东军区发出《关于一九四五年山东我军主要作战方向的指示》，确定以开辟胶济路东段两侧为主攻方向，以便将胶东、渤海、鲁中、滨海各区打成一片。为了贯彻这一战略意图，山东八路军发起春季攻势。鲁南军区全歼伪和平救国军第十军，击毙伪军长荣子恒，解放泗水城；胶东军区歼灭伪军赵保原部1．2万人；3月鲁中军区解放蒙阴县城。4月主持制定了山东军区5、6、7三个月作战计划，开展夏季攻势。根据这一计划，渤海军区讨伐伪军张景月部，歼敌2700多人；鲁南讨伐伪军张里元部，歼敌2000余人；鲁中讨伐伪军厉文礼部，歼敌6000余人；滨海军区讨伐伪军张步云部，歼敌4000余人。通过这些行动，山东解放区扩大了 2万余平方公里，使山东形势发生了有利的变化。4月中共七大召开，罗荣桓因工作关系未出席，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7月7日在《大众日报》上发表《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一文，指出山东解放区已有1700万人口，28万八路军正规军和游击队，50万民兵与几百万人民自卫武装，这是经过7年苦斗创造出来的，为即将到来的总反攻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局面。8月11日延安总部发出向敌占区进攻的命令。同一天，罗荣桓主持召开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级干部联席会议，讨论部署了反攻的进军任务。8月13日与黎玉、肖华联名发布动员令，命令各部队紧急动员起来，完成对敌人的最后一击，迫其投降。8月至9月罗荣桓等指挥部队分5路向山东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先后解放了46座县城、6处港口、35个火车站，歼敌伪军6万余人。不久，根据军委“东北方面主要靠山东出兵”的指示，罗荣桓等组织山东部队6万余人，地方干部4000余人，分3批经海、陆两路北上东北。10月24日率指挥机关去东北，11月到达沈阳。

10月31日就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

1946年3月因病去大连治疗，病中致电东北局，提出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应全面发展自己，全力支持长期战争。5月回到东北民主联军总部。6月11日林彪、彭真、罗荣桓等致电各兵团并报中共中央，要求指战员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恐慌，要主动放弃一些城市，诱使敌人分散，换取歼敌机会。16日，中央决定组成新的东北局，林彪为书记，彭真、罗荣桓、陈云为副书记。

1947年6月不顾苏联医生要他长期疗养的建议，出院回国。7月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局有组织、有计划地建设二线兵团，保证主力部队有充足的后备兵力。他直接领导了这项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组成了164个独立团，共37万多人。这一重大措施，对推动东北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8月26日《东北日报》根据他的指示，刊登了辽东军区诉苦教育的经验，发表了《部队教育的方向》的社论。9月14日与林彪等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秋季攻势。到11月初歼敌6．9万余人，克城17座，粉碎了敌人“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战略方针。

1948年2月2日在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召开的政治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总结了部队政治工作经验。3月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后勤工作会议上作报告，要求后勤单位要加强党的领导，把政治工作贯彻到各个系统中。在东北野战军召开的参谋会上作报告，提出了关于今后建军及正规化问题。3月与林彪指挥东北人民解放军发动的冬季攻势结束。这次攻势共歼敌15．6万余人，使国民党占领区缩小到只占东北全境1％。5月根据罗荣桓的意见，东北人民解放军颁布了入城纪律守则八条，后来中央军委将这一守则转发全军。6月15日到长春前线主持召开了会议，明确了我军对长春守敌要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与经济封锁，使其军心动摇而后再攻的方针。8月14日，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野战军政治委员。9月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指示“置长、沈两敌于不顾”，“确立攻占锦、榆、唐三点并全部控制该线的决心”，以封闭国民党军队于东北境内，然后加以歼灭。遵照军委指示，他和林彪等指挥东北野战军发起规模巨大的辽沈战役。10月2日因敌人4个师在葫芦岛登陆，林彪一度犹豫，要回师打长春。在罗荣桓的劝说下，很快又坚定了打锦州的决心。锦州战役开始前，林彪、罗荣桓亲临前线对攻城进行部署。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锦州守敌发起总攻，15日攻克锦州。11月8日主持起草向中央的综合报告，总结了辽沈战役的情况。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11月23日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开始向关内开进。11月30日与林彪率野战军指挥机关离开沈阳向冀东挺进。12月11日毛泽东电示林彪、罗荣桓规定了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12月17日奉中央电召到河北西柏坡中央驻地，参加研究今后作战的方针。12月22日平津前线司令部以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发出布告，宣布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的《约法八章》。

1949年1月10日中央指示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平津战役总前委，统一管理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项工作。开始同傅作义派出的代表进行谈判。1月15日天津解放。16日，与林彪致函傅作义，劝他接受和平改编方案。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21日在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部队师以上军官会议上讲话，指出，改编不只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将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服务的军队改变为人民军队，是立场上的根本改变。3月2日主持中共同傅作义、董其武方面关于和平解放绥远问题的谈判。绥远于9月19日和平解放。3月为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第四野战军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他作报告，着重讲了反对无政府主义、无纪律现象的问题。4月11日第四野战军部队遵照中央军委命令出发南下，他因病留天津治疗，随后到达北平。6月7日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华中局和华中军区成立，罗荣桓任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军区第一政治委员。9月30日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并担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4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成立，罗荣桓任主任。9月4日军委总干部管理部正式成立，他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

1953年12月7日军委在彭德怀主持下，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的各项制度和方针。会议坚持了在军队内部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了人民解放军传统的政治工作制度。他参与了这些重要决策。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揭露高岗的反党阴谋活动，罗荣桓因病未出席会议，作了书面发言。4月15日组织领导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经中央军委批准正式颁布实施。6月19日被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二次会议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8月24日军委批准政治学院根据罗荣桓指示起草的《办院基本方案》。9月27日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9月29日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2月兼任政治学院院长，政治学院开课。8月在《八一杂志》上发表《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一文。9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9月23日被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2日向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写信，因健康原因，请求解除他总政治部主任及总干部管理部部长职务。中央批准了他的请求。9月15日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7年1月到湖南、广东、海南、福建等地视察。8月为《解放军报》题词：“发扬人民解放军与人民同甘共苦的传统作风，为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9月为《解放军三十年》征文撰写了《秋收起义和我军初创时期》一文。

1959年2月到湖南等地视察。4月18日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被选为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继续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6月5日任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9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新的军委，他任军委委员，分管民兵建设工作。11月2日到空军部队视察。11月22日主持起草了军委关于民兵工作问题向中共中央的请示报告，建议把民兵工作重点放在政治经济中心、工矿、交通枢纽地区和海陆边防地区以及沿海岛屿。中央将报告批转全国执行。12月到安徽、上海等地视察。12月14日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民兵工作小组，他任组长。

1960年1月指示《解放军报》要宣传毛泽东思想，提倡干部通读毛主席著作，在宣传上不要简单化，庸俗化。10月为政治学院《思想战线》杂志创刊题词：“要提高马列主义理论，必须联系实际，避免无的放矢。”

1961年1月再次出任总政治部主任。2月到南京、福州、上海、杭州、南昌等地部队视察。3月到长沙政治干部学校和工程学院视察。4月30日在第二十六次军委常委会讨论《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时，他当着林彪的面指出“带着问题学毛选”的提法不妥。在这前后，他还多次反对林彪将学习毛主席著作庸俗化、简单化的错误主张。7月18日军委民兵工作小组扩大为人民武装委员会，他任主任。8月5日为《解放军报民兵专刊》题词：“加强民兵国防教育，把民兵组织落实到生产基层中。”10月4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提出，红与专问题，要落实在专业上，只讲红不落实在专上也是空的。11月15日在全军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组织部门的任务主要是抓党的组织建设。连队工作靠党支部的领导，党支部搞好了，中心工作才能搞好。党的建设主要抓教育提高党员质量，健全和活跃党的生活。

1962年10月10日主持召开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第四次会议。11月在全军组织部长会议上强调指出，党委建设要着重解决民主集中制，原则空气和团结三个方面的问题。发展党员要强调质量，从组织教育培养入手，要重视党员干部的道德品质问题。

1963年2月16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强调，加强党委工作，主要是贯彻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党委内部既要加强团结又要坚持原则。9月28日因病重住院。在病危时还嘱咐政治学院的领导，一定要把政治学院办好。12月16日在北京逝世。12月19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向罗荣桓遗体告别。12月22日首都各界2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公祭罗荣桓。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朱德、邓小平、林彪陪祭，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代总理邓小平致悼词。

  唯一与毛泽东一生共事的元帅  

毛泽东晚年几乎不再参加别人的追悼会。十大元帅中，有六位在毛泽东之前去世，而毛泽东亲自参加的，只有罗荣桓和陈毅两个人的葬礼。在十大元帅里毛泽东与罗荣桓的关系是最亲密的，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悲痛万分，几天几夜不能入眠。一天深夜，毛泽东用颤抖的手写下了《七律·吊罗荣桓》。《吊罗荣桓》这首七律，应该说是目前可见的毛泽东惟一的一首严格意义上的悼诗，也是毛泽东唯一悼念战友的诗。

共同的战斗生活使毛泽东与罗荣桓加深了了解。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工作能力、思想品质、为人处事等大为赞赏，两人成为知心战友。毛泽东称罗荣桓为一辈子共事的人。

  毛泽东主席和温相罗荣桓  

1963年12月16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准备听取聂荣臻关于十年科学计划的报告，一时冠盖云集、将星闪耀。会前，毛泽东异常严肃、庄重的站起身来，用很低沉的声音说：“就在今天下午，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优秀的政治工作者，我们敬爱的罗荣桓同志因病逝世了，在这里，我提议，为罗荣桓同志默哀三分钟以表达我们的怀念。”立刻，全体起立，静默肃然。接着，毛泽东对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邓小平等人说：“罗荣桓同志是1902年生的，他这个同志，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对敌人狠，对同志亲，从不背后议论人，有话讲在当面，原则性、纪律性很强。当年，在山东的时候，我说一个罗荣桓去了活了一盘棋。东北战役（原话如此）的时候，他主张打锦州，和中央保持了一致。这是一个好同志啊，永远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啊。”他冲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点点头说：“请你转告林月琴同志（罗荣桓夫人），就说罗荣桓同志逝世，我很难过，请她注意身体，继承罗荣桓同志的遗志。”罗瑞卿用笔记下了这几句话，当晚，就告诉了林月琴。

罗荣桓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深的向这位从秋收起义就开始跟随他的青岛大学土木工程系的高材生、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思想战线奠基人（毛泽东语）的元帅鞠了三个躬。而且，他专为罗荣桓赋诗一首，78年，发表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传诵一时。当时没有发表的原因是这样：毛泽东不同意，他说：“这只是我个人对于罗荣桓同志寄托的战友的哀思，不要当作以往的作品看待，而且，我一向不主张个人感情萦怀的，拿出去不好。”当他走到林月琴的身边时，他说：“月琴同志，荣桓同志的逝世使我很难过，诗稿写的很草率，不过，代表了对战友的一片感情而已，荣桓同志一生不说假话，值得我们学习啊！”（据林月琴回忆）

毛泽东的秘书回忆，罗荣桓的逝世的确让毛泽东很难过，这也是很少有的，毛泽东有一个晚上都在写那首痛悼罗荣桓的诗。而此前，只有建国初期任弼时的逝世才会让他如此动容。此后，从毛泽东的原来诗稿上看出，毛泽东的笔迹抖动，全无半月前的那张《龟虽寿》那样洒脱。毛泽东建国以后军内只参加过罗荣桓、陈毅的追悼会，而陈毅追悼会的政治含义远比战友感情来的深，只有罗荣桓的追悼会，毛泽东流露出了一些凡人的感情。这是很值得回味的，也是这个罗荣桓，多年以后，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邓小平同志在给《罗荣桓传》题词的时候，曾经饱含深情的说道：“罗荣桓同志是做老实人，干老实事，一生光明磊落，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始终和中央保持一致，始终为人民群众着想，这样的同志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才是优秀的共产党员。”2002年，纪念罗荣桓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会上，江泽民代表中央、中央军委高度赞扬了罗荣桓光辉战斗的一生，江泽民说：“罗荣桓同志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面旗帜。”一个生前死后居然连续得到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核心的赞许的军中将领在历史上几乎绝无仅有！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器重  

罗荣桓在秋收起义以后，就随同部队到达井冈山，历任连、营、纵队党代表，在著名的古田会议上，经毛泽东提名，罗荣桓当选红四军前委委员。会后，毛泽东点了罗荣桓的将，他说：“罗荣桓同志在作政治思想工作方面是一个多面手，他不是生搬硬套、生吞活剥，而是栩栩如生，这个同志以后很有可能为我们红军立下更大的功勋哩。”

不久以后，罗荣桓在担任总政治部动员部部长的时候，一次扩红8000人，荣获扩红的奖励银牌和锦旗，毛泽东多次就此事赞扬罗荣桓，他说：“我们革命要想成功，没有人是做不到的，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招兵买马，在这点上，罗荣桓同志做的比较好，也比较成功，他的特点是既来之，又安之。来到部队上的人都是心甘情愿的为革命献身，革命虽然不是请客吃饭，可也不能强买强卖，在这方面，罗荣桓同志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典范。”山东地区吃紧的时候，毛泽东坚决主张让罗荣桓前去，而此前罗荣桓已经要求因病少负一些责任，毛泽东亲自找罗荣桓谈话。在东北期间，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上说兵源不足。毛泽东告诉东北局说罗有办法！结果，罗荣桓当年就组织了100多个二线主力团，兵力大增，仅仅松江一省就动员80000青年参军（当时松江全省劳动力只有27万人）！

1944年，罗荣桓病重，毛泽东亲自发来电报，长篇累犊的询问病情，这是很少见的，1946年罗荣桓去朝鲜住院，毛泽东亲自给金日成打招呼，接着，罗荣桓赶赴苏联开刀，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和他本人的名义给斯大林发报，称：罗同志是我党重要财富和久经考验的忠诚干部，希给予最好的治疗。斯大林也非常重视，给予罗荣桓苏共中央委员的待遇，要知道，那时候，苏联一共只有11名政治局委员、2名候补委员，65名中央委员！因此，罗荣桓的生活在苏联过得很好，中央在罗荣桓动身以前，毛泽东让给罗荣桓准备了50两黄金，预备到苏联以后的开销。罗荣桓始终没有动用这笔钱，最后，支出一小部分供给烈士子女的生活。此外，毛泽东的前妻贺子珍就是罗荣桓夫妇给从苏联精神病院里接出来的。毛泽东的次子毛岸青经常受到罗荣桓的接济。

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器重是不同寻常的，罗荣桓在红军时期的红四军政委、军委书记的职务都是毛泽东提议担任的，在山东，毛泽东让罗荣桓党政军民一肩挑，此后，罗荣桓病重，毛泽东调林彪、萧劲光进山东，但是，电报上明确说：以罗为正、林为副。进入东北之后，毛泽东最初考虑以罗荣桓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在罗荣桓的要求下，改由林彪出任，罗荣桓说：“大敌当前，战争一触即发，我是个书生，身体也不行，做做思想工作还可以，指挥作战，林彪同志比我强。”这次让贤连一向不大夸奖人的林彪都说：“罗荣桓同志是以革命事业为重的同志。”1956年9月2日，罗荣桓在评定军衔之后，深感身体虚弱，难以同时兼任总政主任和总干部长的重任，亲笔写信给彭德怀，要求辞去职务。毛泽东没有同意，而且，在9.15日召开的党的八大上，又是毛泽东提议，罗荣桓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0年秋天，总政主任谭政被林彪打倒，毛泽东召见罗瑞卿和萧华，问他们怎么看总政治部主任的人选，罗瑞卿和萧华都是毛泽东肚子里的蛔虫，所以，一致举荐罗荣桓复出，毛大悦，当场拍板。林彪后来问萧华谁向主席提出的罗荣桓？萧华说是主席自己的意思，同时，罗瑞卿推荐的很有力。丝毫不提到他自己。所以，后来林彪对这件事视作罗瑞卿越权从事，深恨之，罗荣桓死后，林彪极力推荐萧华主任总政治部。

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曾经单独的找到罗荣桓，同他谈到国防部长的人选问题，罗荣桓谈了自己的看法，回家以后，林月琴问他同主席说了什么，罗荣桓只说了一句：一些人事上的事。再没有第二句。倒是毛泽东在1972年的一次会议上说了出来：“当时，我要罗荣桓同志谈谈看法，已经定了林彪。罗说林彪打仗还可以，就是主持全面工作不一定很行，一是身体，最主要的是，林这个人喜欢搞小圈子，团结多数同志是他的弱点。现在看来，罗荣桓的观点是有预见的。”（毛泽东1972.9.3批林谈话记录）

1927年9月，罗荣桓参加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随部队来到文家市，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三湾改编”后，部队只剩下几百人，都是些愿意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革命战士，其中就有罗荣桓。他亲自贯彻执行了毛泽东的许多主张，如把支部建在连上，实行党代表制度，三大纪律六项注意，部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建立根据地等等。

罗荣桓是井冈山时期毛泽东经常称道的一名出色的连队党代表。在同毛泽东的接触中，罗荣桓十分佩服毛泽东卓越的指挥才能。关键时刻总是支持毛泽东，拥护毛泽东的主张。

1929年6月，红四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关于建军原则等一些重要问题，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在会上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在激烈的争论中，在毛泽东的意见成为少数的情况下，罗荣桓仍发言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后，罗荣桓在红四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上，仍然提议请毛泽东回来主持红四军的工作。在他的促成和周恩来强有力的支持下，使毛泽东摆脱了危机。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着手整顿部队。为此，专门召集罗荣桓等党代表座谈，搞社会研究，让他们帮助出主意、想办法。毛泽东对罗荣桓提出的废止肉刑、反对打骂士兵的建议十分重视，并请罗荣桓参与逐条讨论古田会议的决议草案。后来，毛泽东曾对刚从上海调来的前委秘书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指罗荣桓)是个人才，是一位很好的干部。”红四军前委改造时，毛泽东当选为前委书记，罗荣桓也被选为前委委员。

古田会议后，毛泽东发现红四军第二纵队问题较多，战斗力较差。毛泽东在对第二纵队做了深入调查后，又考虑到罗荣桓的为人，建议调罗荣桓担任第二纵队政治委员。罗荣桓听取了毛泽东介绍的第二纵队的情况后，二话没说，接受了党交给的这项任务。几个月的工夫，就使第二纵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林彪担任红四军军长后，四军政委潘心源未到职，军委书记熊寿祺去上海开会又一直未归，林彪这个人又不易与人合作。毛泽东在考虑四军政委人选时，认为担任四军政委，除必须具备立场坚定、观念正确、有丰富的政治经验等基本条件外，还需要有宽广的胸怀，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在非原则问题上又要有容人的度量，善于忍让、谅解，这样才能把四军的工作做好。凭着对罗荣桓的了解，毛泽东认为非他不可。于是向前委建议，由罗荣桓出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兼政委。

在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和苏区反“围剿”的斗争中，罗荣桓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始终和毛泽东站在一起，曾因此受到“左”倾领导者的排挤，甚至撤职，但他仍不改变自己的看法。后来，毛泽东在谈起这段往事时说：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中，罗荣桓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并且遭到了撤职。虽蒙受冤屈，但他始终坚持共产主义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

对此，1936年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但是，在这个最早的部队中，有许多人始终忠心耿耿，直到今天还在红军中，例如现任一军团政委的罗荣桓……”竞鸿、吴华：《毛泽东生平实录》一书，吉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91页。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奉毛泽东之命率八路军一一五师一部进军山东，开辟敌后根据地。到达山东后，罗荣桓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的正确方针，抗日民主武装力量和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得到进一步的扩大和巩固，使山东的局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1944年8月，罗荣桓等执笔详细答复了毛泽东关于山东十个问题和十大政策的执行情况，毛泽东阅后十分高兴，说：“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毛泽东对罗荣桓出色的工作非常满意，他常对人说：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起来了；这个地区，对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起着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和罗荣桓的情谊还表现在具体的日常生活上。罗荣桓在战争的岁月里负过伤，身体不太好，毛泽东对他一直非常关怀、爱护。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曾做过这样的回忆：

“记得在鲁南战争的年月。那时，我和罗荣桓在一起。一个大雪天，遍地白茫茫。罗荣桓的小警卫员慌慌张张跑来对我说：‘怎么首长在雪地上尿的尿都变红了？’那时大小便没有厕所，我跟警卫员走去一看，只见雪地上果然有一片殷红。我也慌了，卫生员来检查，说是尿血。当时部队在鲁南缺医少药，中央得知罗荣桓病情后，很快，毛主席就发来电报，指示：身体重要，能否到新四军检查治疗。后来陈毅接罗荣桓到淮南就医。虽说新四军条件比鲁南强一点，但要查出病因仍很困难。于是有人建议罗荣桓化装成商人，到上海去彻底检查，并立即向中央请示，中央复电同意去上海检查。到第二天，突然接到毛主席的一个急电，指示：罗荣桓身上有枪疤，易被敌人发现，不宜去上海。我们当时都非常激动，毛主席对同志的关怀、爱护真是无微不至啊！ “在淮南治疗了一个时期，罗荣桓不以病体为念，带了一位医生同返鲁南。辽沈战役前夕，罗荣桓进军大连。毛主席对罗荣桓的健康念念不忘，我们刚一进城，毛主席的电报就来了，催促罗荣桓到医院检查。当毛主席得知检查结果是肾癌，需要手术时，又担心大连医院不可靠，亲自布置如何就医。

“中央撤离延安的消息传来，罗荣桓手术后才两个月，他再也躺不住了，于是立刻返回前线，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彻底消灭蒋家王朝。北京解放，中央从平山进入这座古城时，罗荣桓率部南下，行至天津，由于长期患病和手术后未得到恢复，突然晕倒。毛主席闻讯，亲自派黄树则到天津探望，并亲笔给罗荣桓写信：……不宜南下，可回北京治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一封信，罗荣桓去世后，我继续珍藏着。”

解放战争时期，罗荣桓仍然不折不扣地执行毛泽东、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特别是辽沈战役中，罗荣桓坚决抵制林彪的错误指挥，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

辽沈战役开始时，中共中央、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首先攻占锦州。对毛泽东这一明确的战略决策，林彪始终未能透彻地理解，迟迟按兵不动，无所作为。后在中央的一再催促和罗荣桓、刘亚楼的敦促下，林彪才不得不进攻锦州。而在战斗即将打响时，林彪却又自作主张，向军委发特急电报，要求放弃攻打锦州的部署，北上攻打长春。

在这紧急关头，罗荣桓作为政治委员，挺身而出，加以制止。他严肃地对林彪说，打锦州的计划是中央军委、毛主席已经批准了的，这个决心不能动摇，而现在改变主意，会影响整个战局的!中央军委也不会同意的!同时，他坚决主张再向中央发一封电报，说明仍然要打锦州。刘亚楼也赞同罗荣桓的意见，林彪也只好同意。

在向中央发出仍然攻打锦州的电报后，很快收到了毛泽东拟稿的回电。

一方面，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攻打长春的错误想法，另一方面，要求迅速打下锦州。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攻打锦州的战略决策是十分正确的。

罗荣桓在这个问题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罗荣桓逝世后，毛泽东写诗悼念提及了此事，赞扬他同林彪在争论中所采取的正确态度，从而为锦州之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

建国初，高岗和饶漱石结成联盟在党内大搞阴谋活动，想把东北搞成独立王国。一次，高岗来到罗荣桓家，提出搞部长会议制，让林彪当部长会议主席，罗荣桓大为吃惊，急忙问：这个问题中央议过吗?是不是毛主席的意图?高岗尴尬地说中央没有议过，毛主席也不知道，我们先议一议。罗荣桓立即严肃地说，这样重大的问题我们来议不妥当，谁干什么要由党中央、毛主席统一安排。高岗碰了个钉子，无趣而归。高岗后来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不敢找罗荣桓乱说。

罗荣桓就是这样，始终坚持原则，顾全大局，时刻维护毛泽东的声望，所以毛泽东称他为“一辈子共事的人”。

1950年，毛泽东在得悉罗荣桓带病坚持工作，身体状况不好时，在罗荣桓提交的一份报告上除批示“同意外”还写了这样几句话：荣桓同志：你宜少开会，甚至不开会，只和若干干部谈话及批阅文件，对你的身体好些，否则难以持久，请考虑。1956年12月，毛泽东批准罗荣桓因健康原因辞去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1963年9月，罗荣桓因病住院。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他的病情十分关心，指示医院大力组织抢救。可见，毛泽东对罗荣桓的关心之真切。

  毛泽东如此评价罗荣桓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曾和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有一次谈话，详细谈及了罗荣桓的为人。毛泽东说，罗荣桓老实，原则性强。在说到井冈山时期罗荣桓任连党代表时，毛泽东说：“为什么让荣桓当党代表呢？就是因为老实。”而且认为：他非常老实，可又很善于总结经验，他对是非、对正确和错误鉴别得特别分明。毛泽东还说，在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斗争中，罗荣桓表现了坚定的原则性，并且遭遇到了撤职。虽蒙受冤屈，但他始终坚定共产主义的信念，仍旧老老实实地为党工作。毛泽东又说，罗荣桓能顾全大局，一向对己严，待人宽，做政治工作就需要这样的干部。当然，老实人免不了受人欺负，这也没有什么，历史总会正确地评定一个人的功过的。在世界上要办成几件事，没有老老实实的态度是不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是老实人，科学家是老实人。我们共产党人都要做老实人。罗荣桓也的确是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老实人。由于罗荣桓的这样老实，他赢得了毛泽东的信任，也因此曾多次委以重任。

1949年6月，毛泽东提议任命罗荣桓为华中局第二书记兼华中军区政委， 9月，毛泽东又提名他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1950年4月，毛泽东找罗荣桓谈话；希望他担任公安部长。他向毛泽东推荐罗瑞卿担任，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不久，毛泽东又提名由罗荣桓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兼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60年底，谭政被免去总政治部主任后，毛泽东又同意由罗荣桓重新担任这一要职。罗荣桓复出后，曾在如何学习宣传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上，同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毛泽东又多次支持了罗荣桓的正确意见。

古田会议上，毛泽东说：“罗荣桓是个人才，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

林彪任红四军军长后，与历任党代表都搞不好关系。毛泽东觉得，这个政委非罗荣桓莫属.。

他得知中央拟定元帅名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主动提出改为大将。但毛泽东还是坚持原议。

1961年和1962年，毛泽东曾两次和别人谈到罗荣桓，并概括了如下：

1?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

2?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只有罗荣桓。

3?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4?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5?罗荣桓到山东的第一天，就想的是把山东全部拿过来，就想到把全国拿下来尽义务。

6?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罗荣桓一到山东，就在谁领导谁，谁团结谁，谁统一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坚持正确路线。

7?罗荣桓在山东，一直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什么是中心？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少奇同志到山东，支持的就是罗荣桓。

8?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9?罗荣桓是执行上级指示的模范，也是善于提不同意见的模范。百团大战不能说都不对；但是，罗荣桓不参加百团大战，集中力量抢占山东的地盘，这很了不起。罗荣桓领导的整风，把主要目的放在从检查领导思想作风开始，到改进领导思想作风结束。重点是端正路线。而且抵制了延安的“抢救运动”，这很难得。

10?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再也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从高饶问题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罗荣桓。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

罗荣桓一贯维护和贯彻毛泽东思想，并且最早发表专题报告，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通过罗荣桓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和与林彪进行斗争的过程来看，罗荣桓坚持的是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实质，坚决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罗荣桓在党的建设、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政权工作、统一战线、等方面还有许多重要论述，为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做出了重要贡献。罗荣桓是惟一终身从事政治工作且军功卓著的元帅，代表着政工在军中的地位，意味着中国军队所特有的中国特色，是我军不可多得的军事政治双优的元帅!

  主要著作  

著有《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处在总反攻前夜的山东解放区》、《分散性游击战争与对敌政治攻势问题》、《继续发扬我军的光荣传统》等。

  人物介绍  

罗荣桓，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领导“向文化大进军”，提出“系统的、联系实际的、稳步前进的”部队政治理论教育方针。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