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个人成就  

  著作方面  

胡适作为学者著作诸多，季羡林谨慎将胡适的学术著作粗略地分为六大类：

《诗三百篇言字解》、《尔汝篇》、《吾我篇》这三篇文章一方面受到了乾嘉考据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了西方语言研究的影响，特别是“吾”、“我”、“尔”、“汝”这几个人称代词。汉字没有曲折变化，与西方不同。在西方语言中，人称代词有四格——主格、宾格、所有格和受事格——从字形上看，泾渭分明，而汉字格变只能表现在字变上，这点容易为不通西语者所疏忽。胡适通英语，对此敏感，才写出这样的文章。

胡适对归纳法发生了兴趣，也有所了解。同时胡适完全掌握了以中国文法与外国文法作比较研究的知识而受其实惠。于是胡适对中国近三百年来的学术研究作了总结     ，    而这些总结对他的作品是有影响的。

胡适是把整理国故或国学研究纳入他的“     中国文艺复兴    ”的范畴之内的，同平常所理解的不同。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有四重目的：（1）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当时迫切的问题；（2）输入学理，从海外输入那些适合我们作参考和比较研究用的学理；（3）整理国故（把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做一番有系统的整理）；（4）再造文明，这是上三项综合起来的最后目的。

《胡适论学近著》有《说儒》一篇长达数万言的论文。胡适认为，“儒”字的原义是柔、弱、懦、软等等的意思。孔子和老子都属于被周灭掉的殷遗民的传教士。由于他们是亡国之民，他们不得不采取那种柔顺以取容的人生观。

唐德刚学者表示《说儒》不但是胡适治学的巅峰之作，也是1930年代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成就的代表作。中国近代学术，以“五四”开其端，到1930年代已臻成熟期。那时“五四”少年多已成熟，治学干扰不大，所以宜其辉煌。这个时期一过以至今日，中国再也没有第二个“1930年代”。季羡林认为，唐先生对《说儒》的评价和对1930年代学术的估价，是颇值得商榷的。《说儒》意思虽新颖，但并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郭沫若就有文章反驳，所谓“1930年代”的学术成就，不知何所指。当时日寇压境。举国同愤，也不能说“干扰不大”。

关于适之先生对神会和尚的研究和《水经注》的研究用半生以之。前者的用意在研究中国禅宗史，后者的用意在为戴震平反昭雪，其成绩都在《说儒》之上。

附：禅宗成就，胡适将禅宗史研究的问题点，由西天二十八祖的传承问题，转为禅宗革命家本身的问题。胡适的论断承载了日后的许多成果与成就。

  思想方面  

胡适不喜欢“哲学史”这个词，而钟爱“思想史”这个词。不管是哲学，还是思想，胡适都没有表示想创立独立的体系，严格地讲，胡适不能算是一个纯粹的思想家。季羡林给他杜撰了一个名词：行动思想家，或思想行动家。胡适毕生都在行动，是有思想基础的行动。“五四”运动在中国学术史上，中国文学史上，甚至中国政治史上，是空前的，执大旗作领袖的人物是胡适。

胡适的思想来源是复杂的，既有中国的传统思想，又有西方的古代一直到近代的思想，以后者为主。胡适真正的主要的思想是实验主义（实验主义是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流行于美国的有影响的大哲学派别之一的思想）。胡适赞赏“苏格拉底法则”。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他提出“三段论法”。所谓“三段”，指的是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段论法”又称“演绎推理法”，胡适经常讲他的方法是“归纳法”，就是针对这种演绎法而发的。胡适有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源是杜威（美国哲学大师）一些思想加以简化和明确化了的。季羡林谦虚认为，在对西方的反应方面，胡适这个思想的来源还不仅限于杜威，还有尼采的影响在——他那“重新评估一切价值”的名言，影响了整个世界。在对内方面，胡适也受到了影响，最突出的是宋代哲学家张载。

季羡林认为“     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这十个字，是胡适对思想和治学方法最大、最重要的贡献。

  社会影响  

  文化影响  

鲁迅、陈西滢都指责胡适的提倡整理国故是开现代科学倒车的作法。胡适研究专家

胡适图集周质平认为：胡适所提倡的整理国故，对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无积极推动的作用，还把一批青年人引上乾嘉考证的老路。胡适是第一位提倡白话文、新诗的学者，致力于推翻二千多年的文言文，又称文学革命。胡适到北大后通过讲堂和报刊（如《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等）直到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大力提倡“新文化”或“新思潮”。“左”倾思潮在1920年有逐渐压倒胡适的趋向。但胡适的思想还是在当时不少“左”倾青年的心中留下种子，几十年后又奇迹的出现。在先后读到的王元化、李慎之、舒芜几位先生晚年的文字，都明显透出“回向胡适”的信息。

  政治影响  

胡适一生在政治上追求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实现。他反对暴力革命，坚持渐进的改革。他从“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到晚年在台湾领导《自由中国》。他的自由主义的友人（丁文江、蒋廷黻、吴景超等）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独立评论》时期都一度发生了动摇，主张“专制”是“建国”的有效方法，“建国”成功以后再建立民主不迟。在争论中胡适不肯退让，他坚信只有民主制度才真能造成一个稳定的现代国家。“专制”——即使是“开明专制”——最后一定弄到强大的政府不受监督和制裁的地步。胡适的贡献在于“创造了现代中国的公共舆论”。他之开拓公共舆论的空间也就是对于他的政治理想的一种实践。他全力倡导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等，是为了争取人民有批评执政党及政府的合法权利。

  人际影响  

  个人作品  

  著作书籍  

  校辑翻译  

  文章期刊  

  人物评价  

  正面评价  

对于这样一个启蒙式的人物，既不能用中国传统经师的标准去衡量他，也不能用西方近代专业哲学家的水平去测度他。他在西方哲学和哲学史两方面都具有基本训练则是不可否认的。这一点训练终于使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中成为开一代风气的人。——余英时

胡适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举一小事称，胡适一次会议前声明要提前退席，会上忽而有人谈到《水经注》，胡适之先生立即精神抖擞，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起来，乃至忘了提早退席这件事。——季羡林

在当时的北京大学，交游之广，朋友之多，他是第一位。是天性使然还是有所为而然，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兼心理学家去研究；专从现象方面说，大家都觉得，他最和易近人。即使是学生，去找他，他也是口称某先生，满面堆笑，如果是到他的私宅，坐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过时不走，他也绝不会下逐客令。——张中行

胡先生，和其他的伟大人物一样，平易近人。“温而厉”是最好的形容。我从未见过他大发雷霆或盛气凌人。他对待年轻、属下、仆人，永远是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就是在遭到挫折侮辱的时候，他也不失其常。“其心休休然，其如有容。”——梁实秋

  负面评价  

孙中山先生和胡适之先生都是开这个五百年中西文化新运的旗手。如果濂洛关闽后继有人，他们都是一代媳妇，万代祖宗。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这便是海内外“专家”——不论“白专”或“红专”——之所以低估他的道理。     ——    唐德刚

“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晚年章太炎笑评

胡适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皆有始无终，只有上卷而没有下卷，被黄侃讥讽为缺失下面一截的太监，成了将没有完稿的小说、论著称为太监的起源。——唐德刚    

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鲁迅

  人物轶事  

  胡适鲁迅  

鲁迅眼中的胡适。

《新青年》时期的胡适，鲁迅持肯定、赞美态度。

他说：“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我佩服陈胡”。（《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他们一起讨论问题，商定稿件，又书信往来，互借图书资料，关系颇为亲密。鲁迅在《无声的中国》、《怎么写》等杂文中，称胡适是文学革新的最先“尝试”者，胡适的日记“一定该好得多”。读了胡适关于白话文的论着后，鲁迅赞其“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1922年8月21日致胡适信）但后来因为胡适主张青年学生埋头读书，少参与政治，加之与新月派文人陈源、梁实秋等的争执，以及胡适宣扬“好政府”主义，又受到逊位的皇帝溥仪、国民政府首脑蒋介石的“垂询”，鲁迅遂与胡适分道扬镳。从1920年代中后期到1930年代中期，鲁迅对胡适成见日深，写了不少讽刺、批评胡的文章。左翼革命文学家鲁迅与右翼文化泰斗胡适，势不两立、水火不容。鲁迅对胡适由褒而贬，由扬而抑，由赞誉而至讽刺、排斥，连原先捧作“警辟之至”的《白话文学史》，后来都指为“也不见得好”了。

在《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中，胡适总结五四白话文学的成绩，称“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1922年时的胡适对鲁迅推崇备至，几乎把短篇小说的创作成绩归于鲁迅。对于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作

家的抨击以至谩骂，胡适非常大度，以“老僧不见不闻”的淡定，不气，不急，不理会。迄今为止未见胡适回骂鲁迅的文字。当鲁迅遭到无端谩骂、人身攻击时，胡适却为鲁迅辩诬、主持公道。1936年11月，苏雪林致信蔡元培、胡适，对鲁迅大肆攻击。她说鲁迅“心理完全病态”，“人格卑污”，“简直连起码的‘人’的资格还够不着”。胡适于是年12月14日复信，告诫苏雪林“不必攻击其私人行为”，批评她用“衣冠败类”、“奸恶小人”等字句“尤不成话”，“是旧文字的恶腔调，我们应该深戒”。胡适还告诉她，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温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胡适在信中又提出如何正确评价人物的问题：“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

  学潮观点  

胡适先生对学生罢课的态度是选择镇静主义，劝说学生安心学习，不要干政。他的观

点如下：1、近现代中国一直面临日本军事压制和威胁，在国家的军事实力上，理性的胡适认为中国决不具备对日作战的能力，倘与日冲突无异于以卵击石。学生惟有冷静镇定，坚苦学习的选择。清末民初的中国军力孱弱，要对付倭寇，实在希望微茫。当时平心静气地看，中国与日本实力有着宵壤之别，空喊作战，又有何益，主张镇定，这是他的理性主义态度使之然。2、一个国家真正之覆亡不在于军事之失败，而在于文化学术之灭亡，为了避免国家灭亡，我们应努力致力于国家的文化学术事业。3、罢课游行、请愿示威、通电宣言、标语口号，纯系一时情绪的渲泻，于实际的政治无益，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因为这些政治冲动妨害了学生的锻炼成材。

  驻美大使  

1938年，胡适出任中国驻美大使。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内阁倍感压力，当时日本国内的社会舆论发起建议应该派三个人同时出任日本驻美大使，才可以抑制住胡适的能力。三个人分别是鹤见佑辅、石井菊次郎和松冈洋右。其中鹤见为文学专家、石井是经济专家、松冈则为雄辩家。

  诺贝尔奖  

根据诺贝尔奖官方资料库，胡适曾于1939年被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胡怕太太  

中国现代著名学者胡适是属兔子的，他的夫人江冬秀是属老虎的，胡适常开玩笑说：“兔子怕老虎。”当时就流传了胡适怕老婆的笑话。有一次，巴黎的朋友寄给胡适十几个法国的古铜币，因钱上有“PTT”三个字母，读起来谐音正巧为“怕太太”。胡适与几个怕太太的朋友开玩笑说：“如果成立一个‘怕太太协会’，这些铜币正好用来做会员的证章。”

  讲演胡说  

胡适经常到大学里去讲演。有一次，在某大学，讲演中他常引用孔子、孟子、孙中山先生的话。引用时，他就在黑板上写：“孔说”，“孟说”，“孙说”。最后，他发表自己的意见时，竟引起了哄堂大笑，原来他写的是：“胡说”。

  第一红娘  

胡适有“民国第一红娘”之誉，由其促成的有情眷属数不胜数。他喜欢看到青年

人相恋、结合，并主持过150多次婚礼。这150多次证婚，从已知的记载来看，大多为胡适同辈友人、晚辈学者，成就的多是学界伉俪；婚礼地点也大多为中国国内。而有一桩胡适在美国证婚的婚礼，且有婚礼现场照片存世，却至今未有研究者披露过。《胡适日记》1939年5月12日这天，记载了他在美国的一次证婚。他写道：今天本馆秘书游建文君与张太真女士结婚。张女士是张履鳌先生的女儿，与上海剧团同来，我病在纽约时，他们正在纽约演戏，故建文与张女士常相见，以后就订了婚约。我给他们证婚。

  感情经历  

江冬秀：包办婚姻

胡适与结发妻子江冬秀的婚姻是其母亲冯顺弟一手包办的。在胡适13岁时，随同父异母哥哥到上海读书。临行前他的母亲为他订了婚。未婚妻是旌德县的望族江家的小脚千金江冬秀。胡适对这门婚事不感兴趣，可是他对母亲非常孝敬，就默认了。1917年秋天，胡适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博士后，应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同年12月，胡适尊奉母命，在老家与比他大一岁的江冬秀举行新式婚礼。1923年7月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江冬秀以杀死两个儿子相威胁，胡适便不敢再提离婚之事。

韦莲司：共穿幽径趁溪斜

1910年9月，胡适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生，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学习农科。青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结识了青年画家韦莲司小姐。从此，韦莲司小姐成为与他交往四十八年的红颜知己。在胡适的心目中，韦莲司是新女性的理想典范。胡适认为她“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他俩月下散步，湖边谈心，尺牍传情，双方都深深地欣赏，爱慕对方。韦莲司的洒脱独立的个性吸引着胡适，两人在朝朝暮暮的叙谈中品诗论文。韦莲司是搞艺术的，正在纽约艺术学校读书，胡适的文化底子是很厚的，所以他们之间谈论艺术、谈论天下国家的大事，渐渐地感情越来越深。1915年秋胡适转入哥伦比亚大学起，两年写给韦莲司一百多封“情书”。

陈衡哲：半年内通了四十几封信

胡适当时正在办留学生的杂志，留学生陈衡哲就给他投稿，从实践上支持胡适的新文化运动。陈衡哲当时写了很多白话诗和白话小说，这些白话作品使得胡适感到找到了知己。胡适跟陈衡哲之间在半年的时间里面，通了四十几封信。就在陈衡哲满以为好梦成真的时候，胡适不得不回老家与江冬秀办婚事。陈衡哲万般无奈，只能退而与别人结婚。

曹诚英：烟霞洞里的佳人

胡适与曹诚英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与江冬秀的婚礼上。曹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妹妹，被请来为江冬秀做伴娘的。此时他们都没想到，这次婚礼上的邂逅，注定了他们后来漫长的苦涩恋情。1923年4月，胡适到上海参加研究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的会议。休会期间胡适到杭州游玩，顺便看望已经离婚的曹诚英。这次胡适在杭州玩了五天，曹诚英始终陪伴左右，使他们的感情发生了飞跃性进步。临别时，胡适写了首《西湖》，诗中暗喻曹诚英为恋人使他们的关系更密切了。之后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会议复会，胡适回上海出席。此间两人书信不断，胡适也缠绵于曹诚英的绵绵情意之中。于是在会议结束后，便利用北大教授五年一次的休假，再度来到杭州，在烟霞洞的和尚庙租了房住下。当时杭州女师也放暑假，曹诚英就以陪伴胡适养病为名，到烟霞洞与胡适同居一室。在这里，他们的感情迅速升温，是“驱不走的情魔”，是“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胡适诗《秘魔崖月夜》），也是他们一生中最为缠绵热烈的一段恋情，以致有了结晶。三个月后胡适离婚未遂，曹诚英堕胎终生未嫁。

徐芳：上海的罗曼蒂克

民国时期晚才貌双全闻名的才女徐芳，清著名科学家徐寿的曾孙女，晚清维新变法时期农工商督办徐建寅的孙女，她把初恋的全部真情都给了胡适。1936年1月下旬至2月下旬，她跟胡适在上海有一段罗曼蒂克的经历；借用徐芳本人的话说，就是她跟胡适“同在上海找到了快乐”。

洛维茨：耐人寻味的情缘

胡适1937年10月6日到达纽约，稍事休整后，他就去看望恩师著名学者杜威，初遇了杜威秘书萝德芘.洛维茨。胡适与这位犹太女孩一见面，彼此都有亲切感，谈话投机，互相赏识，特别是洛维茨对这位杜威的得意门生，更是尊敬和爱慕，几个月后就成了互相约会的好朋友。常常一起喝茶、吃饭、看戏、聊天。从胡适的日记来看，他公务之外的时间，几乎都交给了洛维茨。美国在2003年出版了一本哲学家杜威的传记，其中讲到杜威和妻子洛维茨的恋爱和婚姻故事。这本书的作者看到了南伊利诺伊大学“杜威研究中心”保存的杜威资料，其中包括胡适写给洛维茨的一些感情亲密的信。胡适与洛维茨的亲密交往是发生在她与她的前夫Grant结婚之前，而杜威却已在与她热恋。所以，胡适的这段情缘特别耐人寻味。

陆小曼：隐秘的恋情

当年有传言，说最初是胡适看上陆小曼，因其无法跟太太江冬秀离婚，陆小曼

才转向徐志摩的。待到徐志摩和陆小曼的风流事传开，胡适又积极参与其事，尽力撮合，充当“月下老人”。对胡适和陆小曼的郎情侬意，胡太太江冬秀早有耳闻。看到丈夫很热心地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事忙乎，胡太太怒不可遏，认为丈夫是借做“媒婆”之名，趁机走近陆小曼和其眉来眼去，真是贼心不死啊。胡适与陆小曼的情分颇深，有当事人的亲笔表白为证。刘继兴在《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里，发现了陆小曼写给胡适的六封信，均为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所写。其中内容足以表明两人关系并不一般。

  亲属成员  

  学位争议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研究》共有六篇，分别是“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谈学谈诗二十年——序《胡适杨联往来书札》”“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胡适与中国的民主运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

“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篇，是余英时为2004年公开出版的《胡适日记全集》序文，占去了全书内容大半。与其他研究胡适的著作不同的是，余英时以胡适1910年赴美留学到晚年1962年的日记、书信为基本史料，旁征博引，将围绕胡适本事中几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一一还原。

在胡适本事中，关于胡适博士学位的真假，一直有争议。1919年，当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一起倡言“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昔为好友，今为仇雠”的梅光迪，就对胡适是否该称为“博士”提出质疑；其后，做过胡适口述自传的唐德刚，也对胡适的博士学位提出同样的质疑。他在《胡适口述自传》的一条注释中，推断胡适博士论文口试结果是“大修通过”，而且必须“补考”，因而迟至1927年他重返哥伦比亚大学，满足了这两项要求之后，才取得博士学位。唐德刚的这一注释，后来多为研究胡适的学者所尊奉，胡适博士学位的悬案也由此产生。

余英时通过校勘这一时期胡适的日记，比照其他史料，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是货真价实的。他认为：“胡适的‘博士学位问题’除了因‘论文缓缴’延迟了十年之外，别无其他可疑之处。至少到现在为止，尚未出现任何足以致疑的证据，唐德刚先生的‘论文口试’为‘大修通过’之说，仍然是个‘假设’。”

作为叙述历史的作品而言，包含丰富的、生动的细节的大量材料，是吸引读者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正因为如此，有关胡适的研究作品，类似胡适博士学位真假之类的细节往往被渲染。但是，从研究历史的学术价值而言，细节丰富却并不等于历史真实。余英时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将不真实却丰富的细节一一剔除。有关胡适个人生命史上的一些其他疑点，诸如胡适是不是“哲学家”、胡适的感情经历等，在余英时的诠释中，都一一破解，胡适的本来面目也慢慢清晰起来。

  后世纪念  

  绩溪故居  

故居位于安徽省绩溪县上庄镇上庄村，为两进三间砖木结构楼房，始建于1897年，是典型的晚清徽派建筑，占地面积1100多平方米。大门前是用鹅卵石铺成的院落。大门用水磨青砖净缝砌筑，门的上方有四块砖雕装嵌，五飞砖之上是瓦顶，东西两端发戗翼腾，线条明快活泼。前檐墙的檐下两角，用墨、赭两色绘以山水花鸟，简洁雅致。

故居内部装饰以隔扇、窗栏、撑拱和雀替为主。与一般民居不同的是隔扇、窗栏的兰蕙图采用平地阴刻技法。故居分前后两进，中以户牖相隔。当年胡适和母亲冯顺弟便住在前堂西房，与西房相通的厢房是胡适念书的书房。胡适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故居内现陈列着胡适生前的部分著作，书信手稿以及有关介绍胡适的文章。故居于1987年对外开放，1998年被列为安徽省第四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故居  

故居位于上海市静安区万航渡路320弄，1926年5月间，胡适在租了该幢洋房。当年楼下是客厅、厨房、餐厅和卫生间。楼上大间是胡适和夫人江冬秀的卧室，旁侧小间是胡祖望和胡思杜的卧室，另一侧是胡适的书房。胡适在上海寓居时，接受光华大学教授聘任，同时又与徐志摩、梁实秋、邵洵美等筹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

  台北墓地  

胡适墓地位于台湾省台北市南港区，面积达两公顷，由台北南港当地士绅李福人捐献，墓志铭由学者

毛子水撰文，金石家王壮为书写，其内容为：这是胡适先生的墓，生于1891年，卒于1962年。这个为学术和文化的进步，为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为民族的尊荣，为人类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劳神以致身死的人，陵谷也会变易，但墓中这位哲人所给予世界的光明，将永远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