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strong>人物简介</strong></h2><p>王毓铨，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秦汉史专家、古钱币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p>员、中国明史学会名誉会长。<p>1910年3月10日出生于山东莱芜。1936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获学士学位。1938年应邀赴美，参与中国历史编纂计划，担任秦汉两朝的社会经济史料的收集、审译、注释工作。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选修欧洲古代希腊罗马史，1946年获硕士学位。1947年专一攻读古代希腊罗马史博士学位。1948年，任美洲古钱学会博物馆远东部主任，从事先秦货币史的研究。1950年出版《中国早期货币》（Early Chinese Coinage）。</p><p>1950年回国，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1955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改研明史。现任该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博士导师。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和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经济史学会会长、太平洋历史学会顾问、明藩王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2002年10月在北京去世。</p><h2><strong>生平事迹</strong></h2><h3><strong>山东：抗日救亡</strong></h3><p>王毓铨，字伯衡。1910年3月出生于莱芜小曹村。先后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北京大学。1936年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p><p>1938年春，我八路军四支队进驻莱芜城时，王毓铨曾去面见洪涛司令，并把韩复榘部队撤退时丢弃的手枪一支、子弹十多斤亲自送给洪涛司令。第四支队收得莱芜城后，抗日救亡委员会的工作又恢复了，他仍主持该会的工作，并配合四支队的地方工作。当时四支队油印出版一份报纸，叫他做主编，我部队地方工作人员每日将收听到的延安消息派人送给他，他在家或在抗日动委会编写好后再交由部队油印出版。</p><p>国民党部队六十九军到达新、莱、蒙边区后，军长石友三派梁竹航任莱芜县长，他们是北大同学，梁竹航专程去拜访他，并在他家换穿了衣服。他了解到我地方党支持梁竹航县政府，反对并驱逐山东法西斯头子秦启荣的县政府，他陪同梁竹航到几个区召开了地方人士的会议，把秦启荣司令专员公署及其莱芜县政府驱逐到新泰县羊流一带后，他参加了梁竹航县政府在莱芜城召开的地方人士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莱芜县政委员会，选举开养斋（前清举人，老同盟会员，系孙中山的护法议员，抗战时我山东省宪政保进会会长，泰山区参议长）为主任委员，孙启明、李菊轩为副主任委员，王毓铨被选为委员，他在四支队地方工作队主编的小报上写了一篇《勖县政委员》的社论。六十九军政治部派驻莱芜县民运指导员黄某去拜访王毓铨后，部长张友渔发动组织成立了“山东省鲁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同年8月底王毓铨即到鲁南动委会工作，与田佩之等3人经常住在动委会主持工作，他负责计划举办教育事业。曾被邀请在颜庄六十九军的教导队讲授社会发展史，石友三也去昕过两三次。他在政治部出版的期刊上写过说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必胜性的文章。张友渔在郑王庄东山区办干部训练班，曾派王毓铨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此时，他胃溃疡病复发，吐血、泻血不止，干部训练班即派人用担架把他送回政治部，不久又把他护送回家休养。</p><h3><strong>美国：编译历史</strong></h3><p>1938年，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给王毓铨寄来”中国历史资料编译计划”，并写信来聘请他以专家身</p>份去作编译工作。1938年12月他到达美国（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在美国），德国人魏特夫（译音，原是德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历史资料的主编，王毓铨是编辑人之一。魏特夫在1935年来中国研究中国历史，魏是以太平洋学会会员的身份来的。他是德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中国通，著名著作有《中国社会与经济》和《地理学批判》以及若干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当时太平洋学会中国分会的会长是胡适、陶孟和(陶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陶孟和宴请魏特夫时，千家驹(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座。宴会后，千家驹告诉王事情的经过，王毓铨去拜访了魏特夫，王毓铨认识了他，并帮他找人搜集历史资料并翻译成英文。<p>王毓铨到美国时，主持中共纽约支部的是饶漱石。陈翰笙奉中央命从事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他是太平洋学会会员，他为革命而研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中国社会经济等问题。王毓铨到达纽约的当天晚上，陈翰笙先生去看他，叫他谈了谈山东敌人后方抗日救亡的活动。听了以后，陈建议王毓铨写一篇山东的抗日战争情况。王毓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山东鲁南一个典型的抗日游击区》。陈翰笙看了，认为很好，又送给饶漱石看了，也认为很好，遂商请太平洋学会出版。太平洋学会送请唐明照译为英文，后来出版了。陈翰笙把王毓铨的住址告诉了饶漱石，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有人来找王，一进门即说我是老赵（饶漱石是1937年派去联络各国共产党的，1940年前后回国，假名叫老赵），他询问了山东抗战和1926年至1927年山东共青团省委是谁等一些情况，证明王确到团省委作过工作无疑。饶漱石的爱人陆璀同王毓铨谈话，建议王毓铨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毓铨说，我怕发生意外，影响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只愿在党的领导下做些革命工作和研究活动。陆璀说:“那么你还继续做研究工作吧，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研究人才。”饶漱石在纽约时，有若干星期日，是与王在一起度过的。饶、陆夫妇回国时，王到车站送行，陆璀回国后还继续给王毓铨寄些中央印发的宣传文件看。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交通断绝，王毓铨再没有收到她寄的文件。</p><p>饶漱石、陆璀回国后，中共纽约党支部书记是徐永英，徐1946回国后，支部书记是何枝芬，王毓铨都与他们有密切的联系，接受党支部的领导。到纽约后，王毓铨每月都定额捐款支援八路军抗战，3个月寄一次，寄到中国大同盟（在香港，是宋庆龄主持的），由宋庆龄转往延安。</p><p>中共纽约党支部召集了二十来位接近党的朋友举办政治学习班，讨论国内外政治形势及党的方针政策，地址在朋友住处轮流转换，最后多半是在唐明照家，王毓铨都参加。支部决定为了扩大影响，公开成立“中国新文化学会”。第一次成立大会，到会三十余人，王毓铨被选为第一任主席，在芝加哥、旧金山等许多城市都成立了分会。中国新文化学会的任务是:一、团结在外国的留学生和学术界人士;二、以学术活动相号召;三、反帝反日，抗日救国;四、政治学习，学毛主席著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不对外）;五、进行反蒋活动。王毓铨是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参加的。纽约党支部以新文化学会的公开合法名义，在中国留学生和学术界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活动，不久，仅纽约一处，会员就增加到五六十人。开会讨论国内外政治时事都是公开的，国民党分子也派人参加，在时事学习讨论会上，两方立场观点尖锐对立，曾动手打仗。旧金山分会斗争更凶，但我党势力压倒了国民党势力。国民党报纸上，宣传中国新文化学会是反动组织，作反动宣传，号召大家不要上了新文化学会的当。因此，王毓铨以新文化学会主席的名义写了一个启事，花钱买广告版面，就在国民党分子办的报上刊登，启事说明中国新文化学会是文化学术团体，是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一个文化学术组织，所有对新文化学会的诬蔑，完全是捏造，它的活动由主席王毓铨负责。中国新文化学会在纽约中共党支部的秘密领导下，以公开合法组织的名义，团结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学术界人士，一直同国民党势力坚持斗争。而且，革命进步势力一直压倒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新文化学会每两个星期作一次学术报告，讨论时事。当新中国建立之时，它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王毓铨的政治活动招致了国民党分子的嫉恨，他的朋友冯家升先生告诉王毓铨说:”国民党人都说你是共产党，你得特别注意!”</p><p>1939年到1946年8年期间，王毓铨一直在太平洋学会主持的中国历史编纂处工作，主要是阅读、研究、收集中国秦朝汉朝的社会经济史料(简称中国历史计划)。这期间，他对《史记》、《前汉书》、《后汉书》等反复认真阅读了7遍，对《四书》、《五经》、《三国志》及有关著作也认真阅读过。对以上书籍中有用的资料，都摘录下来，再翻译成英文。业务主持人是德国人主编魏特夫，陈翰笙、徐永英、王毓铨过去都认为魏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开始时王毓锥同魏特夫合作还是好的，在苏联德国纳粹军队入侵，当希特勒军队打到距离莫斯科还有三英里时，情势危急，魏特夫竟公开扬言说在三个月之内苏联红军一定被打垮，这也是当时美国军界的说法。那时，反对苏联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王毓铨第一次发现魏特夫是反苏反党的，即与他辩论说，苏联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是打不倒的。魏特夫说，王毓铨你的看法是错误的，斯大林把有才能的将领都杀掉了，所以苏联红军一定失败。他反对第三国际，反对苏联。王毓铨把魏特夫这些言论都告诉了陈翰笙、徐永英，过去他们和美国共产党一直认为魏特夫是德国共产党员，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国通，写了几部书和很多文章。从这以后，他们认为魏特夫可能是德国共产党的叛徒。王毓铨同魏特夫时常发生辩论，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坏，使王毓铨不能再忍受。从此以后，王毓铨即决定不再为魏特夫做工作了，埋头读自己愿意读的书，为时达三四年之久。后来两人感情越来越坏，魏特夫即怀疑王毓锥加入共产党了，再加王毓铨的爱人胡先晋在美国工会办的一个大学里教书，魏特夫即肯定王毓铨是共产党员，随即向太平洋学会控告王毓铨想成立工会反对他。王毓铨向陈翰笙商议</p>辞职，陈翰笙也反对魏特夫，经过陈翰笙同意后，王毓铨即辞职了。王是魏特夫在业务上的台柱子，他不愿意王辞职走了，但王毓铨坚决辞职不干了。王毓铨回国后，1957年魏特夫写了一篇文章叫《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破坏者》（由美国一工会出版），还写了一本书叫《东方暴君制度》影射苏维埃制度，证明魏特夫是反苏反党的。<p>1945年日寇投降后，董必武代表中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时，中共纽约支部书记徐永英同志作了安排，把董老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王毓铨，叫他去找董老谈谈。王毓铨很高兴地去见了董老。董老谈了些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询问了胡适的一些情况，叫王毓铨做些胡适的统战工作，不要叫胡适完全倒在国民党一边。王毓铨把胡适的住址、电话号码和去的路线告诉了董老。董老亲去拜访了胡适谈过话。政治学习会董老也曾出席过。</p><p>1947年到1950年1月，王毓铨在美洲古钱学会做研究工作，这个学会是会员捐款、捐地、捐股票办起来的。所谓古钱是今天以前的已不流通的钱币都叫古钱。学会的目的是收集、保存世界各国古钱，并对古钱进行研究出版。王毓铨担任美洲古钱学会远东部主任，因当时年轻担任此职，有些人不放心，他写了几篇文章发表了，他们才放心佩服他了。他在美洲古钱学会工作两年多，主要研究先秦历史(即秦朝以前的历史)。这时他写了一本书叫EARLY CHINESE COINAGE (中国早期货币)，1950年纽约出版。世界历史学家认为王毓铨写的这本书及其文章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把王毓铨小传列入《世界名人词典》(WHO is WHO〉中。</p><h3><strong>回国：服务祖国</strong></h3><p>革命胜利，新中国建立后，王毓铨、胡先晋夫妇即决定回国工作。胡适请王毓铨胡先晋夫妇及年幼儿子王逢凯（现任美国库伯能源公司常驻中国代表）吃饭钱行，胡适不同意他们回国。他说，在美国有固定和满意的工作，研究工作的条件好，待遇优厚，生活安定，何必回国呢?动员王毓铨还是留在美国工作为好。王毓铨坚决主张回国为祖国服务。</p><p>回国时，中共纽约支部书记何校芬给他安排先到香港大学找曹××教授（该同志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曹教授负责接待他。</p><p>1950年3月由香港回到北京，回国前回国后他都没有与董老和饶漱石联系请示。在回国之前，他只写信告诉许德珩教授自己决定回国工作。许德珩即先与当时的文物局长王冶秋商量安排王毓铨回国后到文物局工作，王到北京后即被安排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上级给他定的月薪待遇很高，1500斤小米。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工资都很低，为工作方便，接受支部书记的建议，他向组织要求给他降低工资待遇，减去一半，改为750斤小米，其爱人胡先晋安排在北京大学任二级教授。</p><p>1955年春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56年全国调整工资，由于个别领导极”左”思想的影响，他遭受不应有的打击，只给他定为四级副研究员。1978年全所评职称，他被全所一致选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聘他为教授，之后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p><h3><strong>出国：著作讲学</strong></h3><p>1980年他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去美国调查各大学对中国的研究情况和教学课程。</p><p>1981年到198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以教授身份去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两年，第一年自己做研究工作兼该校东方学系研究生的顾问，这时他写了一篇英文文章《明朝德役制度的特点》，已于1986年在美国发表。第二年他和美国教授牟复社(译音)共同指导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中有来自香港、台湾和美国国内的，均已获得博士学位。其间，1982年8月至9月，他又被美国高级学术协会和德国科学院邀请到西德参加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他的论文被会议一致认为是最好的一篇。</p><h2><strong>社会兼职</strong></h2><p>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以下职务：太平洋历史学会顾问，英国剑桥大学的Aoia Majoy（《太亚细亚》）期刊编辑部顾问，意大利东方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百科全书》编写计划顾问，中国古代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明史卷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主编，《中国通史》明史卷主编，《中国经济史》明史卷主编等。</p><h2><strong>著作论文</strong></h2><p>他所写的书籍有：《中国早期货币》（英文版，1950年纽约出版，1980年再版）、《中国古代货币的</p>起源和发展》、《明代的军屯》、《莱芜集》（1983年出版）等著作。<p>他所写的文章主要有：《西汉政府的组织》（英文版）、《田（辕田）解》、《汉代的”亭”和”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辨正》、《明代军屯的历史渊源》、《明代的军户》、《明代的王府庄田》等若干篇，都是具有创造性的著作。</p><h2><strong>社会评价</strong></h2><p>王毓铨献身史学事业六十多个春秋，致力明史研究近半个世纪，在明代土地制度史以及相关问题上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他的一系列论文完善了明史学术体系。他造诣颇深，成就斐然，其撰著首重基本历史问题，重通识，重创见发明，态度严谨。他的论文《论明代的配户当差制》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p>
中文名王毓铨
国籍中国
出生日期1910
逝世日期2002
职业历史学家
<h2><strong>人物简介</strong></h2><p>王毓铨，著名历史学家、明史专家、秦汉史专家、古钱币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p>员、中国明史学会名誉会长。<p>1910年3月10日出生于山东莱芜。1936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获学士学位。1938年应邀赴美，参与中国历史编纂计划，担任秦汉两朝的社会经济史料的收集、审译、注释工作。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选修欧洲古代希腊罗马史，1946年获硕士学位。1947年专一攻读古代希腊罗马史博士学位。1948年，任美洲古钱学会博物馆远东部主任，从事先秦货币史的研究。1950年出版《中国早期货币》（Early Chinese Coinage）。</p><p>1950年回国，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1955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改研明史。现任该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博士导师。197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主任。198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9年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还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和博士生导师、中国古代经济史学会会长、太平洋历史学会顾问、明藩王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2002年10月在北京去世。</p><h2><strong>生平事迹</strong></h2><h3><strong>山东：抗日救亡</strong></h3><p>王毓铨，字伯衡。1910年3月出生于莱芜小曹村。先后就读于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北京大学。1936年到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工作。</p><p>1938年春，我八路军四支队进驻莱芜城时，王毓铨曾去面见洪涛司令，并把韩复榘部队撤退时丢弃的手枪一支、子弹十多斤亲自送给洪涛司令。第四支队收得莱芜城后，抗日救亡委员会的工作又恢复了，他仍主持该会的工作，并配合四支队的地方工作。当时四支队油印出版一份报纸，叫他做主编，我部队地方工作人员每日将收听到的延安消息派人送给他，他在家或在抗日动委会编写好后再交由部队油印出版。</p><p>国民党部队六十九军到达新、莱、蒙边区后，军长石友三派梁竹航任莱芜县长，他们是北大同学，梁竹航专程去拜访他，并在他家换穿了衣服。他了解到我地方党支持梁竹航县政府，反对并驱逐山东法西斯头子秦启荣的县政府，他陪同梁竹航到几个区召开了地方人士的会议，把秦启荣司令专员公署及其莱芜县政府驱逐到新泰县羊流一带后，他参加了梁竹航县政府在莱芜城召开的地方人士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莱芜县政委员会，选举开养斋（前清举人，老同盟会员，系孙中山的护法议员，抗战时我山东省宪政保进会会长，泰山区参议长）为主任委员，孙启明、李菊轩为副主任委员，王毓铨被选为委员，他在四支队地方工作队主编的小报上写了一篇《勖县政委员》的社论。六十九军政治部派驻莱芜县民运指导员黄某去拜访王毓铨后，部长张友渔发动组织成立了“山东省鲁南抗日总动员委员会”。同年8月底王毓铨即到鲁南动委会工作，与田佩之等3人经常住在动委会主持工作，他负责计划举办教育事业。曾被邀请在颜庄六十九军的教导队讲授社会发展史，石友三也去昕过两三次。他在政治部出版的期刊上写过说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和必胜性的文章。张友渔在郑王庄东山区办干部训练班，曾派王毓铨讲社会发展史等课程。此时，他胃溃疡病复发，吐血、泻血不止，干部训练班即派人用担架把他送回政治部，不久又把他护送回家休养。</p><h3><strong>美国：编译历史</strong></h3><p>1938年，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给王毓铨寄来”中国历史资料编译计划”，并写信来聘请他以专家身</p>份去作编译工作。1938年12月他到达美国（太平洋学会国际秘书处在美国），德国人魏特夫（译音，原是德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历史资料的主编，王毓铨是编辑人之一。魏特夫在1935年来中国研究中国历史，魏是以太平洋学会会员的身份来的。他是德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中国通，著名著作有《中国社会与经济》和《地理学批判》以及若干篇关于孙中山的文章，当时太平洋学会中国分会的会长是胡适、陶孟和(陶是国民党中央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陶孟和宴请魏特夫时，千家驹(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在座。宴会后，千家驹告诉王事情的经过，王毓铨去拜访了魏特夫，王毓铨认识了他，并帮他找人搜集历史资料并翻译成英文。<p>王毓铨到美国时，主持中共纽约支部的是饶漱石。陈翰笙奉中央命从事国际统一战线工作，他是太平洋学会会员，他为革命而研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和中国社会经济等问题。王毓铨到达纽约的当天晚上，陈翰笙先生去看他，叫他谈了谈山东敌人后方抗日救亡的活动。听了以后，陈建议王毓铨写一篇山东的抗日战争情况。王毓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山东鲁南一个典型的抗日游击区》。陈翰笙看了，认为很好，又送给饶漱石看了，也认为很好，遂商请太平洋学会出版。太平洋学会送请唐明照译为英文，后来出版了。陈翰笙把王毓铨的住址告诉了饶漱石，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有人来找王，一进门即说我是老赵（饶漱石是1937年派去联络各国共产党的，1940年前后回国，假名叫老赵），他询问了山东抗战和1926年至1927年山东共青团省委是谁等一些情况，证明王确到团省委作过工作无疑。饶漱石的爱人陆璀同王毓铨谈话，建议王毓铨加入中国共产党。王毓铨说，我怕发生意外，影响我的学术研究工作，只愿在党的领导下做些革命工作和研究活动。陆璀说:“那么你还继续做研究工作吧，我们也需要这样的研究人才。”饶漱石在纽约时，有若干星期日，是与王在一起度过的。饶、陆夫妇回国时，王到车站送行，陆璀回国后还继续给王毓铨寄些中央印发的宣传文件看。香港被日军占领后，交通断绝，王毓铨再没有收到她寄的文件。</p><p>饶漱石、陆璀回国后，中共纽约党支部书记是徐永英，徐1946回国后，支部书记是何枝芬，王毓铨都与他们有密切的联系，接受党支部的领导。到纽约后，王毓铨每月都定额捐款支援八路军抗战，3个月寄一次，寄到中国大同盟（在香港，是宋庆龄主持的），由宋庆龄转往延安。</p><p>中共纽约党支部召集了二十来位接近党的朋友举办政治学习班，讨论国内外政治形势及党的方针政策，地址在朋友住处轮流转换，最后多半是在唐明照家，王毓铨都参加。支部决定为了扩大影响，公开成立“中国新文化学会”。第一次成立大会，到会三十余人，王毓铨被选为第一任主席，在芝加哥、旧金山等许多城市都成立了分会。中国新文化学会的任务是:一、团结在外国的留学生和学术界人士;二、以学术活动相号召;三、反帝反日，抗日救国;四、政治学习，学毛主席著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等（不对外）;五、进行反蒋活动。王毓铨是以专家学者的身份参加的。纽约党支部以新文化学会的公开合法名义，在中国留学生和学术界人士中，积极开展工作活动，不久，仅纽约一处，会员就增加到五六十人。开会讨论国内外政治时事都是公开的，国民党分子也派人参加，在时事学习讨论会上，两方立场观点尖锐对立，曾动手打仗。旧金山分会斗争更凶，但我党势力压倒了国民党势力。国民党报纸上，宣传中国新文化学会是反动组织，作反动宣传，号召大家不要上了新文化学会的当。因此，王毓铨以新文化学会主席的名义写了一个启事，花钱买广告版面，就在国民党分子办的报上刊登，启事说明中国新文化学会是文化学术团体，是当地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一个文化学术组织，所有对新文化学会的诬蔑，完全是捏造，它的活动由主席王毓铨负责。中国新文化学会在纽约中共党支部的秘密领导下，以公开合法组织的名义，团结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和学术界人士，一直同国民党势力坚持斗争。而且，革命进步势力一直压倒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新文化学会每两个星期作一次学术报告，讨论时事。当新中国建立之时，它召开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会。王毓铨的政治活动招致了国民党分子的嫉恨，他的朋友冯家升先生告诉王毓铨说:”国民党人都说你是共产党，你得特别注意!”</p><p>1939年到1946年8年期间，王毓铨一直在太平洋学会主持的中国历史编纂处工作，主要是阅读、研究、收集中国秦朝汉朝的社会经济史料(简称中国历史计划)。这期间，他对《史记》、《前汉书》、《后汉书》等反复认真阅读了7遍，对《四书》、《五经》、《三国志》及有关著作也认真阅读过。对以上书籍中有用的资料，都摘录下来，再翻译成英文。业务主持人是德国人主编魏特夫，陈翰笙、徐永英、王毓铨过去都认为魏是德国共产党党员，开始时王毓锥同魏特夫合作还是好的，在苏联德国纳粹军队入侵，当希特勒军队打到距离莫斯科还有三英里时，情势危急，魏特夫竟公开扬言说在三个月之内苏联红军一定被打垮，这也是当时美国军界的说法。那时，反对苏联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王毓铨第一次发现魏特夫是反苏反党的，即与他辩论说，苏联红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军队是打不倒的。魏特夫说，王毓铨你的看法是错误的，斯大林把有才能的将领都杀掉了，所以苏联红军一定失败。他反对第三国际，反对苏联。王毓铨把魏特夫这些言论都告诉了陈翰笙、徐永英，过去他们和美国共产党一直认为魏特夫是德国共产党员，是研究中国历史的，是德国共产党的中国通，写了几部书和很多文章。从这以后，他们认为魏特夫可能是德国共产党的叛徒。王毓铨同魏特夫时常发生辩论，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坏，使王毓铨不能再忍受。从此以后，王毓铨即决定不再为魏特夫做工作了，埋头读自己愿意读的书，为时达三四年之久。后来两人感情越来越坏，魏特夫即怀疑王毓锥加入共产党了，再加王毓铨的爱人胡先晋在美国工会办的一个大学里教书，魏特夫即肯定王毓铨是共产党员，随即向太平洋学会控告王毓铨想成立工会反对他。王毓铨向陈翰笙商议</p>辞职，陈翰笙也反对魏特夫，经过陈翰笙同意后，王毓铨即辞职了。王是魏特夫在业务上的台柱子，他不愿意王辞职走了，但王毓铨坚决辞职不干了。王毓铨回国后，1957年魏特夫写了一篇文章叫《毛泽东是中国农民的破坏者》（由美国一工会出版），还写了一本书叫《东方暴君制度》影射苏维埃制度，证明魏特夫是反苏反党的。<p>1945年日寇投降后，董必武代表中共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时，中共纽约支部书记徐永英同志作了安排，把董老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王毓铨，叫他去找董老谈谈。王毓铨很高兴地去见了董老。董老谈了些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问题，询问了胡适的一些情况，叫王毓铨做些胡适的统战工作，不要叫胡适完全倒在国民党一边。王毓铨把胡适的住址、电话号码和去的路线告诉了董老。董老亲去拜访了胡适谈过话。政治学习会董老也曾出席过。</p><p>1947年到1950年1月，王毓铨在美洲古钱学会做研究工作，这个学会是会员捐款、捐地、捐股票办起来的。所谓古钱是今天以前的已不流通的钱币都叫古钱。学会的目的是收集、保存世界各国古钱，并对古钱进行研究出版。王毓铨担任美洲古钱学会远东部主任，因当时年轻担任此职，有些人不放心，他写了几篇文章发表了，他们才放心佩服他了。他在美洲古钱学会工作两年多，主要研究先秦历史(即秦朝以前的历史)。这时他写了一本书叫EARLY CHINESE COINAGE (中国早期货币)，1950年纽约出版。世界历史学家认为王毓铨写的这本书及其文章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把王毓铨小传列入《世界名人词典》(WHO is WHO〉中。</p><h3><strong>回国：服务祖国</strong></h3><p>革命胜利，新中国建立后，王毓铨、胡先晋夫妇即决定回国工作。胡适请王毓铨胡先晋夫妇及年幼儿子王逢凯（现任美国库伯能源公司常驻中国代表）吃饭钱行，胡适不同意他们回国。他说，在美国有固定和满意的工作，研究工作的条件好，待遇优厚，生活安定，何必回国呢?动员王毓铨还是留在美国工作为好。王毓铨坚决主张回国为祖国服务。</p><p>回国时，中共纽约支部书记何校芬给他安排先到香港大学找曹××教授（该同志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曹教授负责接待他。</p><p>1950年3月由香港回到北京，回国前回国后他都没有与董老和饶漱石联系请示。在回国之前，他只写信告诉许德珩教授自己决定回国工作。许德珩即先与当时的文物局长王冶秋商量安排王毓铨回国后到文物局工作，王到北京后即被安排在历史博物馆工作。上级给他定的月薪待遇很高，1500斤小米。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工资都很低，为工作方便，接受支部书记的建议，他向组织要求给他降低工资待遇，减去一半，改为750斤小米，其爱人胡先晋安排在北京大学任二级教授。</p><p>1955年春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56年全国调整工资，由于个别领导极”左”思想的影响，他遭受不应有的打击，只给他定为四级副研究员。1978年全所评职称，他被全所一致选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聘他为教授，之后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p><h3><strong>出国：著作讲学</strong></h3><p>1980年他被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去美国调查各大学对中国的研究情况和教学课程。</p><p>1981年到1983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他以教授身份去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两年，第一年自己做研究工作兼该校东方学系研究生的顾问，这时他写了一篇英文文章《明朝德役制度的特点》，已于1986年在美国发表。第二年他和美国教授牟复社(译音)共同指导博士研究生，研究生中有来自香港、台湾和美国国内的，均已获得博士学位。其间，1982年8月至9月，他又被美国高级学术协会和德国科学院邀请到西德参加了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他的论文被会议一致认为是最好的一篇。</p><h2><strong>社会兼职</strong></h2><p>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以下职务：太平洋历史学会顾问，英国剑桥大学的Aoia Majoy（《太亚细亚》）期刊编辑部顾问，意大利东方大学《中国历史文化百科全书》编写计划顾问，中国古代经济学会会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历史明史卷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主编，《中国通史》明史卷主编，《中国经济史》明史卷主编等。</p><h2><strong>著作论文</strong></h2><p>他所写的书籍有：《中国早期货币》（英文版，1950年纽约出版，1980年再版）、《中国古代货币的</p>起源和发展》、《明代的军屯》、《莱芜集》（1983年出版）等著作。<p>他所写的文章主要有：《西汉政府的组织》（英文版）、《田（辕田）解》、《汉代的”亭”和”乡里”不同性质不同行政系统辨正》、《明代军屯的历史渊源》、《明代的军户》、《明代的王府庄田》等若干篇，都是具有创造性的著作。</p><h2><strong>社会评价</strong></h2><p>王毓铨献身史学事业六十多个春秋，致力明史研究近半个世纪，在明代土地制度史以及相关问题上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他的一系列论文完善了明史学术体系。他造诣颇深，成就斐然，其撰著首重基本历史问题，重通识，重创见发明，态度严谨。他的论文《论明代的配户当差制》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届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主编的《中国经济通史·明代经济卷》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