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介绍  

俞济时（1904—1990），字良桢，浙江奉化县城奉南村人。据说是蒋介石的外甥。

早年在县城永丰店当学徒，1921年在慈北鸣鹤场当民信局信差，次年任福建浦城县政府庶务。后投身到族叔、黄埔军官学校军需处长俞飞鹏处，得保荐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任蒋介石侍卫。1926年任侍卫大队排长、连长。次年，侍卫大队扩大为警卫团，任营长、团长。1928年复扩为警卫第一旅，任旅长兼南京警备司令。1930年再扩大为师，任警卫第一师师长。

1932年任张治中部八十八师师长，参加上海一·二八抗战，受重伤，次年任浙江省保安处长。后改任第58师师长。

第74军是1937年9月1日在浙江组建，由王耀武第51师（辖周志道151旅、李天霞153旅）和俞济时第58师（辖吴继光174旅、邱维达172旅）合编而成。

1937年任七十四军军长，参加南京保卫战等。1942年任蒋介石侍卫长，后任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等职。期间，随侍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

抗战胜利后，历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长、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总统府第三局局长。

1949年去台湾，历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侍卫长，“总统府”第二局局长及战略顾问、“总统府”国策顾问。1990年逝于台北。

著有《时代新军人应有之修养》、《孙子之战术战略思想采微》等。

  人物生平  

俞济时9岁入显承初级小学，继入锦溪高等小学，其间曾因目疾辍学。1921年去慈北鸣鹤场，任民信局信差4个月。翌年任福建浦城县政府庶务。

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在军校教导团见习，旋任排长、侦察队长，参加两次东征，由少尉升至少校。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第九团团附、总司令部警卫团第二营中校营长等职。参加北伐。翌年任第一军第一师第四团上校团长。1928年参加兖州、大汉口战役。未几，改任国民政府警卫团少将团长。翌年起任警卫旅长兼代中央宪兵司令、警卫司令部司令兼第一旅旅长等职。1931年12月改任陆军第八十八师师长。

1932年1月奉令率师参加凇沪战役，在庙行镇、蕴草浜一带抗击日军，因腹部中弹，返后方治疗。翌年1月任浙江省保安处长。1934年11月兼任浙赣皖闽边区“追剿纵队”司令，率部进攻边区革命根据地，阻击方志敏等领导的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次年7月任陆军第五十八师师长。11月参加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36年1月授陆军中将。

1937年8月升任第七十四军军长，率所部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转战于青浦、苏州、武进一带，继参加南京保卫战。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88师师长俞济时就致电蒋中正，主动请缨，要求前往上海增援 。面对自己的亲信爱将的杀敌请求，蒋中正喜在心头，他回复说，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果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随着第五军成军，俞济时的88师归于张治中的辖制，挥师沪上 。俞济时不是贪生怕死之辈，庙行血战，88师防线被突破，俞济时亲率部队，杀上阵前，腹部受了重伤，肠子穿孔 。由此，俞济时也获得了国民革命军的最高荣誉“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俞济时撰写的《“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中，记录了88师伤亡的人数共计3219人，占到了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其中1091名勇士壮烈殉国，这个数字还不包括88师独立旅的伤亡情况 。

1938年5月参加河南砀山及兰封之战，同7月升第三十六军团军团长，调江西参战。1938年10月，在万家岭激战中，击溃日军一个旅团。11月中旬，兼任长沙株洲警备司令，处理长沙大火善后事宜。1939年1月任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参加南昌会战。6月调任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参加南浔路会战，三失高安而复三得。10月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1940年1月兼浙江省抗敌自卫团副总司令、代总司令职，8月兼浙东海防总指挥。翌年4月中旬，镇海、宁波、绍兴、海门、温州等地相继失陷。

10月奉召赴重庆，派往仰光考察。1942年11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卫长。翌年兼侍从室第一处副主任，后兼代主任。11月随侍蒋介石赴埃及出席开罗会议。1944年8月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一期受训。翌年3月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兼任侍卫长及第一处代主任。5月专任侍卫长。11月任国民政府参军处军务局长。1946年9月当选为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干事。翌年7月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
1948年1月享受陆军上将待遇，5月调任总统府第三局局长。1949年1月随蒋介石退居溪口，4月25日离开奉化，后去台湾。

1949年8月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仍任侍卫长职。翌年3月任“总统府”第二局局长及战略顾问。1951年卸侍卫长职。次年辞第二局局长职。1956年以后，任历届“总统府”国策顾问。1990年1月，病故台北。著有《时代新军人应有之修养》、《孙子之战术战略思想采微》及《八十虚度追忆》、《八六述怀》等。

  薛岳奇电  

  “你如儿戏命令，我就儿戏汝命！”    薛岳给俞济时拍了一封中外战史上恐怕都少有的“奇电”     。  

1938年7月初，大本营变更华中派遣军的战斗序列，决定调集40万兵力，各型飞机300余架，舰艇20余艘，迅速攻取武汉，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1938年7月，国民政府军委会授任蒋介石为武汉保卫战总指挥，重新将全国划定为九个战区，并向各战区下达了《武汉会战方针及指导要领》。该《作战方针》明确指出：以李宗仁第五战区和陈诚第九战区的部队为主力，动员总计约100万兵力，承担保卫大武汉的作战任务 。其中，第五战区的作战区域主要集中在大别山南北两麓的豫、皖、鄂三省，下辖孙连仲为总司令的第3兵团和李品仙为总司令的第4兵团；第九战区的作战区域在鄂、皖两省的江南地区及赣、湘两省的全部，其下辖薛岳为总司令的第1兵团和以张发奎为总司令的第2兵团 。

第1兵团的防区是长江南岸的江西和湖北地区，74军隶属第1兵团指挥，这样，薛岳把俞济时从豫东平原又带到了赣北的崇山峻岭 。

  武汉保卫战       从安庆打响了 。  

1938年6月15日，皖省省会安庆失陷，日军溯江而上，40天内连陷马垱，彭泽、九江、姑塘，一下子将战线推到了庐山脚下 。

根据日军的进攻态势，薛岳将所部之第4军、8军、70军部署于南浔线正面的金官桥一带；将第25军、66军布阵于星子、东西孤岭一带；将第29军、74军设防于德安一线。

金官桥是日军攻打庐山，阻断南浔铁路的正面突破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薛岳令64军军长李汉魂率其统辖的粤军两个师和第10军部队防守右翼；以第4军、第73军、第74军等部队防守左翼，第70军为预备队，准备迎击来犯之敌 。

1938年7月31日，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在10余架飞机的掩护之下，分两路沿南浔铁路、公路南下，集中炮火，猛轰粤军阵地 。

粤军素以骁勇善战、敢于牺牲闻名。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之下，他们前仆后继，接踵而战，但低劣的武器使他们不到2天时间里便伤亡迨尽。薛岳只得将70军换了上去 。

70军是一支湖南部队，战斗力较差。眼看70军也支撑不下，金官桥阵地就要被突破的情况下，薛岳给俞济时连拍了两封“AAA”级电报，命令他无论如何1日之内赶赴金官桥，守住70军的阵地 。

74军正在德安一线警戒着日军101师团的佐枝支队，突然接到这份军令，俞济时很是不快，况从德安到金官桥有300多里的路程，加上启运装备，全军1万多人，1日之内不吃不喝不睡也未必能按时赶到 。上次兰封之战中74军本是攻打野鸡岗的主力，但最后的主要战功却算在64军的身上，李汉魂获得了青天白日勋章，而俞济时只得了次一等的云麾勋章。在俞济时的眼里，这是薛岳他们广东人相互捧场挤兑外省人的表现，我俞济时岂是吃这一套的？凭我与蒋委员长的表舅关系，凭我曾任过委员长的侍卫官的渊源关系，凭我在委员长心目中的分量，你薛岳未免太看轻了我俞某人了。揩屁股的事尽让我74军去做，我今天偏偏耍你一耍，看你能把我俞某人怎么样 ？

这样想来，俞济时便压下薛岳的命令，按兵不发 。

70军的右翼阵地已经丢失，薛岳左右等不来74军，气得像激怒的叫驴，直跺双脚。拍电报问74军在何处，俞济时竟推说被敌纠缠，走脱不得 。

“你如儿戏命令，我就儿戏汝命！”他给俞济时拍了一封中外战史上恐怕都少有的“奇电” 。

俞济时以一副急煞皇帝闲煞太监的样子，满不在乎地跟薛岳玩起文字游戏来“我敬军令，更惜性命，奈山重水复，插翅难飞，怎办 ？”

薛岳被噎得半死，黄埔嫡系的骄横他今天算是从骨子里领教到了。看来，奴才还是听主子的，他薛岳要想让74军听令，就不能不搬动蒋委员长了 ！

他连忙给蒋介石拍电述说了情况。蒋介石见俞济时闹得也实在过分，当即令74军沿德（安）浔（九江）铁路连夜赶赴金官桥阵地，“抗令当以韩向方为鉴！”1938年初，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字向方）对第五战区长官李宗仁抗令不遵，最终被蒋介石处死。蒋介石搛出韩复榘的事当然是做给薛岳看的:你看我蒋某人，关键时刻还是会不论亲疏的 。

薛岳当然心里也清楚蒋的把戏，但此时他要的是援军，74军能来就行，你逗什么心眼我就顾不了这么多了 ！

有了蒋介石的“严令”，俞济时极不情愿地赶到了金官桥前线。从此之后，他与薛岳，包括64军的李汉魄等便结下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 。

当然，一上战场之后，俞济时是不曾儿戏的，74军到底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他们把70军的残部往后一拉，自己往前几个冲锋，即把金官桥丢失的阵地又给夺了回来 ！

106师团啃不动74军，南浔线上敌我呈虎视端端的胶着状态。同时，东、西孤岭一线，101师团也被25军、66军粘在那里望“岭”兴叹 。这种状态对我有利，它拖住了日军，为保卫武汉赢得了时间，但让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如坐针毡，焦躁不安 ！

  失宠内幕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以后，俞济时随蒋去了台湾，1949年8月任国民党总裁办公室总务主任，仍兼任侍卫长之职，翌年3月任“总统府”第二局局长及战略顾问。以俞济时的背景和资历，按照趋势他肯定会成为台湾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但事实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俞济时于1951年卸任了侍卫长的职务，次年辞去第二局局长之职，1956年以后，俞济时被排挤出了侍从室，只好去做“总统府”国策顾问的冷板凳。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之后，启用新人，有意冷落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以期重整国民党。俞济时辞去侍卫长或许与此有关，但是，这些没能影响到俞济时在国民党中的地位。若深究原因还得从1955年发生的一件极富戏剧性的事件说起。

1955年6月初的一个晚上，俞济时在家擦拭自己的枪支，不小心走火，子弹击伤了他的大腿。这件事让人有些难以置信，一个久经沙场的老将怎么会如此大意致使枪支走火？仅仅就这个事件，蒋介石也应该怪他老迈混狂，难堪大任了。然而，偏偏就在第二天出了一个事情。

这天上午，在台湾南部有一场演习，蒋介石准备亲自前往现场校阅。按照惯例，只要是蒋介石参加的任何重要场合，俞济时都要事必躬亲，亲自前往现场督导警卫安全事宜。但俞济时刚刚受了枪伤，自然不便前往。然而，就在他受枪伤的那天夜里，蒋经国手下的政工特务们宣称他们破获了一个有军人和外国势力设计的“叛变”计划，根据这个计划，在演习的当天，演习部队的炮口都是朝着司令部的阅兵台上。当时，特务们破获的所谓叛变其实就是“孙立人兵变案”的一连串的案件的开始。

孙立人很快就被软禁，而做梦也想不到会和孙立人事件扯上关系的俞济时也难逃厄运。事情就是这么巧合，这每一件事看起来都是很有逻辑地、紧密衔接的发生着，不仅俞济时一头雾水，就连蒋经国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是俞济时用了苦肉计，以自伤为“叛变”制造良机。但是俞济时因枪伤的确不能和往常一样一样亲临现场督导，更是险些造成蒋介石被刺杀的结果，就算他不是孙立人一伙的，也算是玩忽职守了。据蒋介石的贴身卫士回忆，不仅蒋经国手下的特工如此推理，就连蒋经国也向蒋介石说：“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什么时候不好枪支走火，偏偏您第二天一大早，就要去校阅演习的前夕，发生枪支走火的，更不可思议的是居然还打伤的是大腿，您看这合情理吗？是不是要借故不到会场，故意使出的一计苦肉计……"

长期以来，蒋介石对俞济时的忠心是没有怀疑的，但是，大家都这么说，他心中的天平也在一点一点的倾斜。当时蒋介石正在着力培养蒋经国做接班人，而这次蒋经国这次能够运用自己的力量“破获”孙立人案，让美国人的阴谋落空，这是天大的功劳，蒋介石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于是，蒋介石对蒋经国的建议无不应允。在这个大背景下，不论俞济时做何解释都是多余的了，出事的当天，他没有去现场是事实，况且一个玩了一辈子枪的人竟会在擦枪的时候走火，这是不论怎么解释也不会令人信服的。从这次事件之后，俞济时逐渐被迫离开了侍从室的核心领导地位。不过，蒋介石还是给他安排了一个上将军衔的“国策顾问”作为对戎马一生的俞济时的安慰。

俞济时在这件事情上自然有说不清的地方，但蒋经国抓住这件事情大做文章也是事实。这是为什么呢，究其原因，无非是蒋经国为了培植自己的力量而清除阻力。国民党败退台湾以后，蒋介石有意扶持小蒋，而蒋经国此时也已经做好了接班的心理准备。1951年，蒋经国正在积极筹备政工干部学校，他需要一批马上就可以派上用场的人马。于是，他想到了俞济时手下的侍从室的年轻的侍卫人员。这些侍卫人员。经过专门的训练，沉着冷静见多识广。蒋经国想把这些人变成政工干部学校的第一期学生，这样不仅有利于学校的运转，更能把这股势力转为自己所用。蒋经国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建议，被俞济时一口回绝了：“蒋总统的安全最重要，如果侍卫人员给你调去当学生受训，那么官邸的安全谁能负责？”蒋经国在俞济时这里碰了壁，顿时感到像俞济时这样的从大陆过来的手握重权的人物，实在是他前进道路上的巨大阻碍，如果遇到机会，该搬动的就应该搬动一下了。可巧几年后发生的演习前俞济时擦枪走火的事件，蒋经国自然要借机搬掉这块大石头了。

蒋介石要传位给蒋经国是人尽皆知的事情，俞济时在这大势面前却不能及时转向，还是一味的只对蒋介石尽忠。即便老蒋知道俞济时一片的赤诚。但是，为了给蒋经国开辟一条道路，也就不得不把他打入冷宫了。

  人物年历  

1924年春由西江陆海军讲武堂教官冯启民、吴蜗保荐报考黄埔军校，同年5月到广州，黄埔军校第一期第二队学习。

毕业后任军校教导团第一营第一连排长。党军第一旅第一团连长，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营长。

参加两次东征和北伐战争。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补充团团长，第一师第四团团长，第九师第二十五旅副旅长。

1928年任第六师第三十一团团长。蒋介石警卫团团长。

1930年6月任南京国民政府警卫旅旅长。兼代中央宪兵司令。同年9月任国民政府警卫司令兼中央警卫一旅旅长。

1931年任中央警卫师副师长，警卫军第二师师长，第八十八师师长。

1932年初编入第五军序列，赴上海参加对日作战。

1933年任浙江省保安处长。浙赣皖边“剿匪”第二纵队司令。

1935年任第五十八师师长。

1936年1月授陆军中将。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七十四军军长兼五十八师师长。

1938年6月任第三十军团军团长，兼第七十四军军长，后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浙江抗敌自卫团副总司令及宁台守备军总指挥。

1939年1月任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不久转任第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先后兼任第五军军长和第八十六军军长。

1942年11月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侍卫长，兼三青团中央第一届监察会监察。

1943年11月护卫蒋介石到埃及开罗，参加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

1944年底任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冬起任军事委员会军务局中将局长兼侍从室侍卫长，当选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和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起任总统府第三局局长，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主任，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49年到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和国策顾问。

1952年退役，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