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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瓜尔佳·荣禄
字号瓜尔佳·仲华,瓜尔佳·略园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满洲正白旗
出生时间1836年(丙申年)
去世时间1903年(癸卯年)
主要作品《武毅公事略》《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
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祖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父总兵长寿,均见《忠义传》。
荣禄以荫生赏主事,隶工部,晋员外郎。出为直隶候补道。同治初,设神机营,赏五品京堂,充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用大学士文祥荐,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宗崩,德宗嗣统。荣禄言於恭亲王,乃请颁诏,俟嗣皇帝有子,承继穆宗。其后始定以绍统者为嗣。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慈禧皇太后尝欲自选宫监,荣禄奏非祖制,忤旨。会学士宝廷奏言满大臣兼差多,乃解尚书及内务府差。又以被劾纳贿,降二级,旋开复,出为西安将军。二十年,祝嘏留京,再授步军统领。日本构衅,恭亲王、庆亲王督办军务,荣禄参其事。和议成,疏荐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是曰“新建陆军”。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请益练新军,而调甘肃提督董福祥军入卫京师。
二十四年,晋大学士,命为直隶总督。是时上擢用主事康有为及知府谭嗣同等参预新政,议变法,斥旧臣。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入觐,超授侍郎,统练兵。荣禄不自安。御史杨崇伊奏请太后再垂帘,于是太后复临朝训政,召荣禄为军机大臣,以世凯代之。命查拿康有为,斩谭嗣同等六人於市。以上有疾,诏徵医。复命荣禄管兵部,仍节制北洋海陆各军。荣禄乃奏设武卫军,以聂士成驻芦台为前军,董福祥驻蓟州为后军,宋庆驻山海关为左军,世凯驻小站为右军,而自募万人为中军,驻南苑。时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穆宗嗣,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
二十六年,拳匪乱作,载漪等称其术,太后信之,欲倚以排外人。福祥率甘军攻使馆,月馀不下。荣禄不能阻,载漪等益横,京师大乱,骈戮忠谏大臣。荣禄踉跄入言,太后厉色斥之。联军入京,两宫西幸,驻跸太原。荣禄请赴行在,不许,命为留京办事大臣。已而诏诣西安,既至,宠礼有加,赏黄马褂,赐双眼花翎、紫缰。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二十九年,卒,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荣禄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
《 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 列传二百二十四 》
1874年,同治帝载淳病死,荣禄参与确定载湉继承帝位,为慈禧太后所倚重。
1879年,因忤慈禧太后,又被劾纳贿,降二级,去职10余年。1891年底,起任西安将军。1894年,允准入京拜贺慈禧太后60寿辰,适逢中日战事紧急,留京再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战后,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1898年6月,百日维新期间,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得力人物。旋即内调中枢,授军机大臣,晋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畿武卫五军。策划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大阿哥(皇储),谋废黜光绪帝。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主张保护各国驻京使馆,镇压义和团。1902年1月,随慈禧太后返京后,转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
1836年4月6日出生。初由荫生以工部主事用。同治初,设神机营,担任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表现突出,为醇郡王奕譞与军机大臣文祥所赏识,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
1875年光绪元年兼署步军统领。
1878年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旋因得罪醇亲王奕譞与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而被迫在次年1月告病免职。
1891年出授西安将军。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被再次复起的恭亲王奕䜣荐为步军统领,会办军务,设巡防局督理五城团防。
1895年8月11日,授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授总理衙门大臣。荐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建陆军。
1896年6月4日,授协办大学士。6月,查办御史弹劾袁世凯案,以查无实据结,并疏称袁世凯为“……不可多得之员”。
1897年疏请设立武备特科,于各省设立武备学堂。表示反对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
1898年6月10日,授大学士。6月15日,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6月22日,授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刑部。9月20日回京参与戊戌政变,为戊戌政变提供武力支持。9月28日, 卸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军机大臣,管理兵部并节制北洋各军。10月11日,授练兵钦差大臣,指明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所部及北洋各军。12月7日,奏请合宋、董、聂、袁四军及新募亲军联为一气,构成武卫军雏形。
1899年6月27日,武卫军编练完成,此后又陆续编练武卫先锋军、先锋队若干。在对光绪帝废立问题上由犹豫转向反对。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畿蔓延后,屡请镇压,并请保护各国使馆。8月17日,被西逃的慈禧太后诏命留京办事。10月6日诏赴西安行在。
1901年7月25日,改命管理户部。10月,支持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三折中提出的变法主张。
1902年2月2日,改文华殿大学士。嫁其女为醇亲王载沣之妻,后生宣统帝溥仪。
1903年4月11日去世,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1898年,光绪帝起用康有为、谭嗣同等参预新政,准备实行变法。慈禧太后惟恐形势有变,于是迅速起用了手握兵权的荣禄,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帅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军。当光绪皇帝依靠维新派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光绪帝又推行新政,起用新党等一系列谕旨,结果引起了一班守旧大臣的极度恐慌。荣禄见此情形,立即进京密谋于慈禧太后。
这时,恰好慈禧和光绪要去天津阅兵,而且荣禄在天津已经利用海防公所旧址修建了太后行宫和皇帝行宫,于是他们决定利用天津阅兵的机会,在必要时废黜光绪。这时,朝中的维新派也已感到形势的危急,想利用倾向维新的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乘机杀掉荣禄。不料,袁世凯回到天津,立即把此事向荣禄告密(也有人认为,去天津向荣禄告密的,是御史杨崇伊)。荣禄得知这一情况,连夜赶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报告。慈禧乃于次日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同时大肆捕杀维新派人士。
经过这次变故,荣禄益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授荣禄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节制北洋海陆各军。义和团运动前,曾经与慈禧太后密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皇储),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命荣禄为留京办事大臣。不久又诏赴西安行在,赏黄马褂,赐双眼花翎、紫缰。1902年1月,荣禄随扈自西安还京,加太子少保衔,转文华殿大学士。1903年荣禄病死,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荣禄是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间做过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几乎被肃顺砍了头。不知他用什么办法摆脱了这次厄运,又花钱买得候补道员的衔。光绪初年,迁升至工部尚书。后来因为被告发贪污受贿,革职降级调出北京。甲午战争那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训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逐渐改变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印象,到戊戌变法的时候,荣禄已经成为“后党”的中坚人物。
随着“帝党”和“后党”矛盾的不断激化,一场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不可避免。先是荣禄定计要在太后和光绪在天津检阅新军时实行政变。光绪知道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袁世凯曾参加过维新人士的团体“强学会”,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议光绪加以笼络。光绪破格召见了他,并提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象杀一条狗尔!”谭嗣同有意试探地说:“你要不干也行,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
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了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得讯,连忙乘火车赶到北京,告诉了慈禧。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个维新人士被害,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在这次政变中立下首功的荣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
在庚子那年(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更有了进一步的表现。洋人杀了中国老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在慈禧看来是不算什么的,但洋人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废光绪和立皇储,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于是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郊民巷使馆和兵营。结果东郊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却先后失守,八国联军一直打到了北京城下。
在这一场翻云覆雨的事变中,荣禄尽可能不使自己卷入旋涡。他顺从地看慈禧的颜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时,他也给慈禧准备着后路。他承旨调遣军队进攻东郊民巷外国兵营,但又不给军队发炮弹,而且暗地里还给外国兵营送水果表示慰问。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逃走,他授计负责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交权归政,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连利息近10亿两白银、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成这件事,到了西安,宠礼有加,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里这些记载外,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西太后为荣禄的女儿苏完瓜尔佳·幼兰“指婚”,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
关于使荣禄与醇亲王结亲一事,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来戊戌变法之后,西太后对醇王府颇为猜疑,据说醇王(奕譞)墓地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于醇王坟地上有棵白果树,“白”字和“王”字连起来不就是“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引起她猜疑的其实不是白果树,而是洋人对于光绪和光绪兄弟的兴趣。
庚子之乱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林德公使被杀事道歉。载沣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也使慈禧深感不安,加深了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
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为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她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细加以考虑和果断处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她考虑的一切根据。就这样,在德国赔礼道歉回来,在开封迎上回京的銮驾,奏复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种种“礼遇”,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慈禧“指婚”的懿旨。
荣禄故宅位于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3号、5号和寿比胡同6号。原为荣禄之父的住宅,也是荣禄的出生地。后迁宅至东厂胡同,将此宅出售,被分割为多个小院。
宅第分为3部分:西为洋式楼房,中为花园,东为住宅,住宅部分为五进院落。现存倒座、过厅。正房和词堂、中间花园已全部拆除,西部只有一座两层西式楼房。为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
荣禄是戊戌变法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很少争议,一般都接受康、梁等所下评论,以为荣禄始终是站在变法的对立面,并在后来的政变中扮演了元凶的角色。
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遵循的是另一条变法思路。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传家,他们希望中国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形容当时的中国为一败坏已极、日久失修的大厦,不仅急宜兴修,而且应全行拆卸,然后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万钧之力,罢黜旧臣,任用新进,从根本变起,首先改变法律、官职,然后将变
法在各个方面全面铺开。而荣禄是变法时期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虽然他也认识到唯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摆脱危亡,但身为实负其责的政府大员,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早在光绪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注:荣禄致林旭,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第三册。)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注:汤志钧著:《乘桴新获》,187~18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变法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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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瓜尔佳·荣禄
字号瓜尔佳·仲华,瓜尔佳·略园
所处时代清朝
民族族群满洲正白旗
出生时间1836年(丙申年)
去世时间1903年(癸卯年)
主要作品《武毅公事略》《荣文忠公集》《荣禄存札》
历史记载
荣禄,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祖喀什噶尔帮办大臣塔斯哈,父总兵长寿,均见《忠义传》。
荣禄以荫生赏主事,隶工部,晋员外郎。出为直隶候补道。同治初,设神机营,赏五品京堂,充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用大学士文祥荐,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穆宗崩,德宗嗣统。荣禄言於恭亲王,乃请颁诏,俟嗣皇帝有子,承继穆宗。其后始定以绍统者为嗣。光绪元年,兼步军统领。迁左都御史,擢工部尚书。慈禧皇太后尝欲自选宫监,荣禄奏非祖制,忤旨。会学士宝廷奏言满大臣兼差多,乃解尚书及内务府差。又以被劾纳贿,降二级,旋开复,出为西安将军。二十年,祝嘏留京,再授步军统领。日本构衅,恭亲王、庆亲王督办军务,荣禄参其事。和议成,疏荐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军,是曰“新建陆军”。授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疏请益练新军,而调甘肃提督董福祥军入卫京师。
二十四年,晋大学士,命为直隶总督。是时上擢用主事康有为及知府谭嗣同等参预新政,议变法,斥旧臣。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入觐,超授侍郎,统练兵。荣禄不自安。御史杨崇伊奏请太后再垂帘,于是太后复临朝训政,召荣禄为军机大臣,以世凯代之。命查拿康有为,斩谭嗣同等六人於市。以上有疾,诏徵医。复命荣禄管兵部,仍节制北洋海陆各军。荣禄乃奏设武卫军,以聂士成驻芦台为前军,董福祥驻蓟州为后军,宋庆驻山海关为左军,世凯驻小站为右军,而自募万人为中军,驻南苑。时太后议废帝,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穆宗嗣,患外人为梗,用荣禄言,改称“大阿哥”。
二十六年,拳匪乱作,载漪等称其术,太后信之,欲倚以排外人。福祥率甘军攻使馆,月馀不下。荣禄不能阻,载漪等益横,京师大乱,骈戮忠谏大臣。荣禄踉跄入言,太后厉色斥之。联军入京,两宫西幸,驻跸太原。荣禄请赴行在,不许,命为留京办事大臣。已而诏诣西安,既至,宠礼有加,赏黄马褂,赐双眼花翎、紫缰。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二十九年,卒,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荣禄久直内廷,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钜细,常待一言决焉。
《 清史稿卷四百三十七 列传二百二十四 》
个人经历
1874年,同治帝载淳病死,荣禄参与确定载湉继承帝位,为慈禧太后所倚重。
1879年,因忤慈禧太后,又被劾纳贿,降二级,去职10余年。1891年底,起任西安将军。1894年,允准入京拜贺慈禧太后60寿辰,适逢中日战事紧急,留京再授步军统领,会办军务。战后,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督练北洋新建陆军。1898年6月,百日维新期间,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为慈禧太后发动政变的得力人物。旋即内调中枢,授军机大臣,晋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兵部事务,节制北洋海陆各军,统近畿武卫五军。策划立端王载漪子溥俊为大阿哥(皇储),谋废黜光绪帝。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主张保护各国驻京使馆,镇压义和团。1902年1月,随慈禧太后返京后,转文华殿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
大事年表
1836年4月6日出生。初由荫生以工部主事用。同治初,设神机营,担任翼长兼专操大臣,再迁左翼总兵,表现突出,为醇郡王奕譞与军机大臣文祥所赏识,改工部侍郎,调户部,兼总管内务府大臣。
1875年光绪元年兼署步军统领。
1878年升左都御史、工部尚书;旋因得罪醇亲王奕譞与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而被迫在次年1月告病免职。
1891年出授西安将军。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被再次复起的恭亲王奕䜣荐为步军统领,会办军务,设巡防局督理五城团防。
1895年8月11日,授兵部尚书兼步军统领;授总理衙门大臣。荐浙江温处道袁世凯练新建陆军。
1896年6月4日,授协办大学士。6月,查办御史弹劾袁世凯案,以查无实据结,并疏称袁世凯为“……不可多得之员”。
1897年疏请设立武备特科,于各省设立武备学堂。表示反对康有为所主张的变法。
1898年6月10日,授大学士。6月15日,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6月22日,授文渊阁大学士,管理刑部。9月20日回京参与戊戌政变,为戊戌政变提供武力支持。9月28日, 卸署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军机大臣,管理兵部并节制北洋各军。10月11日,授练兵钦差大臣,指明节制宋庆、董福祥、聂士成、袁世凯所部及北洋各军。12月7日,奏请合宋、董、聂、袁四军及新募亲军联为一气,构成武卫军雏形。
1899年6月27日,武卫军编练完成,此后又陆续编练武卫先锋军、先锋队若干。在对光绪帝废立问题上由犹豫转向反对。
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京畿蔓延后,屡请镇压,并请保护各国使馆。8月17日,被西逃的慈禧太后诏命留京办事。10月6日诏赴西安行在。
1901年7月25日,改命管理户部。10月,支持刘坤一张之洞在江楚三折中提出的变法主张。
1902年2月2日,改文华殿大学士。嫁其女为醇亲王载沣之妻,后生宣统帝溥仪。
1903年4月11日去世,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戊戌变法
1898年,光绪帝起用康有为、谭嗣同等参预新政,准备实行变法。慈禧太后惟恐形势有变,于是迅速起用了手握兵权的荣禄,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帅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军。当光绪皇帝依靠维新派颁布了《明定国是诏》,光绪帝又推行新政,起用新党等一系列谕旨,结果引起了一班守旧大臣的极度恐慌。荣禄见此情形,立即进京密谋于慈禧太后。
这时,恰好慈禧和光绪要去天津阅兵,而且荣禄在天津已经利用海防公所旧址修建了太后行宫和皇帝行宫,于是他们决定利用天津阅兵的机会,在必要时废黜光绪。这时,朝中的维新派也已感到形势的危急,想利用倾向维新的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乘机杀掉荣禄。不料,袁世凯回到天津,立即把此事向荣禄告密(也有人认为,去天津向荣禄告密的,是御史杨崇伊)。荣禄得知这一情况,连夜赶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报告。慈禧乃于次日发动政变,将光绪帝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同时大肆捕杀维新派人士。
经过这次变故,荣禄益得慈禧太后的信任,授荣禄为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节制北洋海陆各军。义和团运动前,曾经与慈禧太后密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俊为大阿哥(皇储),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携光绪帝逃往西安,命荣禄为留京办事大臣。不久又诏赴西安行在,赏黄马褂,赐双眼花翎、紫缰。1902年1月,荣禄随扈自西安还京,加太子少保衔,转文华殿大学士。1903年荣禄病死,赠太傅,谥文忠,晋一等男爵。
人物轶事
荣禄是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年间做过户部银库员外郎,因为贪污几乎被肃顺砍了头。不知他用什么办法摆脱了这次厄运,又花钱买得候补道员的衔。光绪初年,迁升至工部尚书。后来因为被告发贪污受贿,革职降级调出北京。甲午战争那年,恭亲王出办军务,荣禄借进京为慈禧太后祝寿的机会,钻营到恭亲王身边,得到了恭亲王的信赖。甲午战后他推荐袁世凯训练新军时,已经当上了兵部尚书。他这时已远比从前老练,善于看准关节,特别肯在总管太监李莲英跟前花银子,因此逐渐改变了慈禧太后对他的印象,到戊戌变法的时候,荣禄已经成为“后党”的中坚人物。
随着“帝党”和“后党”矛盾的不断激化,一场你死我活的宫廷斗争不可避免。先是荣禄定计要在太后和光绪在天津检阅新军时实行政变。光绪知道了这个消息,秘密通知维新派设法营救。维新派人士把希望寄托在统辖新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身上。袁世凯曾参加过维新人士的团体“强学会”,维新派对他抱有很大幻想,建议光绪加以笼络。光绪破格召见了他,并提升他为兵部侍郎,专司练兵事务。然后维新派代表人物谭嗣同又私下到他的寓所,说出了维新派的计划:在慈禧和光绪阅兵时,实行兵谏,诛杀荣禄,软禁慈禧,拥戴光绪。袁世凯听了,慷慨激昂,一口承担,说:“杀荣禄象杀一条狗尔!”谭嗣同有意试探地说:“你要不干也行,向西太后那边告发了,也有荣华富贵。”他立刻瞪了眼:“瞧你把
我袁世凯看成了什么人!”可是他送走了谭嗣同,当天就奔回了天津,向他的上司荣禄作了全盘报告。荣禄得讯,连忙乘火车赶到北京,告诉了慈禧。结果,光绪被幽禁,谭嗣同等六个维新人士被害,康有为逃到日本,百日维新昙花一现。而在这次政变中立下首功的荣禄,正如梁启超所说的是“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清史稿》里也说是“得太后信仗眷顾之隆,一时无比,事无巨细,常待一言决焉”。
在庚子那年(1900年),慈禧利用义和团杀洋人,又利用洋人杀义和团的一场大灾难中,荣禄对慈禧太后的忠诚,更有了进一步的表现。洋人杀了中国老百姓,抢了中国的财宝,这些问题在慈禧看来是不算什么的,但洋人保护了康有为,又反对废光绪和立皇储,直接表示反对她的统治,这是她最忍受不了的。于是下诏“宣抚”团民,下令进攻东郊民巷使馆和兵营。结果东郊民巷没有攻下,大沽炮台和天津却先后失守,八国联军一直打到了北京城下。
在这一场翻云覆雨的事变中,荣禄尽可能不使自己卷入旋涡。他顺从地看慈禧的颜色行事,不忤逆慈禧的意思,同时,他也给慈禧准备着后路。他承旨调遣军队进攻东郊民巷外国兵营,但又不给军队发炮弹,而且暗地里还给外国兵营送水果表示慰问。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逃走,他授计负责议和的李鸿章和奕劻,在谈判中掌握一条原则:只要不追究慈禧的责任,不让慈禧交权归政,一切条件都可以答应。就这样,签订了连利息近10亿两白银、让外国军队驻兵京城的《辛丑条约》。荣禄办成这件事,到了西安,宠礼有加,赏黄马褂、双眼花翎、紫貂,随扈还京,加太子太保,转文华殿大学士。除了《清史稿》里这些记载外,另外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西太后为荣禄的女儿苏完瓜尔佳·幼兰“指婚”,嫁与醇亲王载沣为福晋。
关于使荣禄与醇亲王结亲一事,西太后的用意是很深的。原来戊戌变法之后,西太后对醇王府颇为猜疑,据说醇王(奕譞)墓地上有棵白果树,长得非常高大。不知是谁在太后面前说,醇王府出了皇帝,是由于醇王坟地上有棵白果树,“白”字和“王”字连起来不就是“皇”字吗?慈禧听了,立即叫人到妙高峰把白果树砍掉了。引起她猜疑的其实不是白果树,而是洋人对于光绪和光绪兄弟的兴趣。
庚子之乱后,联军统帅瓦德西提出,要皇帝的兄弟做代表,去德国为克林德公使被杀事道歉。载沣到德国后,受到了德国皇室的隆重礼遇,这也使慈禧深感不安,加深了心里的疑忌。洋人对光绪兄弟的重视,这是比维新派康有为更叫她担心的一件事。为了消除这个隐患,她终于想出
了办法,就是把荣禄和醇王府撮合成为亲家。西太后就是这样一个人,凡是她感到对自己有一丝一毫不安全的地方,她都要仔细加以考虑和果断处理。她在庚子逃亡之前,还不忘叫人把珍妃推到井里淹死,又何尝不是怕留后患而下的毒手维护自己的统治,才是她考虑的一切根据。就这样,在德国赔礼道歉回来,在开封迎上回京的銮驾,奏复了一番在德国受到的种种“礼遇”,十一月随驾走到保定,就奉到了慈禧“指婚”的懿旨。
故宅
荣禄故宅位于东城区交道口菊儿胡同3号、5号和寿比胡同6号。原为荣禄之父的住宅,也是荣禄的出生地。后迁宅至东厂胡同,将此宅出售,被分割为多个小院。
宅第分为3部分:西为洋式楼房,中为花园,东为住宅,住宅部分为五进院落。现存倒座、过厅。正房和词堂、中间花园已全部拆除,西部只有一座两层西式楼房。为东城区重点保护文物。
个人评价
荣禄是戊戌变法时期举足轻重的人物。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他与戊戌变法的关系很少争议,一般都接受康、梁等所下评论,以为荣禄始终是站在变法的对立面,并在后来的政变中扮演了元凶的角色。
荣禄并不反对变法,只不过不赞成康梁的变法,遵循的是另一条变法思路。在戊戌维新期间,康梁的身份主要是言者,即思想家、鼓吹家、宣传家,他们希望中国迅速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形容当时的中国为一败坏已极、日久失修的大厦,不仅急宜兴修,而且应全行拆卸,然后重奠根基。因此,需要用雷霆万钧之力,罢黜旧臣,任用新进,从根本变起,首先改变法律、官职,然后将变
法在各个方面全面铺开。而荣禄是变法时期统治阶层中的一员,虽然他也认识到唯有变法才能使中国摆脱危亡,但身为实负其责的政府大员,在推行变法的权力、步骤、内容等方面与康梁不尽相同。早在光绪任命林旭等四人在军机章京上行走时,荣禄就致信林旭,主张变法改革以补偏求弊下手,不在遇事纷更。(注:荣禄致林旭,见清华大学图书馆藏《荣禄函稿底本》第三册。)政变后荣禄在一封给伊藤博文的信件中,认为中国应以整军丰财、力图自强为急务,但中国“积习相仍,骤难移易。譬之起虚弱而仁痿痹,辅以善药,效虽缓而有功;投以猛剂,病未除而增剧”。并以此评价政变事。而且荣禄认为“中国非真不可为也”,(注:汤志钧著:《乘桴新获》,187~18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关键是要有正确的变法次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