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strong>人物生平</strong></h2><h3><strong>幼年出家</strong></h3><p>法显本姓龚，他有三个哥哥，都在童年夭亡，他的父母担心他也夭折，在他才三岁的时候，就把他度为沙弥（即送他到佛寺当了小和尚）。</p><p>十岁时，父亲去世。他的叔父考虑到他的母亲寡居难以生活，便要他还俗。法显这时对佛教的信仰已非常虔诚，他对叔父说：“我本来不是因为有父亲而出家的，正是要远尘离俗才入了道。”他的叔父也没有勉强他。不久，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他回去办理完丧事仍即还寺。</p><p>二十岁时，法显受了大戒（和尚进入成年后，为防止身心过失而履行的一种仪式）。从此，他对佛教信仰之心更加坚贞，行为更加严谨，时有“志行明敏，仪轨整肃”之称誉。</p><p>3岁从宝峰寺出家做沙弥，20岁受比丘戒。常慨叹律藏残缺，誓志寻求。遂于东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和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前往天竺求法。遍历北、西、中、东天竺，获《方等般泥洹经》、《摩诃僧祗律》、《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论》、《摩诃阿毗昙》等梵本。后又在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获《弥沙塞律》、《长阿含》及《杂藏》等梵本。</p><p>由海路回国，前后凡14年，游30余国，携带很多梵本佛经，于义熙八年(412年)达青州长广郡牢山(今山东青岛崂山)。第二年秋到达晋都建康。在道场寺同佛陀跋陀罗、宝云等译出《摩诃僧祗律》40卷,《僧祗比丘戒本》1卷, 《僧祗比丘尼戒本》1卷, 《大般泥洹经》6卷, 《杂藏经》1卷，并撰写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即《高僧法显传》 。后圆寂于荆州辛寺&nbsp;。</p><p>法显3岁出家。于东晋隆安三年（399年）从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敦煌以西的沙漠到焉夷（今新疆焉耆附近），向西南穿过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抵于阗（今新疆和田），南越葱岭，取道今印度河流域，经今巴基斯坦入阿富汗境，再返巴基斯坦境内，后东入恒河流域，达天竺（今印度）境，又横穿尼泊尔南部，至东天竺，在摩竭提国（即摩揭陀）首都巴达弗邑（今巴特那）留住3年，学梵书佛律。与他同行的僧人或死或留天竺，法显乃取海路单身回国。</p><p>他由东天竺著名海港多摩梨帝（今加尔各答西南之德姆卢克）乘商船到狮子国（今斯里兰卡），留2年，续得经本，再乘商船东归，中途经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岛或爪哇岛），换船北航。在今山东半岛南部的崂山附近登陆，转取陆路，于义熙九年（413年）到达建康（今南京）。义熙十年（414年），他写出历时15年远赴天竺的旅行经过，两年后增补为流传至今的《法显传》。现存较早的版本是宋代藏本。</p><h3><strong>立志奉佛</strong></h3><p>《祐录》原文：常慨经律舛缺，誓志寻求。《高僧传》完全抄《祐录》原文。这里虽然经律并提，然而重点在律。《古今译经图纪》也抄录了《祐录》原文，《开元释教录》、《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亦然。</p><p>《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有另外一个提法：“求晋所无众经律论”。这提法太空泛，没有说到点子上。法显自己的话当然最有权威性。《法显传》第一句话就是：“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这里只提律藏，没有提经论。他在印度巴连弗邑，又写道：“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可见他是念念不忘戒律的。这完全符合当时的潮流。同法显差不多同时的弗若多罗专精律部，来华后受到欢迎。在《梁高僧传》卷二《弗若多罗传》中就有这样的话：“先是经法虽传，律藏未阐。”（ 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页580—582）法显之所以万里投荒，其目的就是要寻求印度佛教戒律，以济中国佛教之穷。</p><p>《祐录》原文：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晋隆安三年相当于公元399 年，后秦弘始元年。《法显传》作“弘始元年岁在己亥”。今传世各本《法显传》皆作“弘始二年”，乃弘始元年之误。《高僧传》卷三、《历代三宝记》卷七、《大唐内典录》卷三、《古今译经图纪》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三，皆作“东晋隆安三年”，是正确的。此时道安已经死去十余年，罗什到长安二年。</p><h3><strong>西天取经</strong></h3><p>《祐录》原文：西度沙河，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种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梯，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仍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云：“吾其死矣，卿可时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号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至北天竺。同《法显传》比较起来，这里的记述简略多了。上面列举的有关法显生平的九种书中，其他七种都可以归入简略一类，有的同《祐录》差不多，有的比它还要简略，都不及《法显传》之详审。根据《法显传》补充法显在西域的活动。</p><p>法显离开长安，度陇，到了乾归国。乾归国指的是西秦乞伏乾归的都城金城，在今甘肃兰州市西。他在这里“夏坐”。所谓“夏坐”指的是印度佛教和尚每年雨季在寺庙里安居三个月。这是法显离开长安后第一次夏坐，时间是399 年。</p><p>夏坐完毕，他又前进至耨檀国，是南凉的都城，可能即今青海西宁市。从这里度养栖山至张掖镇。又在这里夏坐，这是400 年的夏坐。</p><p>从这里走到敦煌，太守李暠供给度沙河。《祐录》讲的也就是这个沙河，指的是自敦煌西至鄯善国间的大沙漠。过了沙河，来到了鄯善国，即古楼兰国，在今新疆若羌县。住此一月日，复西北行十五日，到焉夷国，即《汉书·西域传》之焉耆国，今新疆焉耆。在这里住二月余日，蒙苻公孙供给，得以前进。又经过一段沙漠，“所经之苦，人理莫比”。在道一月五日，到了于阗，相当于今天新疆和阗县。这里“其国丰乐，人民殷盛，尽皆奉法，以法乐相娱。众僧乃数万人，多大乘学”。法显在这里停三月日，看了行像。既过四月行像，法显等进向子合国，在道二十五日，便到其国，相当于今新疆叶城县。留此十五日，南行四日，入葱岭山，在于麾国安居。于麾国可能在今叶尔羌河中上游一带。这是法显的第三次夏坐（安居），时间是401 年。</p><p>安居后，行二十五日，到竭义国。竭义国究竟在何处？为研究《法显传》的一大难题。（请参阅章巽前引书21—22 页）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法显传考证》认为竭义国即疏勒国。法显等在这里看到了五年大会。他们看了佛唾壶。此国当葱岭之中。“自葱岭已前，草木果实皆异，唯竹及安石留、甘蔗三物，与汉地同耳。”这里有竹子和甘蔗，值得注意。法显等从此西行向北天竺，在道一月，得度葱岭。</p><h3><strong>在印度</strong></h3><p>到了北天竺，法显第一个到的国家是陀历，相当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的达丽尔（Darel）。这里和尚都是小乘。有一个木雕的弥勒像，同佛教传入中亚和中国有联系。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三也记载了这一件事。度河到了乌苌国，故址在今巴基斯坦北部斯瓦脱河流域。这里的和尚信奉小乘，有佛的足迹。法显在这里夏坐，是公元402 年。</p><p>夏坐后，南下，到了宿呵多国，相当于今斯瓦脱河两岸地区。这里有如来佛割肉贸鸽处，信徒起塔纪念。</p><p>从此东下，走了五天，到了犍陀卫国，其故地在今斯瓦脱河注入喀布尔河附近地带。国人多小乘学。有佛以眼施人的遗迹。是古代阿育王子法益统治之处。</p><p>自此东行七日，到了竺刹尸罗国，相当于今巴基斯坦北部拉瓦尔品第西北的沙汉台里地区。佛为菩萨时，在这里以头施人，投身饲虎，这两处都起了大塔。从犍陀卫国南行四日，到了弗楼沙国，故址在今巴基斯坦之白沙瓦。公元一二世纪的贵霜王迦腻邑迦曾统治此地。这里有大塔，有佛钵。</p><p>西行十六由延，到了那竭国界醯罗城。由延，印度长度名。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的说法，是“圣王一日单行”。但是并不固定，有四十里、三十里、十六里等说。醯罗城，今贾拉拉巴德城南之醯达村。这里有如来佛顶骨精舍。这个精舍名声广被，《洛阳伽蓝记》、《大唐西域记》卷二等都有记载。从此北行一由延，来到那揭国城，故址在今贾拉拉巴德城西。这里有菩萨以五茎花供养定光佛处。城中还有佛齿塔。城东北有佛锡杖精舍。城南有佛留影处。</p><p>法显等在这里住了冬天三个月，然后南度小雪山，慧景病死。这件事《祐录》有记载。但是有一件事颇值得注意。《祐录》认为从此进入北天竺；但是《法显传》却认为，到了陀历国，已进入北天竺。</p><p>过岭以后，南到罗夷国。有三千和尚，大小乘都有。法显在这里夏坐，这是他西行后第五年，公元403 年。南下，行十日，到跋那国，今巴基斯坦北部之邦努（Bannu）。这里有三千小乘僧。从此东行三日，复渡新头河，到了毗荼，今旁遮普。佛法兴盛，大小乘都有。从此东南行，经过了很多寺院，进入了中天竺。先到摩头罗国，即今印度北方邦之马土腊。遥捕那河流经此处，即今之朱木拿河。河边左右有二十僧伽蓝，可有三千僧。</p><p>从此东南行十八由延，到了僧伽拖国，即玄奘《大唐西域记》卷四之劫比他。至于相当于今天什么地方，学者间意见有分歧，总之是在今北方邦西部。此地佛教遗迹颇多，有佛上忉利天为母亲说法处。下来时，地上化出三道宝阶，后来又没于地，余有七级现，阿育王于其上起精舍。佛在天上受天食，身作天香，于此处沐浴，浴室犹在。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塔。此处有僧尼千人，杂大小乘学。这里有一个白耳龙。《祐录》也记载了这一件事，称之为迦施国，但是次序有些混乱。寺北五十由延有火境寺。别有佛塔，鬼神常来洒扫，不须人工。有一僧伽蓝，可六七百僧。法显住龙精舍夏坐，这是他西行第六年的夏坐，时为公元404 年。</p><p>夏坐完毕，东南行七由延，到了罽饶夷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五之羯若鞠阇国曲女城，今之北方邦卡瑙季城。有二僧伽蓝，尽小乘学。从此东南行十由延，到了沙祇大国，即今北方邦中部之阿约底。有佛嚼杨枝长出来的大树。</p><p>从此北行八由延，到了拘萨罗国舍卫城，今北方邦北部腊普提河南岸之沙海脱—马海脱。这里佛教遗迹很多：有大爱道故精舍、须达长者井壁、鸯掘魔得道、般泥洹、烧身处。出城南门千二百步，有须达精舍，即所谓祇洹精舍。这里有牛头栴檀佛像。精舍西北四里有榛，名曰得眼。精舍东北六七里，有毗舍佉母精舍。祇洹精舍大院落有二门，一东向，一北向，这里就是须达长者布金满园买地之处。出东门，北行七十步，有外道女伪装怀孕谤佛处，又有调达生入地狱处。道东有外道天寺，名曰影覆，只能世尊精舍影映外道寺，而外道寺则决不能影映精舍。绕祇洹精舍有九十八僧伽蓝，除一处外，都住有和尚。在中国有九十六种外道，各有徒众。《法显传》在这里有几句话：“调达亦有众在，供养过去三佛，唯不供养释迦文佛。”佛灭度后一千多年，似乎已经被他打倒在地的对手调达（提婆达多）居然还有徒众，不能不说是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p><p>城西五十里，有一邑，名都维，有迦叶如来遗迹。东南行十二由延，到那毗伽邑，有拘楼秦佛遗迹。从此北行，不到一由延，有拘那舍牟尼佛遗迹。从此东行，不到一由延，到了迦维罗卫城，即《大唐西域记》卷六之劫比罗伐窣堵国，在今尼泊尔境内，与印度北方邦毗邻。这里是释迦牟尼诞生之地，古迹特多。佛传中少年所发生的许多事情都在这里留有痕迹。城东五十里有王园论民， 佛就在这里降生。论民在今尼泊尔境内腊明地（Rummindei）。法显到的时候，此城已空荒颓败，白象、狮子横行。从佛生处东行五由延，到了蓝莫国，今尼泊尔达马里附近。这里有蓝莫塔，荒芜已久，原来没有僧人，群象以鼻取水洒地，折花供养。后来有道人还作沙弥，至今仍以沙弥为寺主。从此东行三由延，有太子遣还车匿塔。再东行四由延，有炭塔。</p><p>复东行十二由延，到拘夷那竭城，即《大唐西域记》卷六之拘广那揭罗国。此城故址何在，学者意见分歧。很可能即在今尼泊尔南境小腊普提河和干达克河合流处之南。（参阅章巽前引书，89—91 页）城北双树间，希连河边，是世尊般涅盘处。因而在佛教史上成为著名胜地。从此东南行十二由延，到了诸犁车欲逐佛般泥洹处。自此东行五由延，到毗舍离国，即《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吠舍厘国，都城故址在今比哈尔邦北部木札法普尔地区之比沙尔。这里如来佛遗迹也特别多。有佛住处、阿难半身塔、庵婆罗女为佛起的塔，有庵婆罗园，有放弓仗塔，有毗舍离结集或七百结集的塔。从此东行四由延，到五河合口，有阿难般涅盘塔。</p><p>度河南下一由延，到摩竭提国巴连弗邑，即《大唐西域记》卷八、卷九之摩揭陀国，今比哈尔邦之巴特那。这里有一个大乘婆罗门子，名罗沃私婆迷，为国王所敬奉。据《祐录》卷十五《智猛传》智猛在法显后不久也来到华氏城，即巴连弗邑，在这里遇到一个“大智婆罗门”，名罗阅宗，从他家里得到《泥洹》胡本一部，又寻得《摩诃僧祇律》一部及余经。罗沃私婆迷与罗阅宗是一个人。巴连弗邑是该国最大的城，人民富盛，每年行像，倾城参与。这里原是阿育王都城，他的遗迹很多。从此东南行九由延，至一小孤石山，山头有石室。从此西南行一由延，到那罗聚落，是舍利弗本生村，有塔。从此西行一由延，至王舍新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九之易罗阇姞利呬城，故址在今印度东北部比哈尔邦西南的腊季吉尔。出城南四里，入谷到了沙王旧城。这里有不少佛教遗迹。再入谷，搏山东南上十五里，到耆阇崛山，这就是有名的灵鹫峰。下面就接上了《祐录》。以上是根据《法显传》对《祐录》的补充。补充得这样多，可见《祐录》记载不够全面。《祐录》还有一个特点：一进北天竺，就讲王舍城，紧接着又是耆阇崛山，法显在这里见到了如来大弟子大迦叶。但是在《法显传》中，这件事不是发生在耆阇崛山，而是在鸡足山。从此南行三里，到一山，名鸡足，大迦叶今在此山中住。</p><p>法显又回到巴连弗邑。顺恒水西下十由延，到了旷野精舍。复顺恒水西行十二由延，到了迦尸国波罗城，即《大唐西域记》卷七之婆罗斯，今印度北方邦之瓦拉纳西，《祐录》称之为迦施国。这里佛教遗迹也很多。有名的仙人鹿野苑精舍，是佛初转法轮的地方，就在这里。此外还有弥勒受记处，翳罗钵龙精舍，《祐录》中的白耳龙就是这一条龙。自鹿野苑精舍西北行十三由延，到拘晱弥国，即《大唐西域记》卷五之赏弥，今北方邦南部阿拉哈巴德西南之柯散（Kosm）。《祐录》中的“后至中天竺”，疑有误，法显所有的上述活动都在中天竺，用不着“后至”了。从此南行二百由延，有达嚫国，即平常所谓南萨罗国，相当今印度中都马哈纳迪河及哥达瓦里河上游一带地区。这里有伽叶佛僧伽蓝。但是，此国道路艰难，法显没有能亲身去，只是听本地人说到，故记入《法显传》中。法显又回到巴连弗邑，亲自抄写戒律。因为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不得不躬亲抄写了。他在这里住了三年，按时间推算应该是法显西行后的第七年——第九年，即义熙元年——三年（405年—407年）。顺恒水东下十八由延，有瞻波大国，今比哈尔邦东部巴格耳普尔略西不远处。从此东行近五十由延，到多摩梨帝国，是海口，即《大唐西域记》卷十之耽摩栗底国，其首都故址在今印度西孟加拉邦西南之坦姆拉克（Tamluk）。法显在这里住了两年，写经及画像。此当为义熙四年及五年（408年、409年）。法显在印度的活动到此结束。</p><h3><strong>师子国</strong></h3><p>师子国，《大唐西域记》卷十一称之为僧迦罗国，一意译，一音译，</p>即今之斯里兰卡。据说这里原来没有人，后来商人贪图这里的宝石，于是遂成大国。这里有纪念佛来此化恶龙的大塔。有无畏山僧伽蓝，法显见故国白扇而流泪就在这座寺院里。有前王从印度中国取来的贝多树，有声名远扬的佛牙。在无畏精舍东四十里，有跋提精舍，有二千和尚。城南七里有摩诃毗诃罗精舍，和尚三千人。这里的国王笃信佛法，因此佛教非常兴盛。法显在这里听到天竺道人诵经，内容讲的是佛钵。他想写这一部经，但是道人说，只是口诵，因此没有能写成。法显在这里住了两年，当为义熙六年及七年（410年、411年）。<p>记录法显生平的典籍相当多，举其大者有以下几种：（一）《法显传》，法显撰述。（二）梁僧祐撰《出三藏记集》，简称《祐录》。（三）梁慧皎撰《高僧传》卷三《法显传》。（四）唐道宣撰《大唐内典录》。（五）唐靖迈撰《古今译经图纪》。（六）唐智升撰《开元释教录》。（七）唐圆照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八）隋费长房撰《历代三宝记》。（九）元念常集《佛祖历代通载》。</p><h2><strong>背景</strong></h2><p>只有了解背景，才能真正了解法显赴天竺求法的目的以及这一次求法的重要意义。佛教传入中国，到了东晋法显时代，已经约有三百年的历史了。流传的内容主要有两大体系，一是以支谶、支谦为代表的大乘空宗般若学；一是以安世高为代表的小乘禅学。小乘和大乘都传进来了。从时间先后来看，传法最盛的时代大体上有三个：支谦、竺法护时，所译多般若方等；道安时，所译多有部经论；鸠摩罗什时，大乘之学极为昌明。佛法已深入中国文化了。
一个外来的宗教，传入一个文化传统迥异的国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撞，佛教不能例外。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试探、伪装、适应，逐渐为中国人所接受，最后达到了融合的阶段。到了东晋，应该说这个阶段已经达到了。</p><p>从政治形势来看，此时中华大地已经分为南北两区。西晋亡于建兴四年（316年），次年晋元帝即位，是东晋的开始。北方的统治者都是少数民族，大都扶植佛教，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崇佛更为突出。在南方，则是所谓“衣冠南渡”，北方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为了躲避异族压迫，纷纷南逃。这些人，包括一些国王在内，也都崇信佛教，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总之，南北两方都对佛教垂青。佛教可以说是在中国已经牢牢地立定了脚跟。从佛教内部来看，也有几点值得特别提出的。首先是僧寺日益增多。根据唐法琳《辩正论》的记载，东晋一百零四年，共建寺一千七百六十八所。</p>这个数字是否可靠，不得而知。（参阅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第二卷，第574—580 页）其次，僧伽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僧尼数目与日俱增。再次，名僧辈出，出了一些很有影响的高僧。最后，从印度和西域来的和尚也多了起来。还有一点必须在这里提一下：许多高僧的活动范围和影响，并不限于北方或者南方，而是跨越地区，跨越政治分界。佛教虽然已经有了坚牢的基础，但是究其实际却是送进来的成份多，而取进来的成份少。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显前真正亲临天竺者，实如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晋末宋初，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想寻求名师来华。（参阅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第十二章）<p>在搜寻经典中，一般说来，也不是漫无边际地乱搜一气，而是有目的、有重点的。最突出的重点就是搜求印度本土的佛教戒律。只要了解当时中国佛教发展的阶段，就会认为，这样做有其必然性。上面已经说到，僧尼人数日增，僧伽已经形成，这就产生了一个寺院管理问题。人数少了，只需约法三章，就能使僧伽生活正常运行。人数一多，就需要比较详备的条例。举道安作一个例子。梁慧皎《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说：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既至，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大弘法化。（见《大正新修大藏经》）可见道安门下和尚之多。《道安传》接着说：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为三例：一曰行香定座上讲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p><p>可见道安也感到为僧尼立法的必要性。但是他立的法还是非常简略的。同印度那些律比较起来，简直有点小巫见大巫了。</p><h2><strong>著述</strong></h2><p>《法显传》又称《佛国记》、《佛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等。书中</p>记述的地域甚广阔，对所经中亚、印度、南洋约30国的地理、交通、宗教、文化、物产、风俗乃至社会、经济等都有所述及，是中国和印度间陆、海交通的最早记述，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洋的第一部完整的旅行记，在中国和南亚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p>法显是中国经陆路到达印度并由海上回国，而留下记载的第一人，他还参加翻译从天竺取回的佛经《摩诃僧祗律》、《大般泥洹经》等。</p><h2><strong>取经</strong></h2><p>东晋隆安三年（ 399年），六十五岁的法显已在佛教界</p>度过了六十二个春秋。六十多年的阅历，使法显深切地感到，佛经的翻译赶不上佛教大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由于戒律经典缺乏，使广大佛教徒无法可循，以致上层僧侣穷奢极欲，无恶不作。为了维护佛教“真理”，矫正时弊，年近古稀的法显毅然决定西赴天竺（古代印度），寻求戒律。<p>这年春天，法显同慧景、道整、慧应、慧嵬四人一起，从长安起身，向西进发，开始了漫长而艰苦卓绝的旅行。次年，他们到了张掖（今甘肃张掖），遇到了智严、慧简、僧绍、宝云、僧景五人，组成了十个人的“巡礼团”，后来，又增加了一个慧达，总共十一个人。“巡礼团”西进至敦煌（今甘肃敦煌），得到太守李浩的资助，西出阳关渡“沙河”（即白龙堆大沙漠）。法显等五人随使者先行，智严、宝云等人在后。白龙堆沙漠气候非常干燥，时有热风流沙，旅行者到此，往往被流沙埋没而丧命。法显后来在他的《佛国记》中描写这里的情景说：“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勇往直前，走了十七个昼夜，一千五百里路程，终于渡过了“沙河”。</p><h3><strong>经过鄯善国</strong></h3><p>接着，他们又经过鄯善国（今新疆若羌）到了茑夷国（今新疆焉耆）。他们在茑夷国住了两个多月，宝云等人也赶到了。当时，由于茑夷国信奉的是小乘教（印度佛教分</p>小乘、大乘两大派），法显一行属于大乘教，所以他们在茑夷国受到了冷遇，连食宿都无着落。不得已，智严、慧简、慧嵬三人返回高昌（新疆吐鲁番）筹措行资。僧绍随着西域僧人去了罽宾（在今克什米尔）。<p>法显等七人得到了前秦皇族苻公孙的资助，又开始向西南进发，穿越塔克拉玛大沙漠。塔克拉玛大沙漠地处塔里木盆地中心（塔里木，在古突厥语中本意为“之流”；塔克拉玛干含义则一直没有定论。一般比较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有三种：1、葡萄之乡；2、原来的家园；3、吐火罗人的家园），这里异常干旱，昼夜温差极大，气候变化无常。行人至此，艰辛无比。正如法显所述：“行路中无居民，沙行艰难，所经之苦，人理莫比。”法显一行走了一个月零五天，总算平安地走出了这个“进去出不来”的大沙漠，到达了于阗国（今新疆和田）。于阗是当时西域佛教的一大中心，他们在这里观看了佛教“行像”仪式，住了三个月。接着继续前进，经过子合国，翻过葱岭，渡过新头河到了那竭国。法显和慧应、宝云、僧景等人则经宿呵多国、犍陀卫国而到了弗楼沙国（今巴基斯坦白沙瓦）。慧景到那竭国后病了，道整陪他暂住。慧达一个人去到弗楼沙国，与法显他们会面。弗楼沙国是北天竺的佛教中心，慧达、宝云和僧景在这里了参访了佛迹以后便返回了中国，慧应在这里的佛钵寺病逝。</p><p>法显独自去了那竭国，与慧景、道整会合，三人一起南度小雪山（即阿富汗的苏纳曼山。梵语中是对“大雪山”即喜马拉雅山而言）。此山也是冬夏积雪，三人爬到山的北阴，突然遇到寒风骤起，慧景受不住寒流的袭击被冻死了，法显抚摸着慧景的尸体，无限感慨地哭着说：“取经的愿望未实现，你却早死了，命也奈何！”然后与道整奋然前行，翻过小雪山，到达罗夷国。又经跋那国，再渡新头河，到达毗荼国。接着走过了摩头罗国，渡过了蒲那河，进入中天竺境。法显和道整用了四年多时间，周游中天竺，巡礼佛教故迹。</p><h3><strong>晋元兴三年</strong></h3><p>晋元兴三年（ 404年），他们来到了佛教的发祥地—拘萨罗国舍</p>卫城的祗洹精舍。传说释迦牟尼生前在这里居住和说法时间最长，这里的僧人对法显不远万里来此求法，深表钦佩。《佛国记》载：“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未见 汉道人来到此地也。”这一年，法显还参访了释迦牟尼的诞生地—迦维罗卫城。<h3><strong>晋义熙元年</strong></h3><p>晋义熙元年（ 405年），法显走到了佛教极其兴盛的达摩竭提国巴连弗邑。他在这里学习梵书梵语，抄写经律，收集了《摩诃僧祗律》、《萨婆多部钞律》、《杂阿毗昙心》、《方等般泥洹经》、《綖经》、《摩诃僧祗阿毗昙》等六部佛教经典，一共住了三年。道整在巴连弗邑十分仰慕人家有沙门法则和众僧威仪，追叹故乡僧律残缺，发誓留住这里不回国了。而法显一心想着将戒律传回祖国，便一个人继续旅行。他周游了南天竺和东天竺，又在恒河三角洲的多摩梨帝国（印度泰姆鲁克）写经画（佛）像，住了两年。</p><h3><strong>东晋义熙五年</strong></h3><p>东晋义熙五年（ 409年）年底，法显离开多摩梨，搭乘商舶，纵渡孟加拉湾，到达了狮子国（今斯里兰卡）。他在狮子国住在王城的无畏山精舍，求得了《弥沙塞律》、《长阿含》、《杂阿含》以及《杂藏》等四部经典。至此，法显身入异城已经十二年了。他经常思念遥远的祖国，又想着一开始的“巡礼团”，或留或亡，今日孤身一人，形影相吊，心里无限悲伤。有一次，他在无畏山精舍看到商人以一把中国的白绢团扇供佛，触物伤情，不觉潸然泪下。</p><p>东归 东晋义熙七年（ 411年）八月，法显完成了取经求法的任务，坐上商人的大舶，循海东归。舶行不久，即遇暴风，船破水入。幸遇一岛，补好漏处又前行。就这样，在危难中漂泊了一百多天，到达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一说爪哇岛）。法显在这里住了五个月，又转乘另一条商船向广州进发。不料行程中又遇大风，船失方向，随风飘流。正在船上粮水将尽之时，忽然到了岸边。法显上岸询问猎人，方知这里是青州长广郡（山东即墨）的劳山。青州长广郡太守李嶷听到法显从海外取经归来的消息，立即亲自赶到海边迎接。时为东晋义熙八年（ 412年）七月十四日。法显65岁出游，前后共走了三十余国，历经十三年，回到祖国时已经七十八岁了。在这十三年中，法显跋山涉水，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艰辛。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顾寻所经，不觉心动汗流！”</p><p>法显在山东半岛登陆后，旋即经彭城、京口（江苏镇江），到了建康（今南京）。他在建康道场寺住了五年后，又来到荆州（湖北江陵）辛寺，元熙二年（ 420年），终老于此，卒时八十六岁，一作八十二岁。他在临终前的七年多时间里，一直紧张艰苦地进行着翻译经典的工作，共译出了经典六部六十三卷，计一万多言。他翻译的《摩诃僧祗律》，也叫大众律，为五大佛教戒律之一，对后来的中国佛教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抓紧译经的同时，法显还将自己西行取经的见闻写成了一部不朽的世界名著-----《佛国记》。《佛国记》全文九千五百多字，别名有《法显行传》、《法显传》、《历游天竺纪传》、《佛游天竺记》等。它在世界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不仅是一部传记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历史文献，是研究当时西域和印度历史的极为重要的史料。法显去印度时，正是印度史上的黄金时代-----芨多王朝（320年－480年）有名的超日王在位的时代，关于芨多王朝古史缺乏系统的文献记载，超日王时的历史，只有依靠《佛国记》来补充。中国西域地区的鄯善、于阗、龟兹等古国，湮灭已久，传记无存，《佛国记》中所记载的这些地区的情形，可以弥补史书的不足。《佛国记》还详尽地记述了印度的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因而后来被佛教徒们作为佛学典籍著录引用。此外，《佛国记》也是中国南海交通史上的巨著。中国与印度、波斯等国的海上贸易，早在东汉时期已经开始，而史书上却没有关于海风和航船的具体记述。《佛国记》对信风和航船的详细描述和系统记载，成为中国最早的记录。</p><p>法显以年过花甲的高龄，完成了穿行亚洲大陆又经南洋海路归国的远途陆海旅行的惊人壮举，他留下的杰作《佛国记》，不仅在佛教界受到称誉，而且也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评价。唐代名僧义净说：“自古神州之地，轻生殉法之宾，（法）显法师则他辟荒途，（玄）奘法师乃中开正路。”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法显横雪山而入天竺，赍佛典多种以归，著《佛国记》，我国人之至印度者，此为第一。”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沙勒说：“人们知道访问过印度尼西亚的中国人的第一个名字是法显。”他还把《佛国记》中关于耶婆提的描述称为“中国关于印度尼西亚第一次比较详细的记载”。日本学者足立喜六把《佛国记》誉为西域探险家及印度佛迹调查者的指南。印度学者恩·克·辛哈等人也称赞说：“中国的旅行家，如法显和玄奘，给我们留下有关印度的宝贵记载。”</p><h3><strong>回国</strong></h3><p>说到“西天取经”，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唐僧。其实早在玄奘之前两百多年，就有人已经完成了一次取经大业，此人就是高僧法显。</p><p>其实法显并非西行第一人。中国西行游历第一人是公元260年西征的朱士行，他因读《道行经》，觉得尚未尽善，遂往于阗，求得梵书正本九十章，遣弟子送归，经竺叔兰、无罗叉译出，即今本《放光般若经》。最后士行终老于阗，所以法显成为西行取经回国第一人。</p><p>在中国，“第一”与“第二”之间的地位历来悬殊，但之所以法显名声大不如玄奘，我们不得不承认书生并非百无一用———是吴承恩让玄奘家喻户晓，法显则没有好运气能成为某位作家笔下的主角。</p><p>论业绩和经历的丰富程度，法显的历史地位都不应该在玄奘之下，不过唐僧手下有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鲜花需要绿叶衬托，法显没有这样的绿叶。文学包装往往能延长历史人物的知名度寿命，小说加史书的组合才能让一个曾经的名人永垂不朽。</p><h2><strong>人物轶事</strong></h2><p>法显性情纯厚。有一次，他与同伴数十人在田中割稻，遇到一些穷人来抢夺他们的粮食。诸沙弥吓得争相逃奔，只有法显一个人站着未动。他对那些抢粮食的人说：“你们如果需要粮食，就随意拿吧！只是你们现在这样贫穷，正因为过去不布施所致。如果抢夺他人粮食，恐怕来世会更穷。贫道真为你们担忧啊！”说完，他从容还寺，而那些抢粮的人竟被他说服，弃粮而去。这件事使寺中僧众数百人莫不叹服。</p><p>《祐录》原文：释法显，本姓龚，上党郡襄垣人也。法显三兄并龆龀而亡，其父惧祸及之，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送还寺，信宿便差，不复肯归。母欲见之不能得，为立小屋于门外，以拟去来。十岁遭父忧，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逼使还俗。显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顷之母丧，至性过人，葬事既毕，仍即还寺。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君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此生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故相语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二十受大戒，志行明洁，仪轨整肃。</p><h2><strong>评价</strong></h2><p>地位</p><p>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法显时代，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p><p>晋末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根据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统计，西行求法活动自朱士行而后，以晋末宋初为最盛。这时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见《高僧传》卷四；于法兰，见同上书、卷；竺佛念，见《高僧传》卷一；慧常、进行、慧辩、见道安；《合光赞放光随略解》；慧叡，见《高僧传》卷七；支法领、法净，见《高僧传》卷六《慧远传》；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慧简、僧绍、僧景、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见《法显传》、《祐录》卷十五《法显传》、《智严传》、《宝云传》；昙学、威德等八人，见《祐录》卷九；僧纯、昙充、道曼，见《祐录》卷十一；智猛与昙纂、竺道嵩等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法勇</p>、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沮渠京声；道泰；法盛共师友二十九人，见《名僧传抄》；僧表，见同上书；法维；道普。<p>在所有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这里所谓“突出”，归纳起来约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p><p>（一）法显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远。</p><p>在法显以前，在汉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张骞和甘英，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到的地方很远，很远；但是法显到的地方，他们却没有到过。这一点《高僧传》、《法显传》和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三都指出：“皆汉时张骞、甘父所不至也。”（见50，337c 和55，507c）这对于中国人民对外开阔视野、认识外国，当然会有极大的帮助。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p><p>（二）法显真正到了印度。</p><p>既然西行寻求正法，其最终目的地当然是正法所在的印度。然而，奇怪的是，在法显之前，真正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几乎没有。汤用彤先生说：“故海陆并遵，广游西土，留学天竺，携经而反者，恐以法显为第一人。”（《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380 页）这件事情本身意义就很重要。法显以后，到了印度的中国求法僧人逐渐多起来了。</p><p>（三）法显携归翻译的戒律起了作用。</p><p>法显到印度去的目的是寻求戒律。他经过了千辛万苦，确实寻到了，其中最重要是《摩诃僧祇律》四十卷。归国后，他同佛陀跋陀罗共同译出。汤用彤先生认为这是法显求法所以重要的原因之一。这对于中国当时的僧伽来说，宛如及时的春雨，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p><p>（四）法显对大乘教义发展和顿悟学说的兴起起了作用。</p><p>世界宗教的发展是有共同规律的。这个规律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表述：用越来越少的努力（劳动）得到越来越大的宗教满足。人类中有不少人是有宗教需要的。这并不完全来自阶级压迫，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人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这个事实。</p><p>这个规律适用于所有的世界性的宗教。专就印度佛教而论，由小乘向大乘的过渡就是这个规律的具体表现。在中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顿悟学说的兴起，其背后也是这个规律。小乘讲渐悟，讲个人努力，也并不答应每个人都能成佛，换一个术语来说，就是每个人不都有佛性。想成佛，完全依靠个人努力。如果每个人都努力去成佛，生产力必然受到破坏，社会就不能存在。这是绝对不行的。大乘在中国提倡顿悟成佛，讲虔诚信仰，只需虔心供养，口宣佛号，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等轻松惬意！这样既然满</p>足宗教需要，又不影响生产力的发展。佛教凭借了这种适应性，终于得到了发展。<p>影响</p><p>法显的功绩主要在于取经和翻译。他携归和翻译的经历代经录都有著录，请参阅《祐录》卷二以及其他经录，这里不再胪列。但是他写的《法显传》对于世界的影响却远远超过了他的翻译对于中国的影响。《法显传》在历代著录中有很多不同的名称，比如《佛游天竺记》、《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佛国记》、《历游天竺记传》、《释法显游天竺记》、《佛游天竺本记》、《释法明游天竺记》、《法明游天竺记》、《历游天竺记传》、《法显记》等等，名称固繁，版本亦多（请参阅章巽前引书，页13—24）。《法显传》在国际上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它的外文译本之多上。根据章巽的统计（见同上书，页30），共有英译本三，译者为Samuel Beal（1869）、James Legge（1886）和H.A.Giles（1923）；日译本三，译者为足立喜六：《考证法显传》（1935）、《法显传——中亚、印度、南海纪行研究》（1940）和长泽和俊（1970）。既然有了这样多的译本，那就必然有相应多的影响。</p><p>专门谈一谈《法显传》对印度的影响。众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过。因此，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著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僧人游记数量极多，而繁简不同，时代先后不同。《法显传》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有一位著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著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p><h2><strong>后世纪念</strong></h2><h3><strong>纪念馆</strong></h3><p>法显纪念馆于2007年10月奠基，位于法显大师的故乡山西临汾。历时两年修建，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顺利完工。纪念馆占地490平方米，建筑面积168平方米，总投资200万元。在此次落成典礼上，纪念馆展示了法显纪念铜像、取经线路沙盘图、法显求法漆雕连环画以及国内外各个时期、各种版本的《佛国记》等。&nbsp;</p><h3><strong>纪录片</strong></h3><p>总导演：金铁木</p><p>导 演：邓斐</p><p>执行制片人：金城 司路路</p><p>摄影指导：王琥</p><p>视效指导：徐晋非 王思宇</p><p>剪辑：郭 沛</p><p>解说：李 易</p><p>独 白：齐克建</p><h3><strong>纪念艺术作品</strong></h3><p>12幅系列油画《法显传》，由油画家管恩智先生绘制。&nbsp;</p><p>公元337年，中国北方的后赵王朝立国18年。</p><p>法显已经70岁高龄，要像来时那样翻越高山雪岭、穿越茫茫沙漠，一定凶多吉少。自己该何去何从呢？归国之路又在哪里呢？这些问题，让法显无比困扰。因为他并不担心自己生命的安危，最让法显忧心忡忡的，就是这些历尽千辛万苦寻求到的佛典经律，不能被他带回故国家园。</p><p>当法显完成《佛国记》后，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已经快走到尽头。在佛堂内，法显最后一次礼拜着佛祖。对于一个僧人来说，生命的目的就在于圆满成佛。自踏入佛门以来，法显始终追随着佛的脚步，没有片刻的懈怠。</p><p>公元423年，法显在荆州江陵的辛寺里悄然逝世，享年86岁。&nbsp;</p><p>1600年来，法显始终没有被人们所遗忘。法显所创作的《佛国记》，更是代代相传，被翻译为英、法、日，印度文等多国版本，为中外文化交流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p><h3><strong>秧歌剧</strong></h3><p>2015年6月26日晚，以东晋时期高僧法显西行取经而改编的长治襄垣秧歌剧《法显》在襄垣会堂上演。该剧真实再现了62岁的法显历经14年，长途跋涉，走遍三十余国，最终取回真经戒律的感人故事。该剧弘扬了法显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p><p>长治襄垣秧歌剧《法显》是由长治市襄垣县委常委、副县长、宣传部长桑爱平编剧，国家著名导演张平总导演的新编大型历史人物剧。该剧讲述了东晋时期，佛教在中国得到空前的发展，而出生在襄垣、出家仙堂寺的高僧法显胸怀大志，一心向佛，以普度天下苍生为己任，于公元399年西行印度求取真经戒律，历经14年，走遍三十余国，最终取回12部重要经典籍，译注60余卷上百万言经书，并将所历国家山川地貌、风土人情撰成《佛国记》，为中外文化交流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nbsp;</p><h2><strong>相关研究</strong></h2><p>首先是他的籍贯。《祐录》、《高僧传》、《古今译经图纪》、《开元录》等书都说他是平阳武阳人。《历代三宝记》、《大唐内典录》则只说是“襄垣沙门”。按当时只有上党县，而无襄垣县。（参阅章巽《法显传校注》页2）</p><p>第二是他的生年。《祐录》没有说，其他书亦然。我们只能根据能掌握的资料加以推断。法显生年大概是公元342 年，壬寅，晋咸康八年。（参阅章巽同上书，页1—2）</p><p>第三关于“三岁便度为沙弥”的问题。小孩子常生病送入空门以求长寿的事情，屡见于中国载籍。法显时代竟已经如此。可见此时佛教已经深入人心了。</p><p>第四关于法显和同学刈稻的问题。在印度，佛教并不提倡僧人劳动。直到今天，斯里兰卡、缅甸、泰国等小乘国家的僧侣仍然靠乞食度日。在中国法显时代，寺院经济早已形成，寺院多有田地，除了靠雇工耕种外，由寺院的执事次第安排僧及信徒二众来出坡劳动。《道安传》中也有劳动的记载。</p><h2><strong>附录</strong></h2><p><b>文言小传</b></p><p>【法显（宋江陵辛寺）[《高僧传》卷三]】</p><p>释法显姓龚。平阳武阳人。有三兄并髫龀而亡。父恐祸及显。三岁便度为沙弥。居家数年病笃欲死。因以送还寺信宿便差。不肯复归。其母欲见之不能得。后为立小屋于门外以拟去来。十岁遭父忧。叔父以其母寡独不立。逼使还俗。显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远尘离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顷之母丧。至性过人。葬事毕仍即还寺。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时有饥贼欲夺其谷。诸沙弥悉奔走。唯显独留。语贼曰。若欲须谷随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饥贫。今复夺人恐来世弥甚。贫道预为君忧耳。言讫即还。贼弃谷而去。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仪轨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以晋隆安三年。与同学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发自长安。西渡流沙。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望人骨以标行路耳。屡有热风恶鬼。遇之必死。显任缘委命直过险难。有顷至葱岭。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沙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昔有人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緪过河数十余处。皆汉之张骞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风暴起。慧景噤战不能前。语显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殒。言绝而卒。显抚之泣曰。本图不果命也。奈何复自力孤行。遂过山险。凡所经历三十余国。将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余里有一寺。逼冥过之。显明旦欲诣耆阇崛山。寺僧谏曰。路甚艰阻。且多黑师子亟经啖人。何由可至。显曰。远涉数万誓到灵鹫。身命不期出息非保。岂可使积年之诚既至而废耶。虽有险难吾不惧也。众莫能止。乃遣两僧送之。显既至山。日将曛夕欲遂停宿。两僧危惧舍之而还。显独留山中烧香礼拜。翘感旧迹如睹圣仪。至夜。有三黑师子来蹲显前。舐唇摇尾。显诵经不辍。一心念佛。师子乃低头下尾。伏显足前。显以手摩之。咒曰。若欲相害待我诵竟。若见试者可便退矣。师子良久乃去。明晨还返。路穷幽梗。止有一径通行。未至里余。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粗素。而神气俊远。显虽觉其韵高。而不悟是神人。后又逢一少僧。显问曰。向耆年是谁耶。答云。头陀迦叶大弟子也。显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横石塞于室口。遂不得入。显流涕而去。进至迦施国。国有白耳龙。每与众僧约令国内丰熟。皆有信效。沙门为起龙舍并设福食。每至夏坐讫龙辄化作一小蛇。两耳悉白。众咸识是龙。以铜盂盛酪置龙于中。从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岁辄一出。显亦亲见。后至中天竺。于摩竭提邑波连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诃僧祇律。又得萨婆多律。抄杂阿毗昙心。綖经方等泥洹经等。显留三年。学梵语梵书。方躬自书写。于是持经像寄附商客。到师子国。显同旅十余。或留或亡。顾影唯己。常怀悲慨。忽于玉像前。见商人以晋地一白团绢扇供养。不觉凄然下泪。停二年。复得弥沙塞律。长杂二含。及杂藏本。并汉土所无。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还。舶有二百许人。值暴风水入。众皆惶懅。即取杂物弃之。显恐弃其经像。唯一心念观世音。及归命汉土。众僧舶任风而去得无伤坏。经十余日达耶婆提国。停五月。复随他商东适广州。举帆二十余日。夜忽大风合舶震惧。众咸议曰。坐载此沙门。使我等狼狈。不可以一人故。令一众俱亡。共欲推之。法显檀越厉声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门亦应下我。不尔便当见杀。汉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必当罪汝。商人相视失色。僶俯而止。既水尽粮竭。唯任风随流。忽至岸见藜藋菜。依然知是汉地。但未测何方。即乘船入浦寻村。见猎者二人。显问此是何地耶。猎人曰。此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猎人还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青州刺史请留过冬。显曰。贫道投身于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垂百余万言。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改。京师共传咸叹神妙。其余经律未译。后至荆州卒于辛寺。春秋八十有六。众咸恸惜。其游履诸国。别有大传焉。</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