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学习经历  

1904年生于四川成都华阳县；早年在私塾就学；1922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1928年改名中央大学附中、1949年改名南京大学附中，1952年改为南师附中）；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后任第一团团长，参加东征、北伐。

  勤奋读书  

孙元良父亲孙廷荣是晚清的一名知县，67岁才生下孙元良。孙元良年少时，父亲便去世，但他一心秉承祖训，勤奋读书，成绩优异。

  队伍情况  

1926年，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炮兵科，不久辍学回国，1932年，任第二五九旅旅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在庙行镇击退日军，此役被当时国际间评为“国军第一次击败日军的战役”；以此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

  军旅生涯  

1924年初，孙中山先生创办的黄埔军校在全国各地招生，正在北大读预科的孙元良闻讯后马上报名投考。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的招考非常严格，必须要有人引荐。孙元良的推荐人便是李大钊。1924年6月，在顺利通过了初试和复试以后，孙元良成为了黄埔军校一期学员，与关麟征、陈赓、杜聿明、侯镜如等人一同被编在学生三队一区队。自此，不满20周岁的孙元良开始了军旅生涯。

  颇得器重  

在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元良作为仪仗队队员，有幸在大门口迎接名誉校长孙中山；在黄埔一期学生中，孙元良文化程度较高，加之仪表堂堂、风度翩翩，颇得校长蒋介石的器重。

  东征陈炯明  

民国14年2月广东国民政府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惠州守将杨坤如见坚守无望，不战而降。

10月广东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各种版本的战史都记载，在攻打惠州城的战斗中，时任第4团3连连长的陈明仁在团长刘尧宸牺牲的情况下，高举军旗率领该连最先登上城头。

  升任炮兵营长  

至于他吹嘘的因“功”升任炮兵营长，那是1928年蒋介石资助孙元良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镀金深造回国后的事情（这是下面要介绍的段子）。其实用点脑子都能想出来，炮兵这种技术兵种，会随随便便让冲锋陷阵的步兵去干？还一干就是营长？东征时的炮兵连长是陈诚。

  北伐孙传芳  

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蒋介石的嫡系第1军第1师和程潜的第3军攻打江西的孙传芳。第1军贪功冒进，贸然攻打南昌。侥幸得手后不思巩固战果，反而大肆寻欢作乐。结果孙传芳部连夜反击时，第1师师长王柏龄正在窑姐的床上，党代表缪斌也临阵脱逃。结果第1师一败涂地，南昌得而复失，王柏龄和缪斌遁逃避祸。

  战斗甫一打响  

孙元良时任第1师第1团团长，算是嫡系中的嫡系了，当时负责驻守牛行车站。战斗甫一打响，由于缺乏警戒，孙元良惊慌失措之中率先逃跑。部队群龙无首，尚未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已经纷纷作鸟兽散，致使战略要地失守，南昌门户洞开。事后，孙元良团被程潜派驻奉新，向东警戒，掩护主力部队集结，但孙却拒不执行命令，一闻敌讯，便继续西撤。

  气急败坏  

蒋介石气急败坏，马上赶到奉新前线，立即召集第1师训话，声色俱厉，杀气腾腾：“这次打仗，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得到命令便退却，应照革命军的连坐法来枪毙。这次失败，是我们革命军最不荣誉的一件事，也是北伐史上最耻辱的一页，倘使第1师不退下来的时候，我们的战事，一定不会失败；所以孙团长没有命令擅自退了下来，一定要按法枪毙。我们第1师，从前是最光荣最有名誉的军队；现在被孙团长个人毁坏，难道我们还能容忍这种败类，不枪毙他吗？”

蒋介石并不是嘘声恫吓。第二天清晨，他又召集朱培德之第6军及孙元良团再次训话，重申了对孙元良的惩罚决定：“我们革命军的历史，是很光荣很名誉的。现在打下了南昌，又退回来，都是因为第1师第1团团长孙元良，没有命令，怕死退下来了，所以有这一次的失败。孙团长犯我们革命军的连坐法，我要把他枪毙。你们各位官长士兵，可晓得军法是不容情的，若是犯了连坐法，无论哪一个，都要依法枪毙的。”

  颁布《革命军连坐法》  

自从“中山舰事件”后，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1军，结果本是精锐的第1军思想迅速下滑、军纪败坏，战斗力大不如前。蒋介石痛定思痛，颁布了严酷的《革命军连坐法》，整顿军纪。孙元良正好撞到枪口上，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

很快，孙元良消失了。不料，1928年，孙元良突然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气宇轩昂，面有得色。他不仅躲过此劫，而且还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镀了一层金。归国后，即任国民政府警卫第1旅炮兵团团长。到了1931年，已升任警卫第1师第1旅旅长，可谓仕途坦荡，风光无限。

原来蒋介石在薛岳、刘峙等人的劝说下，考虑到孙元良忠心耿耿，是黄埔军校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成员。黄埔一期生本来人数有限，历次战斗中战死者、共产党拉去者甚众（要知道黄埔一期生中，共产党员不在少数，赫赫有名的“黄埔三杰”中的两个半都是共产党员呢。其中陈赓、蒋先云是共产党员，贺衷寒早期是共产党员，后退党加入国民党）。如今在军中能挑大梁的人已是寥若晨星，弥足珍贵。作为此后争权力、夺江山之资本，怎么能为区区南昌失守而杀了自己的得意门生，寒了黄埔同学的心呢？）于是，蒋介石法外施恩，孙元良因祸得福。

  转战南中国，飞将军贪财好色  

“一·二八”抗战后，损失惨重的几个德式师回到后方整编。当年秋天孙元良调任88师副师长，驻武昌。同年12月在上海迎娶吴懿辉。1933年88师开赴闽赣“剿共”前线，镇压“福建人民政府”，与昔日并肩抗日的19路军兵戎相见。后又参加第五次“围剿”，与红军作战。1935年初，88师师长俞济时调任蒋介石侍从室侍从武官长，孙元良接任88师师长。同年孙元良率部借追击红军之机入川，驻万县。孙元良虽极爱钱财，亦甚好打猎，但极其厌赌，故88师在四川的军纪尚可。

1936年，战争阴云笼罩中国。孙元良的88师重新移防无锡、江阴。1937年8月12日，88师经过紧急铁运抵达上海。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88师作为德式师主力之一，首当其冲冲在了最前面。国难当头，孙元良倒也卖力，88师将士用命，奋力拼杀。可惜由于整个战役战术的失误，迟迟未能攻下日军阵地。反而是日军依托火力优势和坚固工事，固守待援。随着日军的增援，国军不得不转入防御。

在这僵持状态下，孙元良贪财好色的本性开始显露。财政部为88师拨了26万元国防工事费。不过闸北有的是仓库、钢铁，以及老百姓逃亡后留下的空屋。孙部就地取材修筑工事，未花分文。所拨经费基本落入孙元良的腰包。结果由于材料质量不合格，工事防御效果低下，以至守军士兵往往未见敌寇一面，就在这劣质工事中葬身于日寇炮火之下。

时任第88师军械处主任兼南京通讯处主任的葛天回忆道：“（1937年）10月上旬我到上海，那天正好遇到上海学生代表在四行仓库88师师部慰劳，这时孙元良看到一个女学生代表眉清目秀，就以花言巧语要该女生单独在师部多玩一下，企图强奸。这个情况被该师副师长冯圣法知道后，曾前往劝解无效。这时我到师部，冯要我再去一劝。我照冯意对孙劝说后，他竟说：‘英雄总是和美人联系在一起的，自古英雄都喜欢美人，尤其是我们在上海作战有功，做这一点小事没有什么。’”

“在八·一三战事发生后，上海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都是满腔热情，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拥护抗战。有的直接参加战斗，有的节衣缩食集资慰劳军队，凡是军队需要的物品，应有尽有。孙元良曾派师少将参谋长张柏亭、上校师附张裕良和上海各团体接洽，将一部分慰劳物姿变为现金，孙元良就这样从中渔利。……还令该师军需主任宋尚鲁（宋希濂的亲兄弟）把上海抢劫来的棉纱等偷运武汉出售，所得的钱交我转其妻吴懿辉。”

  淞沪大转进，飞将军灵光突现  

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10军登陆杭州湾金山卫，形成对淞沪前线中国第三战区部队的包抄之势。国军反击未果，为避免全军覆没，不得不下令“转进”。由于指挥混乱，通信手段低下，“转进”变成了溃退。

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本来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命令88师作为坚守闸北，以期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和同情。孙元良此时倒还清醒，就战场实际状况具陈己见，不主张作无谓牺牲，而是选拔一支精干部队择要固守一两个据点，掩护大军撤退。提议得到了顾祝同的认同。于是孙元良把守卫闸北最后阵地的重任托付给所部524团1营，这才有了该团团副谢晋元请缨率八百壮士（实为450人的加强营，对外号称八百壮士）孤军据守四行仓库的惊世壮举。

孙元良因功升为第72军中将军长，仍兼88师师长，后又得授国民政府云麾勋章。

不过，孙部从上海撤退时，花了整整一夜沿着租界转了半圈，由闸北至沪西新泾。恰好英军守卫的日本丰田纱厂人去楼空，抛下几千大包日本棉纱，自然成了孙部的战利品。孙元良派出几十辆卡车，还有小火轮，将其全部抢运到苏锡常抛售，全师从上到下又是大大发了一笔。孙元良此时可谓既升官又发财啊。

1937年11月9日，日军突破苏州河，国军除104、105、106等师比较镇静外，余部皆溃不成军。孙元良此时带着几个卫士与部队失散，直到苏州才将参谋部重新集结起来。

  南京保卫战，“飞将军”本色再现  

淞沪会战失败之后，鉴于部队大多在溃退中，原本依靠沪宁之间“永备”工事进行梯次防御的战略部署难以实现，蒋介石本欲将南京设为不设防城市。后顾及国际影响，加上唐生智的“军令状”，国府决定政府内迁，成立南京卫戍军，“死守”南京。

“孙元良到南京后，用全部精神到夫子庙听戏嫖妓，很少在师部做打击敌人的准备工作。”

1937年12月10日，南京保卫战打响。88师未经休整，迅速投入到南京保卫战中，负责守卫南京的制高点雨花台和南京城南。虽然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武器、给养方面的全面劣势，仅仅两三天，外围阵地即告失手，复廓阵地主要方向也被日军突破。

1937年12月12日上午，雨花台阵地陷落，日军居高临下，攻击中华门阵地。88师262旅官兵不顾日军炮火，坚守城垣。此时的孙元良却率师直属队和262旅一部擅自向下关撤退，企图渡江北撤。在挹江门内被36师师长宋希濂的督战队用机枪“劝阻”，只得返回中华门继续作战。

中午，中华门被突破。孙元良飞将军本色再现，不通知部队，独自逃跑，躲入南京外馆。葛天回忆：“（吴求剑说）：‘在12月11日下午3时左右，我还同孙师长通电话一次，他告诉我见机行事，……就失了联络……’1938年5月中旬，孙元良到武昌珞珈山中央训练团党政班担任副主任。这时候该班有一个秘书卢则文，他同孙在苏州东吴大学同学，卢在抗战初期曾在一个外国公馆工作，有这个关系，孙就事先同他接头，一到南京紧急时候就偷偷摸摸只身逃躲卢为他接好头的某国驻华公使馆。”另外一说，孙元良用金条收买老鸨，躲入南京青楼之中。

后来在《拉贝日记》中，找到了飞将军在南京躲藏的佐证     ：“    对于国民党第72军军长兼88师师长孙元良，拉贝更是关心入微。得知孙藏身在难民营中，拉贝亲自将他接到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顶层密室里居住……     ”  

可是孙元良在其回忆录中却厚颜无耻地写道：“我既然在江边找不着船，只好钻隙向东面的山地撤退。我们从栖霞山龙谭车站间跨越铁路，南向进入山区。土族同胞殷情地供给食物，热心地带路，并代我们找船，给了我们不少方便，也添了我们无数伤心！这样，我便带了我的司令部六百多官长兄弟，和一辈子的创痛与耻辱，从龙谭附近渡江，经泰兴、淮阴、徐州、郑州，于1938年3月下旬到了武汉。”

结果72军包括88师群龙无首，在溃退中很多官兵无法渡过长江，在南京城内被日军俘虏，成为日军屠刀下的冤魂。可叹一支精锐的德式虎贲，就这样被葬送了。

不知道苟延残喘至今的飞将军，有何脸面去见九泉之下惨死的袍泽。

  重振旗鼓  

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国军称豫湘桂会战。此间国军除了在长衡作战中还抵抗了一阵，基本就是一溃千里。日军兵锋甚至直指离陪都重庆近700公里的贵州独山，一时重庆震动。

此时孙元良所部29军91师在严令下正火速驰援（顺便说一句，那个采访记录中孙部长途调动的里程自己加起来都对不上，不知道是飞将军自己老糊涂呢，还是胡大作家算术没学好）。11月30日夜，91师搜索部队与日军前锋遭遇。1937年12月1日，91师在美机配合下，依托黑石关、白蜡坡等有利地形逐次阻击日军13师团步兵104联队（后有山炮兵19联队一部加强）。

日军104联队于是以第1大队迂回，于次日进入独山。独山守军放弃了大量的军用物资，望风而逃。1944年12月2日，日军步兵104联队“未料到第1大队11时30分即已冲进独山。海福联队长和野野山参谋一时真假难辨，直到再次来电证实，方始放心”。说日军推进太快，还不如说国军溃退太快。1944年12月3日中午，日军104联队主力转向进入独山，工兵13联队也随后进入。

当天日军第11军接到报告后，认为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而104联队孤军深入，后援不继；反之国军增援部队已经赶到，并占有制空权。于是命令第3、第18师团按计划“反转”。日军独山部队大队长以下军官申请拒绝反转，主张挺进贵阳，后在野野山参谋说服下作罢。随后日军大肆烧杀抢掠，并破坏了独山附近的所有设施、工厂和军需物资，于1944年12月4日黄昏主动后撤。白崇禧在事后的总结中也承认日军是主动撤退。

1944年12月8日拂晓，孙元良率部“克复”独山，顺便在滇缅路上截留了几十辆商车。以此“功绩”，孙元良获得“青天白日”勋章。

1945年5月，日本已经日薄西山，孙元良的29军在局部大反攻的浪潮中，“奋勇”向前，一路克复河池、德胜、宜山（还得而复失了一次）、中渡、永福等地。

抗战胜利后，孙元良奉京沪卫戍司令汤恩伯之命出任常镇地区警备司令，后任第三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为扩充力量，孙把周佛海、刘明夏等人所辖伪军残余甚至一部分日军改编成卫戍部队，担当“剿匪”任务。同时借收缴敌伪财产之名，大肆搜刮。1946年冬，孙元良调任重庆警备司令。任上嗜好跳舞，常与高级妓女出入舞厅。唯禁烟甚力。

  淮海大战，飞将军全身而退  

1948年初，蒋介石察觉出孙震有保存实力的企图，便欲罢其兵权、拟另派人统辖孙部。孙震为避免军队被蒋吃掉，同时继续保有对旧部的领导权，于是推荐侄子孙元良接替自己，以求两全。蒋考虑到孙元良毕竟出身黄埔嫡系，与川军原无大的瓜葛，于是顺水推舟，谕准此事。久失兵权的孙元良青云直上，就任第16兵团司令高位。接管叔父军队后，孙元良仗着蒋、孙两大背景大肆贪污、冒领军饷和勒索、套购黄金等，甚至把老蒋下发给兵团官兵的数十万大洋赏金也尽数装入私囊。

曾经和孙元良在上海南京战场并肩作战的宋希濂在调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前，一听到孙元良在徐州当兵团司令，便明确表示坚决不去：“孙元良我是深知道的，是个把个人看得比什么都高的人，我无法与他共事。”

淮海战役（国军称“徐蚌会战”）开始不久，孙元良16兵团第99军被配属在蚌埠布防，兵团主力奉调移师宿县，防守徐州后方。随即被迫再次北上救援黄伯韬兵团。结果宿县也被中野三纵攻占，津浦线被彻底切断。黄伯韬兵团在碾庄被华野全歼。

此时黄维12兵团还在东进，妄图夺取宿县。黄维兵团拥有4个军和一个快速纵队，其中包括国军五大主力中的18军，是陈诚“土木系”的嫡系部队。可是中野已经给他设下了大口袋，用几乎同等兵力，将其包围在双堆集。

国军在淮海完全陷入被动，杜聿明被迫率领邱清泉、李弥、孙元良三个兵团向西南撤退，企图依托淮河，会同蚌埠的李延年、刘汝明兵团解黄维之围。未料在永城地区陈官庄就被华野主力团团包围。杜聿明无奈下令三个兵团分三个方向突围。

此时孙元良将“飞将军”的本领发挥到了极至。孙元良指令16兵团所部分散突围，令曾配属过快速纵队的125师掩护兵团部突围。为防杜聿明变卦，孙元良还命令截断电话线，嘱咐指挥部电报一律不收。结果邱清泉和李弥部果然奉杜聿明之命取消突围，孙元良部孤军突围，一万多人在混乱中被歼，军长、师长大多被击毙，残部只得重返包围圈。

可是孙元良居然化妆成中尉副官，趁乱骗过盘查，只身逃脱！后又化妆成农民，逃到信阳火车站。

1949年1月6日，华野发动总攻，杜聿明、邱清泉等人非死即降。孙元良却已经回到南京，获准重组16兵团了。对比之下，“长腿将军”刘峙只能自愧不如，恐怕只有清末长跑名将叶志超才能比拟。

  晚年定居台湾，不提当年勇  

1949年底，孙元良来到台湾。背着战败丧师之责，加上国民党高级将领间的内斗，他精神郁闷，最后选择了退役从商。

上世纪70年代初，孙元良一度旅居日本，开了一家名为“天福园”的面馆。

1975年，他重返台湾定居高雄，在当地一家针织品公司当董事长，退休后，孙元良到台北定居，闲来无事时著书立传，写了回忆录《亿万光年中的一瞬》（书名犯基础常识错误）等。

晚年的孙元良很少提及当年的风风雨雨，心境平和地专注养生；孙元良的第5个儿子孙祥钟，即是影视双栖的台湾资深艺人、偶像演员秦汉，他曾回忆说：“即便是对自己的儿女，他也很少说起过去参与的战事。”

1985年，孙元良最后一次高调亮相。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否认1931年后日军在华大屠杀的事实；当年大屠杀发生的时候孙将军正好偷偷离开部队，躲在妓院里避难；作为历史的见证人，81岁高龄的孙元良在台湾高雄市发表了一份抗议书，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谎言。

2007年5月25日，孙元良在台湾逝世，享年103岁；在他过世前，是硕果仅存仍然在世的黄埔军校一期校友， 生前行事低调的他，身后事家属也将力求精简；他的后事家属会依照其遗嘱指示不发讣文，只在报纸登半版广告告知亲友，至于骨灰则暂厝林口，等待适当时机再迁葬回大陆南京。

  主要功绩  

孙元良早年在私塾就学，1922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国立东南大学附属中学；1924年，考入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连长、营长，后任第一团团长，东征期间，没有命令率部畏敌后撤，并冒名顶替陈明仁的功劳，遭到何应钦的指责。此后又在北伐时草木皆兵望风而逃，被免职后于1926年被蒋介石保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21期炮兵科。不久辍学回国，任第一师野炮营营长、陆军第二师七团团长、警卫军第一师一旅旅长等职。

  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  

1932年，任第二五九旅旅长，参加一·二八淞沪战役，然功劳实为87师517团团长张世希团长率所部官兵抱必死之心向蒋家村拼死发起冲击而获得，孙以此役获宝鼎勋章，擢升为第八十八师师长是因为他乃是蒋校长嫡系中的嫡系之故。

升任第七十二军军长

1937年8月，参加八·一三淞沪会战，率兵坚守闸北阵地七十六日。

  参加南京保卫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1937年8月，率八十八师死守闸北阵地七十六日，以四行仓库为据点驻守抗战。此战后获云麾勋章，升任第七十二军军长；1937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驻守城南雨花台一带，因军饷与上海工事款项等问题，被蒋中正要求至军法处辩明，于4月3日自行进入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孙元良提出辩白书后，蒋中正将此案交由康泽与戴笠调查后无罪获释，投监拘押42天。1937年12月，参加南京保卫战，驻守城南雨花台一带，曾经私自下令撤出南京城，被其后队宋希濂举机枪督战逼迫下才不得不重回战场。 此战后廖耀湘等上呈报告要求追查责任，因此被撤职查办，投监拘押四十二天 。1939年1月，以民生航运公司职员身份，取道香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诸国。回国后重返军界，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

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成为屠杀目击者，1985年曾发表抗议书，驳斥日本军国主义者谎言。

1939年1月，以民生航运公司职员身份，取道香港游历考察英、法、德、意等欧洲诸国，回国后重返军界，任第二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二十九军军长；1944年，率部将日军赶出距重庆七百余公里的贵州独山县，收复南丹等地，使日军退出贵州；解陪都之危，获青天白日勋章。

  获青天白日勋章  

1944年，率部将日军赶出距重庆近700公里的贵州独山，于12月4日黄昏主动后撤以后才“收复”独山、南丹等地，使日军退出贵州；解陪都之危，获青天白日勋章。

1946年，先后任南京附近常镇地区警备司令、重庆警备司令。

  个人作品  

1949年，到台湾任瑞祥针织公司董事长；1956年，旅居日本；1975年，返回台湾；著有《亿万光年中的一瞬》（回忆录）、《世界军事史》。

  轶事典故  

萨苏先生的文章中提到孙将军的几则轶事：

从新闻中看到，黄埔一期的最后一人孙元良将军以103岁高龄往登他途。回想九十年代初到黄埔军校旧址，所见黄埔军校烈士墓上凝重的“亲爱精诚”题字，这或许标志着那一个时代的结束吧。

孙元良，在近代史上是个不时闪现的名字，北伐，抗日，反共……民间对其评价不一，盖棺论定的事情是说不准的，萨也没有兴趣和资格去评定孙老将军的一生。不过，“孙元良”这个名字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早年间从国军旧人口中，多少听得一些此人传闻，真实性不敢100%保证，但都有出处，且与大家作一共享。

一：不吃辣的四川人

刚刚听到孙将军西去之讯，曾给一个朋友写到家族中有一长辈，曾专门去孙元良与庞炳勋离开大陆后合开的馆子吃饭，以体会“孙庞斗智”故事。写了之后，与家人通电话，那边就说老辈去吃“孙庞斗智”不假，但里面那个“孙”可不是孙元良，而是原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司令官孙连仲，孙连仲是西北军老将，庞炳勋的侄亲家，与他合开餐馆很正常，孙元良是黄埔嫡系，和老冯的西北军是死对头，开餐馆大概也会找李良荣。此孙不同于彼孙也。

惭愧，原来搞错了。但老萨思维短路有点道理。原因是知道两则关于孙元良的轶事，都和吃饭有些关系。

其一，是曾给沈醉先生作过助手的一位亲戚提到，抗战时期沈醉在军统作总务。当时前方将领回到重庆有时会到军统局，招待吃饭自然不会少，都是沈醉的工作范围。孙元良也来过，沈醉安排吃饭，因为孙元良是四川人，特别准备了麻辣火锅招待。却不料席间孙极少动筷。沈颇为奇怪，事后询问孙的副官，答曰“军长不吃辣。”身为四川人而不爱吃辣，可谓怪哉。不吃辣却不明说，敷衍就餐了事，军统局的骄横，将军们都不愿轻易冒犯，也可见一斑。

其二，是北京一位编辑朋友的长辈，原是西北军中人，谈论历史，提起冯玉祥的节俭，拿蒋介石所部对比，曾说南边（北伐军）也不是尽不可取。中原大战后他所部的西北军一团被收编，与第二师同住一城。地方宴请，席间士绅敬酒，第二师的长官居首席，淡然却道：我辈新军人，不吸烟，不饮酒。这个第二师的长官，就是时任团长的孙元良。孙固辞之下，滴酒不沾。以下军中众人即便想饮，也只好推却了。西北军军规中原也有不吸烟、不饮酒的说法，但经过北伐以后，已成空文，不乏以豪饮著称者，孙此举令西北军上下一时肃然。

二：南京战役中的孙元良

其实，孙其人，作为军人还是比较能打的，在日本的对华作战纪录中，往往可见孙元良的名字。南京战役，孙的八十八师死守雨花台，是为南京城外最后屏障。日方记载，雨花台守军阵容严整，军纪森严。孙元良下令逃兵一律毙杀，另有一条命令战斗开始后任何人不得离开阵地上公路（有逃跑之嫌），公路上有人督战队即可开枪射杀。日文资料中这样的描述本意在于说孙残忍野蛮，但也说明孙元良当时对于死守阵地是有决心的。

不过，根据日军纪录，孙元良的一个失误，也可能是南京最后城破的重要原因。1937年12月9日开始，日军反复攻击雨花台，由于守军顽强，雨花台后二十米高的南京城墙作为二线阵地可以提供火力支援，交叉火力猛击之下日军损失惨重（事后日军统计雨花台之战伤亡两千余人），三天没能占领这里。但是，由于日军士气极高，各部队纷纷抢夺攻占南京之“武勋” ——南京作为中国首都，这份功劳远比攻占其他地方为高，给守军的杀伤也极大。11日，考虑到孙所部八十八师伤亡很大，唐生智下令孙收缩阵地。唐对前线情况不明，而孙竟然也未加详查就遵照执行，这下子在八十八师与五十一师的阵地之间放开一个无人防守的大口子 ，日军12日，就从这里突破雨花台防线，直攻中华门。这个攻击彻底动摇了唐生智的信心，当天下令南京弃守，各军措手不及，多不及撤退，损失极大，而南京大屠杀也就此开始。因为八十八师仓促收缩阵地造成失守雨花台，同时见于中日史料，唐生智的乱命要负主要责任，孙元良的盲目执行，恐怕也难辞其咎。

三：罕见的败仗

孙元良将军为黄埔出身，整个战争生涯中，出彩的战例不少，估计1948年点评他战绩的文章会不少，就不多缀叙了。然而，打仗，常胜将军是没有的，孙也是一样。若要论最让他耿耿于怀的一战，大概就是淮海（徐蚌）战役了。那一战，孙元良率领的整整一个16兵团从陈官庄突围，结果跑到外边一看，还剩四百多人。此战解放军说孙元良单身逃走，这倒是有点儿过分了，不过八万多人的一个兵团，剩下四百和孤身脱出也实在差不多了。说来国军和共军打仗，开始损失以旅计，随后以师计，淮海战役前损失一个军已经不算什么，但这种随便就丢一个兵团，还是太窝囊了。为此，孙元良一直耿耿于怀，曾在不同场合对自己辩护过，主要强调两点，第一说明这是杜长官命令突围的，不是他擅自决定放弃同僚.从所存的文字记载看，可能是这样的，但孙随后关闭了电台，因此没有接到取消突围的命令.第二，则是说明自己的部队突围是成功的，足有一半以上的部队，四万多人冲了出来（孙部八万多人，在此前的战斗中损失一万多，突围中两万多被截留在围中，这个数字也算可信），只是突围后到达萧县时，又遭到解放军的围攻才全军覆没。

一个兵团怎么会一夜之间全军覆没呢？按照某电影的说法赶鸭子也没有这么快。

这件事，我曾请教过几位在国军中任职过的老人，大多说不明白 -- 甚至请教共军的一些前辈，也是说不明白，甚至有亲身参加过淮海战役的老人，也不明白孙兵团怎么会一下就被吃掉，因为吃其他几个兵团都费了很大力气。只有在奥马哈遇到的一位国军老人给了个比较能接受的解释。说来这位也不是亲历者，但他的一个朋友正是孙兵团的成员，突围出来后不久伤重而死。按照他这个朋友的说法，孙兵团的崩溃，是遇到了百年难一遇的事情，那就是 -- “营啸”。

“营啸”，是古代军中的说法，俗称炸营，指的是过于紧张的军队完全丧失理智，北宋救援太原之战，就因为有传闻宗翰来了，引发二十万大军营啸溃散。根据经历人的说明，孙的部队撤退到萧县不假，但遭到了解放军部队的夜袭。以夜袭而论，歼灭一个团，一个旅有可能，一个兵团基本是不可能的，而且解放军后来的文献也证明当时和孙军交战的数量极少。可是孙军的状况非常不正常。当时他们突围出来，经过一夜狂奔，凌晨时认为已经远离了战场，于是数万人几乎同时倒下酣睡，外围部队连岗哨都没有放出。拂晓，解放军少数部队突然发动夜袭，突围成功。孙兵团官兵被围多日之强烈紧张后骤然放松，又突然被袭击，神经顿时崩溃，于是全军惊叫而起，甚至自相残杀，激烈混战起来，于是几万人的大军就此溃散无法收拾……这可能是至今为止万人大规模“营啸”的最后一次。

假如这个现象被心理学家拿去，一定会作为课堂上的样本，不过估计孙将军肯定对作这样的样本没有任何兴趣。

四：义气男儿

上面提到的那位定居奥马哈的国军老人虽然不是孙兵团的，但任职当时的国防部，对淮海战役很熟悉，他曾经对我讲过自己的看法，认为此战国民党军部队比较精良，指挥官杜聿明深得军心，又是在内线，平原作战，本来比较有信心的，打到中间虽然失利也没有想到会败的那样惨，但一场大雪使国民党军机动能力全失，重装备反成累赘，最终全军覆没。我觉得他的看法依然是老国军典型的思路，因为大雪下来之前，国民党军就已经开始败了，只不过是个败的程度不同而已，这样分析成败，未免有些片面。但是就如同孙将军一生和共产党对着干一样，对一些老人，也没有必要强迫他们改变自己的信仰或观点吧。

这位老人提到孙元良，还提到一件事，说他讲义气。

他说孙家中供养一老妇，全家礼节恭谨。但这老妇于孙实际并没有任何任何亲属关系。原来，南京陷落时，孙所部大部伤亡，孙作为师长在最后指挥，未能随部队突围，其间一度被俘（现有文献对孙从南京脱险语言不详，但没有文字提到他曾被俘，故存疑）。被俘是指他化妆隐藏被日军搜出，和其他被俘官兵集中，要作为“便衣兵”拉出去枪决。这时南京大屠杀最残酷的时间已过，有时日军也允许百姓来认走抓住的青壮年。有老妇忽指孙是自己儿子，不是溃兵。孙元良当时柱一拐，口音与当地人迥然不同，日军很是怀疑，让翻译询问，称如认了，就母子一起杀。但老妇始终不改口，恰好此时附近忽有枪声，日军急于去察看，随手下令放掉，孙遂幸免于难。

此后才知道那老妇本是来寻自己儿子的，寻不到，看孙象是来打仗的外地兵，不忍他死在这里，遂出言相救。

孙脱险后，遂视之如母，终生不渝。

事情真伪，大约只有孙家近人可作证明了。

  逝世消息  

中新社香港（2007年）六月十日电台北消息：“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率部坚守上海的抗日名将孙元良于五月二十五日在台湾过世，享年一百零三岁。

“中央社”十日报道，孙元良家属当天在报纸刊登启事，公告孙元良过世消息。

报道说，孙元良将军遗体于九日火化后，骨灰暂厝林口，家属表示将依孙元良遗愿，未来选择适当时机迁葬南京。

报道说，孙元良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他在过世前已是硕果仅存的黄埔一期校友。

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事变发生，孙元良担任国民党军队第八师二五九旅旅长，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即与日军作战。

“八·一三”淞沪战役中，孙元良任八十八师师长，率部坚守上海闸北阵地达一个半月，打碎侵华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

淞沪战役告一段落后，八十八师五二四团第一营四百多名官兵，固守四行仓库阵地，掩护部队转进，即历史上有名的“八百壮士”。孙元良在回忆录中描述，当时“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由他交给副团长谢晋元。

据了解，孙元良将军籍贯为四川成都，著名电影明星秦汉是孙元良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