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冯庸（1901年－1981年）是奉系军阀冯德麟长子。张作霖与冯德麟为至交，冯庸与张学良同年（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出生，两人曾结拜兄弟，并同取字“汉卿”。

1920年，他从北京陆军讲武堂毕业后，在东北军任职 。历任东北航空处上尉参谋、少校参谋、中校参谋处长，少将航空司令、装甲部队司令等职 。

1933年，冯庸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七路总指挥，参加长城抗战 。后他又历任第三战区昆山戒严司令、武汉卫戍区中将军法执行监、军官训练团中将处长、第九战区中将处长等职 。

抗战胜利后，冯庸以接收员的身份由重庆回沈阳，任东北行辕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 。

1948年沈阳解放前夕，冯庸携眷去台湾 。

1981年，冯庸病故于台北，享年81岁 。

  职业经历  

冯庸毕业于北京中央陆军第二讲武堂，被张学良任命为东北空军司令。1949年，他随国民党迁至台湾，并仍担任空军要职。不久，因为台湾空军误击美国外交官私人飞机一事，他受牵连退伍，改任台湾电力公司顾问一直到他1981年去世为止。

  创办大学  

一般来说，冯庸及其父亲虽部分人视为军阀。不过，冯庸自费创办的冯庸大学，不但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且完全免费，他这义举也因此颇为东北人所景仰。

冯庸大学为中华民国第一所西式大学，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所

冯庸拥有军用教学飞机及机场的大学。分设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

1927年8月8日，冯庸大学成立，时年26岁的冯庸担任校长兼训练总监，其校址位于铁西汪家河子村，即现在的铁西区滑翔小区一带。冯庸大学是一所私立公益性大学，主体建筑为忠楼、仁楼、中庸楼，三座楼用廊道连接，分设大学部、中学部、相当于初中的小学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该校扩充为工学院、法学院、教育学院，学生总数达700余人。当时，冯庸大学是东北少有的几所高等学府之一，他办学义举名扬于东北三省，成为显赫一时的传奇人物。据冯庸外甥张文琦老人介绍说，冯庸的办学宗旨是“造成新中国的青年”，即培养具有新思想、传统的卫国与建国能力新青年。冯庸教育思想有三：一是“八德八正”，“八德”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正”即正行、正业、正思、正言、正视、正听、正德、正容。二是“教育机会均等”。三是“工业救国”。当时，面对日本侵略者推行奴化教育的严峻现实，冯庸提出“八德八正”，就是要以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武装青年思想和精神，从而抵制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

冯庸规定，除课堂上应讲授的课程外，人人都要受军事训练，每日实行强迫运动一小时，即便是严冬积雪，学生也要坐卧雪地反复苦练，以增强学生体魄，培养其吃苦耐劳精神。当时，沈阳人都把冯庸大学与东大营、北大营两个军营相提并论，称其为“西大营”。

“九·一八”事变后，冯庸大学正常秩序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9月21日，日本关东军冲进冯庸大学，将校长冯庸带走软禁，并将教室、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当晚，冯庸大学大部分师生有组织地在马三家子火车站乘车撤到北平。张学良特将北平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用来收容这些师生。日军占领冯庸大学后，将其改建成飞机修理试飞机场（即后来的滑翔机场）。

冯庸被日军扣押后，先是软禁在沈阳大和旅馆，劝降不成，又将他劫持到日本东京。后冯庸在一名日本朋友的帮助下逃离虎口，从上海绕道回到北平，继续主持冯庸大学校务。1931年11月1日，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誓师成立。

  办学散财  

冯庸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为做大事而散尽家财的奇人”。他坚信发展工业可以救国，而发展工业基础在于教育，“教育救国”成为冯庸的理想，为此他变卖家产，创办冯庸大学，其不但为东北地区第一所私立大学，也是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

由于家庭出身和社会影响所致，冯庸很早就从戎，历升官阶，但他志不在此。他与社会民众颇多接触，深感民众生活艰苦。当直奉爆发第一次战争时，身在其中的冯庸对内战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

冯庸曾这样剖析自己的心态：“我个人19岁的时候就出去做事，在军队里服务，彼时抱着一种直线的思想，打算做一个爱国的军人，把从前军阀官僚的恶习气，统统打倒。不过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战争的时候，我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有许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学，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了，他们的壮志不但没有做到半点，而且早早就把性命丧掉，实在可惜之至。我因为受了这种重大的打击，知道战争的确是残酷的，也实在是以乱亡国家的，所以我就改了一种方针。”

在冯庸看来，偌大一个中国，内忧外患频仍，国势渐趋

冯庸衰微，主要原因是工业落后，要想改造这个混乱的社会，就得发展民族工业，培养大量的工业人才，走工业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1926年，其父冯德麟病故后，冯庸退出军界（仍保留军衔），准备兴办学校。

冯德麟作为奉系军阀早期将领，20多年间，累积了庞大的家产。冯庸召集欠债的人，当众焚烧债券；又召集典押土地的人，当众归还地契，销毁借据；再召集家人宣布，将冯家全部财产310万银元捐作冯庸大学的校产。当时人们对冯庸的义举赞不绝口，有诗赞其“翩翩浊世佳公子”。

1927年春，冯庸大学破土动工，“昼夜加工，经之营之”，仅用四个多月的时间，即建成一座布局独特，有教室、办公室、宿舍达200余间的大学校园。

一所新型的私立大学——冯庸大学在东北拔地而起，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共招学生五班，预定数计180余人，10月1日行校舍落成礼，10月10日正式开学，自此以后，黄底蓝星，灿烂光辉的冯庸大学校旗，飘扬在中国的东北三省”。

冯庸大学校长冯庸在贯彻民国教育方针的同时，以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独特的视角，创立了“冯庸教育主义”，即“三纲”、“八德”、“八正”、“教养”、“始基”。“八德”则是冯庸教育主义的主要内容。“八德”为孝、悌

、忠、信、礼、义、廉、耻八种道德观念。“八正”是“八德”的补充，是实践“八德”的方法。冯庸大学办学方针是贯彻爱国主义的精神，以培养新人、改造社会为基本出发点，加强道德教育、实业教育、军事教育和体育，并使它们结合起来。在进行这些教育的过程中，注重实用、实战，着眼于培养道德纯正、体魄健康、有武勇精神、懂军事、会技术的新青年，从而达到爱国、救国的目的。在冯庸大学墙上写上了办学宗旨“造成新中华的青年”，极力主张把爱国主义、民族自立贯穿于教育实践中。冯庸大学的精神核心，是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根基，贯彻爱国主义精神，关心国家的前途，关心青年人的前途。

随着冯庸大学名气日盛，所遵循的冯庸教育

主义锋芒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引起日军强烈不满，将之视为眼中钉、肉中刺。1931年19日清晨6点30分，沈阳城沦陷，整个城市顿时陷入空前的劫难中。21日下午4点，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及东北大学工厂，均被日军占领，日本兵在学校内进行全面搜查，捣毁了校舍、实习工厂、办公设施等，将教室、宿舍的箱柜洗劫一空。日本兵还蛮横地强令学生们当天全部离校，不准再上课。

9月22日上午11时，日军将冯庸大学校长冯庸逮捕监禁。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威迫被关押的冯庸出任东北领袖，组织满洲独立，并正式提出两项条件：一是永远脱离国民政府，宣布独立国；二是承认日本在满蒙一切已得权利。本庄繁还承诺，在军力上由日方充分帮助，财政由满铁株式会社接济，让冯庸替代张学良主持东北政局。冯庸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因此若杀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死耳，誓不为卖国贼”。日本人认为冯庸还有利用价值，所以暂时未对冯庸下毒手。冯庸通过来探望他的老师给学校传递了一张纸条：“冯大师生速到北平。”学生们开始准备前往北平。

很多人开始为解救冯庸积极地活动。最后在冯庸大学日籍教授冈部平太帮助下，10月3日日军释放了冯庸。几经磨难，28日，冯庸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校务，筹备冯庸大学复校工作。1932年10月1日，冯庸大学师生在北平西直门崇元观五号的前陆军大学校舍复校，张学良参加了开学典礼。

1933年6月，冯家私产基本耗尽，冯庸大学再也没有恢复学校的力量了。经张学良同意，冯庸将学校并入东北大学。此

冯庸率歼俄义勇军赴满洲里途中的场景事在《国立东北大学廿四周年纪念册》有如下记载：“1933年6月，冯庸大学结束，并入本校，所占原陆军大学校址，由军委会拨本校校舍。”冯庸大学绝大部分学生各奔东西。他们有的报考了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少数学生转到浙江大学和河南大学。还有的回东北加入中共地下组织继续抗日，有的青年投考军校，报效国家。

冯庸大学从建立到解散，共有三批毕业生。作为东北的第一所私立大学的冯庸大学，历时六年宣告结束。

  婚姻家庭  

冯庸的原配夫人名叫江锦涛，是晚清时期官拜九门提督、北洋时期曾短暂担任过国务院代总理的江朝宗之女。两家可谓门当户对，可惜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十几年，最后以离婚收场。

此后冯庸再婚，而江锦涛则一直独自带着两个女儿生活。谈起自己的外祖母时，吕允端说，她称呼自己的名字一直是“冯江锦涛”。

冯庸与江锦涛两个人的婚姻，发生在张勋复辟的大时代背景下。1917年，张勋致电张作霖和冯德麟两人进京参与复辟，张作霖犹豫不决，而冯德麟此时正需要一个机会让自己能够获得更大的政治空间，于是冯德麟率军进了北京。然而，张勋复辟草草收场，冯德麟也因为支持张勋而被段祺瑞送进了监狱。正当此时，江朝宗出面保住了冯德麟，并把他接到自己家里，冯德麟觉得没有颜面回东北，也就顺水推舟在江家常住下来。

1918年，冯庸和江锦涛结婚，婚后江锦涛随冯庸在东北生活。冯庸和江锦涛生了两个女儿，吕允端的母亲冯宝琳是冯江两人的二女儿。

冯庸的第二任妻子龙文彬

龙文彬本来是冯庸大学的一位体育特长生，后来成为冯庸的第二任妻子。

龙文彬身材高挑，容貌漂亮，是很多男生心仪的对象。不久，冯庸也爱上了这个女孩。但是这对师生恋并不被看好，很多人都反对他们的这个选择。无奈，冯庸意志坚决，无人能够劝阻。

从此，两人开始了你依我浓的爱情。“九一八事变”之后，冯庸大学被日寇占领，龙文彬跟着冯庸前往北平，一同开展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活动。1933年，冯庸与龙文彬结为夫妻。后生下冯娜妮、冯安妮、冯欣妮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冯来为。

龙文彬希望冯庸能够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然而冯庸并不计较这些，行事低调。定居台湾之后，由于嫌弃冯庸“不争气、不上进”，龙文彬与冯庸分居，最终这段婚姻无奈走向分离。

  其它相关  

1931年年底，冯庸会同当时东北知名进步人士王化一、卢广绩、阎宝航等人同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抗日。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沪抗战打响，流亡中的冯庸大学抗日义勇军，由冯庸率领到上海参加阵地宣传和救护工作。1933年初，日军进攻热河省，冯庸又带领学生赴承德参加抗日。

1933年9月，冯庸决定将学校并入东北大学，冯庸和许多爱国师生继续参加抗日活动。

  官宦生涯  

冯庸早年曾任东北空军司令及铁甲车司令。西安事变前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中将研究委员。他到西安向张学良要求带兵，当一名师长。但张仅许诺他当个旅长。期间，张将自己的苦闷和对蒋介石的不满向冯倾诉。冯想利用自己与陈诚的交情，把张的处境和苦衷反映给蒋，以疏通蒋张关系。但这些经陈诚转达给蒋时，却变成了对张的揭发和控告，使蒋后来觉得冯忠诚可靠。因此，在事变后他仍得到重用。

抗战期间，他先后任昆山、长兴、襄樊等地警备司令、戒严司令，战区军法执行监等职。

1949年后，他先后担任过台北市长、国有资产局局长、高雄港口司令等要职。

1981年2月15日于台北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