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strong>人物生平</strong></h2><h3><strong>潜邸岁月</strong></h3><p>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二十八日子时，载湉出生于北京宣武门太平湖畔醇王府&nbsp;。他是清宣宗道光帝之孙，其父为道光帝的第七子醇贤亲王奕譞。&nbsp;其母为慈禧太后之胞妹婚叶赫那拉·婉贞。婉贞与醇亲王婚后不久，就生下了奕譞的长子爱新觉罗·载瀚。母凭子贵，婉贞很快就在醇亲王府中获得了很高的地位，奕譞也更爱这个嫡福晋了。可载瀚在两周岁时，就过早地弃世了。在同治十年（1871年），她又生下了奕譞的第二个儿子载湉。</p><p>同治十三年（1874年），载湉四岁时同治帝去世，同治帝没有留下子女。&nbsp;并且同治帝是咸丰帝的独子，他去世后，咸丰一系也随之绝嗣。同治皇帝驾崩</p>仅仅两个小时，事关清朝国运的紧急会议就在养心殿西暖阁按时召开了。参加会议的有同治皇帝的五叔惇亲王奕誴、六叔恭亲王奕訢、七叔醇亲王奕譞、八叔钟郡王奕詥、九叔孚郡王奕譓，还有奕劻、景寿等大臣。&nbsp;首先有人请为同治皇帝立嗣，并且提到了溥侃、溥伦两位人选。惇亲王奕誴就反对，他说了四个字：“疏属不可”。慈禧不失时机地表示首肯说：“溥字辈无当立者。”&nbsp;此时军机大臣跟慈禧太后发生了争执。慈禧太后说：“此后垂帘如何？”军机大臣中有人说：“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nbsp;此后军机大臣的为奕訢的儿子载澂争取机会，但是慈禧为了能名正言顺地把持朝政，在选嗣君时，亲自指定醇亲王奕譞的次子，也是自己妹妹的亲生子&nbsp;，过继于咸丰帝，登基为帝。&nbsp;慈禧话音刚落，醇亲王奕譞一声哀嚎，瘫倒在地，大哭不止。亲贵纷纷伸手相搀，但谁也拉不动。&nbsp;年仅四岁的载湉被选定继承皇位，第二年改年号为“光绪”&nbsp;。&nbsp;<p>半夜时分，紫禁城的全部正门次第打开，孚郡王奕譓率领内务府官员前往宣武门内太平湖东岸的醇王府，迎接新君主载湉进宫。&nbsp;初六日，就是慈禧太后宣布载湉嗣承皇位的第二天，载湉由醇亲王府邸乘轿前往皇宫，进了午门，到养心殿。向两宫皇太后请安，并在大行皇帝同治帝灵前祭奠后，便“剪发成服”，入继大统，做了皇帝。初七日，载湉奉慈安太后住居在东六宫的钟粹宫，俗称慈安太后为“东太后”；奉慈禧太后住居在西六宫的长春宫，俗称慈禧太后为“西太后”。载湉住在养心殿。慈安太后与慈禧太后实行垂帘听政。皇帝训谕称“谕旨”，皇太后训谕称“懿旨”&nbsp;。醇亲王王府原位于西城太平湖，载湉登位后，王府成为皇帝的潜邸（后称南府）。所以清廷另赐醇亲王王府，位于后海北沿（又称北府）。&nbsp;</p><h3><strong>少帝时期</strong></h3><p>_{主词条：陕甘回变、清收复新疆之战、中法战争}</p><p>光绪元年（1875年）正月二十日，两宫皇太后懿旨载湉在太和殿举行即位大礼，并告祭天、地、庙、社。载湉继位后，到乾清宫向同治帝御容（画像）行礼，又到钟粹宫向慈安太后行礼，再到长春宫向慈禧太后行礼，复到储秀宫向孝哲毅皇后（同治皇后）行礼。这时载湉才五岁，实际年龄只有三周岁半&nbsp;。二月，同治帝嘉顺皇后逝。马嘉理案发生，英国势力开始侵入西藏。英国借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nbsp;载湉经过嗣称帝，与慈禧太后形成了“母子”关系。本来，载湉作为咸丰帝的侄子和慈禧太后外甥的双重身份已与慈禧太后是亲上加亲，慈禧太后选中载湉为帝除了有揽权的用意之外，她也是考虑到由其胞妹之子接替皇位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小皇帝入宫后，离开了他的亲生父母，慈禧太后自然要对这个幼童予以关怀，据她自己对臣属说：载湉“常卧我寝榻上，时其寒暖，加减衣衿”，“我日书方纸课皇帝识字，口授读四书诗经，我爱怜惟恐不至”。&nbsp;</p><p>光绪二年（1876年）四月二十一日，载湉开始在毓庆宫读书。毓庆宫在东六宫东侧斋宫与奉先殿之间。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nbsp;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载湉读书，夏同善主要教载湉写仿格（写字）。御前大臣教习满语文、蒙古语文和骑射。载湉读书很用功，慈禧太后夸赞他：“非常爱好学习，坐着、站着、躺着都在朗诵诗书。”他把读书同做国君相联系。载湉有父亲奕譞在毓庆宫照料自己读书，但君臣之礼，取代父子之情。载湉在毓庆宫的读书学习长达十余年。&nbsp;</p><p>光绪三年（1877年）正月，左都</p>御史景廉被提升为军机大臣。命前藏济咙呼图克图在达赖未出世以前掌管当地的事务，并赐予“达善”名号。&nbsp;四月，刘锦棠攻克七克腾木、辟展，克复吐鲁番满、汉两城。然后攻克达坂及托克逊等乱匪的堡垒，安集延的乱匪帕夏自杀。&nbsp;光绪四年（1878年）二月，新疆的匪患被平定，匪首白彦虎逃入俄罗斯。左宗棠论功被封为二等侯，刘锦棠被封为二等男。&nbsp;六月，李鸿章开办滦州开平矿务局。&nbsp;<p>光绪五年（1879年）四月，日本侵占琉球群岛，改名为冲绳，并判决最后一位琉球国国王尚泰流放到东京。光绪六年（1880年）正月，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的大臣，改议条约。&nbsp;三月，左宗棠屯守哈密。&nbsp;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慈安太后逝于钟粹宫，上谥为孝贞皇后。&nbsp;光绪八年（1882年），载湉11岁时，增添授课内容，讲解了贺长龄、魏源所辑《皇朝经世文编》。&nbsp;</p><p>光绪九年（1883年）五月，法军进攻越南河内的纸桥，挑起中法战争。&nbsp;载湉诏李鸿章回北洋，部署海防事宜。&nbsp;六月，在越南的黑旗军将领刘永福与法军在河内、纸桥大战，取得纸桥大捷，击败了法军的侵略。&nbsp;光绪十年（1884年）三月，慈禧太后以恭亲王奕訢因循贻误罢军机大臣，家居养疾。史称“甲申易枢”。八月，法舰炮轰福建马尾造船厂挑起马尾海战。&nbsp;</p><p>光绪十一年（1885年）二月，中法战争结束。五月，懿旨勘修南、北海工程。九月，改台湾府为行省，刘铭传为首任台湾巡抚。设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命醇亲王奕譞总理，节制调遣沿海水师等。&nbsp;</p><p>光绪十二年（1886年），载湉虚龄16岁时，即中国传统观念认为已为成人之际，据称就已具备了“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的能力。&nbsp;</p><h3><strong>亲政波折</strong></h3><p>_{主词条：隆裕太后}</p><p>当初两宫皇太后立载湉为帝、再度垂帘听政之时，曾把听政解释为“一时权宜”之举，保证“一俟嗣皇帝典学有成，即行归政”。&nbsp;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初十日，慈禧太后在“懿旨”中重申了前面所说的话，并宣布“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nbsp;表面看来，慈禧太后是在信守诺言，而实际上幼帝长大后迟早都要面对亲政的问题，慈禧太后早做预谋，目的是在无可奈何地让光绪帝亲政后她仍然能够找到一个新的方式操纵清廷大权。对于她的这个用意，醇亲王奕譞是心领神会的。奕譞在两年前的“甲申易枢”中取代了恭亲王奕訢在朝廷的地位而成为慈禧太后的心腹。他在慈禧太后准备让光绪帝亲政的“懿旨”颁布后仅五天，就上奏称与各位王大臣审时度势，合词恳请慈禧太后“训政”，并表示皇帝“将来大婚后，一切典礼规模，咸赖训教饬诫”。他提出的训政模式为：“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慈禧太后顺水推舟，表示接受奕譞的训政请求。这年十月，礼亲王世铎就训政的细则奏报慈禧太后允准，其中“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座训政”一条，实质上与垂帘听政并没有什么区别。&nbsp;</p><p>光绪十三年（1887年）正月，载湉始亲政。&nbsp;这与其说是光绪帝亲政的开始，倒不如说是慈禧太后通过训政的方式为其日后归政于光绪帝而铺平了一条能够长期对皇帝加以控制的通道。为了归政后更有效地控制载湉，慈禧太后把自己的内侄女都统桂祥女叶赫那拉氏给载湉做皇后，即后来的隆裕太后。&nbsp;</p><p>光绪十五年（1889年）正月二十六日册封皇后，二十七日</p>大婚。二月三日，慈禧太后归政。&nbsp;此时，慈禧太后没有打破幼帝一经大婚便要亲理朝政的祖宗之法，只好搬出皇宫到颐和园去“颐养天年”。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已甘心地去让光绪帝行使皇权，而是在归政前后搞了一连串的活动，以便对亲政后的光绪帝加以控制，继续操纵清廷大权。为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她在文武官员的安排任命上多用对其效忠之人，以至于光绪帝亲政之时所面对的几乎尽是太后听政与训政时期的重臣。为便于把握光绪帝的动向，她决定将光绪帝读书的书房由毓庆宫改在颐和园附近的西苑，要求光绪帝每日到颐和园向她请安，亲政后的光绪帝必须将朝中大事向她“禀白而后行”。显然，慈禧太后为光绪帝亲政设置了重重路障。光绪帝的亲政历程由酝酿到开始经过了两年半多时间，并且是一波多折。但是，已长大成人且渐渐成熟的光绪帝一经正式亲政，其所作所为则是慈禧太后始料不及的。尽管慈禧太后仍不断以各种方式箝制着他，然而作为一个年轻的皇帝，他总还要施展一下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与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已经不可避免。&nbsp;<h3><strong>拒和主战</strong></h3><p>_{主词条：甲午战争、马关条约、公车上书}</p><p>光绪十六年（1890年），驻美公使张荫桓自美国归国。载湉急切召见，询问国外情况。后来载湉又索取驻日公使参赞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日本明治维新在载湉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载湉还读了冯桂芬《校邠庐抗议》，萌发改变中国积贫积弱状况。</p><p>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农民战争爆发，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增兵</p>朝鲜，蓄意挑起中日战争。<b>光绪帝及帝党成员则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出发，认识到日本进行战争挑衅的严重性，</b>痛感“我中国从此无安枕之日”，&nbsp;积极筹备抗战事宜，表示出主战的愿望。光绪帝多次下诏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并命南洋各督抚大臣预为筹备，反对李鸿章恳求列强出面调停的做法。光绪帝于六月十三日下令派翁同龢和礼部尚书李鸿藻参与军机处事宜，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中日朝鲜争端。在会上，翁、李二人提出备战御敌的方策，得到认可。会后第二天，与会诸臣联衔向光绪帝递上《复陈会议朝鲜事宜折》，折中采纳了翁、李的主战见解。对此，光绪帝于六月十六日再次下诏令李鸿章抓紧军事部署。但在此之前，日本早已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正当高升号轮船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北洋海军“济远”、“广乙”舰护卫下运兵行至丰岛海面时，蓄谋已久的日本海军突然发动袭击，击沉“高升”号轮船，即高升号事件，悍然挑起丰岛海战，面对日本已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朝野上下要求主战御敌的呼声日趋高涨，光绪帝也毅然决定对日宣战。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清廷发布对日宣战的“上谕”。&nbsp;载湉认为：“日本首先挑起事端，侵略挟制朝鲜，如果导致事情很难收场，那我们自然应该出兵讨伐。”七月二十四日，他又谕示李鸿章不要贻误军机。他直接命令朝鲜牙山南路叶志超与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夹击侵朝日军。他多次下令加兵筹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但是李鸿章没有听取载湉的谕旨。在后来的战役中，中国初于牙山战役失利，继于平壤之战中战败。鸭绿江江防之战失利，日本乘势发起辽东战役，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失守。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在威海卫战役中日军夺中国兵舰，中国海军覆丧殆尽。&nbsp;本年，中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nbsp;<p>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日本抱着“宗社为重，边徼为轻”的宗旨，与日方草签了《马关条约》。由于该约内容苛刻，光绪帝以割地太多为由，表示对该约“不允”，拒绝签字用宝。&nbsp;此时，爱国官员的谏诤和举人的上书活动风起云涌，光绪帝怀着通过迁都而与日本周旋的想法到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接受这唯一可行之策，结果遭到拒绝。四月初八日，军机大臣孙毓汶拿着李鸿章从天津送来的和约稿本与奕訢等人共同逼迫光绪帝签字，慈禧太后在这时也指令必须批准和约，光绪帝“绕殿急步约时许，乃顿足流涕”，被迫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第二天“和约用宝”。&nbsp;四月，康有为联合在北京参加会试的1300名举子，上书都察院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史称“公车上书”。接着，康有为又撰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呈递都察院。五月十一日，这份上书送到了光绪帝的手中。此时，正在为甲午丧师痛感不安、为签约用宝深怀内疚的光绪帝，亟切需要的是怎样雪耻自强之方，康有为这份上书中所详细陈述的“富国”、“养民”、“教民”、“练兵”等实施变法的具体内容，所申明的必须“及时变法”，“求人材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以雪国耻，而保疆圉”的剀切之言，引起了他的共鸣，对上书“览而喜之”，立即命令再抄录副本4件，以1件呈送慈禧太后，1件留存军机待日后发交各省督抚讨论，1件存放乾清宫南窗小箧，1件存勤政殿以备随时“览观”。&nbsp;六月，康有为与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十月，俄、德、法三国干涉，迫使日本放弃对中国辽东半岛的主权要求。此为“三国干涉还辽”。&nbsp;</p><h3><strong>求变图强</strong></h3><p>_{主词条：瓜分中国狂潮、戊戌变法、戊戌政变}</p><p>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沙俄诱订《中俄密约》，</p>攫取中东铁路权，将侵略势力伸入东北三省。五月，载湉多次和慈禧太后一起亲临醇王府邸探视醇王福晋（即载湉生母）的病。醇王福晋叶赫那拉氏病逝后，载湉十一日没有上朝。慈禧太后下懿旨说：醇亲王福晋病逝，应称为皇帝亲生之母亲。六月，载湉亲自去送醇亲王福晋的灵柩出殡。&nbsp;光绪帝能够对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进一步加深了解并逐步确立变法的信心，与帝党官员起到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他第一次展读康有为的上书时，翁同龢在场向他介绍了康有为的才华。随后“备以康之言达皇上，又日以万国之故，西法之良”来辅导皇上，使光绪帝眼界大开。&nbsp;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巨野教案发生，德国以此强占胶州湾，引发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nbsp;<p>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正月初三日，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西花厅问话。参与问话的翁同龢把康有为在问话时所陈言的有关变法重要性、内容及步骤向光绪帝汇报后，光绪帝命令臣属今后对康有为递上的条陈，要即日进呈，不得阻拦或积压。于是，康有为在问话后的第五天，向光绪帝上第六书，提出了下诏定国是的要求，强调中国变法“莫如取鉴日本之维新”，要义有三点：“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三曰设待诏所”。&nbsp;光绪帝读了这份上书后颇以为然，坚定了变法的决心。二月二十日，康有为第七次向光绪帝上书，要求光绪帝以俄国彼得大帝为榜样，以君权厉行变法。三月二十七日，康有为等人组织了保国会，由御史李盛铎领首。守旧大臣攻击该会“名为保国，势必乱国”，&nbsp;甚至要追究入会之人。光绪帝则指出：“会为保国，岂不甚善！”&nbsp;有力打击了顽固势力的气焰，支持了维新派。</p><p>四月，选派宗室王公出洋游历；载湉亲选亲王、贝勒，公以下闲散人员由宗人府保荐。召见康有为，命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颁布“定国是诏”，开始百日维新。五月，载湉诏立京师大学堂；陆军改练洋操；自下科始，乡、会、岁科各试，改试策论；诏八旗两翼诸营，均以其半改习洋枪。六月，诏改定科举新章。七月，诏裁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光禄、太仆、鸿胪诸寺，归并其事于内阁，礼、兵、刑部兼理之。赏内阁侍读杨锐、中书林旭、刑部主事刘光第、江苏知府谭嗣同并加四品卿衔，参预新政。诏袁世凯来京。维新派于上海创办《时务报》，以汪康年为总理，梁启超为总主笔。&nbsp;</p><p>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从北京紫禁城发出的一道接一道的新政诏令，毕竟是光绪帝革旧图新决心的体现，毕竟使维新派的变法愿望得到部分实现，这就在文教上打击了旧学，提倡了新学，经济上有利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政治上给人们某些言论、出版、结社的权利，因而具有进步作用。新政诏令却遭到封建守旧势力的抵制和反对，许多顽固大臣引慈禧太后为奥援，唯“懿旨”是尊，不把光绪帝放在眼里，甚至明目张胆地阻挠新政，致使光绪帝的变法诏书大多成了一纸空文。</p><h3><strong>戊戌政变</strong></h3><p>从新政诏令颁布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就预谋着对政局的控制。在翁同龢被开缺回籍的谕令发布当天，慈禧太后又胁迫光绪帝宣布以后凡授任新职的二品以上官员，须到颐和园向她谢恩。同日，任命慈禧太后的亲信大臣荣禄署理直隶总督，以控制京津一带的兵权。光绪帝也未一味示弱，七月十九日，他下令将阻挠礼部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等6人全部革职，并对王照予以奖赏。次日，他任命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为军机章京，赏给四品卿衔，参加新政。</p>这一行为触怒了慈禧。七月二十日，载湉又任命维新派重要人物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担任四品衔章京，处理新政事宜。后来维新派又企图聘请当时已经下野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担任顾问，在慈禧干涉下未能实现。与此同时又有众多利益受到侵犯的顽固势力聚集到慈禧身边，请求她出面制止变法。七月二十二日，把阻挠新政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光绪帝的这些反击措施，进一步引起慈禧太后的忌恨，她不断派人去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京津一带也盛传秋季慈禧太后偕光绪帝去天津阅兵时将废掉光绪帝。<p>随着天津阅兵日期的迫近，光绪帝惊慌不安，于七月二十八日交给杨锐一道密诏，称：“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光绪帝这种置自身命运于度外的精神使康有为等人大为感动，但他们在捧诏痛哭之后，却是束手无策，最后只好把希望寄托于东交民巷的公使馆和曾参加过强学会并握有新建陆军的袁世凯身上。各国公使只是虚表“同情”，不愿干预。康有为等人便策划了兵围颐和园捕杀慈禧太后的行动；&nbsp;一方面敦请光绪帝于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并破格重赏侍郎候补；一方面物色湖南会党首领毕永年为捕杀慈禧太后的人选；又一方面则是由谭嗣同在八月初三日夜访袁世凯，鼓动袁世凯先诛荣禄，再兵围颐和园。毕永年进京与康有为交谈，认为袁世凯不可靠，此事不可恃，便迳赴日本。袁世凯表面上答应了谭嗣同，却在八月初五日再次受到光绪帝召见后，于当日赶到天津向荣禄告了密。荣禄便连夜驰奔京城，向慈禧太后密报。</p><p>慈禧太后闻讯，深夜从颐和园还宫。八月初六日晨，慈禧太后宣布重新训政，下令缉捕康有为等维新派人士，戊戌政变发生。康有为在政变发生的前一天逃离北京，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君子”于八月十三日被杀于北京菜市口。慈禧太后在八月初八日举行临朝训政礼后，囚光绪帝于中南海瀛台涵元殿。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势力所扼杀。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以取代载湉，史称己亥建储。由于得不到列强支持，企图失败。&nbsp;</p><h3><strong>瀛台幽禁</strong></h3><p>_{主词条：义和团、庚子国变}</p><p>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清廷必须在和与</p>战问题上作出抉择。自五月二十日至五月二十三日，慈禧太后连续在4天之内召集4次御前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光绪帝参加了会议，他不赞成对外宣战，认为顽固大臣所声言的“义民可恃，其术甚神”是靠不住的，指出“诸国之强，十倍于日本，合而谋我，何以御之？”“奈何以民命为儿戏？”&nbsp;载漪、载濂、刚毅等顽固大臣则不仅一再申明要靠义和团的“神术”去“报雪仇耻”，而且还指使人编造出一个“请太后归政，废除大阿哥”的所谓“外交团照会”，使慈禧太后大为恼怒，声称：“外人无理至此，予誓必报之。”&nbsp;经慈禧太后与守旧排外大臣的反复密商后，于五月二十五日颁布了宣战“上谕”。但就在宣战后仅4天，慈禧太后就向列强表示“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nbsp;又过了4天，又表示“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nbsp;慈禧太后草率决定宣战，载湉忍不住发话问许景澄：“许卿出使外洋多年，又在总署当差，外国的情况卿最知晓，卿以为大清有无与外国一战的实力？”许景澄激动的说：“圣上垂问，臣就据实而言，依大清目前的实力，似难敌其中一国，更不用说数国联军了。臣以为和为上策，保护使馆、征剿拳匪事上策。”慈禧一听立马怒了，宣布处死主和的吏部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议和再无希望。联军于八月十四日攻破北京，载湉于八月十五日在慈禧太后的带领下逃往西安，《辛丑条约》签订后返回北京。<p>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二十日，溥儁被撤去大阿哥称号。载湉的皇位保住了，但形同木偶，臣工奏对，不发一言。有时慈禧太后示意要他表态，也不过一两句罢了。</p><p>载湉在最后十年（1898—1908年）的幽禁生活中，仍然坚持不懈地钻研法律，留心阅读世界各国的法律书籍。&nbsp;</p><h3><strong>最终结局</strong></h3><p>光绪帝返京后，不再被囚于瀛台，而是常常临朝，恢复到以往的帝位生活，但慈禧太后对他仍严加控制。此时的清廷固然仍在推行着自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开始下诏变法所实行的新政，似乎是把戊戌变法时期的新政措施又一步步恢复，然而光绪帝在颁发新政</p>光绪帝葬礼实拍诏令时却不得不服从慈禧太后的旨意“先自骂两句”，说“康有为之变法，非变法也，乃乱法也”。&nbsp;他在对德龄公主的自白中表达了苦衷：“我有意振兴中国，但你知道我不能作主，不能如我的志。”&nbsp;<p>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光绪生病卧床。这时慈禧也生病了。光绪在日记中写道：“我病得很重，但是我心觉得老佛爷（指慈禧）一定会死在我之前。如果这样，我要下令斩杀袁世凯和李莲英。”不料这段日记被李莲英获悉，他立即报告了慈禧，说：“皇上想死在老佛爷之后呢！”慈禧听了，恨恨地说：“我不能死在他之前！”&nbsp;。</p><p>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冬，载湉病重，慈禧太后下令将溥仪养育在宫中。溥仪是醇贤亲王奕譞之孙，摄政王载沣之子。溥仪的乳母王焦氏抱着溥仪一起进宫。十一月十四日&nbsp;酉正二刻三分，载湉身故，终年38岁，慈禧太后命溥仪继承皇统，过继于同治帝载淳，同时兼承光绪帝之祧，一人祧两房。&nbsp;庙号<b>德宗</b>，谥“同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仁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简称景皇帝。民国二年（1913年）葬入河北易县清西陵中的崇陵。</p><h2><strong>为政举措</strong></h2><h3><strong>政治</strong></h3><p><b>收复新疆</b></p><p>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左宗棠被任</p>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金顺为乌鲁木齐都统，帮办新疆军务。左宗棠根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区的地理条件，制订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并花了近两年时间筹集军饷、采运军粮、整顿军队、改善装备，完成了收复新疆的作战准备。&nbsp;光绪三年（1877年）四月，清军经过几个月的充分准备，开始向南疆进军。阿古柏见大势已去，于五月下旬逃至库尔勒自杀。其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称王，继续顽抗。九月，清军挟连克三城余威，乘秋高气爽之际，开始部署收复南疆八城之战。清军的破竹之势，使盘踞在西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叶噶尔）的敌军惊恐万分。和阗叛军呢牙斯向清军请降，十二月二十一日，刘锦棠收复叶尔羌，24日收复英吉沙尔。光绪四年（1878年）一月二日，清军克复和阗。至此，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清军收复新疆之战取得伟大胜利。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通过谈判，中国收回伊犁。&nbsp;<p>清军收复新疆之战，粉碎了英、俄勾结阿古柏侵占新疆的企图，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除战争的正义性和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支援这一根本原因外，还有军事上的原因。&nbsp;</p><p><b>台湾建省</b></p><p>中法战争暴露出清政府海军力量薄弱、台湾防御不强的弱点。清政府从战争中切实认识到台湾一岛关系海防全局，台湾不能过于依赖福建，必须使其具有一定的独立防御能力。战后，清廷内部进行了一次加强海防的讨论，台湾问题成为此次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nbsp;</p><p>光绪十一年（1885年）九月初五，据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议奏的结果，颁诏决定：“台湾为南洋门户，关系紧要；自应因时变通，以资控制。着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常川驻扎；福建巡抚事，即着闽浙总督兼管。所有一切改设事宜，该督详细筹议，奏明办理。”以此为标志，清廷正式决定设立台湾省，任命刘铭传为第一任巡抚。&nbsp;十二月十二日，载湉下谕说：“台湾是南洋的门户，现在奉皇太后懿旨将福建巡抚改为台湾巡抚。台湾虽设立行省，但必须与福建联合起来，就像甘肃、新疆的体制一样，这样对内对外都好维护。就让杨昌濬、刘铭传仔细商量一下办理吧。”&nbsp;后刘铭传在台湾筑炮台、修铁路、架电线，发展经济、安定社会。&nbsp;台湾建省，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出并实现的，其历史与现实意义深远而重大。&nbsp;</p><p><b>维新变法</b></p><p>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一败涂地，割</p>地赔款，倍受欺侮。随后，帝国主义列强又进而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古老的祖国骤然面临亡国大祸，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这时，资产阶级（主要是它的上层部分）的代表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社会上积极宣传、组织变法图强，以挽救深重的民族危机，并迅速形成了一个激荡全国的时代潮流&nbsp;。<p>民族危机启发了载湉变法的决心。载湉清楚地知道慈禧太后虽然已经撤帘，但是仍然紧紧地控制着他。但是载湉决心已定，为了国家的振兴，他把个人的利益和荣辱置之度外，说：“太后如果不给我大权，我情愿退位，不甘做亡国之君。”</p><p>新政措施虽未触及封建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代表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清政府中的一些权贵显宦、守旧官僚对新政措施阳奉阴违，托词抗命。慈禧太后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就迫使光绪连下三谕，控制了人事任免和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准备发动政变&nbsp;。</p><p>载湉发布御令，企图形成自上而下的全国改良性运动，但遇到大多数地方顽固势力尤其是慈禧太后的阻挠和破坏。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谭钟麟根本不理睬御令筹办之事，电旨催问，也置若罔闻。</p><h3><strong>外交</strong></h3><p><b>中法战争</b></p><p>光绪八年（1882年），中法战争爆发，清军恐怕“失和”而“</p>光绪皇帝御笔书法退让”。光绪十年（1884年），法国舰队司令孤拔率领舰队驶入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清军被迫迎战。同年，法军又进攻吴淞口。法军再侵犯台湾淡水、鸡笼（基隆），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率领守军扼守淡水，击退敌军侵略。第二年初，法军在水路进攻浙江镇海，在陆路进攻镇南关（今友谊关），清军获得“镇南关大捷”。<p>光绪十一年（1885年）四月，清朝“以胜求和”、“不败而败”，派李鸿章同法国代表在天津签订《中法新约》&nbsp;。</p><p><b>甲午战争</b></p><p>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载湉主战。载湉多次下令加兵饷，停止慈禧太后挪用海军军费。但是结果初败牙山，继败平壤。日本乘势内侵，连陷九连，凤凰诸城。大连、旅顺相继丢失。复据威海卫、刘公岛。在威海卫的北洋海军兵舰</p>被全歼，海军覆没。<p>当不得已批准《马关条约》时，载湉以朱笔写下一段话，要求全军上下竭力一心，兴革自强，表明他振新国家的决心。甲午战争的失败决不是主战的罪过，是战之不力的罪过，是光绪负不了责的腐败的清朝封建统治造成的。&nbsp;</p><p><b>八国联军侵华战争</b></p><p>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光绪曾参加是否对联军宣战。光绪是在清朝虚落，列强强大的情况下选择求和。慈禧太后却因个人缘故而不顾大局，草率宣战。结果，清朝战败，签定《辛丑条约》。</p><h3><strong>人事</strong></h3><p><b>光绪年间的军机大臣：&nbsp;</b></p><p>奕訢、文祥、宝鋆、沈桂芬、李鸿藻、景廉、王文韶、左宗棠、翁同和、潘祖荫、世铎、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孙毓汶、许庚身、徐用仪、刚毅、钱应溥、廖寿恒、裕禄、荣禄、启秀、赵舒翘、载漪、鹿传霖、瞿鸿禨、奕劻、荣庆、徐世昌、铁良、世续、林绍年、载沣、张之洞、袁世凯、那桐</p><h2><strong>人物评价</strong></h2><h3><strong>总评</strong></h3><p>在甲午战后，国家面临危机之秋，载湉的思想受到刺激，逐渐在封建主义思想营垒中发生了摇动，对他们统治人民的“祖宗之法”产生了一定的怀疑，也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了。他力图探索新的统治妙方——学习外国，“发愤为雄”，对他们统治下的中国进行一些改革以求振作，逐步成了他思想中的一个新趋向。&nbsp;光绪在清廷统治集团内部，旗帜鲜明地表示支持变法维新。&nbsp;</p><p>作为在甲午中日战后兴起的变法维新运动高潮——“百日维新”，是从光绪皇帝发布的《明定国是》上谕开始的，这已为众所公认。从而可以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和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从宣传组织和发动到进入实际推行阶段，又是通过光绪皇帝实现的。&nbsp;</p><p>在推行变法新政期间，光绪依据康、梁等改良派人士的意见和要求，通过发布上谕的方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诸方面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改革。这对促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促进人们的思想解放，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nbsp;</p><h3><strong>历代评价</strong></h3><p>《清史稿》：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前国耻。已而师徒饶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然功名之士，险躁自矜，忘投鼠之忌，而弗恤其罔济，言之可为于邑。洎垂帘再出，韬晦瀛台。外侮之来，衅自内作。卒使八国连兵，六龙西狩。庚子以后，怫郁摧伤，奄致殂落，而国运亦因此而倾矣。呜呼，岂非天哉。光绪驾崩后，清越四年而亡。&nbsp;</p><p>梁启超：然敝邦之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敝邦之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于皇上有权无权，为今日之计，若使我皇上不能复权，则如今日西后与荣禄等守旧之政策，岂复能保此积弱之国于群雄环伺之秋哉，不及数年，必受分割矣。&nbsp;</p><p>孙中山：夫康梁，一以进士，一以举人，而蒙清帝载湉特达之知，非常之宠，千古君臣知遇之隆未有若此者也。百日维新，言听计从，事虽不成，而康梁从此大名已震动天下。此谁为之？孰令致之？非光绪之恩，曷克臻此！&nbsp;</p><p>萧一山：德宗鲜始皇之雄才，行熙宁之新法，以一无能之懦夫，而欲对三次专政之宫廷老妇作干蛊，宜其百日无成，身被囚死，可怜亦复可哀！&nbsp;</p><p>张勋：我德宗景皇帝，时势多艰，忧勤尤亟。&nbsp;</p><p>庄士敦：除了口吃这一先天不足外，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超过了当年的同治帝。&nbsp;</p><p>范文澜：载湉是满洲皇族中比较能够接受新思想的青年皇帝，颇有所作为。&nbsp;</p><p>蔡东藩：且说光绪帝亲政，已是数年，这数年内丧师失地，一言难尽。光绪帝很是不乐，默念衰弱至此，非亟思变法不可。&nbsp;</p><p>蒋廷黻：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
这时光绪虽作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nbsp;</p><p>钟卓安：在百日维新中，光绪皇帝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基本上都力所能及地接受了康有为他们的变法主张和建议，并且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努力，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高潮才得以出现。但是，有的同志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光绪皇帝不是维新派的皇帝，而是洋务派的皇帝。&nbsp;</p><p>喻大华：光绪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是戊戌变法的发动者，在他漫长的</p>光绪绘画作品傀儡生涯当中抓住稍纵即逝的生机吹响了变革的号角，虽然戊戌变法失败了，他伟大在哪？光绪皇帝打开了中国百年变革大潮的闸门，虽然失败了，但是闸门给打开了，他迈开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第一步，这一步迈出去了光绪就倒下去了，但是今后中国的统治者只能按照这一条路走下去，伟大就伟大在这。尤其让我们感慨的是光绪是以失败者的身份完成这个伟业。&nbsp;<p>梁启超：光绪搞得变革很大程度上是豁出去的举动，如果成了中国就被挽救了，不成也比亡国强，所以他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用自己的失败为中国打开了必由之路。所以光绪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先驱者和独立富强大业的献身者，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位失败的英雄。&nbsp;</p><p>阎崇年：载湉是个充满悲剧色彩的皇帝。他的一生始终笼罩在慈禧太后的权力和淫威之中。光绪皇帝一生家庭生活也是悲剧。光绪只有一后二妃，这在清朝皇帝里面是独一无二的，光绪皇帝的家庭悲剧有八个不幸。&nbsp;</p><p>柳安：伦敦一家英文报纸报道了光绪帝的死讯并宣称：如果这位已故皇帝所推行的改革获得成功，中国将会是另一番模样。不管这家报纸的论断正确与否。光绪帝作为封建末世的君主，他的名字是同变法与革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他在政治上所遭遇的坎坷，无论对于大清皇朝，还是对于中华民族，都是不幸的。&nbsp;</p><p>宋德华：戊戌政变后，光绪固然失去了任何政治权力，但这并不等于他也失去了任何政治价值。相反，在整个保皇运动期间，光绪仍然是各方政治势力注视的一个焦点。&nbsp;</p><p>杨天石：诚然，光绪是懦弱的。但是他和西太后长期矛盾，在他处于“朕位几不保”的时候，突然勇敢起来，铤而走险，这也是不悖于常情的。&nbsp;</p><p>孙孝恩：在戊戌变法运动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为了抵制日益发展的民主革命运动，大肆宣扬光绪的所谓“圣德”，把光绪皇帝捧上了天，显然这是一种政治宣传。&nbsp;</p><p>茅海建：他改变了以往觐见中只是简言两国亲善的泛泛数语，而涉及清朝的时政，涉及对日本明治维新以及伊藤博文个人作用的赞扬，涉及与日本天皇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些在当时的清朝应当说是异常的举动。可以明显地看出，光绪帝准备与日本结成更为紧密的关系。&nbsp;</p><p>王也扬：光绪皇帝是值得我们纪念的。他有两点突出的事迹为历代帝王所不及。其一，他充当了把古代中国和平改造成为现代中国的尝试——戊戌变法的领导人，甚至可以说他就是一个维新党人。其二，在变法中，当大学士孙家鼐提出“若开议院，民有权而君无权”时，光绪回答：“吾欲救中国耳，若能救国，则朕虽无权何碍？”即为了国家而不惜自己的权位，说明他是一位真正无私的爱国者。&nbs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