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马相伯祖籍江苏丹阳，清道光二十年三月十八日（1840年4月17日）生于丹徒（今镇江），

其父母均信奉天主教，故襁褓间即受天主教洗礼，成为天主教徒，洗名若瑟，亦作若石。5岁入塾读书，喜探询天象运行奥秘。12岁来沪，入法国耶稣会办圣依纳爵公学（后改称徐汇公学，今徐汇中学），继入小修院、大修院，攻读法文、拉丁文、希腊文、哲学、神学、数理和天文等学科。清咸丰八年（1858年），全家从镇江转至沪定居。

清同治元年（1862年）入徐家汇天主教小修院接受两年的“神修”训练。后入大修院学哲学和神学。清同治九年（1870年），获神学博士衔，加入耶稣会，授司铎神职。同治十三年，调任徐汇公 学校长兼教务，讲授经史子集；并兼耶稣会编撰，继续研究哲学、数理及天文，译著《数理大全》等书百卷。

其弟马建忠为著名外交家。外甥朱志尧为著名实业家。外甥朱开敏为天主教海门教区主教。

  从事洋务  

清光绪二年（1876年），因自筹白银2000两救济灾民，反遭教会幽禁“省过”，愤而脱离耶稣会还俗（但仍信仰天主教），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曾先后去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日本维新、高丽（朝鲜）守旧的对照使他深受启迪，认识到国家富强之术，在于提倡科学，兴办实业。因此屡屡上书朝廷献策，却都似泥牛入海。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辞官回沪，住佘山，潜心于天文度数的研究和译著，助其弟马建忠著《马氏文通》，只署文名。他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材为本；救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决定毁家兴学。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八月），他将自己的全部家产——松江、青浦等地的三千亩田产，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并立下“捐献家产兴学字据”，规定该产业供作中西大学建成后的学生助学金。

  创建学校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初冬，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发生“墨水瓶事件”，学生集体退学。蔡元培曾介绍部分学生向马相伯求学。他遂于次年（1903年）租用徐家汇老天文台余屋，以“中西大学堂”的理念，创办震旦大学院（徐汇区第二中心小学是其旧址），自任院长，二月初三（3月1日）开学（“震旦”为梵文，“中国”之谓，含“东方日出，前途无量”之意）。其创办的震旦学院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私立大学。梁启超曾著文祝贺：“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亲编《拉丁文通》、《致知浅说》等教材亲自授课，实行学生自治。肄业于此的学生有于右任、邵力子、李青崖、徐朗西和张鼎丞等名人。在此之前，于右任因讽刺时政，遭清廷缉拿，潜逃至吴淞，马相伯闻讯，亲自驾舟接到校中进行掩护。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春，耶稣会欲变震旦为教会学校，以让马相伯“养病”为由，委任法国神父南从周（Perrin）为总教习，改变办学方针，另立规章。学生大哗，摘下校牌，全体退学。马相伯看到退学学生签名簿时，老泪纵横，决意站在学生一边，并得张謇、严复和袁希涛等名流的支持，在江湾另行筹建复旦公学（今复旦大学），于当年中秋节（1905年9月13日）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兼法文教授，聘李登辉任教务长。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由耶稣会接办的震旦大学拟迁址卢家湾，马相伯仍以办学为重，不计前嫌，捐现银4万元，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地基8处（当时价值10万多元），以购置吕班路（今重庆南路）土地100亩，建造新校舍（后来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已于2005年7月18日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并）。

1902年筹建震旦女子文理学院，1952年改名为上海市向明中学。

1906年，马相伯赴日，在日本学会成立典礼上发表演说勉励留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张之洞将此语引为至言，誉他为“中国第一位演说家。”

  辛亥时期  

辛亥革命前后，曾在东京任《政闻社》总务员。因其德高望重，孙中山将他聘为南京第一任市长，此时他已七十高龄了。没过多久，南京撤销设市。 马相伯转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并代理都督

，在北京曾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任北京政府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平政院平政等职。在这期间， 曾与章太炎、梁启超等发起创办“函夏考文苑”，与英华（字敛之。后为辅仁大学校长）创办辅仁社（即后来的辅仁大学）和培根女校。民国3年（1914年），马相伯子君远病故，学生们鉴于马公毁家兴学，家无余资，遂筹集万元为其寡媳、幼孙作教养费，马相伯却托人将该款移作启明女子中学（今第四中学）教育经费。袁世凯称帝后，他痛加抨击，认为“天下之大盗，莫大于君主”。民国6年（1917年）南归，隐居徐家汇土山湾（后名其居所为绿野堂、乐善堂），著书谈道，不问世事。

1925年，罗马教廷在中国创办北京公教大学，次年改称辅仁大学。马相伯参与其事，贡献良多。他寄语辅仁大学：“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

  抗日战争  

“九·一八”事变时，马相伯已届91高龄。他深感国难深重，为救亡呼号奔走，发表《为日祸告国人书》，主张“立息内争，共御外侮”。他亲自挥毫作榜书、对联义卖，共得10万元，全部支援抗日义勇军。他先后发起组织江苏国难会、不忍人会、中国国难救济会和全国各界救国会等爱国救亡团体，被公认为救国领袖、爱国老人。在他家里召开救国会第二次执委会时，他特地写了“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联语，与与会者共勉。

  晚年时光  

自1932年11月起，他连续四个月发表了12次国难广播演说。

民国26年（1937年）11月上海沦陷，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冯玉祥、李宗仁劝马相伯移居桂林风洞山。次年，应于右任请，入滇、蜀，道经越南谅山，因病留居。民国28年（1939年）是他百岁诞辰，4月6日全国各地和有关团体都举行遥祝百龄典礼。国民政府对他颁发褒奖令，中共中央特致贺电，称他为“国家之光，人类之瑞”。他给上海复旦同学会的亲笔信有“国无宁日，民不聊生，老朽何为，流离异域。正愧无德无功，每嫌多寿多辱！”语。他以前方将士浴血抗战劳苦为念，把各方赠与的寿仪移作犒慰伤兵 之用。还被任命为国民党政府委员。他在病重时，忧国忧时之情更深。他说：“我只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10月20日，他得知湘北大捷，兴奋异常，夜不能寝，病势加剧，11月4日溘然长逝。噩耗传出，举国哀悼。遗有《马相伯先生文集》。

  主要作品  

《马相伯先生文集》

《马氏文通》与其弟弟所编写（在纪录片《大师》中有介绍）

  主要成就  

1902年11月的一天，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文科教习郭镇瀛因五班教室内的一只空墨水瓶，迁怒于学生。后几经波折，校方竟宣布开除五班全体学生。此事引起轩然大波，200余名学生和总

教习蔡元培愤然离校，这便是轰动一时的“墨水瓶事件”。该事件与日后马相伯创办震旦学院，实现“启发民智，教育救国”的理想具有密不可分的关联。

从南洋公学退学的大部分学生在中国教育会的帮助下组成了爱国学社，另有20多名学生在蔡元培的引荐下向马相伯求助。是时，适逢马相伯正在筹划办学事宜。他爽快地接收了这批学生，向天主教会租用徐家汇观象台的旧屋作为校舍，并聘请了几位法国籍神父任教。如此一来，一座新式学校便宣告诞生了。马相伯还给学校起了个响亮的名字——震旦学院。“震旦”一词出自梵文，意即中国，在英语中，亦有黎明、曙光的含义。由此可见，马相伯将震旦学院喻作旭日东升，担负着以教育开启中国曙光的重任，必将前途无量。

震旦学院成立后，马相伯任监院（即院长），学校以“广延

通儒，培养译才”为宗旨，学制为两年，专业分为文学、质学（科学）两类，没过多久又发展为文学、致知（哲学）、象数（数学）、形性（理科）四大学科。梁启超获知此事后，欣然写道：“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

诚如梁启超所言，震旦学院在管理上不仅“完备有条理”，更不乏独到之处。一方面，震旦学院实行“学生自治制”，校务由学生推选干事自行管理；另一方面，校方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即倡导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并采用“挈举纲领，开示门径”的启发式教学方法，注重文艺、崇尚科学、不谈教理更是马相伯一再强调的办学方针。

在马相伯的运筹帷幄之下，震旦学院的教学、教务活动均安排得井井有条。为引导热血青年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报效国家，他振臂高呼：“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科学救国准备者，请归我。”不出一年的光景，震旦学院的学生数量就翻了数倍，增至132人。

热衷教育救国的马相伯对革命也非常支持。1904年夏，震旦学院来了个名叫“刘学裕”的新生。此人虽其貌不扬，却大有来头。他就是因刊印《半哭半笑楼诗草》，讥讽时政而被清廷通缉的“要犯”于右任。于右任“潜逃”至上海后无处安身，马相伯得知后立刻将这名心系国家社稷的青年学子破格录取，免去他所有的学膳费，还特意让于右任易名“刘学裕”以避人耳目。

马相伯的一系列教学主张和做法虽深得青年学子的推崇，

但是由于怕清政府因马相伯收留通缉犯会如同1901年义和团事件一样迫害天主教会，加害天主教徒，所以遭到耶稣会的担忧和反对。1905年，耶稣会派法国人南从周担任震旦学院的教务长，协助马相伯打理校务，也是为了不要马相伯行为过当。

南从周是一位保守的耶稣会士，取消孔子诞辰假期认为是崇拜偶像，使学生接受宗教课程，颂唱圣歌，早晚祷告、做礼拜，还“尽废旧章，别定规则”，不许学生谈论时事，不许结社等以免受到清政府的怀疑，加强管理，学生出入校门、会客之类的个人自由，也被横加限制。但是南从周的行为却引发了震旦学子们的不满，大批学生退学抗议。学生集体离校时，甚至摘下了震旦学院的校牌。马相伯此时虽在病中，但对学校发生的一切早就有所耳闻。无奈之下他和部分学生一起宣布脱离震旦学院，与众生一同挥泪离开了徐家汇的校舍。

随着马相伯和学生们的离去，震旦学院仅剩下一副空壳，这无异

于关停。但马相伯认为，震旦学院的精神不能磨灭。他决定再办一所新校，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学生们的一致响应。那取个什么校名为好呢？于右任提出建议取名“复旦”。一者，“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意在自强不息；另者，“复旦”还有不忘震旦之旧，更含复兴中华之意。

马相伯听后，立刻表示赞许。然后，他诚邀热心教育事业的严复、张謇、熊希龄等28人担任校董，筹集复旦建校资金。两江总督周馥也拨出官银一万两，并出借吴淞提督衙门作为复旦的临时校舍。

1905年5月27日，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严复为总教习。

至于震旦学院，则于同年重新开课，南从周仍为教务长。1908年当震旦学院打算迁往别处另建校舍时，马相伯仍然捐款四万元，把自己名下、地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八处地皮悉数捐出，募得十万多元，购置卢家湾吕班路（今重庆南路）的土地103亩，提供震旦学院使用，震旦学院从此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校址。

1928年，震旦学院改称为震旦大学。

  人物评价  

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所言：“相伯先生的精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

马相伯逝世后，其弟子于右任敬挽：“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成为

一代名联。

马相伯的一幅照片似乎更加有名：1936年，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入狱，马相伯多方营救。次年七人获释后，前往看望马相伯，合影留念。沈钧儒在照片上题书“唯公马首是瞻。”

这张照片被收入包括中学教科书在内的大小历史著作，为很多中国人所熟悉。照片上，马相伯在众人的簇拥下，端坐正中，尽显人瑞之相。

  后世纪念  

1952年，陈毅市长派员陪同马相伯亲属去越南谅山迎回灵柩，安葬于当时新泾区（今长宁区境内）息焉公墓。“文化大革命”中被毁，1984年4月6日，迁葬于宋庆龄陵园内。

  马相伯与震旦、复旦之种种  

马相伯 口述 王瑞霖 笔录

马相伯，1840年出生，1939年去世，原名建常，后改名良，字相伯，江苏丹阳人，近代中国天主教耶稣会神父，政治活动家、教育家，为震旦学院、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的创办人，也是辅仁大学的创办人之一。

教蔡元培与24个学生学拉丁文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我离开京畿，回到上海徐家汇，重新过我的书呆子的生活。当时蔡孑民（蔡元培，号孑民——编者注）先生在南洋公学（即现在之交通大学）任教，要跟我学拉丁文，我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已成为古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大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无奈孑民先生执意要学，说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果不通拉丁文，那就无从了解。孑民先生的话固然说得正当，然我还以为很难办到。一来是因为中年而有繁重职务在身的人，学习外国语，若果要指望它有用，那非较长时间不可；二来是孑民先生当时在南洋公学任职，只有一大早才有空闲来读拉丁文。当时我住徐家汇慈母堂前一排的楼上，孑民先生每天早上5点钟就来敲门，我有时还未醒，便被他从梦中叫醒，但是事情总不能如人意，我每天早上要祈祷，这是我们教会每日的常课，没有办法可以更改。因为这两个理由，我就向孑民先生提议，最好由他在学校中选择一些比较优秀的青年学生到我这儿来学，更为有益而切于实际。孑民先生深以为然，于是就选派了24个学生来学，我起初还是不打算教他们拉丁文，但他们也和孑民先生一样，拿定主意要我教他们，我没法，只好教了。

当时在我们徐家汇教会中的法国人，都在背后笑我们，以为中国人如何能学得好拉丁文？但是我却大胆地教他们读拉丁文最有名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演说家西塞罗的演说。4个月后，经过考试，他们居然都写得出来，说得出来，从前笑话我们的外国人，也不能不钦佩我们的青年学生的努力。还有，我教他们，除了拉丁文外，还有法文和数学，他们始而都齐声告诉我，他们全部学过了。我说：你们且慢，等待我教一点，你们才说。我的教法，完全和他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不同。譬如，数学，我教他们加减乘除，不但教他们演算的技术，并且教他们原理，使他们从根本上理解每一算术的作用，并且教他们用代数的方法演数学，他们都很能领悟。其中很有几个，后来都在数理方面有了深造。

后来我又教他们哲学，凡哲学术语，一本拉丁，“不徒欲探欧语之源流，并欲探希腊拉丁人震古烁今之爱知学也”。

从创办震旦到退出

我教了24个学生稍稍有点成绩，于是风声所播，各省有志之士，远之如云南、四川、陕西、山西的皆不远数千里间关跋涉而来，这些来学的当中，有八个少壮的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这样一来，我们就觉得有把组织扩而大之的必要，于是我们就办了一个学校，实具有西欧专科学校的性质，名之曰“震旦学院”，于1903年开校。我们当时以为这样的学校应该把范围放大，借以收容四方思想不同、派别不同的有志青年，遂提出以下数种信条：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我办震旦时，有一桩事业是可以告世人的，就是我的教授法的特点。那时一班外国人在中国教我们青年的外国语文，简直有些颟顸，譬如，他们教英文，一开始就教文句，而不教拼法，弄得学生摸不着头脑；我从拼音字母教起，使学生渐渐可以独立地拼读外文。那时他们教英文所用的课本大致都是英国人教印度人用的，浅薄鄙俗、毫无意义。我则选些英国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给学生讲习，借以提高他们的英文程度。每星期日上午9时至12时，我召集全校学生开讲演会，指定题目，先由一人登台讲演，然后轮流推举学生中一二人加以批评，使每个人发挥自己的意见，互相观摩，大家都很有兴趣。当时一些外国教职员也都赞成。当我创办震旦时，有些人若即若离地站在旁边，待我把学校办成，他们却又“见猎心喜”，对于我的主张，动辄加以阻挠，而且关于招收学生的办法，我的见解也与他们不同。他们只愿意收年轻的学生，我则主张年轻的和年长的，甚至三四十岁的，只要他们诚心来学，程度相当，皆应一视同仁，尽量收纳。因为中国的情形与欧西各先进国不同。我们的青年固须教育，我们的成年人尤须教育，因为他们学了一点，马上到社会上去，就有用。

震旦开了一年多之后，我因教授及管理方法与校方意见不合，遂脱离关系而另组织一校以答与我志同道合的青年学子的诚意，这就是现在的“复旦”。

复旦的创办

1905年，复旦公学成立。初办的时候，学校经济非常艰窘，又没有校址。我们在吴淞看好了一座房子，是吴淞镇台的旧衙门，地方很宏敞，既远城市，可以避尘嚣；又近海边可以使学生多接近海天空阔之气。大家决定了，我便打了一个电报给两江总督周馥，请他把这个旧衙署拨给我们，并请他帮助些许经费，他回电很鼓励我们，吴淞旧镇衙署照拨，并汇了两万银子给我们做经费。

我在复旦（以前也是这样）对学生非常爱护，非常喜欢和他们谈话，他们在课余也喜欢来同我问难，有了困难，也常来找我给他们解决。有一次他们因饭食问题，几乎要起哄，我开诚布公地训诫他们，道：你们到此地不是来做大少爷，而是来求学的；而且学生不应以家庭为家庭，而应以社会为家庭……青年们到底是些无邪气的孩子，被我一番词严义正的话教训过了，他们也就再没有什么说的了。

在我创办复旦的时候，颜惠庆先生把李登辉（1872—1947）先生推荐给我。李登辉本是华侨，15岁赴新加坡读书，19岁赴美读书，27岁获文学士学位。1905年，他赴上海，担任复旦公学总教习，我始而请他教英文，后于1913年我辞去校长的职务，李登辉便继任校长。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复旦大学，李登辉仍担任校长，复旦大学不断扩大。

  马氏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