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简介  

１９０４年赴武昌，参加革命团体科学补习所从事反清活动。为运动新兵起义，投湖北陆军第八镇工程营当兵。曾密谋趁慈禧太后七十生日与湘省同时起义，事泄后归家，办理沔阳仙桃镇集成学校。后参加日知会。１９０７年再赴武昌谋划响应萍浏醴起义，被清政府破坏，他遂急返沔阳。数日后，被湖广总督张之洞逮捕，解送武昌监狱。出狱后，复入革命团体文学社，在武昌、汉川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并与友人在沔阳创办“勤业蚕桑公司”，任经理。后参加辛亥武昌起义。南北议和后，为反对将政权让予袁世凯而辞去黎元洪秘书之职，到崇阳主办“人学会”。后回乡以授徒度日。１９２０年，杜威、罗素来北京讲学，他赴京求学，旋因生活无着，被介绍至参谋部任录事。１９２３年回籍办理堤工。９月，应李济深函约赴粤，任西江善后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后历任梧州善后处参议、琼崖行政委员、监察院委员、广东省政府委员兼土地厅长。１９２８年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在任期间，曾确定税则，还参与筹建湖北省银行和武汉大学。后任国民党政府铨叙部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军监察委员会主任。“九·一八”事变后，电请蒋介石通电罪己，实行全国总动员，抗击日寇。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国民参政员。从１９４３年起，开始访求辛亥首义史料，撰写首义人物传记，两年后写成《湖北革命知之录》。抗日战争末期，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影响下，逐渐转向支持民主运动。抗日战争结束后，与李书城等以湖北耆宿身份发起“和平运动”反对国民党的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并与中共武汉地下组织联系，为配合武汉解放，防止国民党破坏城市，做了有益工作。１９４９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及常务委员会委员。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１日在北京病逝。还著有《义痴六十自述》、《六十以后续记》等。

  纪念馆  

张难先纪念馆位于湖北省仙桃市张沟镇先锋村，建筑面积５００多平方米，收集、陈列了辛亥革命元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难先先生不同历史时期的珍贵照片、史料、遗物、遗著、书画手迹，展出了毛泽东、郭沫若、章士钊、梅兰芳与张难先的合影，以及刘少奇、朱德、董必武、李先念与张难先的往来书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张难先纪念馆的建立，标志着仙桃市又增加了一个爱国主义、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教育的基地。

  辛亥耆宿  

某夏正午，晴空万里，烈日高照，一男子提灯游街通衢。路人怪问：“汝白昼何以提灯耶？”答：“暗无天日也！”

此公，人称荆楚“三怪”之一——张难先先生也。另二怪：严立三、石瑛先生。

携白卷出考场

张难先，谱名辉澧，字难先，号义痴，后以字行。清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年）农历３月３０日生于湖北省沔阳州东乡接阳村（今属仙桃市张沟镇）一农户。３岁尚食乳便从姻长冯大林师读；少时读《纲鉴》总论，文思益进，１７岁读《左传》，上午三小时５０页成诵。尊孔孟之道，尤其服膺孟子“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及“民为贵，君为轻”的思想，以为八股非正学，颇厌恶。

１８９２年，奉兄命参加州试，步入考场，见诸考生争座位，狰狞可怖，甚憎恶，遂蹀躞至启门，携白卷退出。事后，书一联：

欲乘长风破万里浪

懒与俗士论八股文

此联反映张难先不屑与追名逐利之徒为伍，而要万里长风、澄清天下的心志。

次年，再读《左传》得“思小惠而忘大耻”句，心灵大震。甲午战争失败，使他萌发反满意识。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乃为所感，“始究心当时之务”。他在家乡设馆授徒，白天训蒙学生，晚间习技击之术，在庭院内耍枪弄棒，求体魄健壮，日后报效国家。

“中原何日净胡尘”。八国联军的进犯，《辛丑条约》的签订，使张难先更加感到国步维艰。他在室内曾大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舒愤懑。此后，他阅读昌言革命的《革命军》、《警世钟》、《浙江潮》、《苏报》等新书报，受民主思潮之影响，由崇拜康有为转而追随孙中山——拥护革命，反对改良；拥护共和，反对保皇。他以为推翻清廷方可拯救中国。

１９０４年初春，张难先辞去教职，告别夫人陈襄勤（１８９３年正月，张难先与陈襄勤结为伉俪），孑身来到武昌，广结志士以谋救国。他与朱松坪、雷月轩等人加入在湖北新军中最有影响力的第八镇工程营充当士兵，在营内散发《黄帝魂》、《孙逸仙》、《猛回头》等书，做军队的策反工作。他们还秘密组织了反清团体“科学补习所”，吕大森任所长，刘静庵、毛善如、欧阳瑞骅、田桐、雷天壮、宋教仁等相继入社。

同年１０月，湘鄂两省策定于清西太后６０生辰（１１月２８日）之际，由黄克强在湘率先起义，补习所响应。不料事泄，湖南巡抚陆元鼎在长沙搜捕革命党人，并电告鄂督张之洞。张难先闻讯立即奔告各同志，与刘静庵销毁本所文献，安排欧阳瑞骅、宋教仁、胡瑛等人亡命日本。夜半，军警围查补习所时，已空无一人，一无所得。

悲愤之余，张难先应聘回沔阳筹办仙桃镇集成学校。刘静庵则利用武昌四衙巷美国圣公会所办的“日知会”作掩护，重整旗鼓，聚集同志图谋再举。

１９０５年夏，张难先重返武汉参加集会。１９０６年冬，萍醴矿工暴动，孙中山派朱松坪等回鄂策应。因叛徒郭尧阶告密，刘静庵、胡瑛等被捕。张难先急忙返回仙桃镇。张之洞的缇骑追踪而至，逮捕了他，并连夜押回武昌。

几次审讯，张难先供词数千言，均自承矢志革命，陈述革命大义，但决不殃及他人。巡警道冯启钧在公堂指问供词中“延颈以待”四字是什么意思？张笑答：“我等待诸公砍下我的头颅呀！”

狱中四个月，常有人藉探监机会拿纸来求张难先的字画，卧榻上竟积至盈尺。有一天，某监吏也来求他缮联。他笑而拒绝说：“我是政治囚犯，写了对你不利。”隔日，那吏带着纸笔再次求字。张感其诚，便戏撰一联。上联是“我佛一生居地狱”，这“地狱”二字虽不祥，以语典而切事实，吏尚可接受。继而下联“中原何日净胡尘”，那吏读后，因寓有反清之意，怕遭株连，吓得抱头鼠窜，字也不敢要了。

张难先在狱中病重，后经王慎庵、刘熙卿等宿儒保外就医。

“张疯子”

１９１１年（宣统三年，辛亥）夏，张难先再次来到省城奔走党务，此时共进会、文学社俱虎虎有生气。武昌起义爆发时，张难先在汉川与梁钟汉等人正计议革命事，闻武汉已反正，拥戴黎元洪为都督，即来武昌。后在安襄荆招讨使季雨霖麾下任顾问官。１９１２年南北议和以后，张即辞职。因目睹某些革命党人浅陋浮躁，专事争权夺利，深感失望，于是退还了任黎元洪秘书及招讨顾问的聘书，购书数笈，决心回乡读书，闭门反思，十年之后再考虑出山涉事。

面壁读书三年，耐不住寂寞。１９１５年夏，张难先来到北京觇视政象，得知袁世凯授意刘师培等人组织“筹安会”，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而主事者竟是胡瑛、孙毓筠二人。他气愤已极，昔日同志多已分道扬镳，即循海道返回家乡，再度在接阳村“且耕且读”，以灌园卖菜为生。

张难先整地、培土、种菜、浇水、施肥，无论冬夏，从不间歇。接阳离街市约三里，为占得一摊位，他常在冬夜立雪街头，等待黎明售菜，见者恻然，他却自若。菜摊少了的时候，他仍定价不二，好心人劝他随市提点价，他却生气了，说：“我张某说一不二，岂能菜少就随意提价呢？你想叫我做言行不一的人吗？”

某年冬季，张难先家场院堆了一大摞的秸杆。他暗地里指使村内缺柴禾的穷人家孩子去偷拿；家人发现责怪他时，他却放声吟诵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诗句——“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公然抱茅入竹去。”自此，“张疯子”的绰号，轰传遐迩。

晚间，张难先在村里课徒授业，并不拘泥于经典，常讲历史更迭，朝代兴亡，借古讽今，以史为鉴，纵横捭阖，囊括华夏五千年。他讲课深入浅出，夹叙夹议，引来周围村民听讲，甚至远在十几里外的乡民也赶来旁听。后来，他应邀到市镇上演讲，仍用历史这面镜子去观照北洋军阀统治的暴虐无道。张难先的讲演，皮里阳秋，幽婉诙谐，不时博得听众的掌声。此事逐渐引起当政者的注意。沔阳县令对僚属说：“此人绝非疯子，而是一个熟读古书、心怀异志、对现状不满的人物，意在人群中树立他的威信，一旦时机到来，即可登高一呼，实不宜在本县久留……”僚属奉令，命张难先离家出走。张难先后来对友人坦言，他蛰居接阳村几年间，确有“揭竿而起”的念头。

“张青天”

蛰居家乡期间，张难先偶读陈独秀所办的《新青年》杂志，仿佛见到新世纪之曙光。他渴望了解新学说、新思想，自觉不能再住乡间面壁而立了，于是再度遣散生徒，于１９２０年夏孑身赴京游学。张难先为生计而应聘教授西山林场场长严寄诚之女苹英；因缺钱乘车，年近五旬的张难先由西直门步行至西山，往返百里，其坚韧耐劳之品质，可见一斑。

翌年，张难先归里变卖部分家产，接家眷北上。五口人挤住在西直门崇寿寺东房三间小屋。张难先虽潜心研究儒学，却不自我封闭，自觉感受“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之新风，虚心求学求友。他曾撰联自嘲：“亦狂亦狷学者，极新极旧人家。”他每夜到北京大学去听哲学家杜威、罗素讲学；星期日还出席在西什库冯竹贤寓所的会讲。此间他结识了熊十力、梁漱溟、蔡元培、胡适等人，同他们一起谈学论道。

为了养家糊口，张难先不得已进北洋政府参谋部任录事。月薪仅２０余元，常数月不发薪，因而生计颇感窘乏。２月初解下身上棉马褂典当三钱，次日又解下棉被质银一钱五分。时在酷冷的燕市，其窘迫状可知。有一回，梁漱溟见张家人口多，四壁萧条，拟每月资助他三四十元，他谢绝了，说：“但求在学问上帮助我，足矣！”

此时，李济深也在参谋部任职，张难先和他意趣相投，成为莫逆之交。他们为政府之腐败无能而痛心疾首，深感落魄京师，请缨无路。一种无奈的心绪，常使他们无言相对。

１９２２年秋，黎元洪复大总统职，张难先因有过谏止黎复职的言论（即致电黎元洪：“时我公想为政客围绕，失其主张。我十年未开口，今请一鸣。公须以大总统让中山，自居副总统职。知此，则南北可统一，公名位日隆矣。”），预感到祸机又伏，便借奔三弟竺轩丧为由，回沔阳避居，临行前劝李济深也早作回南之计。

１９２３年，李济深任梧州西江善后督办；张难先于秋天应邀，赴粤任该督办公署参议，兼西江讲武堂教官。此间结识了邓演达。冬天，张难先得知国民党将改组，即草数千言书寄汪精卫，痛陈历来症痂，望能以大无畏精神洗涤之。汪精卫复函嘉纳。翌年，国民党改组，张难先在高要县党部登记。他表示拥护孙中山先生“联共”以厚革命力量的方针。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国民政府任张难先为广西榷运局局长，他以“见利思义，见危授命”的精神走马上任。就职之日，他裁汰拿干薪者数十人，开员役大会，决议革除陋规３０余项，增加员役薪水以养廉。

１９２６年元月，国民政府任命张难先为琼崖（今海南省）各属行政委员。琼崖共１３个县，军阀邓本殷盘踞八年，横征暴敛，搜刮民膏。张难先不负众望，下车伊始，即青衣小帽，微服私访，杂处于市井贩夫走卒之间，倾听各方呼声，张贴安民告示，查明情况后，便果敢惩处虐民之官吏，拿办垄断乡曲之豪霸，并建立民团，请驻军协助维持治安，于是“张青天”的名声遍于琼岛。

张难先在琼崖近一年，政绩卓著，在国民党内赢得较高声誉。１９２７年元月离琼回省，被委任为监察院委员。任职期间，张难先力儆贪污，不稍宽假。在职四个月办了几件大事：一是彻查黄冈厘厂厂长贪污案。尽管有诸权势者说情，他均置之不理，后该厂长畏罪逃往香港藏匿。二是某代外交部长干股贪污案，连传数次才到庭，经一次审讯就服罪，于是押解法庭审判。三是平反台山县县长刘裁甫冤狱案。张难先办案，铁面无私，曲直分明，深得人心，给黑暗的社会现实闪现了光明的一角。

１９２７年冬，张难先得知武汉清党一塌糊涂，因不想见熟人，便头戴北方长统风帽，蒙面回到阔别五年的接阳村，想悉心读书，思考一些自己还不甚了然的问题。不久，忽受命为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颇感惊骇。因为他自知少理财之道，具文恳辞。此时，省主席张知本亲临接阳村催促上任，他仍推却，待张知本走后，他即附轮赴沪杭躲避。

在西湖避居数月，石瑛、刘树杞二友追到杭州，恳切劝驾，张难先无奈，便随石、刘二友于１９２８年３月联袂回鄂就职。此前已聘严重（立三）为民政厅厅长，石瑛为建设厅厅长。湖北“三怪”（三老）携手共事，一时在湖北传为佳话。

１９２８年３月，张难先就职。因旧日厘金局弊病极大，遂从整理征收着手，慎选廉吏，严惩贪暴。他首先废除了设立于清季已施行８８年的厘金局卡税收制度，重订税则。他不信邪，不怕鬼。有一回，得知汉口征收局局长白崇勋（白崇禧之胞兄），长期恃势装病休养，他便下令撤销其局长职。还有李宗仁的嫡表亲武穴征收局某局长，常不上班，也被他免职。张难先铁骨铮铮，一身正气。他说：“我两袖清风而来，两袖清风而去。”湖北人民因之也称他为“张青天”。

为金融流动以促进经济发展，这年秋天，张难先特意拨１５０万元基金首创湖北省银行，任命唐有壬为行长。

值得一书的是，同年冬，张难先拨款２５万元筹建武汉大学。他意识到教育乃立国之本，高等学校乃培养人才之摇篮，于是选定武汉市最优美、最幽静的环境——东湖珞珈山为建校地址，并成立建筑委员会，推李四光为主任委员，还聘请一位美国建筑工程师主持设计。隆冬时节，年过五旬的张难先，陪美国工程师爬遍珞珈山各山头，主事规划，使武汉大学具有嵯峨宏伟之规模。如今该校师生都以崇敬之心情，缅怀这位目光远大的先贤。

平民风度

１９３０年元月，考试院院长戴传贤拔擢张难先为铨叙部首任部长，主管政府及五院文职人员之审核。在任近一年，张难先除了主持编制铨叙制度、法规与条例外，对于不合格者径于免职，触犯刑律者径送法院，毫不宽贷。卫生部一职员因犯法被押送法院，部长刘瑞恒气冲冲找张难先争论，张坦然地回答道：“这是政府交给我的职责，违法者不照章办理，就是我违法了。你说呢？”刘无言以对。

同年１２月初，蒋介石召张难先至国府，告知政府将任命他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张难光知道这是派他去收拾前主席张人杰留下的烂摊子，立辞，却五次未获准，于年末赴浙江走马上任。

由南京至杭州，张难先仍是青衣小褂，携一仆从杂坐在三等车厢内。火车抵杭时，欢迎的人群涌到了头等车厢，他却已悄然下车，随旅客出站。

抵杭州当天，张难先被迎入濒临西湖的省主席官邸“澄庐”。他见邸宅金碧生辉，宛若内苑，便说：“这不是我住的地方！”次日，遂赁居于省府附近之城头巷某一中式楼房。他一家住楼下，楼上分别租给省府的两位职员。这就是张难先的平民化的风格。

张难先奉命主浙，负有执行紧缩经济政策清理四千余万元省债的重任。因此，他到任以后，即停办一切不急之务，合并骈枝机构，裁减冗员，但对杭江铁路、自来水厂、电气厂等项重要工程，仍督率建设厅厅长继续进行，不敢延误。

张难先大刀阔斧改革机构、裁减冗员的举措，引起了一些失业者的不满，他们向上控告张难先，“以省府作私邸”，“纳妾贪赃”……蒋介石闻讯后，携夫人悄然抵杭，直趋省府，见张难先便说：“我要见嫂夫人。”张答：“她在城头巷。”“不在这里吗？”“不在。”蒋掉头就走。待张备车追赶时，他们已先到，径直进楼房，见室内陈设简陋，陈襄勤夫人也荆钗布裙，朴素无华。夫人把蒋氏夫妇延入客厅奉茶。蒋此时才明白，所谓“私邸豪华，小老婆若干”，纯系诬陷。当晚柬请张氏夫妇及女儿赴宴，流言随之廓清。

  人物事迹  

  叫板蒋介石  

１９３１年落花时节。南京机场上，“美龄号”客机离开跑道，徐徐升空，机舱里坐着戎装笔挺的蒋介石和他的几个随从，此行他是去老家浙江。　已当了三年浙江省主席的张难先日子不怎么好过，他并没有感到在天子老家当官的威风，反而受尽了各种气。财政紧缺，入不敷出，人浮于事，冗员过多，积习难改，早就想冲蒋介石发泄一番。这次他亲来杭州，不正是极好的机会么。蒋介石到达杭州时，张难先率省府官员和驻军将领一大群，在机场列队欢迎，接着又马上安排蒋介石向官员训话。

会场气氛热烈，一阵掌声过后，蒋介石微露笑容，大有荣归故里的感觉，心情格外舒畅，立起身子向台下频频招手。张难先宣布蒋委员长训话。

蒋介石正讲得起劲，坐在他身旁的张难先忽地站起来，打断他的讲话，故意提高声音说：“委员长，有您这讲话，卑职可以放心了。”说着，拉开公文包，从里面抓起一个包包放在蒋介石面前，“这是尊夫人偕同老夫人半个月前来杭州玩了几天的费用，共计１３７８０元，您看该怎样处理。本省财政捉襟见肘，实在无能为力。”众目睽睽之下，蒋介石非常尴尬，他铁青着脸，色厉内荏地说：“谁开支，谁负责。”说完，神态十分严峻。侍卫官是个善解人意的机灵鬼，连忙走近主席台，把条据拿走，解了蒋介石的围。

张难先的当面将军，令浙江省的大小官员大惊失色，在场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张难先见蒋介石这般态度，便“啪啪啪”带头鼓掌，众官员这才醒悟过来，立即跟着鼓起掌来。张难先非常激动，声调高昂：“蒋委员长废私立公，廉洁自律，是党国的楷模，令张某佩服。”他猛地转过身来，向蒋介石恭恭敬敬地弯下腰，“我代浙江省一千多万人感谢您了！”

  生死灵位让    宋美龄红颜垂泪

宋美龄不甘心，又令孔家小姐在省府内部暗中查访，她自己则与各路官员频频接触，秘密谈话。哪知，省府里的职员与裁员所反映的情况大不相同，颠来倒去，就是没人说出张难先半个不字。孔令伟什么“材料”也没捞着，不得不实事求是地告诉宋美龄，密告张难先的罪状纯系子虚乌有，他不仅没有造别墅，就连该住的公房也没有住一间，向来轻财仗义，节省下来的薪水大都救济了穷人，根本不存贪污。省府只有减员，又没进人，谁会去向他行贿呢？宋美龄感到，暗查之事如果有人传扬出去，张难先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他那倔脾气较起劲来，是不好对付的。想来想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她对孔令伟说：“走，我们去张老头子家里看看。”

宋美龄没带随从，也没打过招呼，一头闯进破房子里，见一位老太太坐在窗户边纳着鞋底。老太太见来了客人，慌忙丢下活计，站起身将客人请到屋中间坐下。宋美龄凤眼一扫，就把这个老太太的形象完全“摄”了下来。她，五十出头的年纪，脸颊已爬上了深深的皱纹，穿着一套粗布衣服，粗糙的双手证明她是劳动惯了的人，总之，与农村的老妪没有多大区别。宋美龄不太相信了，眼前这个老太太竟是省主席的尊贵夫人。

宋美龄闻听此言，忽然想到，莫非张难先是个老奸巨猾的人，表面装穷，金玉其中，用假象掩盖实质，定是问题相当严重，求她法外开恩。于是微微笑道：“张主席请放心，你是党国元老，劳苦功高，资深德重，委员长也不会轻易责怪的。”张难先知道宋美龄错把茄子当辣椒，误会了自己的意思，连忙起身扯开中堂旁挂的山水画，神龛中露出一个奇怪的灵牌，上写“张难先之灵位”。他指指灵牌说：“我早已为自己立下了生死灵位，誓为天下百姓谋福利而死，不贪钱不贪色，不赌博不纳妾，洁身自好，松坚霞灿。有劳夫人转告蒋委员长，我在职一天，灵位伴我一天，若有半点差错，决不犹豫，立即自裁，以谢天下！”

“张主席，你这不是太自责了吗？”“男儿为节而生，为节而死，视节为命也！”宋美龄虽是红颜，但贵为第一夫人，是很少流泪的。这次，看了张难先的生死牌位，听了他的铮铮之言，她感动了，不觉侧过脸，偷弹了两颗滚烫的泪珠。孔令伟见此情形，忙找了个台阶，扯着小姨的手，匆匆离开了张家。

  三载省主席两袖清风归  

宋美龄一走，张难先不由大怒，一掌拍在桌子上：“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不当省主席了。你老蒋怀疑我，我还做什么官。”于是，他忙吩咐夫人，马上收拾行李，他要辞官回乡。张难先回到省府，写了辞呈，将一切事务交待给他人，又用白纸写了一张告示，贴在省府的大门旁：“余主政浙江省主席三年来，处理公私事务不计其数。现已辞职回乡，若有对不起民众之事，请尽管唾骂……”街道两旁，家家户户门前摆着一张方桌，盛一盆清水，放一面明镜，站着全家老少，默默地望着张难先，眼里噙着泪水。

这是杭州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景象，当官离任时百姓用清水明镜相送者，仅此一人。宋美龄查贪回到南京后，对张难先由一度嫉恨而转为佩服，多次向蒋介石建议，一定要启用张难先，并保举他在湖北省担任财政厅长，一直干到１９４８年。

全国解放后，张难先任中央监察委员，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于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光荣地登上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的身后，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的历史性一刻。

  周恩来、毛泽东挽任张难先  

１９４９年５月武汉解放。斯时张难先一直协助驻汉人民解放军，抓“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的特殊工作。月底，此项工作刚告一段落，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聘任张为军管会参议；紧接着，张接中共中央统战部通知，被邀请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张难先捧读通知，兴奋之情难抑，他从没有看到，哪一个政府有如今的政府廉洁、勤奋，一切为人民着想；只觉新政风、新气象，如春风扑面，他当即挥笔，致函全国政协：“……惟仆未来之前，有一言急欲奉达者；现在经济紧拮，中央号召节约，自应从政协做起，仆观武汉军管会所属各机关职员均能刻苦自励……仆以为此次开会，宜以蒋政权时代之浪费为殷鉴，招待代表，用人宜少，供应宜俭，一洗从前官僚恶习……”新政协邀请的无党派民主人上中有几名特邀代表，张难先居一，还有他的老朋友李书城、乍范一二先生。于是３人结伴而行，９月４日到京，被安排至大前门六国饭店住下。新政协第一次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正式举行。张难先目睹了共产党领袖的风采，留下了极深印象。

分组讨论、酝酿的中央人民政府组成名单中，“张难先”三字赫然载其中，这今张难先惊诧不已。适周恩来副主席来到南方组听会。张以十分诚恳的态度向副主席呈述：“人民政府非历次政府能比，工作任务异常艰巨，非年富力强者莫任。难先年届七五（岁），垂垂老矣，耳聋眼花，何堪此任，请大会另商他人。”

董老笑答；“周总理提名，其实是大家给先生提名，万勿推辞。先生到中南，必能有所作为，家乡人翘首以待啊。”张难先再无话说。接着受邀请到颐年堂参加聚餐，被请者，均为党政军领导人。毛泽东主席向大家宣布，他将出访苏联。

  天安门城楼上的湖北人  

“这是６０年前，我爷爷参加开国大典，登上天安门城楼前和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们的合影。”昨日，寓居沈阳的张铭玉先生，向记者披露了一张珍贵的家藏照片。

１９６２年夏，张难先（前排中）在北京颐和园与家人合影。前排左为长女张端君，右为儿子张泽生。后排左起：孙女张铭淑、孙子张铭玉及警卫员。

年届七旬的张铭玉为湖北耆宿张难先之孙，曾任航空航天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这张照片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秘闻？

随着老人的回忆和讲述，一段尘封半个多世纪的往事穿越时光，带我们走进了６０年前，那激越人心永载史册的一幕。

１９４９年９月１日，三镇酷暑渐消。

这一天，７６岁的张难先踏上了北去的列车。与之同行的还有一同受邀为新政协（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的无党派民主人士李书城、李范一两位先生。

出生于沔阳（今仙桃）的张难先，解放前曾任国民党湖北省政府财政厅长、民政厅长及浙江省政府主席。他早年投身反清革命活动，曾参加辛亥革命和讨袁革命。“九一八”事变后，他电请蒋介石北上抗日，参与发动武汉和平解放运动。

这位曾多年担任国民党地方要职的民主人士，也许不会想到，一个月后，他会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一道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爷爷随毛泽东一道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开国大典，有两位湖北人登上天安门城楼。

张难先之孙回忆：

到北京不久，毛泽东就发来请柬宴请张难先等几位年长者。张细看设宴地址竟是“南礼士胡同”，这位辛亥元老感慨：共产党领袖绝不看外我们，一生如此足矣！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开幕，张难先成为主席团成员。９月３０日，大会最后一天，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人及委员。

“委员名单中，竟然有我爷爷的名字，这令他惊诧不已。”张铭玉回忆，祖父生前多次谈到：当时他十分诚恳地向周恩来以“垂垂老矣”提出辞意。周恩来笑着说：张先生勿辞！散会时，他又向毛泽东提出辞意，毛泽东说：“张老先生不要谈这件事。”

１０月１日下午２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带领全体成员宣誓就职。“这张照片就是当时与会的委员们在勤政殿的留影。照完这张合影后，委员们开始前往天安门。”张铭玉说。

天安门城楼与紫禁城门之间有一块空地。空地上长着几棵历经沧桑的古柏。这儿就是当时委员们登上天安门城楼前的“集结地”。下午２时５５分，委员们乘车从中南海东门开出，来到这块空地上。

此时，参加开国大典的３０万名群众，已等候在天安门广场上。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张难先和其他委员们紧随其后。震撼中国和世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由此开始……

“当时一同来北京照顾爷爷的姑姑端君，和许多领导的亲属一起被安排在老北京饭店楼顶观看开国大典的盛况。前一天，爷爷开会到晚上１２时半，当天的活动又十分繁重，回来后他感到很累，却兴奋得难以入眠，在下榻的六国饭店与姑姑谈至深夜。”

４个月后，张难先回到武汉，就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对后辈们说：“这几十年我见过多少庆典活动，这天的庆祝真是空前的！”

张难先１９６８年病逝于北京，这张见证共和国开国大典的合影照片（右图）由其家人珍藏至今。

其实，１９４９年随毛泽东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参加开国大典的湖北人不止张难先一人。

按当时规定，只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才能在开国大典上登上天安门城楼主席台。在９月３０日的选举中，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另选出了陈毅等５６名委员。也就是说，开国大典时有“资格”登天安门城楼的新中国领导人共有６３位。

湖北省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室主任、研究员周少华长期关注湖北党史人物的研究。他介绍说，在这批领导人中，还有两位湖北人：林彪和董必武。

林彪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其时正在湖南指挥衡宝战役，没能参加开国大典。在党内具较高声望的董必武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而且与毛泽东站得很近，其左侧是白须飘然的沈钧儒。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这张开国大典经典老照片（题图），真实地记录了这一场景。

党的“一大”在上海召开时共有１３位代表，其中有５位来自湖北，分别是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李汉俊和刘仁静。在残酷的斗争中，这５位代表有的牺牲，有的中途离开革命。作为湖北武汉共产党组织创始人及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董必武，坚定地战斗到最后胜利。

据《董必武传记》作者、省委研究室研究员胡传章推测，很可能就是那天登上天安门城楼后，５６岁的毛泽东触景生情，笑着对６３岁的董必武说出了坊间盛传的“两湖一毛一董”的原话，意即当年参加“一大”的，如今剩你我两人站在这里了！“两湖”是指湖南、湖北。

当年有“资格”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另两名来自湖北的委员，还有当时在武汉中南局任职的邓子恢（福建龙岩人）和罗荣桓（湖南衡山人）。罗荣桓代表“四野”参加了开国大典，邓子恢则因公务未能晋京。

除林彪和邓子恢外，另外还有包括叶剑英在内的１０位委员也因故未能参加开国大典。

  人物性格  

张难先生于１８７４年，从他初通人事起，满目都是清廷的腐败、列强的霸道，特别是目睹甲午、庚子两次事变后，他认定惟有革命才能救国。１９０４年他与宋教仁一起设立科学补习所，在新军中联络会党，建立革命组织，积蓄革命力量。１９０６年同盟会组织长沙起义，派朱子龙到武汉联系革命党策应。朱子龙一到武昌就找张难先。不料起义计划败露，并且出了叛徒。当时，张难先正在仙桃镇办集成学校。当他赶到武昌时，因汉奸郭尧阶贪图赏金，刘静庵、朱子龙、胡经武、梁钟汉已经被逮捕入狱。萍浏醴起义也因起事仓促，缺乏统一领导，而失败。张难先的好友石昌麟拿出两百金，让他赶快到日本去，避开清廷的抓捕。他拒绝了，他要与革命同志共生死。

民国时代张难先与石瑛（蘅青）、严重（立三）被鄂人称为“三怪”。张难先自己认为，其实他们三人并非有什么怪癖，而是很“守常”之人，只是在那个社会里，这种不合时宜的作风常常见恶于世，得不到好结果。守常者被世俗之人视为太愚又太迂，可笑复可怜，当然为世所怪。

此后，张难先虽以湖北耆宿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他已把主要精力用在搜集、编撰辛亥武昌首义史料上，先后完成了《丙午湖北党狱汇记》、《湖北革命知之录》等书。他编印这些书籍时，立下了四项原则：一、不请阔人作序；二、不向亲友募印刷费；三、不鼓吹自己；四、不因同志小过而掩其大功。李春萱先生考虑到张难先经济拮据，拟从昆明汇赠国币五千元以助印刷费，被张婉言谢绝了。

他反清、反袁、反蒋而拥共，走过漫漫９４年人生路．辛亥首义告成，湖北省军政府成立，正当论功行赏排座次荣任官职时，张难先却回到了家乡．以灌园、教书糊口，及至袁世凯复辞，张难先响应孙中山号召，毅然去广州南方国民政府，投入革命，屡任要职：琼崖各属委员（行署专员）、广东省监察室主任、广东省土地厅厅长、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南京国民政府部长、浙江省政府主席……还下任过沔阳县县政府秘书……在国民党竞选总统时，蒋介石聘他任上将国策顾问，但遭到他坚决拒绝。１９４９年春。张难先极力反对华中“剿总”白崇禧，积极与中共地下党组织配合，粉碎了白逃跑前破坏武汉的阴谋，使“九省通衢”免遭破坏，武汉得以和平解放。

  人物著作  

《湖北革命知之录》《湖北丙午党狱汇纪自述》

《义痴六十自述》

《六十自述补遗》

《六十以后续记》

《八十以后随笔》

《杂稿》

《桑榆随笔》

《解放后稿》

《广师留记》

《不成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