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strong>人物生平</strong></h2><h3><strong>大事年纪</strong></h3><p>1908年11月19日，许光达，</p>许光达大将珍贵照片原名许德华，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的一个普通农家&nbsp;。<p>1921年秋，考上长沙师范&nbsp;。此时的长沙是革命思潮风行和革命活动相当活跃的城市，毛泽东等已在长沙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组织高潮迭起的革命活动&nbsp;。许光达不再仅仅徜徉于书的海洋，而把目光投向社会，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开始置身于风起云涌的时代激流中&nbsp;。</p><p>1925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9月&nbsp;转入中国共产党。</p><p>1926年春，入广州黄埔军校学习，编入黄埔军校新生第二团，经3个月入伍训练后，编入该校第五期炮科十一大队，攻读炮兵专业&nbsp;。</p><p>1927年5月，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了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将军领导的反击军阀夏斗寅叛军作战。7月，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任见习排长。8月，在江西宁都加入南昌起义部队，任11军25师75团排长、代理连长，参加了会昌、三河坝等战斗。后在国民党军中做兵运工作。1927年至1937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参谋长，第十七师政治委员、师长，红三军第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八师师长，红三军第二十五团团长。</p><p>1928年8月10日，与桃妹子（邹靖华，原名邹经泽）完婚。婚后的第十天，由于叛徒出卖，许光达共产党员身份暴露。只好逃跑，夫妻一别就是十年&nbsp;。</p><p>1929年9月，被中共中央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几经辗转，来到了贺龙领导的鄂西革命根据地，成为贺龙、周逸群手下的一员战将&nbsp;。</p><p>1930年，红二军团成立，贺龙为总指挥，辖红3军、红6军，许光达担任红6军17师师长，参与开辟以洪湖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nbsp;。1930年10月，红二军团受命配合一军团、三军团攻打长沙，许光达率17师顶住敌人，掩护军团指挥部撤离&nbsp;。1930年12月17日，国民党军3个旅朝许光达的17师扑来，17师49团团长牺牲，阵地被敌人突破，许光达果断命令师部所有勤杂人员组织起来，投入反击，打退了敌人，保住了阵地&nbsp;；17师与敌人浴血奋战了两天两夜，全师伤亡过半，换来了军团部的安全撤离&nbsp;。</p><p>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王明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执行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路线。夏曦作为王明路线的执行者来到了红二军团。首先他改组了党的领导机关，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和军委分会，将红二军团缩编为红3军，不久夏曦又武断地取消了23军的番号，将部队缩编为5个大团。许光达由师长改任25团团长&nbsp;。对此他坦然地说：“不管师长、团长，只要有仗打就行&nbsp;。”</p><p>1932年12月，红军仓促集结于瓦庙集一线，与敌之东线主力两万余人进行阵地战&nbsp;。红军浴血奋战，虽毙敌2000余人，但自己也出现了重大伤亡，几个战略要地相继失陷，形势万分危急。这时，许光达奉命率25团插入敌人中间地带，以分割敌人。敌人似乎很快就发现了红军的意图，并马上转入防御，顽强抵抗&nbsp;。许光达亲赴战斗最艰苦的二营阵地——柳枝集指挥战斗&nbsp;。战斗中，许光达身负重伤，昏迷不醒，被送到洪湖瞿家湾的红军医院&nbsp;，许光达体内的弹头离心脏只有10厘米左右&nbsp;。因占地医疗条件差，不能取出子弹，在贺龙关怀下送上海治疗；但治疗效果不理想；组织决定送苏联治疗、学习&nbsp;。这一决定改变了许光达的人生历程&nbsp;。在苏联，不仅很快治好了伤，而且进入东方大学学习汽车、坦克、大炮技术&nbsp;。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许光达全身心投入，孜孜不倦地钻研，为以后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建设奠定了基础&nbsp;。</p><p>1932年赴苏联，先后入国际列宁主义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37年回国。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卫戍区司令员，中央情报部一室主任，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八路军一二零师独立第二旅旅长、雁门军区司令员，授予少将军衔。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二兵团军长，第二兵团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兼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历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p><p>1941年 1月，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兼延安防空司令、卫戍司令，后任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p>1947年7月，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1947年8月，率3纵队西渡黄河，参加沙家店、延（川）清（涧）、宜川等战役。<p>1949年1月，任军长。7月任第2兵团司令员。在围歼胡宗南部主力的扶眉战役中，率部迂回敌后，断敌退路，保证了战役全胜。后又挥师西进，与第19兵团全歼兰州城中守敌，解放兰州&nbsp;。</p><p>1950年，组建装甲兵。1950年6月许光达被任命为新中国的第一位装甲兵司令员&nbsp;兼政委&nbsp;。在装甲兵建设中，强调“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指示装甲兵各领导机关要建立“军官日”学习制度，给干部自学创造必要条件&nbsp;，自己先后兼任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nbsp;。</p><p>1955年9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1969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nbsp;</p><h3><strong>军旅生涯</strong></h3>许光达（1908年—1969年）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乡萝卜冲。他的父亲是个穷苦的农民。
他在同族兄弟中排行老五，人称五伢子。因为家境贫寒，许光达7岁即当放牛娃，后在其伯父的资助下进入长沙县第一高小，接着又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长沙是当时被统治者视为“赤化很深”的地区，许光达在此读书期间开始接触共产主义。他读了《共产党宣言》，还读了毛泽东与新民学会会员创办的《湘江评论》，深受其影响。1925年，许光达在长沙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共产党员。
1926年1月，受湖南省委选派，许光达前往广州，考入黄埔军校新生第2团，入伍经三个月先期训练后，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炮科11大队学习。1926年底黄埔第五期学员随广州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并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1927年5月，反动军官夏斗寅发动叛乱，率部进攻武汉。军校学生奉命随叶挺出征，许光达参加了讨夏的纸坊之役，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军旅生涯。同年7月军校毕业后，许光达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任见习排长。<p>大革命失败后，许光达从九江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在江西宁都追上起义部队，初任排长，参加了起义军在南下途中进行的会昌战役，因作战英勇，很快接任代理连长。未久，许光达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被组织安排在一户山村农家养伤。伤愈后，他先后到潮洲、汕头、上海、安徽等地寻找党组织，辗转千里，深受颠沛流离之苦。1928年初，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许光达等人在安徽寿县的学兵部从事兵运活动。由于工作策略上的失误，他们的活动被人告发。许光达等人被迫紧急撤离。逃亡途中，他再次与党失去联系。9月，许光达在长沙与未婚妻邹靖华完婚。新婚第10天，由于叛徒的出卖，长沙当局派兵缉拿许光达，幸得有人提前通风报信，许光达再次匆匆逃离。其后又经历了数月之久的苦苦追寻，为找党组织，他甚至跑到唐山矿区以挖煤为生，终于在1929年4月在安徽芜湖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p><h3><strong>军事才能</strong></h3><p>1929年7月由组织推荐，许光达进入上海党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结业后正式更名为许光达，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被派往洪湖苏区从事军事斗争。一进入洪湖革命根据地，许光达就立即投入到对敌斗争中去。战斗间隙，他给游击队员们讲战术、讲战场上的相互协调和火力配备，讲如何利用地形地物等。在洪湖地区，游击队虽然很活跃，但没有统一领导。中央决定把洪湖地区的各路游击队归拢起来，于1930年2月成立了红6军。许光达任参谋长。他充分发挥自己的军事才能，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军司令部参谋部，平时指导部队训练，演习战术，每次战前都拟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对红6军改变游击习气，向正规化军队的转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p>1930年7月，红6军与贺龙领导的红2军会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许光达任第17师师长。此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许光达率部南征北战，战华容、攻长沙、占巴东、收姊归，克荆门，援当阳，转战在湘鄂两地，参与或单独指挥大小战斗数十次。在战斗中，他多次身挑重任。松滋杨林寺一战，他率第17师与敌激战，顶住数倍于己的敌人的进攻，保证了军团指挥部的安全转移。在鄂北马良坪一役中，他率第8师第22团掩护主力撤退，在与上级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机动灵活地掌握战局，于当夜不失时机地率第22团攀悬崖突出重围，在深山老林坚持战斗两月余，不仅保住了红军的有生力量，还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受到贺龙司令员的赞许，前委也为此通令表彰他带兵有方，多谋善断。然而1930年、1931年正值立三路线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期，他们通过派中央代表到洪湖苏区，强迫红军打城市战、堡垒战、阵地战和大规模的平地战，使红2军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革命根据地也大大缩小。数次战斗的失利，使许光达对党内错误路线的瞎指挥有了切身的体验。<h3><strong>苏联治疗</strong></h3><p>1931年在应城的一次战斗中，许光达亲临前沿阵地指挥，被敌机枪击中，身负重伤。由于根据地医疗条件差，设备简陋，几次手术都未能将体内的子弹取出，1932年，许光达被党组织辗转送往苏联治疗。伤愈后，许光达先后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在此期间，他对坦克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学习了坦克技战术。</p><h3><strong>奉命回国</strong></h3><p>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7年11月，许光达奉命回国。次年1月到达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p><p>不久即受到重用，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很快又被任命为教育长。在抗大，许光达努力工作，认真执行中央和毛主席为抗大制订的教育方针，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贯彻到学员中去。当时，延安的生活是相当艰苦的，许光达与学员们一起挖窑洞，一起上山砍柴，他身体力行的模范行为对大家是极大的鞭策。抗大为党培养了一批批坚强的革命战士，许光达为此付出了许多心血。</p><h3><strong>学术造诣</strong></h3>延安时期的许光达不仅在政治上成熟，在理论上也有相当高的造诣。在这里，他发表了多篇军事学术论文，这些文章的突出特点是应用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来阐述问题。在《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一文中，他开门见山地指出：“战术是由班到师的战斗方法，决定战术的因素是人、技术、地形、气候、时间的配合。”他把人的作用摆在了首要的位置，这正是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军队的组织工作》是许光达的又一篇力作，在该文中，他就军队的性质、作用、军队的产生和消亡等问题作了科学的论述，并就我军的组织问题谈了自己的见解，对我军的组织建设是很有价值的，被作为我军建设的重 要参考文献。<p>许光达是那种目光深远、善于思考的人，他对一些问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有清醒的分析，有科学的预见。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以闪电战术横扫西欧十四国，并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一举攻占了苏联的大片领土，世界为之震惊。一些人认为闪电战所向披靡，是最新的作战方法。而许光达却在1939年7月31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了《闪电战的历史命运》一文，运用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苏德双方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对比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认为希特勒的闪电战在苏德战争中必然覆灭。五个月后，苏联红军就对德军发起了反攻，取得了莫斯科保卫战的胜利，德军元气大伤，直至步步败退、垮台。战争的进程印证了许光达的预见。</p><p>1941年，许光达被调任军委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卫戍司令。</p><h3><strong>奋勇抗日</strong></h3><p>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最艰难的岁月。许光达向中央提出到抗日前线去。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准了他的请求，分配他到条件艰苦、对敌斗争激烈的晋西北，担任晋绥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兼八路军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这是他第一次独当一面，担任一个地区的最高首长。</p><p>第二分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面临黄河，与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东南紧靠晋冀鲁豫，是晋冀鲁豫通往延安的枢纽，也是党中央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惟一通道。同时，这里也是保卫延安的重要屏障。有鉴于此，敌人也很重视这个地区，不断对它进行“扫荡”和“蚕食”，使原来的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使原来的一些解放区，变成了游击区。毛泽东告诫晋绥军民：必须振奋民心、军心，向敌人采取积极对策，否则，根据地再缩小，前途更糟。毛泽东要求许光达“把敌人挤出去”。许光达到达第2军分区后，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制定了四项具体措施，变被动为主动，派出敌后武工队，深入敌占区，肃清汉奸特务，摧毁敌伪组织，建立抗日政权。同时，他还加强对当地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积极开展练兵活动，努力发展根据地生产，并成功地指挥了第2分区的反“扫荡”、反“蚕食”斗争，逐步地把敌人“挤”了出去，巩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壮大了我党在当地的武装力量，开创了晋西北对敌斗争的新局面，出色地完成了中央的战略部署。</p>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光达历任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太原第三小组、驻本溪第二十九小组少将代表。曾参与与国民党的谈判，用纯粹的外交辞令和美蒋代表谈判。然而事与愿违，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国人民进入解放战争时期。这时，许光达被任命为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率独2、3、5旅活动于晋中、晋北地区。在同敌人的浴血奋战中，第3纵队打出了军威，称得上是骁勇之师。<p>1947年8月初，奉中央军委命令，许光达率第3纵队西渡黄河，归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司令员指挥，参加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党中央、毛主席的战斗。不久，率领党中央机关转战陕北的毛泽东，被挤在三县交界的一个狭小地带，背后是沙漠，西侧是榆林河、无定河，东面是黄河，南北均有敌大军压来，而毛泽东率领的中央机关、警卫部队只有100余人，已陷入四面被围的境地。而且，敌人进展神速，包围圈越缩越小，形势空前严峻。8月16日夜，周恩来亲自打电报给彭德怀，希望彭总派一名得力的将领，火速带兵前来接应和掩护，保护中央机关向安全地带转移。彭德怀告知已派许光达率部前往。</p><p>许光达在得到彭总命令后迅即率部冒雨赶到指定地域乌龙铺，他向旅长们交代：“哪怕是敌人的炮弹落在身上，也不许后退一步。”当时，许光达的指挥所离中央机关仅隔一条雨裂沟。他指着对面的山梁让大家看：只见一支队伍正在转移。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这正是中央机关。许光达用灼热的目光看着大家，旅长们会心地转身跑回了各自的指挥阵地。许光达指挥第3纵队在乌龙铺以南抗击来犯之敌。抗击战斗从1947年8月18日上午一直打到第二天拂晓，硬是顶住了敌人一个军部及三个旅的轮番进攻，使敌未能前进一步。1947年8月19日，许光达又率第3纵队赶到了乌龙铺和沙家店之间的当川寺阻击敌人。这时第3纵队处境困难，前面有敌第29军刘戡主力压过来，后面是葭芦河。背水一战本是兵家大忌，但许光达及第3纵队指战员决心破釜沉舟，誓死保卫党中央。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敌军长刘戡亲自指挥着两个半旅往上冲，许光达则指挥着第3纵队勇猛反击，打冲锋，曾一度打到刘戡的军部，俘虏其警卫连士兵多人，刘戡被牢牢地钉在当川寺一线不能前进。与此同</p>时，兄弟部队在沙家店地区和常家高山歼灭或击溃了大量敌人，取得辉煌战果。刘戡见势不妙，只得掉头回逃。至此，毛泽东和党中央才化险为夷。沙家店战役中，第3纵队在乌龙铺的阻击战打得漂亮，受到了野战军司令部的表彰。<p>在完成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任务后，许光达挥师西进。1947年10月，许光达率第3纵队向清涧开进。清涧的守敌是胡宗南的“王牌”军第76师，师长廖昂是许光达黄埔军校时的同班同学，这位国民党中将被誉为“常胜将军”，他凭着城坚隘险，扬言要使清涧成为解放军前进道路上的一座“坟墓”。10月6日，攻击开始。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战斗，第3纵队扫清了外围，但此时胡宗南的援兵距这里也只有一日的行程了。为减少伤亡，许光达亲笔给廖昂写信，敦促其放下武器，但廖昂拒不投降。许光达便指挥独2旅以连续爆破手段炸开城门，首先攻入东门，并阻止了敌人的疯狂反扑，战斗至11日，全歼清涧守敌，生俘廖昂。同日，党中央特致电祝贺清涧大捷。</p>1948年2月，西北战场转入战略反攻。西北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组织了围城打援的宜川、瓦子街战役。是役，许光达部负责围攻宜川城。为引敌援兵进入我军布好的“口袋”，许光达部署了一个怪打法：开始时猛攻，逼宜川守敌向胡宗南求救；待胡宗南援兵一动，我们就视援兵的速度灵活处置，援兵来得急我们就轻打；援兵来得慢，我们就重打。轻重相兼，不使敌援军脱钩。敌人果然上当。前来援救的敌四个旅、八个团在宜川守敌的紧急呼救下进入了瓦子街预伏地区，被我军全歼。接着，许光达指挥攻城部队发起总攻，一举拿下关中屏障宜川。至此，宜瓦战役取得全胜。此后，许光达又率部一路夺关斩隘，先后参加了陕中、扶眉、兰州等重大战役，为解放大西北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2月，西北野战军整编为第一野战军，许光达被任命为第3军军长，6月，又被任命为第2兵团司令员。<p>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国防军，1950年5月，毛泽东在中南海亲自点将，把许光达从兰州召回北京，委派他筹建我军历史上没有过的现代化新技术兵种——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一个月后，毛泽东签署中央军委命令，正式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委。1950年9月1日，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从接受命令的那一刻起，许光达就把整个身心都扑在了坦克上。他不止一次地对同志们说：“我们要树立终生为装甲兵建设服务的思想，把我们的聪明才智献给装甲兵事业。”</p><p>装甲部队组建伊始，困难重重。当时，我军的坦克数量很少，且都是从国民党那儿缴获来的。要建设一支强大的装甲兵部队，几乎是从零开始。身为司令员兼政委的许光达昼夜奔波，诸事亲自筹划。经过短短四个月的艰苦努力，便在全国各大军区建立了坦克师、独立坦克团、独立坦克营以及坦克编练基地、修理厂及坦克学校。之后，许光达又领导组建了华东军区、东北军区的摩托化装甲兵领导机关，还成立了专门培养中、高级指挥干部和技术人员的装甲兵学院和装甲兵工程学院，装甲兵学院院长由他亲自兼任。为了祖国的装甲兵事业，许光达简直到了忘我的程度，他一有时间就深入课堂和教练场，经常亲自给学员上战术课。平时，他带头学技术，年过半百的装甲兵司令员，坚持亲自登上战车参加训练。在他的带动下，坦克部队官兵掀起了学习技术、比武训练的热潮。</p><p>1950年10月，我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抗美援朝，这给刚刚诞生的人民装甲兵部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支援我人民志愿军，装甲兵部队党委作出决定：要求部队在三个月内完成一年的训练任务，迅速掌握基本技术，随时准备入朝参战。为此，许光达率领机关参谋人员深入到基层部队蹲点，帮助部队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改革训练方法，突出重点、难点，提高训练质量。1951年1月，装甲兵成立仅仅三个月后就派出一个团去了朝鲜。其后不久，许光达又亲临朝鲜前线，实地考察和研究装甲部队的作战及战场技术保障工作。
在装甲兵建设过程中，许光达提出了“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响亮口号，他认为“技术建设在装甲部队建设中占着头等重要地位”。强调把政治工作与技术工作相结合，许光达是当时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p><p>研制生产出性能先进的国产坦克，一直是许光达的理想和追求。为此，他殚精竭虑，费尽了心血。</p><p>1959年，中苏关系发生了明显的逆转，苏联撤走了专家，技术和原材料被全部封锁，国家的一些领域建设都受到了严重损失。而恰恰在这时，我国第一台59式主战坦克诞生了。多少年来，人们对许光达的这一远见卓识深深敬佩。工人们为了表达对装甲兵司令员的敬仰之心，特意制作了一台国产坦克的模型，装在玻璃罩里送给了许光达。这台坦克模型被许光达摆在了书房最为显眼的地方，它始终伴随着将军，直到走完人生的旅程。当1959年举行国庆10周年大典的时候，许光达亲自陪同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由国产坦克组成的坦克车队。当坦克车队隆隆地驶过天安门广场时，毛泽东紧握着许光达的手，高兴地向这位我军装甲部队的创始人表示祝贺。</p><h3><strong>请求降衔</strong></h3>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在国防部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许光达从老上级贺龙元帅那里得知了自己将要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心中深感不安。几经思考后，他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领导写了一份情真意切的“降衔申请书”：<p>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p><p>授我以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槌似的不停地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愧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三个方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国后，这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p><p>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进军新疆，战果辉煌......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p><p>许光达</p><p>1955年9月10日</p><p>毛泽东阅“降衔申请报告”后，甚为感动，高度评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nbsp;。”拿着这份申请书，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激动地对朱德、彭德怀等人说：“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毛主席、中央军委没有批准许光达的申请，而是依据他的贡献，仍然授予了他大将军衔。1965年取消军衔制后，元帅是行政三级，大将是行政四级，上将是行政五级，许光达诚恳地向中央提出自己为行政五级，就这样，他成为惟一一个行政五级的大将。</p><h3><strong>惨遭迫害</strong></h3><p>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爆发。一时间，风云突变，乾坤动荡，全国上下都卷入到这场政治旋涡之中。曾在革命战争时期做出过贡献的的军委副主席林彪元帅此时却借机在部队中培植亲信，对部队的高级将领常常采取拉不过来就打倒的手法。由于许光达刚直不阿，曾不止一次地悖逆触犯过林彪、江青一伙。</p><p>他的“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兵”的论点被视为反对林彪“突出政治”的罪证，江青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议纪要》和叶群搞的《广州部队某部蹲点调查报告》，许光达都认为是小题大做，作风不正，自然又得罪了林彪。加上许光达又是林彪的政敌贺龙元帅的老部下，所以，林彪诬陷贺龙搞“二月兵变”，把许光达也冠以“兵变总参谋长”的罪名。1967年1月16日，造反派抄了许光达的家，并将他非法关押。在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要他交代“二月兵变”的罪行，他反讥道：“谁都知道，搞政变是要掉脑袋的。我现在就是国防部副部长、大将，我跟贺龙搞兵变，把脑袋掖在裤腰上才抢个总参谋长当，这种赔本的买卖我不干。”会场主持人被将了一军，只好宣布暂时休会。为了迫使许光达就范，专案组对他多次进行非法审讯。在忍受了长达十八个月之久的摧残折磨后，许光达悲惨地死去。这样一位久经沙场，为共和国披肝沥胆，立下汗马功劳的赫赫名将，没有倒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却惨死在林彪、“四人帮”一伙。</p>在受迫害的日子里，许光达始终相信历史会作出公正的结论，他对夫人邹靖华说：“我们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在许光达的遗物中，有一本《毛泽东选集》，扉页上有他在狱中写的一首诗：<p>百战沙场驱虎豹，万苦千辛胆未寒。</p><p>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p><p>这就是我们的许大将军的胸怀，惊天地、泣鬼神，光昭日月。</p><p>许光达含冤去世后，林彪、江青一伙妄图将他的骨灰一扬了事，毛泽东得知后作出批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它应该放的地方。”这样，许光达的骨灰盒得以放进八宝山革命公墓第一室，这是对死者的肯定，也是对生者的莫大慰藉。</p><h2><strong>个人作品</strong></h2><p>许光达的主要著作有《战术发展的基本因素》（1939年出版）、《论新战术》（1940年出版）、《许光达论装甲兵建设》（1985年出版）等。&nbsp;</p><h2><strong>婚恋传奇</strong></h2><h3><strong>包办婚姻</strong></h3><p>她和他由包办而结合，但包办得双方满意&nbsp;。</p><p>他一去10年，她等着他。她对提亲者说：他就是死了，也要见到尸首。</p><p>他和她曾相距咫尺而失之交臂，因为他改了名字。</p><p>夫妻意外地相会于延安。</p><p>她对造反派说：“我们结婚快40年了，这个界线划得清吗？”</p><p>许光达和夫人邹靖华的婚姻是包办的，而且包办得双方满意，长辈满意，本人满意，情真意切，相伴终生，这在共和国高干的婚姻史上，极为少见，很具特色。</p><h3><strong>传奇婚恋</strong></h3><p>许光达原名许德华，乳名五伢子，1908年生于湖南省长沙东山乡萝卜冲的一户贫苦农民家里，父亲许子贵，是一位老实的农民。岳父邹希鲁，是出生在旧式大家庭中的知识分子，初以教书为业。邹靖华原名邹经泽，是他的二女儿，乳名桃妹子，1913年生。两家父母怎么包办起这桩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而且都心甘情愿的呢？</p><p>来历颇为有趣。</p><p>许子贵家很穷，许德华7岁就给人家放牛。他天资聪颖，酷爱学习，非常羡慕在学堂读书的孩子。无奈家里没钱供他上学，他只能偷偷地站在学堂窗外听着咿咿呀呀的读书声。一个冬日，天降大雪，许德华在风雪里听学堂读书声入了神，饥寒袭来，全然不顾，竟晕倒在雪地里。</p><p>学堂的先生，便是邹希鲁。他早注意到这个偷偷听书的孩子，他居然“立雪邹门”，感动中，他收下了这个学生，不要学费。半年后，邹希鲁应聘到外地教书。许子贵不同意儿子随先生去，家里拿不出钱来。经邹希鲁和许德华的两位伯父一再劝说，才同意儿子跟先生去外地读书。</p><p>1921年，年仅13岁的许德华考入长沙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邹希鲁的同窗好友徐特立创办的。邹希鲁也应聘来校任国文教员。贫苦出身的许德华很爱学习，加以天资聪明，在同学中品学兼优，出类拔萃。邹希鲁非常喜爱这个学生。</p><p>这时邹家出了大事。邹希鲁的父亲族权思想很重，硬把40多口人的衰败家族捏在一起，维持“四世同堂”的家族门面。1920年，湖南大旱，家族40多口人面临断炊的威胁，当时老父已死，掌族权的大哥一筹莫展，悬梁自尽。按顺序，应由他执掌族权，但他生性懦弱，又醉心于教育，不肯掌权柄，遂由堂弟当家。邹希鲁的薪水不丰，在族里便更没有地位。当家的堂弟信奉“盗不入五女之家”的歪论，意思是女孩多了，吃闲饭的多，必穷，强盗都不光顾。如今族里吃饭成了问题，他便以族长的权威逼邹妻卖掉两个女儿，其中包括邹靖华。妻子悲痛欲绝，把邹希鲁叫回来，但懦弱的他亦无计可施，只呆坐流泪。第二天人贩子就要来领人了，绝望的妻子上吊死了，全家嚎啕大哭，哀痛使邹希鲁愤怒得几乎发疯，宁死也不卖女儿，堂弟怕再出人命，让步了。</p><p>邹希鲁把还在吃奶的女儿送到已出嫁长沙的大女儿家，又打算尽早给桃妹子找个人家，以免再出意外，于是他想到了许德华，女儿找到这样的夫婿，他也放心了。央人去许家提亲，自然一提便允。这一年，许德华14岁，桃妹子9岁，一个少年，一个童年，还不懂得爱情为何物，婚姻大事就这样由父辈决定了。亲事订下以后，邹靖华随父亲去了长沙，进女子职业学校学绣花。</p><p>许德华在长沙读了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7岁。1926年，许德华秘密来到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入第五期炮兵科。许家和邹家都不知道此事。邹靖华也13岁了，苦难中的女孩成熟早，已对许德华有了一层朦胧的爱。大家正疑惑间，许德华寄信来了，还随信附了张照片，身着戎装，腰佩战刀，威风凛凛，英俊潇洒。邹希鲁欣慰地点头，他晓得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办的，跟孙中山走不会错。邹靖华更是如获至宝，一直珍藏着这张照片，直到去延安的途中。</p><p>1927年夏，许德华从黄埔军校毕业，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第二十五师直属炮兵营当见习排长，去部队报到前，回长沙看望了亲人。回部队不久，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许德华随部队参加南昌起义。9月，起义军在三河坝分兵，已担任代理连长的许德华在激战中负伤，被安置在一家农户中养伤，一度和党失去联系。伤愈后，奉党组织之命打入国民党三十三军做兵运工作，在安徽寿县办学兵团，他在学兵团当教官。半年之后，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安徽党组织准备发动淮南暴动，结果学兵团的党组织暴露，许德华等党员又奉命打入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开展工作。</p><p>久别重逢，许德华和桃妹子分外激动，把心里话尽数倒了出来。</p><p>桃妹子突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五哥，你说农民运动糟得很，还是好得很？”</p><p>这个问题使许德华很兴奋，他多么希望桃妹子能成为自己的同志啊，可是，出于保密原因，他没有向桃妹子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他的公开身份是黄埔学生，这在当时是颇受仰慕的“金字招牌”。许德华毫不犹豫地回答：“农民运动好得很!”</p><p>桃妹子很高兴，她觉得自己同德华是息息相通的。</p><p>这时，邹希鲁已去河北清河县当了县长，临走前给许子贵捎来一封信，说如果许德华回来，就为他们完婚。许德华并不想结婚，他怕自己四处奔波不能守家度日，反而害了桃妹子。许子贵却想用结婚来拴住儿子。在父亲的主持下，1928年阴历八月二十日，许德华与桃妹子完婚。许德华向妻子介绍了自己在外面的见识，从军校里沸腾的生活，到战场上的枪林弹雨，从南国的秀丽山川到风土民情。他绘声绘色地讲着，妻子听得入了迷，心里高兴得很，觉得丈夫确实是出息了，见多识广，知识渊博。如果说她过去爱德华，是遵从古训，奉行“三从四德”，那么她对丈夫多了一层了解，简直就是崇拜了。</p><h3><strong>被迫分离</strong></h3><p>婚后，许德华为扩大党在军队里的力量，几乎天天去长沙城联络人。就在许德华结婚后的第十天，由于叛徒出卖，他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在长沙警备司令部供职的亲戚托人带消息给许德华，让他赶快逃跑。</p><p>这消息像晴天霹雳，把桃妹子震蒙了，她惊恐地问：“德华，你当真是共产党？”</p><p>许德华点点头。</p><p>“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她声音哽咽着，“你走的路对，不打倒这些坏蛋，就没咱穷人的活路。”许德华逃出湖南，又同党失去了联系。这时，为避开敌人的注意，他改名许泛舟。暂时无处去，他来到清河县，找到了当县长的岳父邹希鲁。邹希鲁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留下他做警察局局长。许德华想，一时与党联系不上，在这里也可以先为党发展一批武装力量，就答应了。可没多久，长沙警备司令部顺藤摸瓜，打听到许德华的下落。许德华只好演了一出“炸狱畏罪潜逃”的戏，连夜逃走。岳父邹希鲁也以“渎职罪”被革职回乡。</p><p>1929年7月，许德华又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来到上海，进入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军事干部训练班。自此，他改名许光达。结业后，他被派到贺龙领导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红六军成立，许光达任参谋长。后来，红六军和红二军组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从此许光达跟贺龙战斗在一起。</p><p>新婚仅10天，许德华就被迫逃走，几年来音信皆无，邹靖华日夜思念丈夫。</p><h3><strong>痛失见面良机</strong></h3><p>其实1930年12月，她和丈夫曾近在咫尺，只是双方都没想到对方会在此地，痛失夫妻相见的良机。</p><p>那是在湖南津市。1930年夏，红二军团奉命去攻打大城市，贺龙听说红三军团撤离长沙，主张回归湘鄂西根据地，由于中央代表的反对，贺龙只好率部南征。12月初，攻克津市，与白军展开巷战。</p><p>当时许光达担任红二军团十七师师长。突然，他发现一间民房的墙边站着一个东张西望的姑娘，他吩咐参谋叫她赶快躲避炮火。他没有想到，那就是他的妻子。邹靖华怎么到津市来了？她是来参加湖南省中学生运动会的。原来，邹希鲁在许德华离去后，把女儿送进明宪女子中学读书，邹靖华是女中体育代表队的成员。红二军团突然到来，动会不能照常进行。邹靖华得知红军攻城，不但不害怕，反而跑到街上去看，她渴望找到丈夫。</p><p>那参谋劝她躲避炮火时，她向他打听许德华。参谋摇摇头，他当然不知道许德华就是现在的许光达。阴差阳错，失之交臂，真是天大的憾事。</p><p>邹靖华回长沙后，因家境艰难，辍学进了一家纺纱厂。1932年，许子贵送来一封令人费解的信，信封上写“长沙县东山乡萝卜冲许子贵收”。其实，这是许光达借别人名字写来的信，以免暴露自己和给家人带来麻烦。信是从上海寄来的。许光达于1931年8月在战斗中负伤，贺龙特地送他到上海治疗。临行，贺龙还送给他一笔银元。</p><p>许子贵不解信中意，便来找亲家翁和邹靖华参详，邹希鲁看笔迹很像许德华，便断定是借他人之名投石问路，便按信上的地址写了回信。许光达见信，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苦苦思念丈夫的邹靖华，也得到莫大安慰。她日夜盼望丈夫的回信。</p><p>当许光达的第二封信到了桃妹子的手中时，她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波澜，呜呜痛哭了。丈夫的确还活着!她打定主意，如果丈夫再回信，她就提出要求，到上海去照顾他，再难再苦也不离开他!信被邮差带走了，桃妹子的心也飞到了上海。</p><p>几个月过去了，正当桃妹子为没收到丈夫的回信而焦虑时，她收到了许光达从苏联写来的信。原来，医院大夫正要给许光达做手术，由于叛徒出卖，供出这家医院是我党秘密联络点，组织上将许光达火速转移出医院，送往苏联治疗。</p><p>许光达随信邮来10张小纸条，上面用俄文写着收信地址，告诉她只要把其中一张贴在信封上，他就可以收到。10张纸条，寄托着对妻子细腻的感情。</p><p>邹靖华欣喜若狂，丈夫在苏联，她心里踏实了。她已有了相当的文化水平，而且自丈夫寄来百块银元，她按丈夫的嘱咐，又进入师范学校读书，对苏联已有了不少了解，她连续给许光达写信，10张纸用光了，可总是有去无回，不祥之兆又涌上她的心头。</p><h3><strong>夫妻重逢</strong></h3><p>1937年，抗战爆发了，举国上下，群情激昂，抗日活动风起云涌。邹靖华也从师范毕业了，她跃跃欲试，可她毕竟是受多年封建影响的弱女子，一时无法抉择自己该走哪条路。一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是父亲的老友徐特立先生。国共合作了，徐老先生来长沙公干，顺便来探望分别多年的老友。</p><p>徐老早年做过毛泽东的先生，在湖南教育界是德高望重的前辈。他见邹希鲁让一个二十四五岁的知识女性在家赋闲，就不客气地批评他了。徐老问桃妹子：“想不想去上大学？”</p><p>“想呀。什么学校？”</p><p>“抗日军政大学。怎么样？”</p><p>桃妹子想，这个大学又能学习，又能抗日，我愿意去。于是，她很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她和许光达的妹妹许启亮一块儿投奔延安。几天后，她们到了延安，远道奔波，十分疲劳，正想痛痛快快睡一觉的时候，一位小战士来到了她们的住处。</p><p>“谁叫邹靖华？”</p><p>“谁找我？”</p><p>“我们教育长。”</p><p>“你们教育长是谁？”</p><p>“许光达!”</p><p>一位高大的军人走了进来，借着微弱的麻油灯，邹靖华一眼就看出这是自己思念多年的丈夫，她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许光达也难以抑制自己的感情，无声的泪滴落下来。</p><p>许光达是从林伯渠那里得知邹靖华要来延安的。</p><p>原来，邹靖华在西安曾向林伯渠打听许光达的下落，林老认识许光达又同情邹靖华，只是林老心细，先打了一个电报到延安告诉许光达，邹靖华要去延安。因为，当时有些人参加革命后就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姻而另组家庭。林老想，许光达会不会也是这种情况呢？许光达接到电报后，又惊又喜。和妻子已经失去联系6年，她不但顽强地活着，居然还要来延安参加革命，这真是喜从天降。他立即给林伯渠拍了回电，欢迎邹靖华到延安。可惜邹靖华没收到电报就驱车来延安了。</p><p>许光达夫妻重逢，一时被传为佳话。因为，在延安，许光达的婚事是人们私下里经常议论的一个话题。许光达是1938年年初由苏联回到延安的，先任抗大总校训练部长，后来又任抗大教育长。这位风华正茂，且又吃过洋面包的将军一出现在延安，立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自然也是姑娘们瞩目的对象。</p><p>抗大是人才集中的地方，有端庄娴淑的大家闺秀，才华横溢的作家、记者，能歌善舞、俊俏艳丽的演员，还有风度翩翩的女军官……其中也不乏勇敢者向许光达求爱，但都被婉言谢绝了。因此，有些女同志私下议论：“教育长这个人太清高，难接近，不懂得感情。”其实，许光达是最懂得感情，也最珍重感情的，他心里始终装着自己的结发妻子，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他曾给她去过信，可是，由根据地发到国统区去的信根本就邮不到。到抗大后，他曾查阅了学员的花名册，凡是从湖南来抗大的学员他都去问过，但没人知道邹靖华。妻子终于奇迹般地出现在他的面前……</p><p>抗大的生活相当艰苦，可邹靖华心情却十分愉快，能和丈夫在一起革命，再苦也是甜的。一天傍晚，邹靖华和许光达应邀到毛泽东家去做客。一见面，毛泽东就握住了邹靖华的手，高兴地祝贺他们夫妻团圆。</p><p>邹靖华小时候就听爹爹和徐特立谈起过毛泽东，他是爹爹的得意门生。毛泽东跟邹靖华打听了长沙的一些情况，也打听了他老师邹希鲁和长沙师范的情况，看得出，毛泽东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p><p>毛泽东向邹靖华简要介绍了当前的政治形势，鼓励她努力学习。他还送给邹靖华几本小册子，有马列的，也有自己写的。1938年10月14日，邹靖华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许光达和妻子又共同迎来了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许光达激动不已，写诗送给妻子留念，邹靖华把这首诗珍藏了起来，她感到十分甜蜜。</p><p>1942年，经许光达一再请求，中央军委批准他到对敌斗争激烈的晋西北，任晋绥军团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二旅旅长。进入二分区地界时，到处是劫后惨状，他们一天一夜没有吃饭了，到达保德县境时，才到老乡家讨到吃的，许光达夫妇不满周岁的女儿玲玲饿坏了，吃得过多，当晚得了急性肠炎。</p><p>医生拿不出治这病的药，建议派人护送玲玲回延安。许光达不同意，他刚从延安来，哪能立即又回去呢。他让医生用土方草药给玲玲治病，玲玲泻了一夜，许光达夫妇心疼地守候了一夜，第二天玲玲就停止了呼吸。邹靖华悲痛得昏了过去，许光达紧紧抱着女儿跌坐在凳子上。他亲自给女儿找了一处长眠的地方……</p><p>抗日战争胜利后，许光达被任命为纵队司令员，并奉中央军委之命，西渡黄河，参加保卫陕北、保卫党中央的战斗。</p><p>1946年2月，许光达接受了一项特殊任务：参加美国、国民党、共产党三方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任第三执行小组的中共代表，为方便工作，许光达身着佩有少将军衔的国民党军服，胸佩“军调部”徽章。</p><p>许光达脱下灰色的军装，对邹靖华说：“给我好好保存着，执行任务回来后，我还是要穿的。”</p><h3><strong>解放战争</strong></h3><p>全国内战爆发，“军调部”的使命被迫结束。许光达撤出军调执行小组，返回晋绥解放区。他脱去少将军服，重新穿起打补丁的灰军装，投入新的战斗。三年解放战争，许光达指挥了一个又一个战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邹靖华始终陪伴着他。</p><p>1949年6月，许光达任一野第二兵团司令员，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兰州城。在兰州，邹靖华和丈夫迎来了开国盛典，夫妻俩激动得彻夜难眠。邹靖华回首往事，感慨万端：“当年我哪敢想到今天，只盼着能与你团圆就心满意足了。”</p><p>1950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成立，许光达任司令员，邹靖华任司令部机关党总支书记。在新征途上，夫妻俩又风雨同舟，共担创业的艰辛。许光达与邹靖华之间的感情，不仅经历了战争年代艰难困苦的考验，也经受住了和平环境的考验。全国解放后，他们身居高位仍然互相督促、互相帮助，在荣誉和名利面前始终以党和人民的事业为重。</p><p>建国初期，有几天，许光达突然变得沉闷，不说也不笑，他对妻子说：“靖华，有件事，我要和你商量。中央和军委决定授予我大将军衔。可我受之有愧，好多资历比我深，贡献比我大，当过我的直接领导的同志，却授予上将军衔，相比之下，我的军衔高了些，心里很不安。”许光达说得很真诚，“我已上书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要求降为上将。可是，被驳了回来。主席讲，这是经过集体讨论定的，是全面衡量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就这么定了。我给总政治干部部的宋部长打电话，要求降格。他回答说，按主席和军委的指示办。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你帮我拿个主意吧。”</p><p>“你看这样好不好？军衔降不下来，要求降低行政级别行不行？这样，不就同别的大将有所区别了吗？”许光达为之一振，连声说：“好，好主意，我马上给中央军委打报告，要求行政级降一级。”他感激地握住妻子的手，“你可真是我的贤内助啊!真乃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靖华也。”许光达要求降级的报告被军委批准了，他的行政级定为五级，这就是我国十员大将中，其他九员大将都是行政四级，惟独许光达是行政五级的原因。</p><p>邹靖华作为机关党组织的负责人，尽力协助丈夫做好思想工作。装甲兵机关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单位，思想问题比较复杂，有些同志认为自己是“土包子”，搞技术不行，要求回步兵去；有些人虽然愿意来装甲兵，但接触到技术问题有畏难情绪；也有人闹地位、闹名利。因此，做好思想工作是当务之急。经过邹靖华和党总支同志的努力，很快稳定了机关干部队伍的思想。许光达一再强调：“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他号召机关人员每人都要学会一种驾驶技术，或是坦克、或是汽车，至少要学会开摩托车。邹靖华连自行车都不会骑，但她响应许光达的号召，鼓起勇气学骑摩托车。有一次，摩托车翻车，把她摔得鼻青脸肿。回到家，许光达心疼地劝她注意安全，邹靖华笑着说：“你司令员有令，我拼死拼活也要执行啊，我不能拖你后腿。”</p><p>邹靖华体贴丈夫，支持丈夫的工作，许光达尽量地照顾妻子，装甲兵机关每周有一两次电影，每次看电影许光达都要搀着夫人的胳膊，一同走向座位，熟悉他们的人，经常能看到许光达搀扶着老伴儿的身影。</p><h3><strong>将军冤逝</strong></h3><p>“文化大革命”中，许光达两次被关押批斗，最后被活活整死。邹靖华多次受到残酷的折磨。他被诬蔑“有三反言行和生活作风”问题。要开会批判。许光达说：“开批判会可以，不要涉及生活作风问题，这个问题由党委处理。”经协商，达成协议；开批判会，由红卫兵代表发言，许光达同装甲兵的领导到会听取发言。但批判会开始不久，红卫兵突然拿出纸糊的高帽子要给政委带。</p><p>许光达很气愤，他斥责道：“你们不守信用，还算军人吗？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要戴高帽，先给我带好了!”说着上前去抢高帽，心脏病猝发，倒在台上。全场大乱，批判会无法进行，许光达被送进医院。1967年2月，在林彪死党吴法宪、李作鹏的煽动下，许光达被造反派抓走，家也被抄。罪名是“‘二月兵变’的总参谋长’”、“贺龙案中的第二号人物”，逼他交代“伙同贺龙搞‘二月兵变’的阴谋”。许光达严正地予以回击。我难道还要把脑袋拴在裤带上去抢个总参谋长吗？这个买卖太不划算，我不干!”</p><p>后来证明，康生所说的贺龙搞“二月兵变”纯属子虚乌有，造反派只好释放了许光达。许光达最初总是从好的方面去理解“文化大革命”，他怀着善良的愿望，回顾自己的过去，有错误就认真分析批判，吸取教训，加以改正。许光达被关押后，邹靖华也被作为“走资派”和“臭婆娘”受到残酷迫害，她当时担任有色金属设计院政治部副主任，造反派把她押到批斗会场，要她“交代揭发”许光达的“罪行”，还要她和许光达“划清界线”。</p><p>邹靖华义正词严地回答造反派：“许光达只有革命，没有罪行!”一个女造反派诬蔑许光达“历史上一贯反毛主席”，邹靖华反问：“那时你还没有来到人世，你怎么知道他历史上一贯反对毛主席!”至于“划清界线”她更以嘲笑的口吻说：“我们结婚快40年了，彼此的心早已融合在一起，这个界线划得清吗？”</p><p>1967年8月，造反派又一次抓走许光达。许光达预感到了不幸结局，临走，对邹靖华说：“现在看来，很明显，他们不是要我去做检查，而是要我的命，你要准备再过10年那样的生活。”邹靖华心碎了，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还需一名共产党员再经历一次被人凌辱的生活？</p><p>1969年6月3日，许光达含冤死去，他死在卫生间的马桶上。许光达二次被抓，邹靖华也再度蒙难，她被造反派关进“牛棚”，后来，处境好一点，允许她晚上回家，她牵挂着老伴儿。开始，还允许家人给许光达送饭，后来不许家人送饭，由看守的士兵到食堂去打饭。每到开饭时间，她就站在食堂外，看见士兵拎着饭盒，她就感到一丝安慰：许光达还在人世。</p><h3><strong>将军平反</strong></h3><p>不久，造反派又逼令邹靖华搬家，还扣了她的存折，冻结了工资，只发一点生活费。她被关进猪圈旁边的一个小房子里，蚊蝇成群，腥臭难闻，她拒绝写“揭发”许光达的材料，不时挨造反派的拳脚。她是从报纸上得到丈夫去世的消息的。那已是许光达逝世后的二十几天，1969年6月26日，《解放军报》刊出许光达病逝的消息。</p><p>也许太多的苦难已磨炼出坚强的意志，也许她早料到会有这一天，邹靖华手捧报纸，目光久久地凝视前方，显得异乎寻常的镇定。她没有眼泪，只有仇恨和愤怒。许光达的骨灰盒安放八宝山革命公墓。周恩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许光达同志的骨灰盒，应该放进他应该放的地方。”被迫害致死的人民功臣，才得到些许慰藉。</p><p>许光达去了，别有用心的人并未停止对邹靖华的迫害。他们以战备疏散为名，要把邹靖华撵出北京。痛失爱侣的邹靖华已经无所顾忌，将一切置之度外，邹靖华说：“我已够退休条件，就在北京退休，给我办手续吧!”</p><p>1976年10月的惊雷驱散阴霾，许光达和邹靖华才得以重见天日.</p><p>1977年6月21日，中央军委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许光达骨灰安放仪式，林彪、江青一伙泼在他身上的一切污泥浊水，全部冲刷干净。忍了8年的泪水，流过邹靖华的双颊。&nbsp;</p><h2><strong>社会评价</strong></h2><p>在十年动乱中，林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对许光达同志进行诬陷和残酷迫害，致使他含冤去世。但他那种赤胆忠心、一切为了党和人民利益的革命精神，大公无私、坚决服从党的决定，严守纪律、艰苦奋斗的崇高品德，勤奋学习、努力工作、谦虚谨慎、平易近人的优良作风却深刻铭记在人们的心中。</p><p>后人对他的评价：共产党人的明镜</p><p>看到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后，毛泽东曾在一次会议上感慨地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军委领导说：“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的明镜啊！”</p><p>许光达一生追随共产党，献身于革命事业。“文革”期间，随遭受关押和殴打，仍矢志不渝，并在随身携带的《毛泽东选集》扉页上，写诗明志：</p><p>百战沙场驱虎豹，万苦千辛胆未寒。</p><p>只为人民谋解放，粉身碎骨若等闲。&nbsp;</p><h2><strong>大事年表</strong></h2><h3><strong>早年时期</strong></h3>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东山市萝卜冲&nbsp;。<p>1925年05月在长沙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p><p>1925年09月，转入中国共产党。</p><p>1926年春，入黄埔军校第5期学习，后来编入炮兵科（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p><p>1927年05月，编入中央独立师，参加了武汉卫戍司令叶挺将军领导的反击军阀夏斗寅叛军的作战。</p><p>1927年07月，在国民革命军第4军炮兵营任见习排长。</p><p>1928年06月20日与邹靖华结婚。后担任过清河县公安局局长等职。</p><p>1929年05月，在国民革命军驻芜湖部队担任下级军官，从事兵运。10月，被中共中央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p><p>1932年春身负重伤，后赴苏联治疗。在苏联期间，曾入国际列宁学院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nbsp;</p><h3><strong>抗日战争时期</strong></h3><p>历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部长、教育长、第三分校校长，从事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研究，培养抗日军政干部。</p>1941年01月，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部部长，兼延安交通司令、防空司令、卫戍司令，八路军第120师独立第2旅旅长兼晋绥军区第 2军分区司令员。<p>抗战胜利以后，1946年，历任军事调处执行部驻太原第三小组、驻本溪第二十九小组少将代表。&nbsp;</p><h3><strong>解放战争初期</strong></h3><p>1946年06月，任晋绥野战军代参谋长兼独立第二旅旅长<b>，</b></p><p>1946年11月，任晋绥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p><p>1947年08月，率3纵队西渡黄河，改属西北野战军（后第一野战军），参加沙家店、延（川）清（涧）、宜川等战役。</p><p>1949年01月，任军长，</p><p>1949年07月，任第2兵团司令员，为保证围歼国民党军胡宗南部主力的扶眉战役全胜起到了重要作用。继而挥师西进，与第19兵团全歼兰州城中守敌，解放兰州。&nbsp;</p><h3><strong>共和国成立后</strong></h3><p>1950年6月，受命组建装甲兵。任装甲兵司令员，曾先后兼任坦克学校校长和装甲兵学院院长。</p><p>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p><p>1959年09月任国防部副部长。</p><p>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p><p>1969年6月3日在北京逝世。&nbs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