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经历  

  早年岁月  

1891年11月5日，陈璧君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乔治市的陈姓华商家。其父陈耕基，原籍广东新会，与梁启超同乡；其母卫月朗，原籍广东番禺。年轻时，陈耕基携妻闯荡南洋，成为当地富有的橡胶商和体面的绅士。陈璧君生长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很完备，但是她没有任何的文艺爱好。“绝对清洁，但不齐整。爱好天然，不事装饰，除去爽身粉外，一生未涂过脂粉。不会唱歌，不会跳舞，好听优美的音乐，但是不懂。好看新、旧、中、外的画，但自己一条直线都画不出来”，这就是陈璧君的自我描述。

陈璧君15岁时在当地华侨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当地的璧如女校读书。陈璧君家中巨富，从小对政治十分关心，还在华侨小学读书时，就喜欢阅读进步书刊，受到了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

陈璧君进入璧如女校的这一年，孙中山由日本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在槟城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璧君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

同盟会分会在马来西亚刚刚成立，非常需要吸收新的成员，几个老会员见陈璧君热情高，活动能力也很强，便将她发展为会员。于是，陈璧君成为同盟会中最年轻的会员。

同盟会所有活动都是秘密的，陈璧君不敢将她加入同盟会的事告诉父母。后来，她母亲见她成天与一些成年人在一起忙忙碌碌，学习成绩也下降了，便产生了疑心。经再三询问，陈璧君便将她参加同盟会的事情告诉了母亲。

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是广东番禺人，她早年与陈璧君的父亲一起到南洋谋生。卫月朗没有过多地责备女儿，她认为女儿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对她的成长是有好处的。女儿愿意加入同盟会，就放心让她去做吧。

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是当地有名的富商，他对几个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除送他们进当地最好的学校读书外，还从国内请了一位国文老师教授中文。当他知道陈璧君加入同盟会的事后，十分生气，坚决反对。他说：“一个女孩子，不好好读书，成天和一些男人们在外边东奔西跑，像什么话?”

为此，卫月朗与丈夫发生了争执。她说：“我们对同盟会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怎么能随便责怪女儿呢。孙中山先生就在槟城，我们可以当面问问孙先生，听听他的意见再作决断也不迟呀。”

于是，陈璧君带着卫月朗来见孙中山。

孙中山热情接待了陈璧君母女俩。他向卫月朗介绍了同盟会在日本和东南亚一带开展活动的情况，向她讲了一些革命的道理。他说：“夫人，为什么我们泱泱中国，屡屡遭受外国列强欺负；为什么我们中华民族如此灾难深重，那么多人背井离乡来南洋谋生﹖就是因为满清政府黑暗、腐败、愚昧，贪官污吏上下勾结，欺压百姓，鱼肉人民。如果再不起来造反，我们的国家就会灭亡，我们的民族就会遭灭顶之灾。眼下，我们要发动大众，团结起来，推翻清朝，建立共和，实现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我们的国家才会强大。祖国强大了，民族兴旺了，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侨，才能挺直腰板，扬眉吐气呀?”

一番话说得卫月朗连连点头。

没过多久，卫月朗不顾丈夫的反对，也加入了同盟会。母女二人一同加入同盟会，这在当时极为少见，一时被传为佳话。

  与汪精卫  

1910年元旦，北京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内，“守真照相馆”在一阵“噼噼啪啪”的爆竹声中开张了。几个穿着时髦的年轻人，跑前跑后，张罗着照相馆的生意。

照相在当时来说，是件非常新鲜的事儿，北京城内总共也没有几家照相馆。可是守真照相馆开业后，生意并不是很好，来照相的人不多。可这几个年轻人似乎并不在乎，一副姜子牙钓鱼愿者上钩的神态。原来，守真照相馆是革命党人设在北京的一个秘密机构。这几个年轻人，就是同盟会成员汪精卫、黄复生、罗世勋、陈璧君等人。

还在槟城璧如女校读书时，陈璧君就经常在同盟会的机关报上看到笔名叫“精卫”的人写的文章，如《民族的国民》、《驳革命可以瓜分说》等，这些文章写得非常好，说理透彻，文笔犀利。陈璧君非常佩服作者的洞察力，这个笔名叫“精卫”的人是谁呢﹖陈璧君萌生了想见一见他的念头。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

一天，吴先生急匆匆地找到陈璧君，对她说：“汪精卫先生到了槟城，就住在我家，你不是想见见他吗﹖”

“是不是那个写文章的‘精卫’﹖”陈璧君问。

“正是? ‘精卫’是他的笔名。”于是，陈璧君随吴先生赶往他家。

在吴世荣家里，陈璧君见到了汪精卫。汪精卫身材高大，浓黑的眉毛下，狭长的大眼睛透出青色的异光，那身得体的白色西服，鲜红的领带，更映衬出不凡的气质。陈璧君爱上了这位慕名已久的才子。没过多久，她鼓起勇气，向汪精卫写了一封求爱信。没想到却遭到汪精卫的婉拒。

原来汪精卫已有未婚妻。汪精卫年幼时父母双亡，十五岁时，长兄汪兆镛为他择一同事之女刘氏订了婚。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汪兆镛来信斥责他拿朝廷公费出国，却干背叛朝廷之事，要他悬崖勒马，以免连累全家。汪精卫明白长兄用心，写信声明断绝家庭关系，并解除婚约。 然而考虑到参加革命，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短期内他不想再议婚事。可陈璧君并不死心。她是一个看准了事情就一定要干到底的女子。当听说汪精卫受孙中山之命去了日本，陈璧君也以留学为名，一路追到日本。

来到日本后，得知同盟会正为活动经费发愁，陈璧君慷慨解囊，把家里给她的钱，全部拿出来捐给了同盟会。当时，汪精卫正在组织暗杀团，准备行刺清政要员。陈璧君听说后，坚决要求参加。开始，汪精卫不同意，看到陈璧君态度坚决，才勉强答应吸收她。

听到汪精卫同意她参加暗杀团的消息后，陈璧君非常高兴。她想，这样她就可以有很多时间与汪精卫在一起了。陈璧君是个办事非常认真的人，她想，既然参加了暗杀团，就要干出一个样子来。于是，她四处拜师，请人教她柔道、剑术和枪法，还学习如何制作炸药。

1909年冬，汪精卫与黄复生、罗世勋等暗杀团的其他成员，秘密潜回北京。他们以开照相馆为掩护，寻找行刺机会。可是，因为保密工作没做好，汪精卫、陈璧君等人这次在北京的活动以失败告终。他们的行踪被清政府发现。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汪精卫则在他的住地东北园被清兵抓走。

汪精卫被捕后，关在北京北郊的监狱里。陈璧君忧心如焚，四处奔波，设法营救。

一次，陈璧君买通狱卒，送给汪精卫10多枚鸡蛋。其中一枚鸡蛋藏着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表达了对汪精卫的关心和无比思恋之情。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汪才思敏捷，待人温和，可办起事来瞻前顾后，缺乏魄力，柔韧有余，刚猛不足。陈璧君却是炮仗脾气，快人快语，勇决智断。

正在监狱备受煎熬的汪精卫看见这封信，精神为之一振，陈璧君在如此境遇下仍对自己一往情深，使得他非常感动。看完来信，汪精卫激动的心情难以平静，他咬破手指，在信纸背面写道：“信到平安”。接着又填了一阕《金缕曲》赠陈璧君。：“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续，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顾、吴是云天高义，汪、陈是江海深情，都有令人心折处。在这阙词后，汪精卫还另书五字——“勿留京贾祸”，表达了他的殷殷关爱。这首词充满了对陈璧君的一片爱心和思念。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被迫宣布开放党禁，汪精卫被释放出狱。听说心上人已释放出狱，陈璧君欣喜万分。当得知汪精卫出狱后已从北京经由武汉到了上海，她即赶往上海与汪精卫相会。经过这一番生死之恋，两人的感情有了进一步发展。1912年初，汪陈二人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汪精卫政权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民国27年）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汪精卫及其支持者协商善后对策。此时，陈璧君力主对日本和平。同年12月起，汪精卫夫妇等人经河内逃往上海。1939年（民国28年）8月，汪精卫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璧君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1940年（民国29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成立。

在南京国民政府中，陈璧君等人形成了“公馆派”，重用褚民谊（陈璧君的义妹的丈夫）控制政局。由此形成了与陈公博的对立。1944年（民国33年）11月，陈璧君将在日本名古屋死去的汪精卫的遗体迁回南京。

日本投降后的1945年（民国34年）8月25日，陈璧君被重庆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民国35年）4月，被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陈璧君在宣判之际对法官表示，自己不服判决，但上诉没有意义，故不再上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璧君继续被收监，因健康状况不佳，故以治疗为主。

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逝世，终年67岁。

  沦为汉奸  

嫁给汪精卫后，陈璧君泼辣作风不减，积极为汪精卫出谋划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汪精卫紧紧联系在一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来到会议厅门口合影，汪精卫与阎锡山、张学良、林森等人站在前排。摄影完后，大家正准备返回会场继续开会，突然摄影记者中跃出一人，只听“啪—啪—啪—”三声枪响，汪精卫倒在了血泊里。

陈璧君见状，拨开人群，赶忙向前施救。她见汪精卫浑身是血，双眼紧闭，便把他抱在怀里。此时的汪精卫神智尚清醒，他忍着伤痛，断断续续地说：“我为革命……结果如此。我……我……毫无遗憾。”

陈璧君神情镇定，强忍悲痛地说：“四哥，人必有一死，即使你遇不幸，我们仍要继续努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救护车很快赶到，把汪精卫送进医院进行抢救。

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蒋、汪重新携手合作，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两人仍是貌合神离。再加上这次合影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于是引来许多猜疑，认为是老蒋指使人干的。

第二天，陈璧君闯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质问道：“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当时确实也不知道刺汪究竟是什么人干的，面对陈璧君的质问，他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好发作，只得安慰道：“夫人息怒，夫人息怒，我一定要查清此事，严惩幕后指使者。”送走陈璧君后，蒋介石把特务头子戴笠找来，大发了一通火，命令他限期破案。

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他虽然老奸巨猾，深藏不露，但办事瞻前顾后，柔弱有余，刚猛不足。因此，巾帼红颜的陈璧君反而成了汪精卫的保护人，汪精卫在政治上遇到什么难题，喜欢回家后与夫人探讨，陈璧君也乐此不疲，积极为汪出主意。久而久之，陈璧君大事小事均要插手过问，汪精卫在政治上的不少行动与想法，就是出自陈璧君的主意。以致汪的同党陈公博曾经议论说：“汪先生离开陈璧君干不了大事，但没有陈璧君，也坏不了大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再次发生矛盾冲突。汪精卫力主与日本议和，避免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汪精卫的汉奸理论，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国民党内反汪呼声高涨。汪精卫心灰意冷，一度想退出国民党。

这天，陈璧君见汪精卫回家时，满脸通红，神情颇为激动，问及原因，原来蒋介石请汪精卫吃饭时，两人发生了争吵。陈璧君听说后，气愤地说：“蒋中正其实也并不想抗日，但他会耍两面派。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其实根本没有诚心，国共合作迟早是要破裂的。与日本人议和有什么不好，早日消灭共产党，减少无谓的伤亡，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你不能甘拜下风，要与老蒋斗下去，大不了也就一死呗?”

在此之前，汪精卫一直想派人与日本人先行接触，探探日本人的口风，求其支持，必要时与蒋介石决裂。这次，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璧君。陈听说后，非常支持，并催促赶快行动。没过多久，汪精卫便派出梅思平、高宗武秘密到上海与日本人接触。

梅、高二人没有辜负汪精卫的希望，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与日本人签订了议和“密约”。1938年11月底，梅思平由上海经香港辗转回到重庆带回了与日本人签订的“密约”。在是否离开重庆，公开投日这件事上，汪精卫一直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可是陈璧君却态度坚决，极力要汪精卫早日脱离蒋介石，与日本人合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汪精卫终于迈出他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步。

  逼死情敌  

陈璧君与汪精卫结婚后，暴露出了她任性、跋扈的性格，有时完全不顾及汪精卫的面子。汪精卫被人称为美男子，又很会讨女人欢心，陈璧君对他看得很紧。早年汪精卫在日本留学时，认识了同盟会的女会员方君瑛。方君瑛文静温柔，才貌出众，一派大家闺秀的风范，汪精卫对她情有独钟。后来，陈璧君技高一筹，把汪精卫弄到了手。

辛亥革命后，方君瑛曾和汪、陈一起去法国留学。那时汪精卫与陈璧君已经结婚，并有了孩子。方君瑛见陈璧君一人又要学习，又要带孩子，忙不过来，便来帮助她照看孩子。这期间，汪精卫与方君瑛的关系有了发展。

一次，陈璧君有事提前回家，看到汪精卫与方君瑛两人在家，十分亲密的样子，陈璧君当即就吵了起来，她大骂方君瑛是个婊子，在许多朋友中羞辱她。方君瑛从来没受过这种侮辱，气愤之余，便吞服大量吗啡自杀了。方君瑛的死，使得汪精卫痛惜万分，他亲笔写了挽联，挂在方的灵堂上。

汪精卫当汉奸后，认识了一位名叫施旦的女士。施旦年轻貌美，热情大方，长得与方君瑛非常相像。施旦也被汪精卫的风度所吸引，两人很快坠入情网。为了能够多与施小姐接触，汪精卫便聘她为秘书。当陈璧君获知他们俩的秘密后，跑到汪精卫的办公室，又哭又骂地大闹了一场。

这次，汪精卫一反常态，对陈璧君大发脾气：“当年你逼死了方君瑛，现在又想逼死施小姐，你如果再这样同我闹，我就与你离婚！”听说汪精卫要同自己离婚，陈璧君有些害怕，不敢再闹下去了。

施旦也不是个简单人物，听说陈璧君在汪精卫的办公室里大闹，便主动来见陈璧君，对她说：“陈大姐，您不必发怒。其实我知道，汪先生并不是真正爱我，而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他把我当成方小姐来爱。这对你们夫妻并没有造成什么妨碍。汪先生曾对我说过：他1935年被刺时，医生说只能再活10年，现在只剩下5年了。我与汪先生，为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仰慕汪先生，爱惜汪先生。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和汪先生相处时，能够使他浮躁的心情得到安定，使他自觉生气勃勃。你如果因此和他翻脸吵架，结果对你未必有利。”

施小姐不紧不慢的一番话，竟使自恃精明能干，从不饶人的陈璧君无言可答。陈璧君自觉红颜已老，必须正视现实，她最后只好答应施旦留下来。

另有一次，大汉奸褚民谊在上海主办电影活动，在来向汪精卫汇报时，汪与其中一个女电影明星合影留念，神态颇为亲昵。当时，陈璧君正在广东，看到照片后，醋意大发，当天就从广州乘飞机赶往南京，责问汪精卫，一气之下，挥手将汪精卫桌上的公文摆饰全部扫于地上，弄得汪狼狈不堪。陈璧君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把随从人员及副官侍卫等召集在一起，破口大骂，责问这些人为什么看到汪与女人混在一起不加阻止，有失体统。骂完了工作人员，接着又来找褚民谊，吓得褚民谊躲了起来。这以后，陈璧君提议在汪精卫办公室设机要秘书数人，由她的侄子和五弟负责，监视汪精卫的私生活。

  羊城遭捕  

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主席，陈璧君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第一夫人”。在汪伪政府中，陈璧君任中央监察委员，后又兼任“广东政治指

导员”。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汪精卫的尸体被抬回南京，很快举行了葬礼。办完丧事，陈璧君带着一群亲信，回到了广东。伪广东省省长此时已换了她的妹夫褚民谊，陈还想凭借这层关系继续维持在广东的统治。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陈璧君惶惶不可终日。

这天，陈璧君找到褚民谊商议应对之策。褚民谊也似热锅上的蚂蚁，哪还有什么高明的主意。见褚民谊比自己还要惊慌，陈璧君安慰他说：“不要怕，当年我们追随汪先生的目的是求和平，又不是卖国当汉奸。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任务已经完成，有什么可怕的?”

下一步该怎么走，俩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只好决定向老蒋献殷勤，请蒋看在昔日一致反共的情分上网开一面。于是，陈璧君要褚民谊向蒋介石发份电报，试探一下老蒋的态度：

敌宣布投降后，共军乘机蠢蠢欲动，正三三两两潜入省防，不良居心昭然。愿谨率所部严加防范，力保广东治安，静候中央接收。

隔天，陈璧君让褚民谊又发一电：

汪夫人愿为中央效犬马之劳，誓将广东完璧中央，盼蒋委员长训示。

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迟迟不见蒋的回音。

广州城内，到处在捉拿汉奸。陈璧君躲在家里，忧心忡忡，度日如年。

就在陈璧君陷入绝望之时，一位不速之客敲响了褚公馆的大门。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介民。

郑介民对褚民谊说：“你给委员长的两封电报都收到了。此次，我是奉戴局长之命，前来迎接汪夫人与你前往重庆。蒋先生有一封电报要我转交给你。”说着，取出一份附有密码的电报交给了褚民谊。

褚民谊展开电报，认真读了起来。

重行兄：

兄于举国抗战之际，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 蒋中正

重行是褚民谊的字。读完电报，褚深信不疑，非常高兴。他问郑介民：“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去重庆﹖”

郑介民回答说：“重庆的飞机后天就可抵穗，请你马上转告汪夫人，做好准备。”

褚民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陈璧君。陈闻讯后，喜出望外，特地让人上街买了一筐刚上市的鲜桃，准备带到重庆，送给蒋夫人。

第三天上午，郑介民通知褚民谊：“专机已到，请与汪夫人下午三点等候在原省政府门口，有车来接。”

3点整，郑介民带着十余辆汽车和一伙军统人员准时到达。他下车后，即宣布：“为了安全起见，每辆车只能坐两人，其余座位，由军统陪送人员乘坐。”褚民谊与陈璧君安顿坐好后，汽车便出发了。车队刚出省政府，陈璧君就发现汽车不是朝白云机场方向驶行，她惊问：“这是去哪里﹖”

郑介民笑着解释说：“重庆来的是水上飞机，我们这是去珠江边，先上船过渡，再上飞机。”陈璧君便不再怀疑。

汽车很快来到珠江边，早有汽艇在此迎候。郑将汪、褚送上船后，称有公务不能陪同前往，便将两人交给一姓何的中校专员，随后乘车走了。

汽艇刚一离岸，那位姓何的专员就从口袋里取出一纸，念道：“重庆来电，委员长已去西安，旬日内不能回渝，陈、褚此时来渝，诸多不便，应先在穗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此时两人方知中了戴笠的圈套。陈璧君又哭又闹。汽艇来到江对岸停了下来。陈、褚二人被押下船在一栋两层楼房里住了下来。大约过了半个月，军统人员把陈璧君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全部收缴，用一架军用飞机将陈、褚押往南京，关进了宁海路25号看守所。陈璧君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不思悔过  

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明令由各省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汉奸案件。条例规定，凡犯了通谋敌国十二项罪行中的一项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陈璧君自认必死，听候死期。1946年2月16日，徐文祺对陈璧君说：“汪夫人，请您预作准备，明天上午9时离开南京去苏州。”

果然第二天上午，陈璧君及褚民谊、陈公博乘囚车去火车站转乘火车到苏州，被押入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经多次侦查，以汉奸罪对陈璧君提出检控，列举她五大罪状。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审陈璧君，由于她是汪伪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苏州市民倾城而出。正如《申报》报道：高等法院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奸。

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推事石美瑜与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开座。陈璧君在法警挟护下，由候审室进入法庭，她身穿蓝布旗袍，鼻架金丝眼镜，神态骄蹇，脸带微笑。读完起诉书，审判长问：“被告有无答辩﹖”

陈璧君拒不认罪，与检察官展开针锋相对的舌战，矛头不时指向蒋介石。

检察官问：“汪逆与日媾和，你赞成吗﹖”陈璧君答：“汪先生的主张，我绝对赞成。”

检察官问：“中央在南京决定抗战大计，汪逆也参与决策，为什么会变了呢﹖”陈璧君答：“蒋介石明里言战，暗里也在乞和，同意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一事，足可佐证。”

检察官问：“汪逆欲与日媾和，为何不向中央建议，而私自逃离重庆呢﹖”陈璧君答：“蒋介石屈从英美压力，又害怕打不过日本，出尔反尔，时而言战，时而谋和，汪先生认为不足与谋。”

在高级的国民政府法庭，竟然出现被告公开宣说最高的领导卖国，这还了得﹖审判长又惊又怕，急急摇铃制止。陈璧君呵呵冷笑，说：“你们美其名曰被告答辩，我才说得几句，就害怕了吗﹖”

审判长赧颜说：“答辩是被告的权利，但与本案无关的便不许说。”

陈璧君不慌不忙，一手托着事先写好的辩词，一手执铅笔指指点点，俨然演说一般，有时间、地点、人物、经过事实，把蒋介石的老牌底一一翻起，旁听席上不时爆出阵阵笑声和掌声。人们绝不是同情汉奸卖国，而是一向不满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不过敢怒而不敢言而已，现在由陈璧君的嘴巴代为发泄，何乐如之。审判长明白，如再任她继续大放厥词，必然乌纱难保，于是猛摇法铃制止。陈璧君这时正是说得兴起，索性大骂法官是瘟官，法庭秩序大乱，审判长只好匆忙宣布辩论结束。

4月22日下午，审判长在法庭上宣读对陈璧君的判决书，当读至“处无期徒刑”一句时，陈璧君脸上表现出一丝冷笑，鼻子轻轻哼了一声，她竟然说：“我有枪毙的勇气，无坐牢的耐心！”最后，审判长说：“被告对本判决如是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

陈璧君高声说：“我当然不服，但我绝对不会提出上诉。判我无期徒刑，是最高当局早就决定了的，不过借你的嘴巴宣布而已。即使上诉，绝无可能更改。这一点，我比你们更清楚。”

审判长面红耳赤，对陈璧君斥责道：“不许污蔑神圣法庭?”

陈璧君哈哈大笑：“什么神圣法庭﹖你们其实是被蒋介石一手操纵的牵线木偶?”

陈璧君又捱过三年铁窗生活，健康状况大不如前，为了消愁遣闷，摆脱孤独，要求为监狱印刷厂做些文字校对工作，又练起毛笔字。一度血压偏高不降，心脏病复发，卧床不起，要求狱方准其保释出外就医。按国民党法律明定：“凡羁押犯人，如在狱中患病非保外显难痊愈的，必须予以交保。”当狱方上报司法部，司法部请示最高当局审批，蒋介石不但不准，还破口大骂。

延至1949年春天，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北岸，国民党军队弃甲抛戈，精锐丧尽，南京政府一片混乱，内外交困，蒋介石只好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行总统权力。2月4日，行政院决定迁都广州，并对关押在狱中的汉奸作出一项特殊规定：“凡判处有期徒刑的，一律释放；判处无期徒刑的，适时转移台湾。但当时达官贵人都忙着抢夺运输工具，逃跑保命，哪顾得汉奸撤离。当百万雄师过江后，其中一路兵马直扑苏州，狮子口监狱便被解放军接管。

1949年4月，苏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苏州后，陈璧君从狮子口监狱移解到公安局看守所。　7月1日，上海解放以后，陈又从苏州解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刚开始，陈璧君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很深的抵触情绪，拒不承认自己是汉奸。

上海的初夏连日西南风，气压偏低，陈璧君浑身不适，早先骑马时摔坏的老伤又隐隐作痛，躺在床上呻吟不止。管教干部闻讯后，忙请来医生为她诊治，并给她做了全面检查，发现她患有多种疾病。

考虑到陈璧君毕竟是个特殊的犯人，又年老体弱有病，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狱方给予宽大待遇。所住囚室通风透光，冬暖夏凉；允许亲属旧友探监，送日用品；征得她同意后，安排两个女犯与她同居一室，照顾她的生活起居。陈璧君要求每天用开水，也予以满足。

苏州解放前夕，国民党监狱中的条件日差一日，陈璧君连饭都吃不饱，生了病也无人过问，而今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受到人道待遇，这是陈璧君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她忍不住偷偷对同室的女犯说：“这里条件比苏州时好多了，吃的住的都好，还给我做了全面体格检查，而在那边整整三年从未检查过。我反共大半辈子，却受到共产党如此优待，实是始料未及。”她讲这番话，并非出于对共产党的好感，且听她后面一句：“我的身份就是与众不同嘛！”随之洋洋得意，大讲自己如何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如何与蒋介石唱对头戏一斗再斗......

  拒绝善意  

拒绝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声言“我只有一部革命史”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天，管教干部交给陈璧君一封信。信来自北京，是国家副主席宋庆龄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何香凝联名发给她的。

宋庆龄与何香凝，早年曾和陈璧君共事多年，同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革命工作，既有同志情谊，又有私人友情。当得悉陈璧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后，有心拉她一把，于是一起去见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陈璧君的问题与汪精卫不同，是叛国投敌的主持者、参与者，而非决策人，建议在适当时候视其态度给予特赦。毛泽东与周恩来了解陈璧君从革命者沦为汉奸的经历，表示尊重宋庆龄、何香凝的意见，当即作了如下表态：只要陈璧君发个简短的认罪声明，中央人民政府可以下令释放她。宋庆龄与何香凝于是联名写信给陈璧君。

陈璧君先生大鉴：

我们曾经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相处共事多年，彼此都很了解。我们十分尊重你，对你在抗战胜利后的痛苦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过去，因为我们与蒋介石领导的政权势不两立，不可能为你进言。现在，时代不同了，今天上午，我们晋见共产党的两位领袖，他们明确表示，只要陈先生发个简短的悔过声明，可马上恢复你的自由。

陈璧君不认为自己有罪，又倔强好胜拉不下悔过的面子，所以拒绝了宋庆龄、何香凝的善意挽救：“我固守受审时公开宣布的立场，对日本的和与战都为救国，属殊途同归，无罪可言，无罪可悔，但愿在牢房中送走最后的岁月。”

她拒不认罪，甚至认为共产党不该关押自己，于是情绪对立。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陈璧君发现共产党的看守和气可亲，远不如想像的那么凶狠，渐渐地变得大胆起来。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困难，监狱宣传增产节约，她嗤之以鼻：“犯人的生活水平是最低的，怎么个节约？除非不给我们吃穿。”

1950年中共中央号召开展整风运动，她在犯人中挑唆：“外面整好了整里面，大家要有准备，我是不怕，大不了上断头台。”

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入朝参战，她幸灾乐祸地说：“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美国人有原子弹，共产党能赢？”

为鼓励犯人接受改造重新做人，狱方召开奖惩大会，给几个改造好的罪犯减刑。她不以为然地说：“最多减二三年，无期徒刑减为20年，等不到出狱就老死了，等于不减，还不是骗人的把戏？”

陈璧君这番话被汇报了上去，管教干部找她谈话，批评说：“你这是煽动犯人对抗政府的改造政策。”她则振振有词：“你们不是要求我暴露思想吗？我是暴露思想，不是煽动，不该给我扣帽子。”

管教干部例行公事，叫陈璧君写书面交代，也总是推说头晕或胸闷或手臂酸麻不写。1951年6月中旬，管教干部再次约见陈璧君，郑重其事地说：“请你系统地写一份检讨。这是领导上统一布置的，每个在押犯人一定要写，一个不漏。”

“啊呀，我一直身体有病，又事隔那么多年，哪里记得起来？就免了吧。”

“这次一定不许推托。”管教干部的话斩钉截铁，“还有，必须把所有罪行如实交代清楚，不得隐瞒。”

陈璧君眼睛一翻：“我有什么罪行？不过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我只有一部革命史！”

在管教干部的再三劝说催促下，陈璧君终于动笔了。

至8月间，陈璧君写完了洋洋2万余言的《自白书》，从题目到小标题到内容，只有表功，没有一点罪行。其中以一万五千字的篇幅，大谈自己的革命史，如加入同盟会，为革命捐助家财，谋刺清廷军政大员、参加反袁护国斗争，协助孙中山重组政府及改组国民党等。

管教干部看过她的《自白书》后，指出：“你前期对革命有功，我们并不否认，但简略带过就可以了，把重点放在检讨罪行上。”

“我写的已简无可简，要简略，干脆全部略去。”陈璧君气势汹汹，“我早已告诉你们，我只有一部革命史，并无罪行可写！”

“你这是什么态度？”管教干部忍不住厉颜斥责，“你背叛国家民族，为日本侵略者效劳，还不认罪服罪？”

陈璧君自羊城被捕后，从广州到南京到苏州，几年中一直以“第一夫人”自居，连国民党的看守所长也尊称她为“汪夫人”，想不到今天被共产党的看守训斥，自尊心大挫，立时发作起来：“好啊，你这个共产党骂人，我要向你的上级控告！”

她果然向狱方递交了控告书，从此以后，叫那个管教干部为“骂人看守”。有事叮嘱，她也不予理睬，还向新进来的犯人“介绍”：“这是骂人看守，凶得不得了，你们要当心。”

  接受改造  

精诚所至开始转变，但还要“考验”管教干部

一天早上穿衣起床时，陈璧君感到胸闷气急，目眩头昏，不能动弹，同室的女犯忙去报告。

她被送进了监狱医院。经检查发现心律不齐，血压偏高，忙针药并施抢救。脱离险境后，留院做进一步观察治疗，两个星期过后，方才出院回监。

时不过月余，陈璧君又因血压高加内痔出血住进医院，先平稳血压，后做切除手术。这一住，住了近7个月。

陈璧君的两次住院，都是那个“骂人看守”抬她去的，为她忙前忙后办理了住院手续，直至把她安排到病床上；又是那个“骂人看守”，每天将她订阅的《解放日报》，准时转病房交到她的手里；还是那个“骂人看守”，常俯身病榻前，询问病情，关心备至。陈璧君的“铁石心肠”有所感动了，对“骂人看守”的态度变了，见面时尊称“先生”，说声“您好”。当然，这一改变，除了发自内心的感激外，还另有所图。陈璧君出院后约半月，管教干部探望她时，她恭恭敬敬递上一张纸：“先生，这是我今天上午赶写的思想汇报，请查收。我还有个申请，先口头提出，行吗？”

“说吧，只要提得合情合理，是可以考虑的。”管教干部的话可进可退。

“蒋介石事事皆坏，失尽民心，所以挫败倒台龟缩去了台湾。你说我的观点对不对？”

说是提申请，却讲了蒋介石。管教干部一时不明陈璧君的闷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能虚与应付道：“蒋介石祸国殃民，做尽坏事，当然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

“先生您说得对透了，蒋贼坏事做绝，我是恨透了他！”陈璧君按自己的设计转了一个弯，终于话入正题，“我是反蒋的，自孙总理逝世后，我就发现他是个野心家，事事反对他。他视我如眼中钉、肉中刺，利用手中权力，判我无期徒刑，意在使我受尽漫长折磨，活得难过，又不得好死，这是对我最惨最差最难熬的刑罚，蒋贼的用心是再恶毒不过的了。所以我郑重要求，人民政府的法院对我复审，去除蒋贼强加于我的罪名。”

管教干部恍然大悟，出言谨慎：“你的要求可以提，至于能不能复审改判，得由司法机关审定。”

“不管怎么说，我要求实现我的要求。”陈璧君理直气壮，“我是反蒋的，你们共产党也是反蒋的，算是同志，就不能像蒋贼一样对待我。”

她称自己反对蒋介石并非谎言，称蒋介石公报私仇有她的道理，实质在于以反蒋为托词，为自己开脱罪责。其复审改判的企图自然难以得逞，于是满腹牢骚：“我是蒋介石的死敌，是蒋介石的犯人，共产党是为蒋介石代押我的。”

尽管陈璧君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依然抱有敌意，狱方还是坚持对她耐心教育，热诚改造，时时事事感化她。

1954年1月，陈璧君高血压、心脏病复发，第三次入院治疗。次年11月，第四次进医院做颈淋巴腺炎切除手术。虽然医院相当紧张，狱方还是尽力医治，不计价钱，该用的药一定给用，还给她增加营养，包括供应牛奶、鱼肝油等。手术后一段时间里，陈璧君难以自理生活起居各事，护理人员不但给她换洗衣服，还服侍她大小便，无一点厌烦之色。为使她早日康复，指导她做健身操，陪她一起锻炼......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管教干部治了陈璧君的身病，更治了她的心病，请看狱方对她的鉴定：自入狱以来，该犯一贯表现顽固恶劣，把政府对其宽大当作应有的享受，1954年后有些转变。

虽说陈璧君对共产党的敌意开始改变，但她的秉性与特殊身份决定了她复杂矛盾的心理。

冬日将至，陈璧君翻出一件棉衣补了起来，连放风半小时也未出去散步。新来的女管教以为她病了，赶来囚室探看。

“哎哟！”陈璧君一声惊叫，“手指刺破了，出血了！”

女管教忙掏出手帕为她揩血止血：“怎么样，我去拿红药水。”

“不用了。”陈璧君自怨自艾起来，“唉，从小娇生惯养，不会做针线活。”

“我来给你补。”女管教飞针走线，一会儿就补好了。

“真不好意思，非常之感谢。”陈璧君似猛然想起了什么，“同志，我这算不算剥削呀？”

“这叫相互帮助，不算剥削。”女管教诚恳地说，“下次我教你，学几次就会了。”

此事并非偶然，而是陈璧君对管教干部的“考验”，看他们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先来的还是后到的，是否真心诚意对待自己。她还要“考验”平时很少接触的管教干部。

轮到女监洗澡了，陈璧君跨进浴室才走几步，一个趔趄滑坐在地上。

“跌痛了没有？”女管教快步过来，弯腰搀扶。

陈璧君哼哼不止，身体只是往下沉，另两个女管教见状过来帮忙，费了好大的力，才将她抱坐在长椅上。事后，她在一份思想汇报中暴露内心：“我被扶起来后，心里很高兴，原来她们确是用尽了力气拉我的，当时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犯人，因为她们是几乎把我抱起来的。”

  态度转变  

心服口服检讨感谢，还要求去劳改农场接受改造

狱方思想教育与人道待遇相结合的改造政策，开始让陈璧君从心底里佩服了。她不只服从管教，对过去一向拒绝承认的汉奸罪行，也开始有所认识，当然并不彻底。她曾多次在“思想汇报”中表示了检讨、感谢及对共产党的赞扬，现摘录几段于后：

——我在医院生活后，他们给了我耐心照料。通过他们的教育，了解了只有共产党，才能开设有史以来真正人道主义的监狱医院；也使我了解到人民政府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是因为工作人员品质优良的缘故。

——我的错误的主导思想和罪恶的根源是：自私、急躁，不认识自己身份，不反省自己是一个犯了重罪、危害人民的犯人。我以后在三个月内一定逐步改正清除自己的上述万恶主导思想的根源。

——共产党领导下人民政府监狱的人道主义改造犯人，我是受恩很重的一个。我很对不起人民政府，以后我把时间放在反省过去，了解现在，瞻望将来，改造自己，使自己能早日重新做人，争取能参加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

陈璧君自己订了一份《解放日报》，说是为“学习理论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她还学习毛泽东著作，且非常之刻苦。请看其1955年7月在谈自己历史和思想变化的交待材料里写的：

我借得《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我读了八遍，不够，要还给人家，我便将它抄录下来，日日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是一个历史铁一般的规律。

另有一件事，倒是管教干部始料未及的，也可说明陈璧君“努力改造自己”的愿望。

那是一天中午开饭时，陈璧君刚端起饭碗，见管教干部经过，便喊住说：“我已写了报告，申请去农场参加劳动，为什么不见批下来？”

1954年以后，为使犯人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狱方组织他们参加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有的还送去了苏北的劳改农场。第二年秋天，陈璧君递交了书面报告，要求到苏北去，内中的几句话可谓慷慨激昂：我不能通过劳动便不能改造，便于机会再为人民服务和回归革命营垒。

狱方因陈璧君患有多种疾病，又年事已高，未考虑她的要求。管教干部当下转达狱领导的意见，说：“你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太好，按照医嘱，不能参加体力劳动。”

“知难而上，古有明训。别人能干的，我为什么不能？你们不让我去我就绝食，饿死算了！”她言出行随，果真搁下饭碗。

“我们要对你的健康负责，希望你理解这一点，配合我们的工作。”管教干部一点也不动气，悉心开导。

说了一阵，饭菜已凉了，管教干部端去伙房，热好后重新端到她手上：“快吃吧，把身体养得健康了，壮实了，会考虑你的要求的。”

陈璧君被感动了，破颜为笑：“我就怕你们和颜温良地讲道理，看来你们的确是为了爱护我的身体。”

尽管陈璧君顽固不化，监狱里的管教干部，仍对她进行了热情的挽救和教育，找她谈话，给她报纸和一些政治书籍阅读，让她了解时事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在管教干部的帮助下，傲慢的陈璧君情绪慢慢缓和下来，她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行。在狱中，陈璧君曾用半通不通的白话文句子这样写道：

我初到此处监禁之时，自己一点都不认识自己的错误，非常不平，以为是政治上的成败。及后，我看了些书后，渐渐认识到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便心中气和，后来竟大彻大悟，知道一切的道理。及得读《解放日报》，加以深深的学习，不但气平，而且羞愧。其后另一朋友，送许多进步的书籍、小说、杂志、文选，更学习了《列宁主义问题》后，便如盲目者忽得光明。不但对于以错误见解所做成之点，明若掌上现文。他日幸而改造成功时，重复工作之道路、途径，亦得深刻认识，及努力的去了解，往往思想斗争，至深夜不能睡。加之接受监中之教育之后，更加了然。

1955年7月，陈璧君在一份自白书中又写道：

我少子来见我，给了数本书，女监也每早九时送报纸给我，后来便求得自己订一份《解放日报》，我很用心的从它学习理论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我便渐渐信服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的人民政府的正确理论和用心了。尤其是我借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文，我读了八遍，不够，要还给人家，我便将它抄下来。日日的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完全了解了。有个姓龙的朋友送了现在这一大批书给我，我便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是一个历史铁一般的规律。

  病重离世  

陈璧君的身体每况愈下，她除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外，还因痔疮、颈部淋巴炎、肺炎等住过医院，每次住院，短则半个月，长则近一年，她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1959年5月2日，陈璧君突然咳嗽、气喘，心跳加快，她被再次送进医院。

在医院里，陈璧君得到了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与护理。医院请来享有盛誉的中西医学专家前来会诊，先后为陈进行了15次血液检查，3次X光透视，两次心电图检查，最后诊断为高血压性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并发性肺炎。当时，正是国家遭受自然灾害，食品极度匮乏，但为了抢救陈璧君，医院每天给她准备了高蛋白营养菜，特别供应两瓶牛奶，保证她的营养。

1959年5月2日，陈璧君再次入院，医生诊断是心脏病、支气管炎、高血压并发，虽全力治疗，不但不见好转，反而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

一个多月中，院方先后为她做了15次血液检查，3次X光透视，2次心电图，4次输氧，7次重病情报告。

百药罔效，群医束手，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陈璧君自知回天无力，对管教干部说：“告诉医生，不要再为我浪费针药了，你们已尽到责任了，感谢你们。”

5月19日，陈璧君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便给其子女写了一封信：

诸儿同阅：

我于本月2日因病蒙人民政府在革命人道主义待遇下送入医院，现由中西医会诊处方，年近七旬加上病魔纠缠，病况较为严重，万一不幸与诸儿永别，则盼诸儿早日回归祖国怀抱，以加倍努力工作以报答人民政府挽救我之深厚恩情，吾死别无所念，因你等均已达而立之年，遗憾者未能目睹祖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你等于5月4日、9日先后汇共两百港币已收到，勿念，以后兑款仍寄原址，祝健康。

母 字

1959年5月19日

陈璧君的身体日渐衰竭，最后因大叶性肺炎引起心力衰竭。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时年67岁。

陈璧君的子女解放前都去了国外，她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其在上海的儿媳之弟收殓火化，骨灰送到广州。第二年，由陈在香港的子女派人到广州认领。

次年秋，陈璧君的骨灰由其子女撒入香港附近的大海里。

  家庭成员  

父：陈耕基

母：卫月朗

弟：陈耀祖，汪精卫政权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

弟：陈昌祖，汪精卫政权空军中将。历任航空署署长、中央大学校长、中政会军事専门委员会委员

丈夫：汪精卫。夫妻二人共育有六位子女（其中之一夭折）。

长子：汪文婴（1913年－）曾留学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后来任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军需处处长。晚年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长女：汪文惺（1914年－）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后来在香港任教于多所小学。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州。

次女：汪文彬（1920年－）曾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当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为父亲汪精卫整理文稿，后来任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

次子：汪文悌（1928年－）自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来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