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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金圣叹
别称张喟、金人瑞
字号字若采,号鲲鹏散士,又号泐庵法师
所处时代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苏州吴县
出生时间1608年4月17日
去世时间1661年8月7日
主要作品《沉吟楼诗选》、《唱经堂才子书汇稿》
主要成就点评《水浒传》《西厢记》,提出“六才子书”之说。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三月初三,金圣叹生于苏州,童年贫困孤独,九岁入读私塾,刻苦勤奋,思想独立,喜爱阅读,尤其沉迷于《水浒传》,成年后考取秀才,耗费无度,以致常处贫困。
金圣叹笃信神佛,喜读佛经和结交僧人,擅长扶乩降灵,自称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顗弟子的转世化身,托名“泐庵”法师,士大夫尊称为“泐公”或“泐师”,二十岁起开始在吴县扶乩,自称收纳三十多个已逝女子为冥间弟子,崇祯朝中期最为活跃,曾到叶绍袁、钱谦益、姚希孟、戴汝义等士大夫家中扶乩,写出优美感人的篇章,往往说中事主的心思,受叶绍袁等人的崇信;钱谦益直言金圣叹好像受某种神灵支配。其后他绝意仕宦,埋首书本,约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评点小说《水浒传》,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刊行评点王实甫《西厢记》,此外编辑唐诗选集《唐才子书》8卷,编写八股文应试范本《制义才子书》,并注释杜甫诗集。他亦开堂招生讲学,旁征博引,炫耀才学,颇受当地士庶赞赏。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为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评注不少古典,奇才也。
顺治十七年(1660年),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他听说后,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
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亏空常平仓的漕粮,激起苏州士人愤怒。三月初,金圣叹与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悼念顺治帝驾崩,借机发泄积愤,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免其职。朱国治下令逮捕其中十一人,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报京城诸生倡乱抗税,并惊动先帝之灵。清朝有意威慑江南士族,再逮捕金圣叹等七名士人,在江宁会审,严刑拷问,后以叛逆罪判处斩首,于七月十三日行刑,是为哭庙案。
临死前金圣叹看见家人,神色自若的说:“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他的家人一听,忍不住嚎啕大哭,围观的人也都为之鼻酸,而潸然泪下。金圣叹财产充公,家属发配满洲。金圣叹仅向巡抚示威,并无意造反,却遭贪官陷害,在狱中悔恨交加,念念不忘、难以释怀的是才子书评点尚未完成,辜负生平志业。
过身后,族兄金昌收集编辑其著作与遗稿,题为《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出版,儿子金雍则编集他对唐诗的评解,题《唐才子诗甲集》出版。
传说圣叹死后托梦给朱眉方,说他已成为邓尉山神。邓尉山在苏州西南七十里光福镇,又名万峰山,前瞰太湖,风景极佳。邓尉山多梅树,花开时一望如雪,如颂圣叹人品之高洁。
墓葬在苏州吴中区藏书五峰山下博士坞,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传在今河北省阜城县曾有衣冠冢一座。
金圣叹为人孤高,率性而为,个人主义,以才子自居,狂放不羁,讥笑其他秀才庸俗愚拙。他自幼学佛,劝人向善,倾向佛道二家的自由放任,又有儒家的入世冲动。他深感人生只是大梦一场,全然虚幻,短暂易逝,充满烦恼失意,一切都不可恃,向往闲适平和的田园生活。他把男女之情与其他人情区分开来,强调其中必然含有色欲,出于自然,圣人礼制亦不废情欲。
他亦不失儒生身份,期待有用于世,敬佩杜甫的忠君爱国,特别认同孔子弟子曾点。曾点以无意仕宦与向往自由而著名,为孔子所赞叹,金圣叹特此取字为“圣叹”。
政治思想上他倾向保守,批评明末官府苛政,同情被欺压的百姓,甚至主张官逼民反,但认为王命和礼法终不可违,对盗匪大肆谴责,特别讨厌梁山泊首领宋江。
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很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斥责“犯上作乱”,释“水浒”之名为“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反对“以忠义予之”;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并意识到“一高俅”之下还有“百高廉”,“千殷直阁”及其狐群狗党,结成祸国殃民的社会势力,108人“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
他认为,“居其邦,不窃议其大夫之得失,恶伤治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然而又承认天下无道则庶人敢议,“庶人之议皆史也”。
他宣扬“忠恕”、“孝悌”之类儒家道德规范;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赞美崔莺莺、张生的叛逆行为,讥讽冬烘秀才目《西厢》为淫书,而推《西厢》为“天地妙文”。
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视人生若梦幻,所谓“天地梦境”,“众生梦魂”;然而他又直面现实,并孜孜于述作,以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
可以看出,金圣叹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他的诗文评比较平常,如强分律诗为二解,套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说诗,颇为人所诟病。
他评《水浒传》、《西厢》二书时的艺术见解则独出手眼,继李贽、叶昼之后将小说戏曲评点推进到新的高度。他自谓评书“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迹,伸其神理”,实即旨在探索创作规律,在这方面确实颇有创见。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到首位,指出:《水浒传》令人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捕捉住人物的独特的个性,“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性格,也要显示出同中之异。
他的评点中还涉及描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应表现出多面性、复杂性,又应表现出统一性、连贯性的问题,如他认为《水浒传》中先写鲁达以酒为命,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写李逵朴至中又有奸猾,而“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也涉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在众多的人物中应突出主要人物,如说“《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
金圣叹在评点的同时,也对原作加以修改,除词句外,还作了全局性的删削。他判定《水浒传》后50回系罗贯中“横添狗尾”,故尽行砍去,自称得“贯华堂古本”无续作,又伪造施耐庵序于前。遂成今传的70回本。又断言《西厢记》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也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
他所说的“澄怀格物”,实际上又关及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要靠冷静细致的观察,要靠设身处地的体验,即所谓“动心”、“现身”。他也很重视情节和结构:认为情节要出人意外,用“奇恣笔法”,“龙跳虎卧”,但又要合乎情理,“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又强调结构的完整性,“一部书只是一篇文章”,作者必须“全局在胸”,因此讲究“过接”、“关锁”、“脱卸”,要求行文如“月度回廊”,有必然的次第。他所谓的“灵眼觑见,灵手捉住”,相似于对创作灵感的强调;但他又重“法”,说“临文无法便成狗嗥”,并总结出种种表现手法,如“那辗”等等。总之,金圣叹已提出了较有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
金圣叹还节评《国语》《国策》《左传》等书。其评点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其文学理论及批评业绩为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作出了特殊贡献。首先,他阐发了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创作不同于诗歌、散文写作的若干规律,他强调小说要“因文生事”,而又非任意杜撰,要遵循生活的逻辑;同时又提出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观点和方法。其次,提供了一种以评价作品人物性格分析和性格塑造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第三,他还总结出了诸如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獭尾法等全新的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金圣叹有诗集《沉吟楼诗选》。
金圣叹吸收了明代士人评点古文、史书,尤其是八股文的手法。除了《水浒传》、《西厢记》和唐诗,他也评点过八股文。明代古文与小说戏曲的评点,大多只是在文章妙处打圈点,提醒读者注意,加上简单批语。金圣叹扩充旧有评点之法,绵密有如经书注释,并勇于改动原文,以“奇”、“妙”等评语自我喝彩,甚至自夸点评无与伦比。他期待读者透过其评点,学会怎样阅读其他文学作品。他自视为权威,了解甚至超越原作者的思想世界,文学评点的目的不是去寻觅古人意思,而是为了与后人交往,对作品的解读,无须与作者原意相同。
金圣叹是中国白话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提高通俗文学的价值,卓有远见,被视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前人称赞白话文学大多泛泛而论,他却以细致深入的评点,证明这些作品如何优秀,能与经典名作相提并论,白话文学自此在士人间更为流行。
金圣叹的最大贡献,在于最早提高小说与戏曲的应有地位,是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文学提倡者,并开创了细读文本的文学批评方法,成为中国史上最有创意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在小说批评的领域更是首屈一指。金圣叹受徐增、廖燕等同时代士人的赞美,徐增称赞他博学多才,见识超卓;顺治帝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叫大臣不要用八股文的眼光衡量他。亦有士人批评他提倡《水浒传》和《西厢记》,惑乱人心。
20世纪新文学运动中,文学史家都赞扬金圣叹,胡适认为他是“大怪杰”,有眼光有胆色,林语堂称他是“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但因为他攻击《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一度被中国大陆学者批评为反动和“封建旧社会统治阶级代言人”。金圣叹在哭庙案中服刑,又被清末革命党尊为抗清先烈。
金圣叹所写评点之详尽细致,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前所未有。在小说批评领域,他的权威地位超越王世贞、李贽和锺惺诸大家,继后的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与张竹坡评《金瓶梅》,亦屈居其下。李渔赞赏独有金圣叹能指出《西厢记》优胜之处,深入至一字一句;清人如冯镇峦、毛庆臻都赞赏金圣叹《水浒传》评语匠心独运,周作人说“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金圣叹评语具原创性,个性分明,趣味盎然,而且准确清晰,细致入微,着眼于个别字词的艺术功能,远胜于中国其他诗话的含糊笼统。金圣叹强调细读文本,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流派有相通之处,西方学者因其评点与西方文论可以互相发明,特别加以关注。金圣叹指《西厢记》第五本并非王实甫原作,乃后人续写,成为权威观点,清代毛声山等人都同意其说。亦有同时代人如董含批评他的评点杂乱无章,胡适则批评其《水浒传》评语用了评八股文眼光,也批评他对宋江诋毁过于主观,无中生有,现代读者已毋须再看其批语。金圣叹对杜诗的评解,诗学上则无重要地位,重要性则远不如他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仇兆鳌《杜诗详注》最为权威,收罗完备,但并未提及金圣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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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金圣叹
别称张喟、金人瑞
字号字若采,号鲲鹏散士,又号泐庵法师
所处时代明末清初
民族族群汉族
出生地苏州吴县
出生时间1608年4月17日
去世时间1661年8月7日
主要作品《沉吟楼诗选》、《唱经堂才子书汇稿》
主要成就点评《水浒传》《西厢记》,提出“六才子书”之说。
人物生平
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三月初三,金圣叹生于苏州,童年贫困孤独,九岁入读私塾,刻苦勤奋,思想独立,喜爱阅读,尤其沉迷于《水浒传》,成年后考取秀才,耗费无度,以致常处贫困。
金圣叹笃信神佛,喜读佛经和结交僧人,擅长扶乩降灵,自称佛教天台宗祖师智顗弟子的转世化身,托名“泐庵”法师,士大夫尊称为“泐公”或“泐师”,二十岁起开始在吴县扶乩,自称收纳三十多个已逝女子为冥间弟子,崇祯朝中期最为活跃,曾到叶绍袁、钱谦益、姚希孟、戴汝义等士大夫家中扶乩,写出优美感人的篇章,往往说中事主的心思,受叶绍袁等人的崇信;钱谦益直言金圣叹好像受某种神灵支配。其后他绝意仕宦,埋首书本,约在崇祯十四年(1641年)评点小说《水浒传》,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刊行评点王实甫《西厢记》,此外编辑唐诗选集《唐才子书》8卷,编写八股文应试范本《制义才子书》,并注释杜甫诗集。他亦开堂招生讲学,旁征博引,炫耀才学,颇受当地士庶赞赏。他为人狂放不羁,能文善诗,因岁试作文怪诞而被黜革。后为应科试,改称金人瑞,考第一,但绝意仕进,以读书著述为乐。评注不少古典,奇才也。
顺治十七年(1660年),皇帝对金圣叹的作品加以赞美“此是古文高手,莫以时文眼看他。”他听说后,随即“感而泣下,因向北叩首”。
顺治十八年(1661年),吴县新任县令任维初为追收欠税,鞭打百姓,亏空常平仓的漕粮,激起苏州士人愤怒。三月初,金圣叹与一百多个士人到孔庙聚集,悼念顺治帝驾崩,借机发泄积愤,到衙门给江苏巡抚朱国治上呈状纸,控诉任维初,要求罢免其职。朱国治下令逮捕其中十一人,并为任维初遮瞒回护,上报京城诸生倡乱抗税,并惊动先帝之灵。清朝有意威慑江南士族,再逮捕金圣叹等七名士人,在江宁会审,严刑拷问,后以叛逆罪判处斩首,于七月十三日行刑,是为哭庙案。
临死前金圣叹看见家人,神色自若的说:“莲子心中苦,梨儿腹内酸。”他的家人一听,忍不住嚎啕大哭,围观的人也都为之鼻酸,而潸然泪下。金圣叹财产充公,家属发配满洲。金圣叹仅向巡抚示威,并无意造反,却遭贪官陷害,在狱中悔恨交加,念念不忘、难以释怀的是才子书评点尚未完成,辜负生平志业。
过身后,族兄金昌收集编辑其著作与遗稿,题为《唱经堂才子书汇稿》出版,儿子金雍则编集他对唐诗的评解,题《唐才子诗甲集》出版。
传说圣叹死后托梦给朱眉方,说他已成为邓尉山神。邓尉山在苏州西南七十里光福镇,又名万峰山,前瞰太湖,风景极佳。邓尉山多梅树,花开时一望如雪,如颂圣叹人品之高洁。
墓葬在苏州吴中区藏书五峰山下博士坞,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传在今河北省阜城县曾有衣冠冢一座。
个人思想
金圣叹为人孤高,率性而为,个人主义,以才子自居,狂放不羁,讥笑其他秀才庸俗愚拙。他自幼学佛,劝人向善,倾向佛道二家的自由放任,又有儒家的入世冲动。他深感人生只是大梦一场,全然虚幻,短暂易逝,充满烦恼失意,一切都不可恃,向往闲适平和的田园生活。他把男女之情与其他人情区分开来,强调其中必然含有色欲,出于自然,圣人礼制亦不废情欲。
他亦不失儒生身份,期待有用于世,敬佩杜甫的忠君爱国,特别认同孔子弟子曾点。曾点以无意仕宦与向往自由而著名,为孔子所赞叹,金圣叹特此取字为“圣叹”。
政治思想上他倾向保守,批评明末官府苛政,同情被欺压的百姓,甚至主张官逼民反,但认为王命和礼法终不可违,对盗匪大肆谴责,特别讨厌梁山泊首领宋江。
主要成就
金圣叹的主要成就在于文学批评,他的评点很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和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斥责“犯上作乱”,释“水浒”之名为“恶之至,迸之至,不与同中国”,反对“以忠义予之”;然而他又同情民生疾苦,痛恨鱼肉良民的官吏和行同盗贼的官军,并意识到“一高俅”之下还有“百高廉”,“千殷直阁”及其狐群狗党,结成祸国殃民的社会势力,108人“不得已而尽入于水泊”是“乱自上作”,因而肯定了梁山英雄的反抗。
他认为,“居其邦,不窃议其大夫之得失,恶伤治也”,“非圣人而作书,其书破道,非天子而作书,其书破治,破道与治,是横议也”;然而又承认天下无道则庶人敢议,“庶人之议皆史也”。
他宣扬“忠恕”、“孝悌”之类儒家道德规范;然而又揭露礼教对人性的摧残,赞美崔莺莺、张生的叛逆行为,讥讽冬烘秀才目《西厢》为淫书,而推《西厢》为“天地妙文”。
他接受佛教的虚无思想,视人生若梦幻,所谓“天地梦境”,“众生梦魂”;然而他又直面现实,并孜孜于述作,以为“生死迅疾,人命无常,富贵难求,从吾所好,则不著书其又何以为活也?”
可以看出,金圣叹的思想中是充满着矛盾的。金圣叹文学批评的精彩之处在于对作品的艺术分析。他的诗文评比较平常,如强分律诗为二解,套用八股文起承转合之法说诗,颇为人所诟病。
他评《水浒传》、《西厢》二书时的艺术见解则独出手眼,继李贽、叶昼之后将小说戏曲评点推进到新的高度。他自谓评书“直取其文心”,“略其形迹,伸其神理”,实即旨在探索创作规律,在这方面确实颇有创见。他把人物性格的塑造放到首位,指出:《水浒传》令人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而塑造性格成功的关键是捕捉住人物的独特的个性,“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即使是同一类型的性格,也要显示出同中之异。
他的评点中还涉及描写一个人物的性格应表现出多面性、复杂性,又应表现出统一性、连贯性的问题,如他认为《水浒传》中先写鲁达以酒为命,后写鲁达涓滴不饮,“然而声情神理,无有非鲁达者”;写李逵朴至中又有奸猾,而“写得李逵愈奸猾,便愈朴至”。也涉及人物语言个性化的问题,“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在众多的人物中应突出主要人物,如说“《西厢记》止写得三个人:一个是双文,一个是张生,一个是红娘”,“若更仔细算时,《西厢记》亦止为写得一个人。一个人者,双文是也”。
金圣叹在评点的同时,也对原作加以修改,除词句外,还作了全局性的删削。他判定《水浒传》后50回系罗贯中“横添狗尾”,故尽行砍去,自称得“贯华堂古本”无续作,又伪造施耐庵序于前。遂成今传的70回本。又断言《西厢记》第五本非出王实甫之手,也是“恶札”,故截去而以《惊梦》收尾。
他所说的“澄怀格物”,实际上又关及塑造出活生生的人物性格,要靠冷静细致的观察,要靠设身处地的体验,即所谓“动心”、“现身”。他也很重视情节和结构:认为情节要出人意外,用“奇恣笔法”,“龙跳虎卧”,但又要合乎情理,“写极骇人之事,却尽用极近人之笔”;又强调结构的完整性,“一部书只是一篇文章”,作者必须“全局在胸”,因此讲究“过接”、“关锁”、“脱卸”,要求行文如“月度回廊”,有必然的次第。他所谓的“灵眼觑见,灵手捉住”,相似于对创作灵感的强调;但他又重“法”,说“临文无法便成狗嗥”,并总结出种种表现手法,如“那辗”等等。总之,金圣叹已提出了较有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
金圣叹还节评《国语》《国策》《左传》等书。其评点注重思想内容的阐发,往往借题发挥,议论政事,其社会观、人生观灼然可见。他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小说、戏曲创作理论,其文学理论及批评业绩为我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作出了特殊贡献。首先,他阐发了小说、戏剧等叙事文学创作不同于诗歌、散文写作的若干规律,他强调小说要“因文生事”,而又非任意杜撰,要遵循生活的逻辑;同时又提出了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中心的文学理论批评的观点和方法。其次,提供了一种以评价作品人物性格分析和性格塑造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第三,他还总结出了诸如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绵针泥刺法、弄引法、獭尾法等全新的创作方法与批评方法。金圣叹有诗集《沉吟楼诗选》。
金圣叹吸收了明代士人评点古文、史书,尤其是八股文的手法。除了《水浒传》、《西厢记》和唐诗,他也评点过八股文。明代古文与小说戏曲的评点,大多只是在文章妙处打圈点,提醒读者注意,加上简单批语。金圣叹扩充旧有评点之法,绵密有如经书注释,并勇于改动原文,以“奇”、“妙”等评语自我喝彩,甚至自夸点评无与伦比。他期待读者透过其评点,学会怎样阅读其他文学作品。他自视为权威,了解甚至超越原作者的思想世界,文学评点的目的不是去寻觅古人意思,而是为了与后人交往,对作品的解读,无须与作者原意相同。
人物评价
金圣叹是中国白话文学研究的开拓者,提高通俗文学的价值,卓有远见,被视为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前人称赞白话文学大多泛泛而论,他却以细致深入的评点,证明这些作品如何优秀,能与经典名作相提并论,白话文学自此在士人间更为流行。
金圣叹的最大贡献,在于最早提高小说与戏曲的应有地位,是最早和最有影响力的通俗文学提倡者,并开创了细读文本的文学批评方法,成为中国史上最有创意的文学批评家之一,在小说批评的领域更是首屈一指。金圣叹受徐增、廖燕等同时代士人的赞美,徐增称赞他博学多才,见识超卓;顺治帝亦称赞他是古文高手,叫大臣不要用八股文的眼光衡量他。亦有士人批评他提倡《水浒传》和《西厢记》,惑乱人心。
20世纪新文学运动中,文学史家都赞扬金圣叹,胡适认为他是“大怪杰”,有眼光有胆色,林语堂称他是“十七世纪伟大的印象主义批评家”。但因为他攻击《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一度被中国大陆学者批评为反动和“封建旧社会统治阶级代言人”。金圣叹在哭庙案中服刑,又被清末革命党尊为抗清先烈。
金圣叹所写评点之详尽细致,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前所未有。在小说批评领域,他的权威地位超越王世贞、李贽和锺惺诸大家,继后的毛宗岗评《三国演义》与张竹坡评《金瓶梅》,亦屈居其下。李渔赞赏独有金圣叹能指出《西厢记》优胜之处,深入至一字一句;清人如冯镇峦、毛庆臻都赞赏金圣叹《水浒传》评语匠心独运,周作人说“小说的批,第一自然要算金圣叹”。金圣叹评语具原创性,个性分明,趣味盎然,而且准确清晰,细致入微,着眼于个别字词的艺术功能,远胜于中国其他诗话的含糊笼统。金圣叹强调细读文本,与20世纪西方文学批评中的新批评流派有相通之处,西方学者因其评点与西方文论可以互相发明,特别加以关注。金圣叹指《西厢记》第五本并非王实甫原作,乃后人续写,成为权威观点,清代毛声山等人都同意其说。亦有同时代人如董含批评他的评点杂乱无章,胡适则批评其《水浒传》评语用了评八股文眼光,也批评他对宋江诋毁过于主观,无中生有,现代读者已毋须再看其批语。金圣叹对杜诗的评解,诗学上则无重要地位,重要性则远不如他对《水浒传》和《西厢记》的评点,仇兆鳌《杜诗详注》最为权威,收罗完备,但并未提及金圣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