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天宝元年四月十九日（742年5月27日），李适出生于长安大内宫中。是唐肃宗李亨的长孙、唐代宗李豫的长子，母为睿真沈皇后。 同年十二月，拜特进，封奉节郡王。

李适的整个少年时代，正是大唐帝国昌盛繁华的辉煌岁月。但好景不长，李适14岁时（天宝十四载，755年）的十一月，爆发了安史之乱，第二年长安失守，玄宗出逃四川，从此大唐帝国陷于一场亘古少见的大动乱之中。在大唐帝国的盛衰变迁中，李适和其他皇室成员一起饱尝了战乱和家国之痛，也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和考验。

  平定叛乱  

宝应元年（762年）四月二十日，唐代宗即位。五月，委任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改封鲁王。肩负起与安史叛军余孽最后决战的使命。同年八月，改封雍王。 十月，出镇陕州。

平定叛军之后，李适因功拜为尚书令，实封食邑二千户，和平叛名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八人一起被赐铁券、图形凌烟阁。

广德二年（764年）正月，李适以长子身份被立为皇太子，并于二月举行册礼。

  登基为帝  

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代宗病逝于长安宫中。李适即位，就是历史上的唐德宗。德宗在位整整26年，遗诏中所说“二十有七载”，是虚指。

青少年时代的动荡生活使李适深知安定的可贵，他登基以后，大有图强复兴的雄心壮志。即位之初，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实施革新，果敢有为。但是，李适采取的很多措施都因为安史之乱后唐帝国的积重难返而收效甚微，有的尽管初见成效，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当李适的一番改革遭遇挫折后，他的雄心竟然消失殆尽。李适一生中，无论是性格还是行动，都充满了矛盾和悲剧色彩。

  去世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初一，诸王、亲戚都前来宫中向李适祝贺，唯独太子李诵因病无法前来，李适因而流泪哀叹，从此患病，并一天比一天加重，大约在二十多天中，内宫与外廷断了消息，都不知道李适与太子平安与否。 同月二十三日，李适于会宁殿驾崩，享年六十四岁。

永贞元年（805年）九月一日，群臣为李适上谥号为神武孝文皇帝，庙号德宗。十月十四日，葬于崇陵。

  为政举措  

  政治  

  四大矛盾  

矛盾之一：由即位之初信任宰相演变为对大臣的猜忌，并形成了拒谏饰非、刚愎自用的性格。

朝廷之上频频发生人事变动，尤其是频繁地更换宰相，使李适在位时期的朝政，即使偶尔能够呈现令人鼓舞的新气象，也都不过是昙花一现而无法保持下去。人事的纷争使德宗徒有宏图壮志，而不能实现救国兴邦。

矛盾之二：由武力削藩转而变为对藩镇姑息。

李适即位后，一直试图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藩镇节度使的权力。为此，他不惜使用武力。建中二年（781）正月，河北成德镇（驻守恒州，今河北正定）节度使李宝臣病死。按照以往藩镇节度使死后将职位和土地传给子孙的规矩，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请求继承父位。李适早想革除藩镇父子相传、不听命朝廷的弊端，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和李惟岳密谋联手，准备以武力抗拒朝廷。李适征调京西防秋兵万余人戍守关东，并亲自在长安设宴犒劳征讨兵马，打响了武力削藩的战役，并在最初阶段取得了巨大成果：淄青李正己病死后，他的儿子李纳被打得大败，李惟岳被其部将王武俊杀死，只有田悦在魏州负隅顽抗。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李适任命他为成德节度使。但是，李适在削藩过程中，利用藩镇打藩镇，导致了参与朝廷削藩战役的幽州节度使朱滔等人的不满。结果，形势发生逆转。建中三年（782）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以朱滔为盟主，联合对抗朝廷。

同时，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不久又称楚帝），与四镇勾结反叛。战火一下从河北蔓延到河南，而且东都告急。建中四年（783）十月，李适准备调往淮西前线平叛的泾原兵马途经长安时，因为没有得到梦寐以求的赏赐，加上供应的饭菜又都是糙米和素菜，士兵发生了哗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泾师之变”。李适仓皇出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成为唐朝继玄宗、代宗以后又一位出京避乱的皇帝。泾原兵马拥立朱滔的兄长、曾担任泾原军统帅的朱泚，称大秦（后改为汉）帝，年号应天。朱泚进围奉天，前线李晟、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等军从河北撤军勤王，李适的削藩之战被迫终止。

兴元元年（784）正月，李适痛下“罪己诏”，声明“朕实不君”，公开承担了导致天下大乱的责任，表示这都是自己“失其道”引起的。李适在诏书中宣布，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所谓“朕抚御乖方，致其疑惧”，故而赦免了这些叛乱的藩镇，表示今后“一切待之如初”。除了朱泚以外，甚至连朱滔也予以宽大，许其投诚效顺。从此，开始调整了对藩镇用兵的政策。王武俊、李纳、田悦见到大赦令，取消了王号，上表谢罪。二月，由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联络朱泚反叛，李适又不得不再次逃往山南西道的梁州（今陕西汉中）避乱。一直到七月，李适才因为李晟在五月打败朱泚收复京师而重返长安，结束了颠沛流亡的生活。

贞元元年（785）秋，马燧收复河中，李怀光兵败自杀，第二年四月，淮西将陈仙奇杀李希烈投降，李适就任命陈仙奇为节度使。七月，淮西兵马使吴少诚杀陈仙奇，李适又任命吴少诚为节度使留后。

显然，李适在遭受削藩的挫折以后，特别是由于引发了“四王二帝”事件与“泾师之变”，他对藩镇由强硬的武力转为姑息。据说，李适在离开京城时，曾打算逃亡成都，说明他在朱泚反叛以后对自己能否重回京师感到绝望，对能否消灭叛乱的藩镇和长安的朱泚感到前景渺茫。如果不是李晟和山南西道节度使严震的劝阻，他也许会真的远逃四川了。李适一旦遭受挫折立即锐气大伤的状况，从他对待藩镇的态度上可见一斑。德宗对待藩镇态度的转变，使登基以来解决藩镇问题的大好形势和良好机遇，也转瞬即逝。藩镇割据专横，遂成积重难返。

矛盾之三：对内廷宦官由即位之初的“疏斥”转而变为后来的委重，以宦官掌握神策禁军和担任监军成为制度。

李适的父亲代宗，因为是由宦官拥立，所以对宦官很是优宠，特别是派往各地出使的宦官，任由其公开索贿、大肆搜刮。李适为皇太子时就很清楚其中的弊端，所以即位伊始，就下决心加以整治。在刚刚即位的当年闰五月，李适派宦官往淮西给节度使李希烈颁赐旌节。此人回京后，李适得知，李希烈不仅送了他700匹缣、200斤黄茗，还送了他骏马和奴婢。李适大怒，将其杖责六十以后又处以流刑。此事传出京城，那些奉使出京还没有回来的，都悄悄地把礼品扔到山谷之中，没有收到礼品的就再不敢乱来了。不仅如此，在即位的当月，他还将暗怀异图的宦官刘忠翼赐死。

李适即位后，总的情况是“疏斥宦官”而亲近朝廷官员的。但在遭遇“泾师之变”出逃避难的过程中，李适逐渐改变了对宦官的态度。原因是他信赖的禁军将领在叛军进城时竟然不能召集到一兵一卒保卫宫室，而他仓促逃亡时身边最可以依靠的，竟然是自己在东宫时的内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及其所率的百余名宦官。窦文场和霍仙鸣的忠心可依与朝廷武将的难以依靠给李适以深深的刺激。逃亡避乱，使李适还进一步思考，皇帝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近卫亲军，而且这支近卫亲军交付朝廷官员不能使自己放心的时候，由宦官掌领也就和自己亲领没有什么区别了。慢慢地，李适开始将统领禁军的事宜交付窦文场和霍仙鸣等人，说明他已经开始改变了即位之初疏斥宦官的态度。兴元元年（784）十月，也就是德宗重返京师刚三个月，就将神策军分为左右两厢，同时以窦文场和霍仙鸣（一开始为另外一个宦官王希迁）为监神策军左、右厢兵马使，开启了宦官分典禁军的先河。神策军自李适重返长安以后，驻扎在京师四周和宫苑之内，成为比羽林军、龙武军更加重要的中央禁军和精锐机动武装部队。贞元二年（786），李适将神策军左右厢扩建为左、右神策军，窦文场等宦官仍然担任监军，称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反映出对宦官的信赖和宠重。到贞元十二年（796）六月，李适又设立了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分别由窦文场和霍仙鸣担任，这一职务直接由皇帝授任，成为地位高于神策军大将军之上的实际统帅。从此，神策军的统率权掌握在宦官手中。在贞元十一年（795）五月，李适还将宦官任各地藩镇监军的办法固定下来，专门为担任监军使的宦官置印，不仅提高了监军的地位，也使之制度化。

李适对宦官态度的转变，使宦官由刑余之人而口含天宪，成为李适以后政治中枢当中重要的力量。李适以后的唐朝皇帝当中，像他的儿子顺宗、孙子宪宗以及后来的敬宗、文宗等都是死于宦官之手。史学家往往把宦官专权称为唐晚期政治腐败和黑暗的表现之一，这一状况的最终形成，与李适对宦官态度的改变有直接的关系。

矛盾之四：由即位初期的节俭和禁止各地进献转变为喜欢财物与大肆聚敛。

李适宗即位之初，就在任命崔佑甫为相的两天后，诏告天下，停止诸州府、新罗、渤海岁贡鹰鹞。又隔一天，李适又诏山南枇杷、江南柑橘每年只许进贡一次以供享宗庙，其余的进贡一律停止。几天后，他连续颁布诏书，宣布废止南方一些地方每年向宫中进贡奴婢和春酒、铜镜、麝香等；禁令天下不得进贡珍禽异兽，甚至规定银器不得加金饰。为了显示自己的决心，他又下令将文单国（今老挝）所献32头舞象，放养到荆山之阳；对那些专门供应皇帝狩猎的五坊鹰犬更是统统一放了之。同时，还裁撤了梨园使及伶官之冗食者300人，需要保留者均归属到太常寺。为了显示皇恩浩荡，他诏令放出宫女百余人。李适的改作，的确显示出新君登临大宝以后的新气象。

但是，自从因朱泚事变出逃奉天以后，他似乎意识到钱财的重要性，也开始改变了态度。从这时起，他不仅开始喜欢钱财，而且还主动地要求地向他进贡。此外，李适宗还经常派中使宦官直接向政府各衙门以及地方公开索取，称为“宣索”。贞元年间担任宰相的陆贽，因为拒绝所有来京城办事的官员的礼物，李适还派人开导他，不要太过清廉，对人家的礼物一律拒绝是不通人情世故，像马鞭、鞋帽之类的小礼物，收受一点也无关紧要。

从禁止地方额外进贡到大肆聚敛钱财，李适不仅改变了他的财政政策和用人政策，也给他的治国为君之道带来了不良名声。

李适在位前后施政风格出现的巨大反差和矛盾，一方面说明了这位自幼生于安逸后又饱经乱离的壮年天子的政治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大唐帝国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面貌。

  在位时期宰相及使相  

  经济  

  颁行“两税法”  

公元780年，李适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开始实行“两税法”使唐的税收有了明确的规定。将之前杂乱的税赋改为夏秋两收。

  军事  

李适在位时期，对外联合回纥、南诏，打击吐蕃，成功扭转对吐蕃的战略劣势，为唐宪宗的“元和中兴”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

  人物评价  

贾隐林：然陛下性灵太急，不能容忍，若旧性未改，贼虽奔亡，臣恐忧未艾也。

崔宁：圣上聪明英迈，从善如转规，但为卢杞所惑至此尔。

杜黄裳：德宗自艰难之后，事多姑息。

李吉甫：德宗自任圣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是使奸臣得乘间弄威福。

刘昫：① 德宗皇帝初总万机，励精治道。思政若渴，视民如伤。凝旒延纳于谠言，侧席思求于多士。其始也，去无名之费，罢不急之官；出永巷之嫔嫱，放文单之驯象；减太官之膳，诫服玩之奢；解鹰犬而放伶伦，止榷酤而绝贡奉。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御正殿而策贤良，辍廷臣而治畿甸。此皆前王之能事，有国之大猷，率是而行，夫何敢议。加以天才秀茂，文思雕华。洒翰金銮，无愧淮南之作；属辞铅椠，何惭陇坻之书。文雅中兴，夐高前代，《二南》三祖，岂盛于兹。然而王霸迹殊，淳醨代变，揆时而理，斟酌斯难。苟于交丧之秋，轻取鄙夫之论，历观近世，靡不败亡。德宗在籓齿胄之年，曾为统帅；及出震承乾之日，颇负经纶。故从初罢郭令戎权，非次听杨炎谬计，遂欲混同华裔，束缚奸豪，南行襄汉之诛，北举恒阳之代。出车云扰，命将星繁，罄国用不足以餽军，竭民力未闻于破贼。一旦德音扫地，愁叹连甍，果致五盗僭拟于天王，二朱凭陵于宗社，奉天之窘，可为涕零，罪已之言，补之何益。所赖忠臣戮力，否运再昌。虽知非竟逐于杨炎，而受佞不忘于卢杞。用延赏之私怨，夺李晟之兵符；取延龄之奸谋。罢陆贽之相位，知人则哲，其若是乎！贞元之辰，吾道穷矣。 ② 聪明文思，惟睿作圣。保奸伤善，听断不令。御历三九，适逢天幸。赐宴之辰，徒矜篇咏。

孙何：故德宗之初，首降诏书，追行古制，天下钱谷，皆归文昌，咸谓太平可致。而天未悔祸，叛乱相仍，经费不充，使额又建，于是裴延龄以利诱君，甚于前矣。

欧阳修：德宗猜忌刻薄，以强明自任，耻见屈于正论，而忘受欺于奸谀。故其疑萧复之轻己，谓姜公辅为卖直，而不能容；用卢杞、赵赞，则至于败乱，而终不悔。及奉天之难，深自惩艾，遂行姑息之政。由是朝廷益弱，而方镇愈强，至于唐亡，其患以此。

苏辙：帝即位之初，好名而贪功。河朔三叛，父子相袭三十年矣，帝将以天下之力胜之。田悦惊疑而起，朱滔、王武俊和之。帝使马燧、李抱真、李芃三将往迎其锋，胜负之势未决也。帝急于成功，复使李晟出禁卫之兵，李怀光举朔方之众，五将萃于魏郊。而淮西李希烈乘间而起，兵连祸结，常赋所不能赡。于是为之抽贯算间，假贷商贾，空内以事外，关中已乱，而帝不知也。...帝犹意西师可以必克，忽其言不用。未几而泾原叛卒之变起，仓皇避寇，半年而归，帝亦老而厌兵矣。于是行一切之政，专以姑息涵养藩镇。凡节度使死，将佐之得士心者，皆就命留后。虽以篡夺请命者亦如之。...由此观之，帝常持无常之心，故前勇而后怯；贽常持有常之心，故勇怯各得其当。

范祖禹：① 德宗于危乱之中，斯须不可无贽，及其用裴延龄之谮，则弃之如脱屣然，于所厚如此，宜其无所不薄也。 ②德宗好察而不明，是以致乱，而不自知其非。

洪迈：朱泚据京师，德宗播迁奉天，李怀光继叛，李晟孤军坚壁，竟平大难，而德宗用张延赏之谮，讫罢其兵，且百端疑忌，至於鞅鞅以死。自古昏主不明，轻弃功臣如此，真可叹也！

王夫之：唐德宗之初政，举天宝以来之乱政，疾改于旬月之中，斥远宦寺，闲制武人，慎简贤才以在位，其为善也，如日不足，察常衮之私，速夺其相位，以授所斥责之崔祐甫，因以震动中外，藩镇有聪明英武之言，吐蕃有德洽中国之誉；乃不一二年而大失其故心，以庇奸臣、听谗贼，而海内鼎沸，几亡其国。人徒知其初吉终乱之善不长，而不知其始之善非固有之，道听而袭取之；迨乎物情之变，固不可知，期效迫而不副其所期，则惩往而急于改图，必然之势也。罢转运盐铁使而省职废；命黜陟使巡天下，而洪经纶激田悦之军，使之痛哭；任文臣以分治，而薛邕以文雅旧臣，盗隐官物巨万，张涉以旧学师友，坐赃放黜。所欲行者龃龉，所相信者二三，犹豫于善败藏否之无据，奸佞起而荧之，无惑乎穷年猜忌，内蛊而外离也。向令德宗于践阼之始，曲体事几之得失，而权其利害之重轻；深察天人之情才，而则其名实之同异；析理于心，穷心于理，郑重研精，不务皎皎之美名，以需效于岁月。则一事之失，不以沮众事；一人之过，不以疑众人。其失也，正其所以得也；其可疑也，正以无不可信也。...躁人浮慕令名，奚足以及此哉？故于德宗之初政，可以决其不克有终也。

蔡东藩：① 杞乘梁崇义之叛，借刀杀炎，用计尤毒，德宗一再不悟，且宠任李希烈，以堕入杞之奸谋！ ②代宗之误，误于姑息，德宗之误，误于好猜。 ③唐室不谓无人，误在德宗之信用奸佞，疏斥忠良耳。

  轶事典故  

  免税  

唐德宗李适曾在一个叫辛店的地方打猎时，来到农民赵光奇的家中，李适问：“百姓们生活的高兴吗？”

赵光奇回答说：“不高兴。”

李适说：“今年庄稼获得了丰收，你们为什么不高兴呢？”

赵光奇回答道：“国家的诏令不守信用。前边说的是除两税以外不再有其他徭役，现在除了两税之外的各种强迫收费比两税还要多很多。后来又说这是和籴，实际上是对百姓巧取强夺，而且还不给百姓们钱。开始时说收百姓的粮食由官府到百姓家中收取，现在却强迫百姓们把粮食送到几百里外的京西行营。由于路途遥远，很多人家干农活的牲口被累死了，车也坏了，导致家庭破产，难以维系。人们的生活如此愁苦，有什么可高兴的呢！国家每次发布的优恤百姓的政策，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圣上深居在防卫森严的皇宫里，哪里会知道这些呢！”

李适便下令免除了赵光奇家的赋税和徭役。

司马光评点这段历史，认为李适不懂治国之道，他本应彻查有关部门的贪官污吏及身边小人的过时，然后细察民情，改革弊端，推行新政，摒弃浮华。德宗却只免除了赵光奇一家的徭役。

  排公  

李适晚年时杜绝嗜欲，非常擅长作诗，群臣无人可比。群臣每次御制奉和，退下后都笑着说：“排公在。”俗称投石的两头作标记，称其为：“排公。”用中或不中作为判断胜负的依据。

  家族成员  

  个人作品  

  中医  

李适自撰《贞元集要广利方》，又称《广利方》，原书五卷，书中有方五百八十六首。《旧唐书·德宗本纪》曰：“贞元十二年春正月乙丑，上制《贞元广利药方》，五百八十六首，颁降天下。”是书为唐德宗年间颁行，但未见传世。宋人高保衡等《新校备急千金要方序》称作“正元广利”，正元同贞元。后世之《医心方》、《证类本草》等均有引文，其中《医心方》二十余处引到《广利方》。

  诗文  

李适善属文，尤工于诗。常于宫中唱和，亲自品评等次。与学士论诗，深夜不寐。又常亲试制科举人文辞，中者称门生。李肇称：“德宗晚年绝嗜欲，尤工诗句，臣下莫可及。” 胡震亨评：“德宗诗尚雅正。” 《全唐诗》录其诗十五首，《全唐诗逸》补断句2句，《全唐诗外编》及《全唐诗续拾》补诗2首。

  陵墓  

崇陵位于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20公里嵯峨山上，陵周围约20公里，崇陵依山为陵，居高临下，山环水抱，墓冢高突，全用方型和长方型青石迭砌而成，石块凿出凹槽，卡有铁拴板，浇灌铁汁，极为坚固。陵园有四门，均有石狮一对，朱雀门外有石人十对，华表一对，翼马一对，鸵鸟一对，仗马五对。玄武门有仗马三对。在朱雀门外还有立人石像八尊，均系王宾，现只存下一人。石刻虽遭破坏，但大部分仍存，十分雄伟壮观。史载崇陵陪葬墓43座，今名位均无可考。在其陵区边缘发现奉诏出使过黑衣大食的宦官杨良瑶墓神道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