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strong>史籍记载</strong></h2><p>《晋书·儒林列传》</p><p>范弘之，字长文，安北将军汪之孙也。袭爵武兴侯。雅正好学，以儒术该明，为太学博士。时卫将军谢石薨，请谥，下礼官议。弘之议曰：</p><p>石阶藉门廕，屡登崇显，总司百揆，翼赞三台，闲练庶事，勤劳匪懈，内外佥议，皆曰与能。当淮肥之捷，勋拯危坠，虽皇威遐震，狡寇天亡，因时立功，石亦与焉。又开建学校，以延胄子，虽盛化未洽，亦爱礼存羊。然古之贤辅，大则以道事君，侃侃终日；次则厉身奉国，夙夜无怠；下则爱人惜力，以济时务。此数者，然后可以免惟尘之议，塞素餐之责矣。今石位居朝端，任则论道，唱言无忠国之谋，守职则容身而已，不可谓事君；货黩京邑，聚敛无厌，不可谓厉身；坐拥大众，侵食百姓，《大东》流于远近，怨毒结于众心，不可谓爱人；工徒劳于土木，思虑殚于机巧，纨绮尽于婢妾，财用縻于丝桐，不可谓惜力。此人臣之大害，有国之所去也。</p><p>先王所以正风俗，理人伦者，莫尚乎节俭，故夷吾受谤乎三归，平仲流美于约己。自顷风轨陵迟，奢僭无度，廉耻不兴，利竞交驰，不可不深防原本，以绝其流。汉文袭弋绨之服，诸侯犹侈；武帝焚雉头之裘，靡丽不息。良由俭德虽彰，而威禁不肃；道自我建，而刑不及物。若存罚其违，亡贬其恶，则四维必张，礼义行矣。</p><p>案谥法，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曰襄墨公。</p><p>又论殷浩宜加赠谥，不得因桓温之黜以为国典，仍多叙温移鼎之迹。时谢族方显，桓宗犹盛，尚书仆射王珣，温故吏也，素为温所宠，三怨交集，乃出弘之为余杭令。将行，与会稽王道子笺曰：</p><p>下官轻微寒士，谬得厕在俎豆，实惧辱累清流，惟尘圣世。窃以人君居庙堂之上、智周四海之外者，非徒聪明内照，亦赖群言之助也。是以舜之佐尧，以启辟为首；咎繇谟禹，以侃侃为先，故下无隐情之责，上收神明之功。敢缘斯义，志在输尽。常以谢石黩累，应被清澄，殷浩忠贞，宜蒙褒显，是以不量轻弱，先众言之。而恶直丑正。其徒实繁，虽仰恃圣主钦明之度，俯赖明公爱物之隆，而交至之患，实有无赖。下官与石本无怨忌，生不相识，事无相干，正以国体宜明，不应稍计强弱。与浩年时邈绝，世不相及，无复藉闻，故老语其遗事耳，于下官之身有何痛痒，而当为之犯时干主邪！</p><p>每观载籍，志士仁人有发中心任直道而行者，有怀知阳愚负情曲从者，所用虽异，而并传后世。故比干处三仁之中，箕子为名贤之首。后人用舍，参差不同，各信所见，率应而至，或荣名显赫，或祸败系踵，此皆不量时趣，以身尝祸，虽有硁硁之称，而非大雅之致，此亦下官所不为也。世人乃云下官正直，能犯艰难，斯谈实过。下官知主上圣明，明公虚己，思求格言，必不使尽忠之臣屈于邪枉之门也。是以敢献愚诚，布之执事，岂与昔人拟其轻重邪！亦以臣之事君，惟思尽忠而已，不应复计利钝，事不允心则谠言悟主，义感于情则陈辞靡悔。若怀情藏意，蕴而不言，此乃古人所以得罪于明君，明君所以致法于群下者也。</p><h2><strong>桓温事迹</strong></h2><p>布在天朝，逆顺之情，暴之四海。在三者臣子，情岂或异！凡厥黔首，谁独无心！举朝嘿嘿，未有唱言者，是以顿笔按气，不敢多云。桓温于亡祖，虽其意难测，求之于事，止免黜耳，非有至怨也。亡父昔为温吏，推之情礼，义兼他人。所以每怀愤发，痛若身首者，明公有以寻之。王珣以下官议殷浩谥，不宜暴扬桓温之恶。珣感其提拔之恩，怀其入幕之遇，托以废黜昏暗，建立圣明，自谓此事足以明其忠贞之节。明公试复以一事观之。昔周公居摄，道致升平，礼乐刑政皆自己出。以德言之，周公大圣，以年言之，成王幼弱，犹复遽避君位，复子明辞。汉之霍光，大勋赫然，孝宣年未二十，亦反万机。故能君臣俱隆，道迈千岁。若温忠为社稷，诚存本朝，便当仰遵二公，式是令矩，何不奉还万机，退守籓屏？方提勒公王，匡总朝廷，岂为先帝幼弱，未可亲政邪？将德桓温，不能听政邪？又逼胁袁宏，使作九锡，备物光赫，其文具存，朝廷畏怖，莫不景从，惟谢安、王坦之以死守之，故得稽留耳。会上天降怒，奸恶自亡，社稷危而复安，灵命坠而复构。</p><p>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中宗、肃祖敛衽于王敦，先皇受屈于桓氏。今主上亲览万机，明公光赞百揆，政出王室，人无异望，复不于今大明国典，作制百代，不审复欲待谁？先王统物，必明其典诰，贻厥孙谋，故令问休嘉，千岁承风。愿明公远览殷周，近察汉魏，虑其所以危，求其所以安，如此而已。</p><h2><strong>又与王珣书曰</strong></h2><p>见足下答仲堪书，深具义发之怀。夫人道所重，莫过君亲，君亲所系，忠孝而已。孝以扬亲为主，忠以节义为先。殷侯忠贞居正，心贯人神，加与先帝隆布衣之好，著莫逆之契，契阔艰难，夷嶮以之，虽受屈奸雄，志达千载，此忠贞之徒所以义干其心不获以已者也。既当时贞烈之徒所究见，亦后生所备闻，吾亦何敢苟避狂狡，以欺圣明。足下不推居正之大致，而怀知己之小惠，欲以幕府之小节夺名教之重义，于君臣之阶既以亏矣。尊大君以殷侯协契忠规，同戴王室，志厉秋霜，诚贯一时，殷侯所以得宣其义声，实尊大君协赞之力也。足下不能光大君此之直志，乃感温小顾，怀其曲泽，公在圣世，欺罔天下，使丞相之德不及三叶，领军之基一构而倾，此忠臣所以解心，孝子所以丧气，父子之道固若是乎？足下言臣则非忠，语子则非孝。二者既亡，吾谁畏哉！</p><p>吾少尝过庭，备闻祖考之言，未尝不发愤冲冠，情见乎辞。当尔之时，惟覆亡是惧，岂暇谋及国家。不图今日得操笔斯事，是以上愤国朝无正义之臣，次惟祖考有没身之恨，岂得与足下同其肝胆邪！先君往亦尝为其吏，于时危惧，恒不自保，仰首圣朝，心口愤叹，岂复得计策名昔日，自同在三邪！昔子政以五世纯臣，子骏以下委质王莽，先典既已正其逆顺，后人亦已鉴其成败。每读其事，未尝不临文痛叹，愤忾交怀。以今况古，乃知一揆耳。</p><p>弘之词虽亮直，终以桓、谢之故不调，卒于余杭令，年四十七。</p><h2><strong>家族事迹</strong></h2><p>东晋安北将军范汪之孙，名儒范宁之侄。父范康，早卒。袭祖范汪爵武兴侯。弘之雅正好学，精通儒业，为太学博士。性不畏权贵，时人称他正直。遇事敢直言不隐，颇有乃叔范宁的遗风。为此，激起桓、谢两世家大族的愤恨，使他长期不得升迁，最后死在余杭令任上，时年四十七岁。他以儒家思想，提倡忠君、节俭和礼、义、廉、耻。反对世家豪族聚敛无度、淫糜奢侈以及在其位而不谋其政的官员。晋孝武帝太元十三年（388），卫将军谢石死。因封建时代人死后按其生前事迹评定褒贬，确定称号，朝廷下令礼官议论。弘之认为谢石曾统兵抵御前秦，赖侄玄及刘牢之等取得淝水大捷，以及他开建学校等，是有功绩的。但他身居高位，不见忠君谋国的主张，只是“守职容身”，不能算作事君；他酷好财货，聚敛无厌，不能算是砺身；大兴土木，用尽心机追求奇巧，糜费财物用在婢妾和歌舞作乐上，不能算是惜力。他提出，为杜绝这种人人交相争利，“风轨陵迟，奢僭无度，廉耻不兴”的弊端，应该从根本上着眼，才能“以绝其流”。他提出的办法则是：严刑执法，树立正道，生者依据过错予以惩处；死者则贬其所恶。今按谥法规定，因事有功称为“襄”，贪财败官的称为“墨”。他主张对谢石应谥为“襄墨公”。事后，他曾写信给会稽王司马道子说：自己与谢石“生不相识，事无相干”，为维护国体，才无法计较以弱犯强的危险。他还主张应该为桓温所攻讦而遭受罢官的殷浩赠谥。并严辞指斥桓温在太和六年（371）十一月改立简文帝，以大司马握兵权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专擅朝政。致使上至天子，下至百官，无不畏惧。并胁迫袁宏作九锡，文件赫然尚存，可谓铁证如山。使“先皇受屈于桓氏”。现在王□以下的官员，却认为给殷浩赠谥，“不宜暴扬桓温之恶”，足见王□是报桓温“提拔之恩”。而自己与殷浩的关系，则是“世不相及”与己无关痛痒。所求的是尽到臣子之节，事君“惟思尽忠而已”。弘之的这些言论和主张，虽然符合事实，但此时桓、谢两大家的势力依然极盛，尤其是桓温的宗族。当时任尚书仆射的王□，便是桓温所庞信的故吏。这样一来，造成桓、谢、王三大家对其交怨，这便是外调弘之为余杭令，而且终身没有升迁的主要原因。所著有文集六卷。清人严可均在《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有校辑。
请入学主讲，亦辞不就。闭门讲道，虽尘几破帷，然危坐室中，处之泰然。其文世人传诵。为学贵自得之遗经，自称“肤受末学，本无传承，所自喜者，徒以师心谋道，尚见古人自得其意，不孑孑俗趋慕耳”（《宋元学案·范许诸儒学案》）。主要弟子有虞唐佐、、柴□、陈九言、邵侗、高梅、张龟年等。其学重视治心养气。他认为，“天降衷曰命”，人受之为性，性之所存为心。惟心无外，惟性无伪。伪而有外曰意，意乃人之私。善利之念起于心，其始甚微，然得失相去甚远，犹天壤之差。虽舜一罔念而狂，跖一克念也可为圣人。故要治心，其途径为学。人生而有知，但不学则愚愚则视不明，听不聪，思不达，虽然有知，犹无知也。学而不正，其祸生，甚于不学而愚。故君子以正为贵。人受命于天，本具有正性。古之人见正事、闻正言、习正人。而其要，则先正其心。所谓学即觉，而觉由于心。心之不存，何有觉。凡学“始于存心，中于尽心，而终于尽性，养心莫善于寡欲”。只有心尽空洞清明，然后才能知道性即是天理。存心之奥，在于至静，所以古立学者必慎独，做到不□不闻。为治心，他还提倡内省悔过。认为，人非尧、舜，不能每事尽善。应有过而悔，侮而改。古之圣贤，没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汤悔，故改过不吝；孔子悔，故曰“于予与改是”；子路悔，故人告之以过则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同时，他还强调在“人伦日用”中体现“至理”，在“履践”中“尽性至命”。指出孔子无常师，大而师天地，小而师万物，上而师古圣贤，下而于人无所不师。古人之学，不越乎穷理。理之所在，即师之所在。乔梓，父子之师；常棣，兄弟之师鸣朋友之师；羔羊跪乳，有礼之师；蛾子时术，进学之师；石泉潜流，慎独之师；劲松凌寒而秀，乃后操之师；兰之馨，鲍之臭，善恶之师。有是物则必有是理，无不是吾师。</p><h2><strong>对后世影响</strong></h2><p>范浚之学对当时与后世均产生一定影响，朱熹取其《心箴》注《孟子》。全祖望评其“伊洛既出，诸儒各有所私。范香溪生婺中，独为崛起，其言无不与伊洛合，晦翁（朱熹）取之”（《宋元学案·范许诸儒学案》）著有《香溪文集》二十二卷。-401年）字武子，晋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县）人。父汪，东晋简文帝为相时，曾任安北将军、兖二州刺史。宁幼年笃学，博览典籍。初任余杭令，在县兴办学校，供给生徒食宿，并率先垂范，“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远近莫不宗仰。一年之后，“风化大行”。当时全国都在崇学敦教，而名气之大，宁在首位。在职六年，升为临淮太守，封阳遂乡侯，不久，召拜中书侍郎。深为孝武帝司马曜所赏识。朝廷有疑难问题，经常向他咨询和征求意见。他直言不隐，能指斥朝臣的过错，也因此得罪朝臣权贵。受到排挤，他便要求出补豫章太守。宁在郡内又大兴学校，改革旧制，并以私禄资助生徒。建学堂，读《五经》，驰名于时。江州刺史王凝之上，书说他自立家庙，波及所属十五个县。又私改城门，夺人居宅，耗费大量人力和物力，因此被免官。他居家丹杨，仍埋头钻研经籍，直到六十三时死于家中。他从巩固统治者的地位着眼，看到荒郡民众纷纷外出逃荒求生，远者余干余人，近者只有数百。但所有的徭役租赋，都由他们负担。如果有违期限，便要犯法坐牢。民众不堪其苦，只有铤而走险，叛为盗贼。如此下去，荒地越来越多，刑狱愈来愈甚。过去的徭役，一年之中不过三天，现在服徭役，一年里几乎没有三天的休息。老百姓生下儿女不能抚养，鳏夫寡妇不敢嫁娶。好比在着火的柴草上睡觉，国家的危亡就在眼前。现在边境上虽然没有战事，国家仓库里却空匮无物，财政更没有储存。可是有些人终日樗蒲博戏饮酒，一席菜肴，糜费十金；服饰的耗费，更是难以计算。歌舞满堂，奏淫靡之乐；锦衣玉食，连犬马都穿华美之服。他们终日讲不着边际的空谈，却不问田地荒芜和国家的前途。范宁主张对这些人应该收集“乡党”的反映，考察他们的所做所为，检验他的施政的优劣，然后确定对他们的升降。只有如此，才能使“贤人”接踵而至。他从维护儒术出发，极力反对王粥、何晏的空谈误国。认为他们对封建伦理．纲常名教的破坏以及享乐、腐化、虚伪，比桀纣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指斥他们“蔑弃典文，不遵礼度，游辞浮说”，致使仁义沦丧，儒业受到摒弃，社会伦理道德陷于崩溃，中原文明遭到倾覆，古人所谓“言伪而辩，行僻而坚者”（少正卯“五恶”的两种），便是对他们真实的写照。从前孔子杀少正卯于鲁，姜太公杀华士于齐，就是因为他们乱政。桀纣残暴无道，造成国破身亡，可为后世的借鉴。王粥、何晏二人，仗恃富贵而高傲放诞，贪冒声誉，画精怪以为巧。倡导邪说，危害邦国。所造成的恶果，不仅危害一代，甚至波及历代</p><h2><strong>作品</strong></h2><p>所以主张除恶务尽。所著有《谷梁集解》、《晋书》本传称此引书“为世所重”。同时期人徐邈又为之作注，并受学者推重。</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