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履历  

  任昉    （fǎng）（460年—508年），字彦升，小字阿堆，乐安博昌（今山东寿光，一说山东广饶）人。南朝梁文学家。生于宋孝武帝大明四年，卒于梁武帝天监七年，年四十九岁。

汉初御史大夫任敖之后也。父遥，南朝齐中散大夫。昉未生时，其母尝昼寝，梦有彩旗盖四角悬铃，自天而坠，其一铃落入裴怀中，心悸动，既而有娠，生昉。

自幼“聪明神悟”，四岁能诵诗，八岁能文，“雅善属文，尤长载笔，声闻藉甚。”叔父任晷夸他“吾家千里驹也。”南朝宋时，举兖州秀才，拜太常博士。入齐为王俭所重，任丹阳尹刘秉的主簿（办公室主任）、竟陵王记室参军，官至中书侍郎、司徒右长史。南朝梁时历任义兴（今江苏宜兴县）、新安（今浙江淳安县）太守。一生仕宋、齐、梁三代，为官清廉，仁爱恤民，离开义兴时，“舟中惟有绢七匹，米五石而已”。天监七年（508年）卒于官舍，家中仅有桃花米20石。梁武帝萧衍“悲不自胜”，“即日举哀，哭之甚恸”。

任昉从小孝友纯至，幼而好学，容貌甚伟。被族中长辈、交好贵族所称道，16岁，任丹阳尹刘秉主簿，旋即转任奉朝请，举南兖州秀才第一，除征北行参军，结识江淹。17岁，拜太学博士，19岁，为王俭所赏，入王俭幕府。25岁，辟卫将军丹阳尹王俭主簿。26岁，辟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迁司徒刑狱参军事，入为尚书殿中郎，与宗夬同接魏使，以父忧去职。除父忧服，复遭母忧。31岁，除文惠太子步兵校尉，管东宫书记。为仪曹郎。32岁，除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39岁，除齐明帝朝中书侍郎，除仪曹郎，与刘沨共掌秘阁四部。41岁，除齐废帝东昏侯中书郎。42岁为骠骑大将军晋安王宝义司徒右长史，除萧衍骠骑记室，与沈约同掌霸府文笔。43岁，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除大司马记室参军，拜黄门侍郎，迁吏部郎中，掌著作郎。44岁，除御史中丞，出为义兴太守。45岁，重除吏部郎，参掌大选，居职不称，除御史中丞，秘书监。47岁，除御史中丞，寻转御史中丞，秘书监，领前军将军。48岁至49岁，出为宁朔将军、新安太守。

任昉写文章时擅长表、奏、书、启等文体，文格壮丽，“起草即成，不加点窜”，而同期的沈约以诗著称，时人称“任笔沈诗”。沈约称任昉“心为学府，辞同锦肆”。王融“自谓无对当时”，可是一见任昉之作，似“恍然若失”。王俭见其笔札，“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又与沈约、王僧儒同为三大藏书家。“竟陵八友”之一（竟陵八友：任昉、王融、谢朓、沈约、陆倕、范云、萧琛、萧衍）。作《奏弹范镇》文，他反对范缜的“神灭论”。

著有《述异记》2卷、《杂传》247卷、《地理书钞》9卷，《地记》252卷、《文集》23卷、《文章缘起》1卷等。《地记》、《杂传》等近500卷，均佚。今传明人辑《任彦升集》。另，《文章缘起》一书，旧题任昉撰。

任昉对父母及其孝顺，每次伺候得病的父母，睡觉从不脱衣服（时刻准备起来），说话时眼泪一起流下来，汤药、饮食一定要先亲自品尝（试探热冷）。被推荐为兖州秀才，任命为太学博士，

因为文才被世人了解。永明（南北朝齐武帝年号）初期，卫将军王俭担任丹阳尹，聘请任昉为主簿（官职名）。王俭每次见到任昉的文章，必定多次夸奖，认为当时没有比得上的。后来任昉因为父亲去世辞官，痛哭以至于眼中流血，如此三年，拄着拐杖才能起来，任昉一向身体强壮，腰带很长，守孝完毕后让人都认不出来了。任昉奉养叔父、叔母和自己的亲生父母一样，侍奉哥哥嫂嫂非常恭敬小心。亲戚贫困，他一直供养接济他们。所得的薪水，四处馈赠，都分散给了亲属、亲戚，当天就用光了。生性通达洒脱，不讲究着装打扮，喜怒从不在脸上表现出来，车马服饰也不鲜明出众。
后来，任昉调出京度担任宜兴太守。当地的人生孩子却不抚养，任昉严厉申明法律，生子不养和杀人同罪。对待怀孕的人，提供钱财用度，受到接济的人家有好几千。在任上所得的公田、俸禄共八百多石，任昉分成五份分给下级，剩下的全部资助别人，儿女、妻妾只吃麦子而已。
后又调任为新安太守，在任上不修边幅，普通人一样拄着拐杖，在乡间、城里徒步行走。见到有人纠纷、打官司的，就地裁决处理。他做官清廉节俭，下级官吏在他面前都很随便。在任上去世，遗产只有桃花米二十石，家人没有能力办丧事。他遗言说不许家人拿新安郡的一件东西回京城。任昉家里不置产业，以至于没有宅屋府第。当时有人嘲笑他经常借贷，借贷来的钱也都分散给亲戚朋友。东海人王僧孺曾经评论他，认为“任昉以别人快乐为乐，以别人忧愁而忧，不带家产上任，赢得百姓敬仰回来，不顾贫穷，抛去吝啬的性格，他的行为可以激励当地风俗，他的气节可以教化人伦关系，能让贪婪的人不贪图钱财，让怯懦的人有自立的勇气”。任昉被推崇，达到了这种地步。

  仕途经历  

任昉幼年时刻苦好学，才华横溢，知名乡里。他16岁那年，就被刘宋丹阳尹刘秉聘请为府中主簿，后被朝廷征召，任太常博士、征北行参军。

齐武帝永明初年，官拜尚书殿中郎、太子步兵校尉等，主管东宫书记。

齐武帝死，王融“戎服灾身”谋拥立萧子良为帝，而萧鸾则矫诏拥萧昭业夺取了帝位。萧子良因遭禁锢，王融赐死。任昉作为萧子良的文友对于这次宫廷政变，借父丧写《上萧太傅固辞夺礼启》，明确表示不与萧鸾取合作的态度。可是萧鸾待任畴服丧期满，又强行征辟任昉为东宫书记，欲借任昉为他的篡弑活动服务。然而任昉在《为齐明帝让宣城郡公表》中，却议萧鸾直接承担萧昭业“获罪宣法”的责任，并且着重申述齐武帝临终的重托，实是表述了任昉对萧鸾有失佐臣之职的谴责。至于任昉于表中追述萧道成、萧颐对于萧鸾的慈爱、友谊，更旨在让萧鸾恪守为臣之道，以德报恩。尤其表中所说的“且陵土未干，训誓在耳，家国 之事，一至于此”，鲜明的见出任昉对于萧鸾的讽谏之意。该表的写作，寓有深意而又堂堂正正，使萧鸾为之无可奈何。即使在萧鸾称帝之后，也不能更改任昉于表中所现出的憨直面目，可见任昉的机智。

  任职义兴  

任昉在义兴（今无锡宜兴）郡当太守时，为民办了许多好事；他对义兴也很有感情，卸任后长期寓居今天的丁蜀镇。梁武帝天监二年(公元503年)，任昉以吏部郎中出任义兴太守，有一年遇到大灾荒，许多乡民外出逃荒，任昉便把自己的俸米烧成粥，施舍给贫困灾民，救活了2000多人。由于灾年，老百姓生了小孩往往将其溺死，任昉严禁，保护和救活了一大批婴儿。任昉还资助贫困学生读书。当时，任昉在义兴得到一片公田，作为他的俸秩，每年达800余石，而任昉只取其五分之一，其余的用来救济贫苦乡民。而他的妻子儿女则食粗粮。任昉任满离开时，“舟中惟有绢七匹，米五石而已”。义兴百姓赞其贤，都非常爱戴任昉，在临津建生祠太守庙祭祀。

任昉在义兴任职，公余之暇，喜欢到西氿之滨散步、垂钓，观赏山光水色，吟诗遣兴，任昉作《落日泛舟东溪》诗云：“黝黝桑柘繁，芃芃麻麦盛。交柯溪易阴，反景澄余映。吾生虽有待，乐天庶知命。不学梁父吟，惟识沧浪泳。田荒我有役，秩满余谢病”。为了纪念任昉在义兴的德政，后人便在他经常垂钓的西氿之滨筑台，称之为“任公钓台”，为三、四丈高的土丘，丘上建有小亭。登台极目四眺，水光山色，气象万千。明代邑人沈学文《任公钓台》诗云：“烟水苍茫绕钓矶，西风台上景依稀。空留遗迹人何在? 白鸟双飞带落晖”。“任公钓台”列为全国十大钓台之一，是宜兴悠久历史文化的胜迹。

任昉酷爱义兴山水，在卸任以后，于画溪北岸建别墅，长期寓居，这便是今天丁蜀镇“任墅”村得名的由来。任昉和隐居查林的到溉、到洽兄弟两人，极相友好，吟诗唱和，往来甚密。他还在任墅和查林两村之间建了一座小桥，名“彦升桥”，大大方便了行人。

当时的写作有文、笔之分。文即文章、诗赋，必须有情辞声韵；笔即公文，不需有韵，也不求文采，只需直叙，着眼于述事达意，便于实用。凡表、奏、书、檄皆称笔，它也有一定的格式，多以四字一句，类似于近代的文牍。擅长拟写公文者，时称手笔，任昉就是其中佼佼者，沈约以诗出名，故时称“沈诗任笔”。他才思无穷，凡起草文书不加点窜，挥笔即成，当时王公大臣的表、奏多请他拟写，朝廷的制、诏也多出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