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历  

北华同志出狱后，没有回家看望，立即去找党组织。他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后，受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同志的派遣，去泰西地区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
泰西地区是指泰山以西的泰安（西部）、肥城、长清、东平、平阴、东阿、汶上、宁阳等县。这个地区有泰肥、大峰、平阿、东平四个山区，基本上连接在一起。泰西地区北靠山东省会济南，西跨黄河，东临京浦铁路，南有汶河两岸，可以直接威胁济南和京浦铁路。
北华同志到泰西后，立即去找在济南一起坐过监狱和认识的战前党员崔子明等同志，并和先到达泰西的战前党员原静沧同志一起，着手发动游击战争。他们依靠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组建抗日武装，于1937年12月30日，举行了武装起义。

1938年1月11日，他们到肥城二区空杏寺，与泰安、肥城两县其他地方组建的抗日武装集合，宣布成立“山东西区人民抗敌自卫团”，北华同志被推选为自卫团主席，原静沧同志任政治部主任。
自卫团成立后，对敌人接连展开出击。汉奸范维新在肥城城里组织维持会，自卫团决定先消灭他。当时天寒地冻，下着鹅毛大雪，北华同志率队从空杏寺出发，拂晓时对敌突然袭击。由于情况掌握准确，行动迅速果断，没打几枪，就将20多名汉奸抓获，并将汉奸维持会长范维新处决。初战告捷，人心大快，自卫团接着选拔60名队员，由北华同志率领，于1938年1月28日（农历腊月二十八），夜袭界首车站。北华同志和崔子明等同志，手持大刀，身入敌营，砍死十几名正在酣睡中的日军，夺了两支崭新的日本三八式步枪和一支德国造马枪。
同年3、4月间，为了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台儿庄会战，北华同志派人和国民党展书堂的八十一师联系。展部支援几箱炸药，自卫团派人炸了万德车站附近铁路大桥，并在泰安城南北集坡车站附近设伏，炸了一列军车，使敌人十多天不能通车，有力地配合了台儿庄会战。敌人为了确保铁路线，对自卫团部队实行报复。1938年4月3日，派数百名日军进攻肥城，自卫团主动撤出肥城。次日拂晓，从泰安城出动进攻肥城的一路敌人，进至靠近鱼池镇的道朗村一带，日军沿途烧杀，激起了广大群众的反抗，红枪会用长矛大刀与敌展开白刃搏斗。北华同志和原静沧同志，率领自卫团部队，向敌人发起冲锋，将敌人打散。这次战斗，日军伤亡20多人，红枪会也有不少伤亡，自卫团部队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政治部主任原静沧同志英勇牺牲。

1938年初，中央决定任命郭洪涛同志为山东省委书记，由他带领一批干部到山东工作。5月上旬，郭洪涛同志和全体同志到达泰安九区边家院镇自卫团司令部住处。洪涛同志向自卫团领导干部传达了毛主席关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指示，详细听取了北华同志的工作汇报，充分肯定了自卫团在组建武装和开展游击战争中的成绩，并当即决定建立泰西特委，由董君毅（段群毅）、张北华、何光宇、孙光、万里等同志为特委委员，董君毅同志任特委书记，北华同志任特委军事部长，兼任自卫团主席，何光宇同志任自卫团副主席。特委成立后，首先集中力量抓自卫团部队的整顿和巩固工作，将建党、整军和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列入重要日程。自卫团部队经过四五个月的整顿，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发展了一批党员，各大队普遍建立了党支部，清除了个别坏人，调整了干部，使部队充满了朝气，战斗力得到提高。

1938年11月，泰西特委根据苏鲁豫皖省委指示，将特委领导的武装——自卫团和东进梯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六支队，下辖一、一、三团和泰安独立团，共约4000余人，由刘海涛同志任司令员，北华同志任政委。
1939年3月8日，罗荣桓同志和陈光同志率一一五师师部和杨勇同志为团长的686团，到达泰西地区。罗陈首长非常关心六支队的成长，派了一批红军干部和经延安抗大学习过的干部到六支队工作，加强了支队和团、营、连的领导，进一步提高了六支队的战斗力。1939年8月，北华同志奉命调到津浦路东工作，以后到延安学习。到延安后他先在马列学院学习，并参加了中央党校的整风，1945年，北华同志出席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

  坚持真理  

抗日战争胜利后，北华同志仍回到山东工作。1946年初任济南市委书记兼鲁中区党委委员。1948年济南解放后，他任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后调任徐州市市长、市委书记、军管会主任。全国解放后，调任全国总工会第一机械工会主席，以后又调到甘肃省工作。

北华同志是一位在真理面前无私无畏，光明磊落，一身正气，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共产党人。
1958年“共产风”“高指标”等不正之风严重地泛滥起来。这年下半年，北华同志担任甘肃省委工交部部长，他发现大办钢铁有问题，向省委写了一篇较长的工作报告，指出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官僚主义好大喜功造成的。不久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上受到错误批判，各省都要找批判对象，这时北华同志也受到错误批判。“共产风”“高指标”，将甘肃人民推向了缺衣少食的困难境地，当时张北华同志虽身处逆境，但处处想到群众，他亲到问题严重的通渭县去帮助开展救灾工作。当时他侄儿从山东老家到甘肃省去找他，谈到家乡受“共产风”“高指标”之害和通渭县差不多，并谈到他父亲是因饥饿而死，这些就更加重了北华同志精神上的痛苦。
1961年下半年，北华同志任甘肃省委常委、省监委书记。他深知这项工作对端正党风的重要。在省委的领导下，遵照党中央1961年6月的指示，对批判错了和处理错了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大量被错划为“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得到了平反，这对于调动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战胜困难，恢复与发展工农业生产，起了良好的作用。

“文革”开始不久，北华同志即受到林彪、“四人帮”迫害。一次批斗会没开完，他突然晕倒瘫痪，在疾病缠身中，他仍继续和林彪、江青、康生的倒行逆施和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斗争，他把自己为革命战斗的一生，全盘告诉专案组人员，当个别人追问他，硬要他承认是叛徒时，他严肃地对他们说：“你们不懂历史！”“你们要拿出真凭实据，否则，别进我的家门”。一些造反派为了置他于死地，对他实行软硬兼施，使他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严重的摧残和折磨，1975年7月2日，这位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悲愤而死。

北华同志逝世后，他的老伴于之一同志和子女们，为北华同志平反昭雪问题，继续和“四人帮”一伙斗争。在甘肃、北京、山东等地一些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推行极“左”路线的人，在事实面前，不得不给北华同志平反，召开了追悼会。北华同志以一位共产党员身分得到安葬。粉碎“四人帮”后，党中央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会后中共甘肃省委又重新给北华同志作了结论，彻底予以平反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