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是如何签订的？李鸿章究竟是对是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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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二十一年， 在 中 ，而势头正盛的日本海军继续保持着强劲的进攻势头，大有直逼京城之势。已经向日本求和三次的晚清政府，再次弯下膝盖，向日本求和;而国力本就有限的日本，经过战事的巨大消耗，也已无力再战，便同意了媾和。随之而来的，便是发生于日本马关春帆楼的“和谈”。

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李鸿章代表的晚清政府和以 为代表的日本政府签订了著名的《马关条约》，以赔款两亿两白银;割让台湾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辽东半岛;开放北京、重庆等七处通商口岸等巨大代价，换回了日清之间所谓的“和平”。《马关条约》带给近代中国的巨大伤害，正如 超所言：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 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

李鸿章和外国公使蜡像

也正因如此，签订了《马关条约》的晚清政府代表，时任 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立 了 ，成了汉奸、卖国贼、民族败类，遭到世人的唾骂和鄙视。在全国上下罕见一致的指责声中， 下令罢免李鸿章一切职务，将“丧权辱国”的所有罪责，都推到了李鸿章的身上。

可随着相关史料的现世，后世诸多学者开始对李鸿章在《马关条约》签订过程中，应负责任，应担罪责，予以重新审视和更为客观的评价。梁启超在其所著《李鸿章传》中，对其“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的评价，成为了评价李鸿章的主旋律。

那么，《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章到底应不应该承担罪责?应该承担多少罪责?他究竟是千古罪人，还是救国英雄呢?

《马关条约》签订之前的事由过错，历史早有公论。作为北洋大臣和北洋水师的统帅，“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李鸿章应负有绝对不容推卸的重责。

可就《马关条约》中“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款签订而言，李鸿章又该承担多少责任呢?

《马关条约》日文原本

被任命为“中国头等议和大臣”以后，李鸿章对条约签订的底线坚持

在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的专门要求下，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代表，奉命前往日本议和。在启程前，光绪 召集诸王公大臣和李鸿章共同就日本提出之“割地、赔款”条件，商讨应对事宜。在诸多朝臣坚持割地避祸，委曲求全的时候，李鸿章给出了自己前往日本和谈的底线：“割地则不行，议不成则归耳”。

不可否认，就“割地”而言，李鸿章拿出了一个国之柱臣该有的坚持，也对得起《 》对其“生平以天下为己任，忍辱负重，庶不愧社稷之臣”的评价。可在明确割地已成定局，无法更改以后，李鸿章虽然向光绪皇帝征求了“商让土地之权”，却依然在和谈过程中数次请示光绪皇帝最后做出“割地”决定，这无疑是推卸责任的甩锅之举。

诚然，如果未经光绪皇帝许可，就擅自同意“割地”条款，李鸿章势必会得到严惩，但既然如此，你还争取“商让土地之权”干嘛?手握自己争取来的权力，再因这项权力会给自己带来骂名而将“割地”决定权甩给光绪皇帝，这叫不义，更叫不忠。

诚然，在伊藤博文的面前，李鸿章“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况且在日本增兵再战的恫吓下，李鸿章别无选择，只能签订条约。可既然如此，你又为何在签字之前， 地向美国顾问发出“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的感叹?明知坚持到底会有胜利曙光，再做“无可奈何”之签约模样，这叫沽名钓誉，更叫欺世盗名。

马关春帆楼中，李鸿章的努力

春帆楼上，面对李鸿章提出的“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请求，伊藤博文给出了三个停战的必须条件：

1、先让出天津、大沽口、山海关，由日军占领;

2、日方所消耗的军费，由 政府支付;

3、东北的铁路由日方管理，中方不得干预;

如果李鸿章同意了这三项条件，无疑打开了日军攻占北京的大门，这一点，伊藤博文自然也非常清楚。他之所以提出此等李鸿章万万不会同意的条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待李鸿章驳回条件后，借机再战。这一点，从李鸿章被小山丰太郎一枪击中后，伊藤博文发出的“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的感叹中，也能明确得知。

日本马关春帆楼

也就是说，伊藤博文代表的日本政府，从开始就不愿意和晚清政府正儿八经的和谈，他们只是借助重兵压境、直逼京师的优势，威逼李鸿章，以求达到“不停战而和谈”、“以和谈所取物资，继续供应前线作战”的无耻目的。深知伊藤博文和谈目的的李鸿章，始终以“要挟过甚，碍难允行”予以回应，以致前后三次的和谈都僵持不下、不欢而散。

凭心而论，就春帆楼上的具体表现而言，李鸿章对得起伊藤博文对其“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的评价，也对得起《清史稿》对其“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满全球，中外震仰”的评价。在和谈久久未能达成共识的时候，有人规劝李鸿章“不如先行归去，再做打算”，李鸿章给出“於国实有不能恝然之谊，今事败求退，更谁赖乎?”的回答，也对得起 对其“再造玄黄”的至高评价。

就春帆楼上的表现而言，李鸿章非但无过，还有着救国，力争以最小代价达成和解的巨大功绩。

李鸿章画像

小山丰太郎的一枪

三次和谈未成，被伊藤博文极尽羞辱的李鸿章，从春帆楼返回住宿行馆，而路边则围满了观看“中国头等议和大臣”的日本人。就在李鸿章的轿子快要抵达住所的时候，一个年轻的日本人持手枪冲到了轿子前，“左手抓轿杆，右手举手槍”，一枪命中李鸿章左颊，血流满面，昏厥当场。

枪击事件发生后，李鸿章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充分证明了美国人对他“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的评价，绝非浪得虚名。苏醒以来，李鸿章带着脸上的枪子，拿着自己身染鲜血的朝服，向闻讯而至的记者和外国使臣们， 地谴责了日本的不道德行为和侵略本质。日本严重违背国际礼仪的行为，加上李鸿章那一句“我是中国的使臣，我流的这些血，都是为了大清帝国，只要是有益于国家，我丢了性命也在所不惜”的义正言辞，让其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更逆转了和谈的被动和不利局面。

这一枪，让李鸿章为晚清政府争回了一亿两白银的赔款，让李鸿章借机推进了和谈的进程，更让李鸿章顺势挫败了日本“不停战和和谈”的卑劣目的。就此来看，后世对李鸿章“一把骨头一把泪为清政府省下1亿白银，为清政府的苟延残喘做出了极大贡献”的评价，至允至当;李鸿章面对血染的朝服，发出的“此血可以报国矣”，也应该得到国人敬重。

《马关条约》签订现场

后记

诚然，李鸿章执着于“割地”条款的最后决定权，执着于“卖国、误国”的骂名担当，有着不忠不义、欺世盗名的嫌疑;但其在和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国之柱臣”形象，表现出来的“惟求报国，宁受屈辱”形象，甚至在受到枪击以后，表现出来的“以血肉报国、以忠勤担当”形象，都应予以正面、积极的评价。要说有错，他或许只错在少挨了两枪，没能尽数省去赔款。

正如梁启超发出“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不可复睹焉”的感叹一样，李鸿章或许只是生活在了一个错误的时代。所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李鸿章既然选择服务于晚清政府，在皇恩浩荡之下，受封伯爵、官至头品、位高权重，也只能背负与之等值的骂名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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