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之败只因日本赢在军官“懂政治”?

616

“前三十载,我日本之国事,遭若何等之辛酸,厥能免于垂危者,度阁下之所深悉也。当此之时,我国实以急去旧治,因时制宜,更张新政,以为国可存立之一大要图。今贵国亦不可不以去旧谋新为当务之急,亟从更张,苟其遵之,则国可相安;不然,岂能免于败亡之数乎?”这是一封闻名于史的劝降 ,堪称“史上最牛”。

1895年2月,中日海军在刘公岛决战、北洋舰队陷入绝境的最后时刻,日本海 帅伊东佑亨提笔给中国 提督 写了上述劝降信。此信牛就牛在“见识”二字。伊东佑亨这封信的中心思想是“缴枪不杀”,但此信的价值,不在招降,而在揭示了“国之强弱根本”。在海军司令对海军司令的劝降信中,胜方不谈海上战技与战绩,而大谈政治。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本军人对“国家强弱根本”认识非常到位———中国 之败,不是战舰之败,而是体制之败。中国海军败亡的命运是注定的。因为“国家存立之本”,不在“坚船利炮”之技,而在于“去旧更张”之政。

这封劝降信,也为中国海军的完败、日本海军的完胜,做了非军事非技术、而是政治上的总结。同时也等于告诉对手:为什么日本是中国的天敌。因为在“新政”的较量上,日本远胜中国一筹。 后的日本军营,出现了一大批精英军官,外能谋敌、内能谋国。他们与中国 军官的本质区别,首先不在指挥作战能力,而是在于“政治水平”。诸如陆军统帅 ,在中日甲午战争的陆地战中,每攻下东北重镇,总授意起草安民告示,宣扬日本“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号召中国人“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逐满清氏于境外,然后革稗政”。在这些日本将领看来,世间“才器”,装着最重要的东西,不是技,而是政——小才曰技,大才曰政。

近代日本对中国的自信,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旧政”之国必弱,“新政”之国必强。“旧政”中国必然不敌“新政”日本。不要说十九世纪“弱中国”,就是中世纪一度征服欧亚大陆的“大蒙古国”,后来不是又被复兴的汉族人赶出中原、渐次还原为草原游牧部落吗?透彻的道理就摆在那:蒙古人不缺战马、宝马良驹一应俱全,然而蒙古帝国不懂政治,乃至终有一溃、打下疆域还是吐了回去。19世纪中叶,同在落后国家行列挣扎的中国和日本,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中国甚至比日本还略早些起跑—— 明治维新早八年。但是,由于对“才”的理解不同,一个抓技术,另一个抓政治,结果霄壤之别。在向西方学习时,日本提出“和魂洋才”口号,日本的所言“洋才”,从字面看,与中国“师夷长技”差不多。二者的区别不在字面表达上,而在内容与手段的把握。

后人在评价晚清“师夷”这段历史时,亦看到了内容的局限。譬如《海国图志》作者魏源的眼力就有限制级,他就“技”论“技”,在论述“技”的内容时,魏源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悟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可见,兵器和兵法是魏源重点关注的“夷之长技”,此时他虽然比一般国人眼界宽,但却宽得有限。当你只停留在军事硬件,不知它背后的政治软件,你就不能真正克敌制胜;当你不知道“技”的来源,你就无法得到“技”的真传。“师夷长技以治夷”之“技”本身就决定了“师夷”局限。对于“夷技”的来源,大清君臣大都一知半解,他们在“师夷”的内容上坐井观天,把“夷之长”局限在“先进武器”与“先进技术”上。显然,他们眼里只有“小才”,没有“大才”的概念。

而邻国日本却一步跳出井外。把“洋才”外延无限扩大,日本不仅在“师夷”上,牢牢把握一个“师”字(不是“买”),而且在“夷之长”上也眼界远大,从科技扩大到政治。在“师夷”上,日本真正抓住了“夷之长”的精髓。他们知道,醋打哪酸,盐打哪咸,提升科技之本,在于改变国内政治制度环境。所以他们虽然不是在东亚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但却真正把这句口号变成现实。他们不仅师到夷之精髓,而且还再创造应用,从而后来居上,成为夷中之强。晚清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没有达到强国目的,是因为“抓小放大”;日本的改革之所以立竿见影,是因为他们“抓大放小”。广义的“才”,少不了“政体”这个超大容器。正因为日本人把“政体”看成一个国家的最大之才,所以,明治维新其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理所当然地达到了富国强民的目标。而晚清的那场洋务运动,充其量只是一场有限的技术模仿,所以尽管费了 ,但还是继续弱下去,他们至死也不愿承认:弱国弱于政。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话题评论:

未登录服务分享会员
未登录

相关推荐:

拓跋宏迁都到底用了什么绝招难怪大臣们都无法反对

拓跋宏迁都到底用了什么绝招难怪大臣们都无法反对

同样都是剿灭匈奴秦朝和汉朝差距为什么如此之大

同样都是剿灭匈奴秦朝和汉朝差距为什么如此之大

明朝秦淮八艳李香君生平简介林语堂是如何评价李香君的?

明朝秦淮八艳李香君生平简介林语堂是如何评价李香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