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清廷排除的留学生，却反过来“背叛”了清廷呢?

清末，因为开办“洋务”和推行“新政”的需要，清廷开始大规模往国外派遣留学生。

派遣留学生的本意，是希望这些学生在国外习得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和近代管理理念，以帮助清廷办理洋务，革新制度，巩固清廷统治，为 的大清王朝续命。然而事与愿违，这些留学生很多都参加了革命，成了 的掘墓人。这是颇值得思量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 ，18岁时随美国牧师赴美留学，在耶鲁大学获得学士后即归国投身洋务，促成了清政府的留美幼童计划，清廷派遣留学生由此肇始。但就是这么一位留学始祖，洋务先驱，到了花甲之年，居然就成了革命党，拄着拐杖也要造大清的反。

早期的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以及后来的同盟会，检视其主要成员，有一个共同的经历，都是留学生，黄兴是东京宏文学院的，宋教仁、胡汉民是东京法政大学的， 是东京警监学校的， 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连 这样与政治毫不相干的医科生都加入了光复会。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公派留学生，路费、学费、生活费全部由清廷支出，以1907年为例，仅生活费一项，清廷就要为这些留学生支出十余万两白银。

这些公派留学生花着清廷大把的公帑，既不想着怎么报答清廷的“恩情”，也不利用得天独厚的条件好好学习，提升自身素质，却整天专想着革清朝的命，以致于想专心学习的留学生不得不远离东京这个“造反中心”，去其他地方念书。

以黄兴为例，清廷本是派他去日本学师范的，结果还不到一年，就弃文从武搞革命了。蔡锷本是去学商业的，结果又是一年不到，就肄业去读陆军士官学校了，要暴力推翻清廷。

造反的风潮到底有多严重呢?

据当时国内舆论的估计，在日的留学生加入同盟会的至少有十分之一。 超的说法是“万余留学生从之者过半”。后来孙先生则回忆：“从前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所得的会员不过是一万名学生”，这里的学生当然是指在日的留学生。最可笑的，清廷通过考试从留学生中选拔的官员中，参加了同盟会的也有49人，《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更是夸张的表示，这些留日学生无一不是造反派。清廷派遣留学生的政策不仅未能挽救统治危机，为大清王朝续命，还培养了一支推翻其统治的生力军，这是相当滑稽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天下并没有天生的造反者，这些留学生派出去的时候大概是无一不想着学成归来报效朝廷，然而一旦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情势就不一样了。

据亲历者的回忆，他们一来到外国，立马就感受到什么是“天壤之别”。外国的“政治之善，学校之备、风俗之美、人心之一”，都是清朝无法企及的.　凡事最怕比较，一比较，差距就出来了，在鲁迅等人组织的绍兴同乡恳亲会发出的公函中就有这样的语句：身从黯云苦雾中来,而忽睹天地重清,河山有主,顾瞻风光, 非我国土,则爱国爱乡之心不觉怅然其盆涌。看到没，刚一出国，故土就是“黯云苦雾”了，来到了外国，觉得天地都“重清”了。

然而觉得大清不行是否就一定会造反呢?也不一定，中国有句古语说得好，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清朝再不行也是他们的故土，外国再“善”再“美”也是异国，何况他们花的还都是清朝给的银子。关键还是清廷的表现让他们看不到任何改良的希望。

1903年，俄国撕毁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提出7项无理要求，全国哗然，纷纷反对，拒俄运动爆发，清廷不外争国权而只知对内镇压，这是留学生离心离德的起点，黄兴等人就是这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06年，清廷颁布《仿行立宪上谕》，新政推行了五年终于要“仿行立宪”，仔细一看，居然还只是预备立宪，且不知要预备到何时。

1908年，众人翘首期盼的二十三条《钦定宪法大纲》终于出台，君上大权14条基本照搬了《明治宪法》，而且还有所扩大，臣民权利义务却较《明治宪法》大大减省，还放在了附录里。

至此，留学生群体基本已不对清廷抱有希望，在日的保皇党都开始大量加入同盟会了。徐锡麟解释为何要 刺杀恩铭时的一段话就部分揭示了当时留学生的心态：“恩铭厚我，系属个人私恩;我杀恩铭，乃是排满公理!”造反已成为留学生心中的公理了。

对这一情势变化，梁启超先生有段话可谓一语中的：革命党者，以扑灭现政府为目的者也。而现政府者，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场也。可见，与其说是这些留学生要革清朝的命，不如说清廷自己就是灭亡清朝的最大革命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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