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揭秘:为何说宋仁宗时期是“最好的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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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大宋枢密副使 ,这位当年怒怼辽皇,刀兵加身都不变色的硬汉,却突然告诉宋仁宗“自己很害怕”。他害怕什么呢?因为这几年,北宋三四十个州都闹“盗贼”。而且这些盗贼绝不小偷小摸,通常是大白天得意洋洋杀进州城,把府库抢个精光。如此“敞亮”景象,怎能不叫这位大宋高官惶恐不已,以至于“每念及此,不寒而战”。
富弼“很害怕”的这个时代,是北宋仁君宋仁宗在位的庆历年间。这个时代,乃至宋仁宗执政的四十年,至今常被大唱赞歌,甚至还被冠以“最好的四十年”之类的荣耀光环。这么一个好时代,真有富弼说的那样一塌糊涂?
对于大多数臣子来说,宋仁宗确实是个好 ,这位皇帝在位四十一年,每天都是一贯的好脾气。朝堂上被 喷了满脸唾沫,照样是强撑着不生气。在他手下为官,不但不用 ,官做到富弼那种级别的,都是“工资基本不动”,领福利到手软。普通的文官,也是混满三年日子就升官,开开心心升职加薪,如何不是好时代?
对于文人们来说,这当然更是个好时代:官员“编制”比宋初暴涨了一万多人,安安心心享受有钱有闲的官场生活。既然有钱有闲,当然就少不得吟风弄月,于是大宋的诗词书画等各门类艺术,也是井喷般发展。两宋文化史上最拿得出手的英才,几乎全云集在这四十年。以这繁华景象是,也确实是“最好的四十年”。
但是,这个时代呕心沥血一辈子的富弼,却以他的这声惶恐,戳破了这个“最好四十年”的遮羞布。以富弼的叹息说:“非盗贼果能强盛,自是朝廷只守弊法,不肯更张”。说白了,大宋发展到宋仁宗年间,就到了这种“揭不开锅”的地步了。
有多“揭不开锅”?先看一个基本问题:宋仁宗年间,官员的工资福利一涨再涨,“馈赠”给辽国 的“岁币”也是一加再加。可这繁华究竟是谁来买单?野史里的大清官,正史里的大宋直臣包拯一语道破:“重率暴敛,日甚一日”。就是靠横征暴敛,从苦老百姓手里刮钱。被“刮”的尤其狠的,就是农民。
有多狠?先看田赋。北宋的田赋,承袭自唐代两税法,理论上税率比唐朝低,操作起来却是另一样,首先是附加税极多,基本是隔些年就要加,以宋仁宗年间名臣 的统计说,当时北宋农民要交的附加税“杂钱”,有牛皮、农具、盐、鞋等十多种名目,五代时的“身丁钱”等苛政,也被北宋“完美继承”下来。连精于算计的北宋大科学家沈括都说,北宋农民要交的苛捐杂税,简直是“名件繁琐”。
比田赋更坑的,还有北宋的劳役。北宋的劳役十分繁重,而且由于北宋劳役制度繁琐,可钻的空子也就多。有钱人往往能巧立名目,把本该负担的劳役,统统甩锅给苦老百姓。家里稍有点钱的普通百姓,往往被强制充任“衙前”,负担相关差役,而且最忙的劳役,通常都是农忙时节,服一次役就倾家荡产。
所以,为了逃避劳役,宋仁宗年间的农民们,也是“智如泉涌”。有的“孀母改嫁”,有的“亲族分居”,甚至不敢“多种一桑”“多置一牛”。别看后世历史票友常调侃“ 自耕农富裕”。但在宋仁宗年间,敢说哪家农户是“富户”?那简直比要他家命还恐怖——就是这要命的劳役闹的。
农民如此悲催,村里的有钱人,难道不能先献爱心?同样是宋仁宗年间,还是愤怒青年的司马光,就曾愤怒抨击:北宋农村的有钱人,别说纳税服役,还经常把上门的里长打出去。简直是“税不可督”,然后“所差户长辄逃去”。
而以北宋中期名臣 的叹息,北宋农民为躲赋役逃亡,早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好些人更是“不得已而为盗贼”。那些纵横各州,让硬汉富弼都感到害怕的“盗贼”,都是这么来的。
盗贼如此猖獗,那大宋的军队呢?在宋仁宗“最好的四十年”里,这事更是无比怪异:除了与西夏的短期战争外,宋仁宗年间大多数时候还算太平,可国家“重率暴敛”搂来的钱,除了养官就是养兵,明明和平年代,宋仁宗之前,大宋 不过90万人,到了这“最好的四十年”,一口气暴涨到125万。
养了这么多兵,那么“盗贼”大白天流窜时,怎么还用不上?宋仁宗年间名臣 说,单是百万宋军用的兵器,百分之八十都不合格。尤其是地方州郡的武器,以同时期张方平的话说,那更是“实皆滥恶”。比这更不靠谱的是兵,宋仁宗时代另一名臣田况,曾生动描述大宋士兵的操练现场:最精锐的大宋 ,不过能骑马开五六斗弓,发射出来的箭,放出去就掉身边。这样的废物兵,上去基本送死。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最好的四十年”里,会有富弼“不寒而战”的景象:盗贼四处横行,官府官兵纷纷躲猫猫。雷景象的背后,是一个繁华表象下,正在悄然腐朽的大宋朝。甚至“ 之耻”的很多大坑,也都是从此挖下。
如果要回看宋仁宗“最好的四十年”,这触目惊心的教训,比多少 的宋词,都更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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