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宋仁宗赵祯是如何在短短十几年中创造出千古盛世的？

小编知道读者都很感兴趣 的故事，今天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的历史中，与周边国家的纷争一直让统治者头疼不已，无论是西北边不时出来捣个乱的党项，还是北方的心腹大患契丹，都是宋朝想要解决却没能腾出手来解决的问题。 强硬的统治手段和 接连的北伐，都以失败告终，损兵折将。而看似软弱、保守的 ，却成功的与契丹、党项达成了和议，使北宋在之后的百余年里，再没有爆发出大规模的战争，进而开创了宋朝唯一的一个盛世。

他的继任者 ，一贯秉持“佛系”的治国态度，在位42年，意外的是，他的逝世引发了京师的震动，商家罢市，学生罢学，就连乞丐和孩童也为他痛哭，开封府的老百姓自发披着白麻，挤到宫门前为宋仁宗烧纸钱。就连剽悍的契丹君主得知宋仁宗逝世的消息，也抓住宋朝使者的手号啕痛哭，还在契丹境内为宋仁宗设立了衣冠。

宋真宗到底做了什么，为宋朝换来了百年的和平?而宋仁宗又有何过人之处?成为了宋朝最受欢迎的 。今天这篇文章会帮你解开这些谜团。

一、宋真宗 的两次妥协。

赵光义在雍熙北伐和灵武城之战中，赔光了宋朝近三十万精锐部队，因战争而死的百姓不计其数，国内经济凋敝，几乎退回到宋朝建国之初的水平。这时赵光义突然病逝，宋真宗赵恒继位。

新君登基，要解决的问题多不胜数，可麻烦还在 的出现，先是四川发生了叛乱，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勉强平叛成功，紧接着黄河又决了口，淹没了整个江北平原。正在朝廷用人之际，宰相 和大将 德又相继去世，一文一武的台柱 断了，朝堂乱成了一锅粥。一边平叛，一边治河，一边选人，还得时刻提防着北边的契丹，这就是宋真宗赵恒不得不面对的烂摊子。

正在赵恒头疼的时候，西北的党项向宋朝送来了求和的文书，而朝堂上 ，“主战”跟“主和”两派意见不一，吵成一团。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奇怪，明明党项都来求和了，为什么不 答应下来呢?主要因为当时，只有平等的政体才有谈和资格，党项当时名义上还是宋朝的 ，它是没有资格跟宋朝谈和的， 和附属国之间只有投降和受降。要知道，在不久前的赵光义时代，无论战局如何，党项都只有谢罪称臣的份儿，而且还得主动改名换姓以示对宋朝宗主国地位的认可，比如当时的党项首领李继迁，就有个汉名叫赵保吉。但赵恒登基后，党项居然直接遣人来求和，这相当于是对宋朝宗主国地位的否认，更是对赵恒的挑衅。

但是赵恒的反应非常平静，他不仅同意了党项的求和，而且给予的条件无比优厚，不仅承认了党项占据夏州、银州的合法性，而且把定难五州中其余的三州也赐给了党项，正式封李继迁为定难节度使。这意味着，赵匡胤和赵光义两朝所有的努力全部作废，党项恢复了祖先时期对定难五州的所有权。

看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赵恒不是傻就是怂，这么轻易就放弃了两朝君主无数场战役才争取到的领土，他难道不知道作为皇帝必须 ，才能守住疆土振奋人心吗?

别急，在骂他懦弱无能之前，先来看看赵恒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定难五州位于河套平原的中部，它与宋朝西北方的疆界还有一定的距离，从宋朝的疆界到定难五州，中间全都是沙漠，也是党项 活跃的地盘。定难五州虽然是党项的发家之处，但对于宋朝来讲却是鸡肋，即便攻占了定难五州也没有什么用途，不仅要面临党项骑兵隔三岔五的骚扰，还要在边境囤重兵以备万一，正所谓攻城容易守城难，占据定难五州，不过是几城之得，可为了守住它需要的开销，却是个无底洞。赵光义在党项的一场大败，已经丢掉了五城中的两城，也使剩下的三城更加难守。更何况宋朝当时还有黄河要治，四川叛乱要平，还要让仅剩的军队休养生息以对抗契丹。因此，赵恒不是傻，也不是无能，放弃定难五州，只是他在当时的国情下，不得不做出的性价比最高的选择。

这是赵恒做出的第一个妥协，好不容易才摆平了党项，北方的契丹又开始往边境屯兵，宋朝反应迅速，也在北方定州一线，布置下整整十五万的大军以对抗契丹。1004年，契丹皇帝和 亲征，绕过了宋朝在定州的重兵，直接杀到了黄河北岸的澶州城下，这是什么概念呢?澶州城与开封之间只隔了一条黄河，战局开在了自家门口，大臣们更是吵成了一锅粥，主战派要求赵恒亲征以振士气，主和派已经打起了向南方逃跑的主意，最终以 为首的主战派胜利了，宋真宗赵恒亲征至澶州城，宋军士气大振，挡住了契丹军队多次攻城冲击。

让我们来看看这场战争中宋朝与契丹的兵力对比。契丹方面的主力约三十万人，宋朝的主力约十万人，北方边境还有十万的边防军正在赶来支援，宋朝方面派出了老将李继隆和石保吉负责排兵布阵，而契丹军队的主心骨萧挞凛却已中箭身亡。契丹深入宋朝境内，后勤补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依托黄河天险和坚固的澶州城，契丹骑兵无法再往前推进一步，而宋朝的军队也无力打垮契丹骑兵，两军一度陷入了僵局。

这时，契丹向宋朝提出和议，赵恒派大臣曹利用赴契丹大营谈判，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终于在1005年达成了和议，两国约定结为兄弟国，宋真宗赵恒年纪更大于是成了哥哥，契丹皇帝 为弟。其次，宋朝每年还要向契丹提供“军旅赞助费”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两国在边境设立贸易集市，契丹人不能硬抢，宋朝人也不能欺诈，做到 。这三条协议，在历史上被称为“ ”。

你看到这个和议的内容，可能立刻会想到清末时期朝廷签署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同样是赔款，同样是开放通商，除了割地之外，好像跟那些条约并没有什么两样。但其实，宋朝并没有在这场和谈中吃亏。为什么这么说呢?宋朝跟契丹作战，每年军费是五千万两，还不包括人员伤亡，而“澶渊之盟”中的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对宋朝来讲根本算不了什么，就仅仅是在贸易集市上的利润，也这个数字的两倍多。其次，宋朝和契丹结束了战事，也可以避免长年重兵戍边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没有了财政压力，才可以给百姓减轻赋税，与民休息。

这就是宋真宗赵恒的第二次妥协。至此，他终于哄走了党项，跟契丹结成了兄弟国，北方一线近百年没有再起过战争。这一和平的局面对宋朝的发展至关重要，短短20余年，宋朝整个国家户口增加了417万户，财富增加了近68倍，这个财富值相当于 贞观二十三年总量的4倍，甚至是 时期的3倍。赵恒也因此开创了北宋一百六十七年唯一的一个盛世，史称“ ”。

二、宋仁宗赵桢的无为之治

1022年，赵真宗赵恒去世，儿子赵祯继位，史称宋仁宗。相比起宋朝的前三位皇帝，赵匡胤开疆，赵光义扩土，赵恒虽然战斗能力较弱，政绩倒也还可圈可点，但宋仁宗赵祯显得非常平庸，既没有什么才华和谋略，也没有军功，他在历史上的评价之所以那么高，其实主要是因为庙号里的那个“仁”字，也就是脾气好。

宋仁宗赵祯的脾气好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包拯担任监察御史，上朝时屡次犯颜直谏，甚至连唾沫星子都飞溅到赵祯脸上，但赵祯并没有怪罪，而是一面用衣袖擦脸，一面还认真听取包拯的谏言。有一次，包拯想要拿掉三司使张尧佐的职务，但张尧佐是赵祯宠妃的伯父，政绩上也没有大过错，赵祯只得把他降为节度使。可就是这样，包拯还不满意，他带着七名言官闯进朝堂跟赵祯理论，放到其他朝代擅闯朝堂可是杀头之罪，即便是在言论宽松的宋朝，也难逃贬官外放的命运，可赵祯不仅没有惩罚他们，还听从了包拯的意见，收回了对张尧佐的认命。

还有一件事，赵祯继位时年仅十三岁无法亲政，太后 垂帘听政。当时有位叫程琳的臣子为了巴结刘太后，竟向她献《武后临朝图》，暗示她效仿唐朝 ，废除少年天子，取而代之，刘太后认为这有负祖宗，严词拒绝了。赵祯亲政后，有人用这件事弹劾程琳，但赵祯却只是 ，他认为程琳有才华，能做大事，不仅没有记恨程琳，反而连连提拔他，使程琳一路做到了三司使、吏部侍郎、 ，显赫一时。

宋仁宗赵祯的“仁”不仅给了大臣，也福泽了宋朝的士子和百姓。他规定，科考时如果考生对试题有疑问，或是对自己的学问拿不准，都可以去请 考官，一改之前考生只能闷在小屋子里答题的拘谨。

对百姓，他积极扶持商业发展，全面取消了自唐朝时就有的宵禁，让宋朝的夜市繁荣一时，夜市里不仅有开封当地的商户，甚至还有来自契丹、 、 等周边国家的商贩，热闹程度堪比今天的国际美食节。另外，在其他封建朝代，全国的建筑物都非常低，不准超过皇宫的高度，但在宋仁宗时却没有这项规定，开封城里有家酒楼叫做“樊楼”，临近皇城的东华门，高五层，比皇城还要醒目，它并没有官营背景，但却有国家特许的酿酒权，每天晚上热闹非凡，成了当时开封府一道有名的景观。

因为宋仁宗的宽容，他在位的42年中，北宋的朝堂出现了无数的名臣大将，包括我们熟悉的 、包拯、种世衡，文学方面也 ，有 、 、 、 、程颢。就连一直不受重视的科学技术方面，也有 、沈括、王惟一等能人出现。后来活跃在 、 及 前期的许多名臣，如 、司马光、 等一大批人才，也都是仁宗一朝养育而成的。因此历史上有个说法，叫做：“仁宗养士三代受益”。

看到这里，你或许会有疑问，如果皇帝真的什么都不管，朝堂上又有那么多大V，每个人都各抒己见，岂不是要吵翻天了。其实，宋仁宗赵祯对臣子始终是宽松但不失控的，他尊重每个臣子的建议和看法，但一旦朝中显现拉帮结派的态势，影响到国政大事，他就会立刻出手。比如在范仲淹推行新政的过程中，他一开始只是观望，任朝中分成支持和反对两派每天都吵个不停，但一旦确认了新政存在的问题，他就默许朝中的反对派将范仲淹等人弹劾下台，从始至终自己都隐藏在幕后，始终不明确表露态度。

终仁宗一朝，赵祯从未在朝堂上公开赞扬或是贬斥任何一位臣子，这看起来并不起眼，却是避免党争、保持稳定的关键。
身为皇帝，自己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支持谁、反对谁，都不应该让臣子发现，一旦被臣子知道了，就会有人来迎合，在政治上投机取巧，借皇上的手打压政敌，在物资上搜刮百姓讨好皇帝。如果皇帝的态度不偏不倚，臣子们自然就没了争权夺利的心思，剩下的争执只是观点的碰撞，并不会危害到国家利益。

这就是宋仁宗的驭下之道，他以善意待人，同时却牢牢把控着刹车的开关，因此，仁宗年间有四真之说： 是真宰相，欧阳修是真学士，包拯是真御史，胡瑷是真先生。宰相有权而不滥用， 身为参谋尽职尽责，御史清廉能干，而胡瑷独创的集经义和实务于一体的湖学，被定为“太学法”推行全国。官员不谋私则百姓得利，因此仁宗一朝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与民休息，这也是宋仁宗赵祯逝世之后，百姓纷纷自发哀悼的原因，他给了子民一个最繁华的时光，真正满足了百姓的愿望：不折腾。

三、文官武将共同的努力。

任何一个朝代的昌盛，都离不开文臣和武将们的努力，我在这里选取了真宗、仁宗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位名臣，来看看他们都有什么作为。

首先，我们来看看真宗时期的寇准。

1004年，北宋和契丹的战争刚刚开始时，朝堂上大多数臣子都很悲观，赵光义三十万兵败的阴影让他们从心底怕了契丹铁骑，契丹一路南下，宋朝几乎是 。以 为首的主和派主 真宗南迁以躲避辽国的入侵，而赵恒本来就没有什么军事经验，看到契丹骑兵 更是惶恐不安。这时，只有寇准一个人站了出来，不仅痛骂了朝堂中主张迁都的大臣，还针对当时恶劣的战况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解决方法：一方面调兵遣将，使朝廷派出的每路兵马能够互相接应;另一方面招募民兵深入敌后，偷袭契丹军营和粮道，打乱契丹的军事部署，延缓契丹骑兵南下的步伐。

当契丹打到澶州城下，他更是极力督促宋真宗赵恒亲征，到达澶州城下后，真宗不敢过河，只想驻扎在南岸的一座小城里，又遭到了寇准的坚决反对，为了让真宗彻底打消逃跑的念头，寇准令 指挥使高琼及手下的禁军卫士直接把真宗的御辇抬了起来，直奔北岸战场。前线的将士看到真宗士气大振，成功抵御住契丹骑兵多次的攻城。

如果没有寇准的坚持和他的军事才能，宋真宗可能早就已经迁都南下，而军心会随着皇帝的逃跑而溃散，根本没有与契丹议和的资格，“ 之耻”可能会提前上演，而北宋的寿命也会大大缩减。

其次，我们要说的是仁宗时期的范仲淹。

对于范仲淹这个名字，你一定非常熟悉了，他之所以能成为北宋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可不仅是因为那句脍炙人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靠的是他显赫的军功和政绩。

1038年，党项正式改国号为 ，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在本文中还将继续沿用党项这一称呼。1041年，党项率兵东下入侵宋朝，宋军大败，范仲淹以文臣身份 ，在西北边防前线带兵对抗党项。范仲淹到任后并没有一味蛮干，而是分析了北宋与党项的国情后，确定了针对党项的全面战略：以守为主，凭借北宋巨大的经济实力消耗党项国力，逐步反攻。

范仲淹采纳武将种世衡的建议，封堵北宋和党项的边境，以城寨相连，相互联系，形成一条严密的封锁线。还从当地猎户中挑选 之人，裁掉内地老弱冗兵，最终选出一万八千人，成为边防军主力。1042年党项来犯时，发现宋军已形成了一套坚固的边防体系，党项骑兵在城门外叫阵几次都无功而返。1044年，双方最终达成和议，西北安定。范仲淹以最小的代价赢得了最终的胜利。

范仲淹的高明，就在于他从开始就理解了宋朝军政事务的精髓，所谓“攻中有防，防中有攻”，具体起来就是修寨，这个方式以前基本是用在国内，只要推广向前，就变成了移动的长城，一点点向党项的境内扩建，每建一处，就形成了攻防一体的战斗体系，一点点蚕食掉了党项的国土。他以文臣之身，牵制了西北线十余万的党项骑兵。当时流传一首歌谣说："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里的范就是范仲淹。

此外，范仲淹还发起了第一次对宋朝制度的改革，史称“ ”，新政指出了宋朝目前面临的十余个重要问题，如官员的升迁不够透明，以及军队改革等、新政推行了一年多，虽然以失败告终，却给后世皇帝和朝堂敲响了警钟，后来神宗时期的 ，也参照了庆历新政中的一些想法和措施。

说了两位文官，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位武将，宋仁宗时期的种世衡。

种世衡是范仲淹总领 务时期一手提拔的武将。当时北宋在西部与西夏交战，西部地区无险可守，而以步兵为主的宋朝军队机动性不足，在开阔的地带野战往往不是党项骑兵的对手，种世衡发现了这一点后上奏朝廷，希望重建边境废弃的宽州城用来抵挡党项骑兵，得到许可后，种世衡一边战斗一边筑城，凿地一百五十尺，却碰到石头，工人认为石头无法凿穿，而没有水源的城，根本不具备防守能力。种世衡没有放弃，而是告诉工人挖出一簸箕碎石付酬一百钱，就这样，三天之后终于得到了泉水，这座城被命名为青涧城，成为宋军在西北阻击党项的重要据点。

此外，种世衡还积极收编周边的羌人，创立了战斗力极强的种家军，并巧施离间计，除去党项皇帝 的两位心腹大将，党项接连吃了几场败仗，好几年都不敢靠近种世衡负责的防区。

总结

首先，我们说了宋真宗赵恒的两次妥协，一是将定难五州归还了党项，二是与契丹签下和平协议。从表面来看，宋朝又失地、又赔款好像是落了下风，但是却换来了近百年的和平，宋朝的经济得以迅速发展，出现了宋朝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盛世“咸平之治”。

其次，我们说了宋仁宗赵祯的无为之治，宋仁宗擅长驭下之道，他以善意待人，宽容臣下的过失，但手段绵里藏针，宽中有紧，并没有丧失对朝堂的控制权，反而培养出了许多名臣，福泽三代。

最后，我们说了真宗、仁宗期间的三位名臣，寇准的坚持让北宋得以延续几十年的国运，而范仲淹和种世衡在西北方面的战绩，也使党项不敢再频繁东下挑衅，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虽然以失败告终，却为宋朝敲响了警钟，成为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参考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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