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江南地主势力的崛起，朱元璋是如何打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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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年，随着朱元璋完成对蒙元的北伐与驱逐后，国内局势趋于平稳，但紧随着元末战争的结束，新建的明王朝与地主阶级所潜藏的利益之争也开始逐渐显现出来，并开始逐渐爆发。而江南是明朝当时的统治中心和经济中心，也是这种斗争的焦点所在。

一、明朝江南地主的再起

江南地主势力在元末农民战争期间，曾受到严重打击，许多人家业荡然。但是，战争结束不久，他们又迅速的发展起来了。以苏州府为例，明初，苏州府税银总数约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户总数约四十九万余。约千分之一的户，占一府七县田赋总数的二十分之一。可见，明开国之初，江南土地又已高度集中。如有富商 ，“田产遍吴下”;丹徒曹定，占田万余亩;义乌巨室娄土祥，仅食客就养了数十人。他们的财产实力，雄视江南，“上足以持公府之柄，下足以钳小民之财”。

江南地主势力的发展为何如此迅猛?

，江南地主有两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是聚族而居。如溧水大姓端氏，“群从子弟居山东西前后百余家，高墉飞，环数百里相接。”新安诸大姓，千年来“聚族而居，绝无一家杂入者。”明初，江南各地分布着许多聚族而居的强大地方宗族。

其二是累世仕宦。宋朝南渡之后，江南就是南宋的政治中心，江南地主阶级进入宋朝中央者累世不断。如平阳 ，有宋一朝为官者共计八十二人。 代宋，这些家族虽然由于改朝换代而有所势力消减，但仍旧有许多家族在元朝任职。

聚族而居和累世仕宦这两大特点，使江南地主之间关系盘根错节，使他们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和政治声望。在 期间，他们便以此号令亲族乡邻，结寨自保。自此获得一定的军事实力，在元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他们大多未受到起义军的打击，反而趁机扩充了实力，其中不乏一些投靠了朱元璋，成为了开国的元勋。

同时，由于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受到元末农民起义战争的影响，一些地区战火连天，另一些地方则安然无恙。例如苏州和松江(即今天的上海)，大多为 所占，战事较少，破坏程度也较轻。

另外在元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为争夺江南控制权的朱元璋与张士诚，都极力拉拢江南地主文人，这也使得江南地主得到势力保全的同时，肆意进行土地兼并，成为了明朝建立之后的新贵。正是基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明初江南地主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

二、江南地主与朱元璋的矛盾

明初，随着江南地主势力的恢复与发展，他们和朱元璋建立的大一统新王朝，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上的矛盾开始迅速激化。

此时的江南地主对明朝的政治态度，大抵有三种。

第一种是拥戴明朝，这其中主要包括朱元璋的从龙功臣刘基、宋濂以及后来开科取士获得的江南名仕宋讷、贝琼等;

第二种是对明朝抱着若即若离的态度，如山阴名仕 、黄岩等文人;

第三种则是对明朝采取敌对情绪的人员，这些主要是元朝的遗老遗少和张士诚、 的支持者。

以上这三种人，除了第二种和第三种在一定程度上拒绝与明朝合作外，第一种人中也有部分人员与明朝有着矛盾。他们在明朝中的政治、经济地位，都远不如以朱元璋为首的淮西集团。

例如淮西的李善长和浙东的刘基，同是明朝的开国元勋，待遇就完全不一样。李善长长期受到重用，封为一等公爵，岁禄四千石，而刘基却只被封了个三品伯爵，岁禄二百四十石。最后又被排挤，忧愤而死。

总之，江南地主对新建的明朝的种种态度，造成了明朝对江南统治的不稳定性。

而 以来，江南逐渐成为了国家的财赋重地，元朝全国税粮共一千三百余万石，其中“江浙税粮甲天下”，仅浙江一省就达四百四十九万石，几乎占据了全国的三分之一强。朱元璋起兵后，财政拮据，在经济上主要依赖江南，不少地区在开国前以各种名义加征的田赋没有减额，特别是苏州地区因籍没张士诚部下土地作为官田的甚多，赋税尤其重。

因此，当明朝建立之后，江南重赋就作为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开始突显起来了。

同时，明初的徭役制度，也对江南地主不利。洪武之前，朱元璋已在江南实行“验田出夫”的派役制度。洪武元年，明朝正式确定“田一顷出丁一人”的均工夫役制度，这是中央向地方摊派的徭役。但由于当时中原社会经济因战争破坏尚未恢复，均工夫役便大量派给江南。

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地主佃户的劳作时间，验田出夫，田愈多，役愈重。均工夫役则再次加剧了江南地主与明朝的矛盾。

而对于明显不利于江南地主的明朝赋役政策，江南地主也随之采取了反赋役的办法有三：逃税、请命和武装叛乱。

其中逃税是最主要的办法。洪武三年，苏州逋负秋粮达三十万五千八百余石。丹徒县大地主曹定一家用“以熟作荒”的办法，逃税四顷七十三亩。

洪武年间，江南官吏经常冒杀头危险，向 请求减免田赋。朱元璋曾下令免江南税，但“秋复税之”。无锡籍官吏周衡认为这是“示天下以不信”。朱元璋只好践行诺言，但心里却很不痛快。不久，周衡告假返乡，超假一天。朱元璋说：“朕不信于天下，汝不信于天子，遂命弃市。”朱元璋借故杀周衡，实际上杀的是江南地主势力的代言人。著名的金炯事件，也属于同一性质。金炯，嘉兴人，苏州知府，据说他鉴于苏州官田佃租太重，上书请求减额。朱元璋派人调查，发现经济家中官田过于私田，遂怒诛金炯。

而地主反赋役的武装暴动，主要的事例是吴元年， 奉命在松江“验民田征砖甃城”。富民钱鹤皋拒不奉令，倡言“吾等力不能办，城不完即不能死，曷若求生以取富贵”，鼓动作乱，虽然最后并未成功，但也反映了当时江南地主对明朝的敌视情况。

三、朱元璋对江南地主的限制和打击

明初建都南京，江南成为明朝的统治中心。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朱元璋对江南地主进行了种种限制和打击。

第一、抑制兼并，限制江南地主经济实力的扩张

朱元璋从切身经历，深知“富民多豪强”，难免“欺凌小民，武断乡曲”，引起社会矛盾的尖锐化。由于明初荒地甚多，地主往往钻朱元璋奖励垦荒政策的空子来兼并土地。对此，朱元璋下令到临豪垦荒者，“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已业，而转令贫者佃种者，罪之”。这种抑制兼并的政策，不但对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起到了一定制约作用，也使明朝初年的垦荒得以顺利进行。

第二、清理田籍，防止江南地主隐匿赋税

南宋以来，江南已流行鱼鳞图册。经过元末战乱，江南鱼鳞图册大多散失。明朝建立之后，为了全面整顿江南田籍，洪武元年，朱元璋派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分行浙西核实田亩，绘制鱼鳞图册。其他地方则由当地官府自行整理。

但重新清理田籍的工作，受到江南地主的顽强抗拒。为此，朱元璋再进行了严厉的镇压之后，又派国子生武淳等到各地丈量田亩绘图成册，直到洪武二十年，历经二十年的时间，才将浙江及苏州等地鱼鳞图册最终绘成。

第三、迁徙富户，削弱江南地主的社会基础

江南地主大多聚族而居。族群是他们抗衡官府的实力。所以，朱元璋经常通过迁徙富户，强迫他们离开故土，从而丧失作乱的实力。规模最大的一次是洪武十四年，朱元璋命俞通源“徙江南豪民十四万填凤阳”。被迁徙的对象，主要就是张士诚、方国珍， 、元朝的遗民，以及江南的富户大族。

第四、用重典，从政治上打击江南地主

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后，几乎每隔三、四年，江南地主就要遭到一次沉重的打击。他们在洪武四年的杭州飞粮事件、九年的 、十三年的 案、十八年的郭恒案和二十六年的 案等一系列重大斗争中都受到了牵连。

后来在洪武三十年，又发生了“南北榜”事件，朱元璋借口当年所举 皆南人，逐、杀主考官，下令重考，尽取北人，扭转了南方士子垄断 的局面。第二年，又“以江南大家为窝主，许相奸告”，罗织成狱。通过三十年不间断的打击，江南三吴巨姓，“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

为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明朝对这里的官员，采取了“自牧守以至参政，莫不慎择其人”的政策。但是洪武年间，江南地方官又极少能终其任者。如苏州府，三十年间换了三十个知府，其中被贬谪的一人，罢官的二人，下狱的八人，坐赃琼面的一人，被杀的二人。朱元璋对这一地区地方官的频繁换马，以及这些官员的悲惨结局，反映了明朝在江南地区统治阶级与地方势力争夺控制权的尖锐表现。

江南地主在政治上受到打击，必然导致经济上的破产。明律规定，“凡民间有犯法律者，籍没其家，田土合拘收入官。”通过这一系列对江南地主的打击，明朝不仅巩固了对江南的统治，经济收益也很大。由于籍没一大批地主私田，明初江南官田数量大增。

随着官田数量的增加，明朝在江南的田赋也成倍的增加。元朝时，苏州的田赋只有三十六万石，可到了明初田赋已然增加到了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大约翻了七倍有余。

结语

朱元璋对江南地主势力的限制和打击，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 的中央集权统治。同所有封建帝王一样，朱元璋也是视中央集权高于一切，不管是贫者还是富者，贱者还是贵者，一律要求他们安于现状，政治上奉君守法，经济上纳税服役。任何势力的行动或实力，一旦成长到构成对王朝的威胁和打击，就毫不留情予以镇压。明朝初年，其对江南地主势力的打击就是这种加强中央集权思想的主要体现，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明王朝中央集权政治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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