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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朝文化:学术思想在两晋时期有着重要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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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政治主权完全在华夏族,汉代以后,政治主权不全在华夏族,边疆民族带来的草原游牧文化也融于中原文化。时天下大乱,士族文人多不以道义为重,儒学中衰。旷达之士,目击衰乱,不甘隐避,则托为放逸,遂开清谈之风。晋室之兴,世乱未已,向秀之徒,益尚玄风。玄学与印度东传之 交汇,中国文化逐渐转变为儒释道融合之状况。
学术思想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文化中心为建康、洛阳,在官方教育方面, 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国子学,以后历朝历代延续,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教育学领域还是中国最早把书法作为教育课程进行推广的时期,在官方提倡书法教育,设立书博士。这是因为从 到 时代都有重视书法的传统,在《法书要录》中记载魏国的五位书法家中, 、 兄弟与韦诞、虞松、钟会被认为是魏国书法名家。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 、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
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后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发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 及王献之的书法 、顾恺之的绘画。
在整个魏晋 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
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辩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像空间。到南北朝时艺术更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 与荣 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 、 、山涛、王戎。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 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 》、《 》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
“无”无法感应,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早在曹魏时期, 、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 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 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 、卞壶等人,范宁甚至着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 方衰, 中期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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