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
揭秘北魏末年的大乘教起义,在历史上有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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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八戒第一戒就是戒杀生,杀其他动物都难以被 容忍,更不用说杀人重罪。可是,在北魏末年,却有一场由僧侣掀起的起义,平日里在寺院里吃斋念佛的僧侣们纷纷拿起刀枪武器,造官府的反。不仅如此,这些僧侣还大肆杀生,死在他们手中的人不计其数,其领导者更是提出“杀一人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鼓励僧侣们杀人。而这场不可思议的僧侣起义,就是北魏末年发生的大乘教起义,也叫做法庆起义。
顾名思义,这场起义的领导者就是法庆,他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僧人,但他却不是北魏第一位起来造反的僧人,在他之前,已经有不少僧侣“离经叛道”,聚众造反。那么,到底是什么缘故,令这些信仰佛教,大讲慈悲仁怀的僧侣们好似丧心病狂一般,举起屠刀呢?
其实在北魏时期,佛教十分盛行, 们十分重视对佛教的扶持,建国初期,道武帝就下令:“天下初定,戎车屡动,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 还时常为僧人赠送礼品,《魏书· 释老志》记载:“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高祖时,沙门道顺、惠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
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疑惑了,既然朝廷这样礼遇僧人,僧人们为何还要造反,难道是他们恃宠而骄,想要取代皇帝不成?实情当然不是这样的,被朝廷扶持的僧侣们,拥护北魏政权还来不及,又怎会生出反心,毕竟他们的地位和财富都是朝廷赐予的。可是,问题就在于,北魏的朝廷对于佛教众门派是区别对待的。
北魏重视佛教不假,但他们的真正目的是利用佛教作为统治工具。既然是统治工具,朝廷自然就需要挑选影响力大、根基深的僧侣和门派,重点扶持他们,至于其他贫苦的僧侣,则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北魏对于僧侣们的差别对待是极为严重的,地位高的僧侣可以时常觐见皇帝,寺院盖得到处都是,坐拥数不尽的土地和奴婢,可是地位低的僧侣却连吃饭都成问题,甚至就连聚徒传教,也会遭到官府的禁止。在官府眼中,这些僧侣是异端,是应该打击的存在。而社会矛盾,就这样迅速激化起来。
起先,只是少部分僧侣不满现状,攻击官府扶持的寺院,烧毁寺庙,焚烧经书,以示抗议,然而当官府镇压以后,这种运动很快转化为大规模起义。延兴三年(473),沙门慧隐反,太和五年(481),沙门法秀于京都平城反;十四年,沙门司马惠御于平原郡反;延昌三年(514),沙门刘僧绍于幽州反,自称净居国明法王。参与造反的,不仅有被视为异端的僧侣,还有大量的世家大族和下层平民。接连不断的造反令北魏朝廷感到威胁,他们派出大军,对刘僧绍等人的起义进行镇压。
刘僧绍起义是北魏僧侣起义初期规模最大的一支,但是他们终因寡不敌众,被北魏官府残酷镇压。镇压刘僧绍起义以后,北魏官府屠杀大量教众,颁布禁令,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杜绝造反。可是,令北魏政府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在刘僧绍被镇压的次年,就爆发了北魏末年乃至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僧侣起义,大乘教起义,即法庆起义。
法庆是北魏冀州的一位僧人,关于他的生平在史书上记载的并不详尽,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北魏末年僧侣起义中最凶悍的领导者。延昌四年六月,沙门法庆、惠晖等人在勃海李归伯的支持下,率僧侣在武邑郡之阜城起义。法庆将李归伯封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他则自号大乘,就这样,一套较为完整的起义班底组成。
法庆的起义军战斗力很强,这要归功于他残酷的军功制度。法庆规定,杀一人为一住菩萨,杀十人为十住菩萨,以此类推,杀敌越多者,封号越高,也就相当于官职越高。同时法庆还不顾佛家戒律,他不仅自己取尼姑为妻,还将大量尼姑以及女子赏赐给部下,以激励他们作战。这样的军功制度,与当初的秦国非常类似,所以,法庆的起义军当中尽管大部分都是从来没有杀过人的僧侣和平民,但他们却悍不畏死,凶悍嗜杀。
与此同时,法庆还大规模清洗佛教的其他门派。法庆以“新佛出世,除去众魔”为口号,取佛经当中“弥勒下生成佛”的说法,传播 取代 的思想主张。法庆起义军所到之处,寺庙皆被焚毁,佛经无一幸免,法庆这位僧人,反而给佛教带来巨大的灾难。
法庆造反初期,连战连捷,起义军也发展迅速,达到五万之众。不过,法庆的残暴也使得他失去了民心,其他佛教门派纷纷抵制法庆,普通的百姓也对他们避之不及。七月,北魏朝廷反应过来以后,以元遥为征北大都督,领军十万,前往冀州镇压法庆。九月十四日,法庆的起义军在多方围攻下兵败,法庆﹑惠晖等头目全部被捕殉难,不久以后,李归伯也被乱军杀死,法庆起义被彻底镇压。
可是,北魏朝廷依旧没有吸取教训,他们在镇压法庆以后,没有安抚当地百姓,反而屠杀数万教众。北魏以为通过屠杀,就可以令异端僧侣和百姓们们胆怯,不再敢造反。但是北魏朝廷不明白,接连不断的僧侣起义是由于社会不公导致的,而这也为之后的 埋下伏笔,最终导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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