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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废墟之谜简介夏朝废墟到底在今天的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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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 废墟之谜,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对夏文化的认识,一直是历史学界和 学界所研究的重大课题,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未解的悬案。这个显赫十四代十七王,近五个世纪之久的奴隶制王国,既有文献记载,又有人间传说,难道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痕迹吗?自禹至 的漫长岁月里,其都城建在何处,考古界正努力去寻找,研究者力图把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相结合找出正确的答案。
解决夏墟问题,必须要先解决夏文化问题,在解决夏文化问题之前,首先还要了解清楚夏文化人民活动的范围。
根据文献记载推测,夏人活动的大体范围,西起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东至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南接湖北,北入河北,夏朝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地区,看来夏文化在中原历史舞台上无疑十分显赫。
文献中有较多的记载着“禹居阳城”的说法。《孟子.万章上》:“禹居阳城。”《世本.居篇》:“禹都阳城。”(《汉书.地理志注》颖川郡阳翟县下引)“ 都阳城,避商均也”。(《 . 书.正义》引《世本》)《史记.夏本纪》:“禹辞避舜之子商均于阳城。”
另外,文献中也较多的记载着“禹居阳翟”的说法《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阳翟县条:“阳翟县本夏禹之所都,春秋时郑之栋邑,韩自宜阳移都于此。”又据《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 列传》:“ 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
看来,夏禹之都大体上不会超出以上范围,但是史书上所载地名,与现实地名出入甚大,后人说法纷纭。例如阳城,一说在颖川郡阳翟县(今河南禹县);一说在嵩山南(今河南登封县);一说阳城就是唐城(今山西翼城县西);一说阳城在泽州(今山西晋城);另外还有阳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的说法等等。
《国语.周语》, 洪颐煊《筠轩文钞》有(禹居阳城考),论述甚详。近年来,在属于阳城地望的河南登封境内,发现了我国目前最早的城堡之一——王城岗城堡遗址。但是,要确定一处京都,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只有确立了夏文化,才能集中到探索夏都的范围上来。
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有人认为 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 是夏文化。只因当时积累的考古资料有限,研究者只能做一般的推测。自1959年进行的“夏墟”调查,才正式展开了对夏文化的探讨工作,进一步把 朝的疆域集中到河南境内的豫中、豫西,山西境内的汾河中下游,特别是汾、烩、涑以及沁、丹水流域。
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学者们也做了大胆的探讨,提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 一二期为夏文化遗存;有人单独把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列为夏文化遗存;还有人把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列为夏文化遗存。
这是仰韶文化时期人们使用的“刻划符号”。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不少人认为所谓“禹居阳城”与今日王城岗有一定的关系,并为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是夏文化探索的重要收获。文献记载中禹与阳城的关系是密切的,而王城岗遗址所在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中的夏都阳城基本吻合,但是,一个文化的确立,特别是一处奴隶制王国都城的确立,都应具有令人信服的材料。
夏鼐先生认为,关于夏都问题,“一般的探讨过程中,是先确定遗址属于某一王朝,然后再确定它是该王朝的京都”。又说,“如果这遗址属于是夏文化,也仍有是否有都城的问题”,“所以,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一旦夏文化解决了,夏墟之谜也就不难而破了。
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夏朝的都城与 一样,曾多次迁徙,但可以看出,夏朝的都城始终围绕着以河南西北部和山西西南部这两个中心。《左传》定公四年 注:“夏墟,大夏,今太原晋阳也”。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由此而产生了夏墟位“晋中太原”说和“晋西南”说。由于史书中对夏墟地望的记载比较分散,传说较多,而且夏文化遗址的分布也较普遍,故缺乏足够的材料加以论定。
应该提及的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和夏王朝统治的区域应该轻重分开,在探索夏墟问题上,应该从大范围集中到中心方面来。不管禹居阳城,或阳翟,或安邑,或晋阳,当然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被禹所居过的地方,不一定就是夏朝的都城,另外,夏王朝是否在此建都,还应与有无大型或典型夏文化遗址的材料相印证。
所以,如果用更加开阔的目光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夏人的文化源头应该到具有 特点的北方细石器文化中去寻找,这样可能会得到 的结论。
在中国北方,主要是长城以北,从东北沿内蒙古草原到西北的宁夏、甘肃、新疆以至藏北高原,以细小打制石器为特征的细石器文化,是北方 的主要文化。它们的特征一致,地域相连,统一构成了我国北方草原、沙漠、高原地带从事农牧和狩猎的古代民族的大文化。考古学上称它为“北方细石器文化系统”。
这是在仰韶遣址中出土的陶钵。
所谓细石器,指采用天然石髓、玛瑙和燧石制成的细小石器,常见种类有石核、石叶、石钻、石镞等,具有轻便、适合携带的特点,可以适应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所谓细石器文化,也并不是只有细石器,也包括大型打制和磨制石器,只是所占比重较少,故用细石器概言之。细石器文化也使用陶器,皆手制,质粗形简,器面多“之”字形纹。骨器有骨刀、鱼镖、骨锥等。
北方细石器文化主要遗址有:
昂昂溪。在黑龙江齐齐哈尔附近。
林西。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林西县锅撑子山。
富河沟门。在内蒙古昭乌达盟林东镇北七十公里,乌尔吉木伦河东岸。
以上遗址地域相近,据张博泉推测,这类细石器属于东胡族文化,与鲜卑、 、山戎先世有关。
小南山。位于黑龙江东部饶河县。
新开流。位于黑龙江东部密山县。
万里霍通。位于黑龙江东部桦川县。
以上遗址地域相近,据张博泉推测,这些属于肃慎族文化,与 、 先世有关。
新乐(下层)。位于沈阳市北郊。
红山。位于内蒙古赤峰市。
小珠山。位于辽东半岛以南的广鹿岛。
大口(元峁圪旦)。在内蒙古准格尔旗。其一期遗存的陶器主要是泥质和夹砂灰陶,纹饰主要是篮纹和绳纹,也有少量附加堆纹和划纹。器形有罐、瓮、豆。也有细石器。年代相当于龙山文化,至于二期遗存,其年代要晚于夏商时期。
转龙藏。位于包头附近。其陶器与大口一期遗存相似,如篮纹的盆、罐,纹饰有蓖点纹。有数量较多的细石器。在年代上应与大口一期遗存相近。
阿斯塔那。位于新疆吐鲁番县。打制石器中有刮削器、尖状器、砍砸器及磨盘、石球等。细石器有条形石片、刮削器、镞、石核。条形石片长一至三厘米,刮削器一般经精细加工,镞有柳叶形、桂叶形、三角形和菱形的。陶片全为砂质陶,器形有小口罐、瓮、钵等,纹饰有附加堆纹,压印的篦点纹、划纹。
萨拉乌苏。位于河套南部萨拉乌苏河(即红柳河)沿岸。石器多偏细小,缺乏大型的打击石器。年代应为距今三万七千年至五万年左右。当时,此地气候温和,淡水湖沼星罗棋布,草木丛茂,活动着成群的鬣狗、披毛犀、诺氏驼、河套大角鹿、 水牛、原始牛、蒙古野马、赤鹿、普氏小羚羊等。
峙峪。位于山西省朔县。其特征是细小石器和小石片为主要成分。明确地发现了石箭头,说明当时已使用弓箭。哺乳动物化石以野马、野驴为多。峙峪动物群与萨拉乌苏比较,其时代大体同时或稍晚。经测定,遗址距今约三。
虎头梁。位于河北省阳原县。石器原料以石英岩为主,在各种形式的石核中,楔形石核占绝对优势。其中台面平而呈角形的,与萨拉乌 化中的相同;另一种是台面向石核的隆起的一面倾斜,为虎头梁所特有。这两种石核,对于研究中国华北以至东亚、东北亚、西北美的旧石器文化,以及说明这一广大地区细石器类型文化的起源问题,都具有一定意义。
许家窑。位于山西省阳高县。石器类型以刮削器为最多,其中一种短身圆头刮削器,小圆弧形的刃经过精细加工,与后来细石器遗存中“拇指盖刮削器”有着继承发展的关系;一种原始棱柱状石核,从打制的台面周围边缘剥落石片,是后来细石器中常见的典型棱柱状石核的母型。
遗址中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有诺氏古象、野马、披毛犀、河套大角鹿、普氏羚羊、原始牛等。采用铀子系法测定许家窑遗址动物牙齿化石,年代为距今十万年左右。研究者认为,许家窑一峙峪一虎头梁,地域上互相邻近,制作技术同属华北以小石器为显著特征的文化系统,当是代表了这一支具有连续性发展序列的文化上的几个重要环节。
细石器的存在和发展是与狩猎业密切相关的。许家窑人主要以狩猎野马、野驴为主,在其遗址中,仅野马一类骨骸就发现了三百多匹。猎物的增加,促使相应的小石器大发展。“因为日渐增多的猎物要求人们必须改进剥皮工具,一方面是对石器的刃部精细加工,使其更加锋利,以提高剥皮速度;另一方面则要增加器物的种类,以适应各部位剥皮的需要。”细石器中最多的工具是刮削器,就是专门用于割剥兽皮的。
许家窑人还发明了石镞,尖端周正、锋利,并带有短程,可以绑在木杆上组成箭。许家窑人的后裔峙峪人也使用弓箭,在峙峪遗址中发现的动物化石,野马达一百二十匹,野驴为八十八匹。峙峪人和许家窑人一样,都是善于猎马的氏族,因而被人们称为“猎马人”。
以上地区皆属殷商时代鬼方、土方、音方的活动范围。直到春秋时期,山西和河北北部仍是戎狄之地,由此我们推断,这一地区的细石器文化都是 人或夏人的文化。在所有这些细石器文化中,以山西省北部的许家窑文化最为古老。若要寻求夏文化的源头,晋北的许家窑可能是最恰当的选择。
近年来,在蒙古和西伯利亚地区,曾出土为数众多的青铜短剑和铜刀,其中呈曲柄或曲刃的一种最具民族特色。柄端呈龙蛇状。这种装饰花纹,与中国河北、内蒙古地区出土的式样极其相似。其中鄂尔多斯发现的龙首匕,龙首张嘴,圆眼,蘑菇柱状角。其角与晚商金文中“龙”字的造型相同。龙身,以长方点状纹表示,属于蛇纹的写实状态。古代传说中的龙,是一种类似蛇和鳄鱼的爬行动物,以上出土的龙首形青铜短剑和钢刀,正是表现了龙的虚幻形象,是原始宗教动物崇拜的产物。
夏人“己”姓,“己”正是蛇的象形,所以 称这些龙首青铜兵器是夏族的文化遗存。西周以后,这种蛇纹青铜器发生变化,龙首简化,蛇纹变成了叶脉纹或网状纹,但仍然是蛇身的花纹和蛇脊骨的模拟。后来发达的鄂尔多斯式动物纹,主要的纹饰变为羊、鹿、虎和马等形式,就是在夏文化的蛇纹等动物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夏、商文化的影响,但它绝不是夏文化,也不是商文化,显然自有来源。
史载夏的发祥地在崇山。《国语.周语》称:“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又说:“其在有虞,有崇伯 。”崇山位于何处?考古工作者在山西汾水下游及浍水流域之间,发现了龙山文化遗址多处,其中陶寺遗址被认为与夏文化有关。因为几座早期大墓中都出现了彩绘蟠龙盘,显然是夏族部落崇奉龙为神物的原始标志。陶寺位于崇山西麓。《读史方舆纪要》:“崇山在(襄汾)县东南四十里,一名 山,俗名大尖山,南北连亘长二十余里。”
《史记. 传》正义引张揖云:“崇山,狄山也。”陶寺遗址正在古崇山下,是目前发现的晋南的一个大型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物品丰富而别有特色,不是中原他处同时期的文化遗址所能比拟的,在地望上,正与汾浍间的夏墟地理位置相吻合。崇山又称狄山,正指明了戎狄夏族人居此地。
《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说到周初封建的情形时称:“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 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 以夏政,疆以戎索。”杜预注:“索,法也。太原(指夏墟)近戎而寒,不与中国同,故自以戎法。”
这表明,直到周初,晋地仍保存着戎狄的生活习惯,不得不根据其旧有风俗,以戎法治之。直到春秋时代,太原地区仍使用戎狄语言。这些证据说明,山西很可能是夏文化的发源地。
河南和山西,到底哪个更有可能是夏文化的遗址?相信随着考古事业的迅速发展和考古资料的不断积累,破译夏墟之谜,一定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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