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时期的武将没有地位赵匡胤得负责任吗应该算在此人的头上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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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盛，军事却不相匹配，常被人诟病。平辽不得，还让 坐大，面对金国更是被横扫。要找责任人的话，这口锅经常被扣在 头上，没办法，谁叫他是开国之君， 又太过出名，这个锅他不背谁来背。

不过如果细究起来，宋朝兵制的改革起自太祖，但在太祖和太宗朝，军队的战斗力却并不低。

赵匡胤平定荆湖、西川后，目标直指契丹，幽云十八州成为他的终极梦想，为此他需要拔除受到契丹支持的 。终太祖一朝，不断发起北伐，太宗即位后继续太祖的政策，终于灭掉了北汉，此后更是更进一步，挥军直指幽云。

在太祖和太宗两朝，开国宋军算得上是百战之师，战力强悍，武人的地位也不算低，为啥呢，是因为战争需要。历次北伐，领兵的主官都是武将，即使到了 发动的最后一次北伐：雍熙北伐。三路大军领兵的也都是武官，东路军 、西路军潘美、中路军米信，都是百战宿将，可见宋军在开国之初武将颇受重用，军队也还能一战。

如果一定要为宋朝之后武将地位低下，军队不复战力找个人负责的话，很大程度得算到 头上。

为啥是赵恒呢，首先赵恒此人性格懦弱，在史上都有公论。

赵恒懦弱的性格，应当与他的成长有关。

在真宗被立为皇太子之前，长子元佐因为反对父亲迫害叔父廷美，而被废为庶人;次子元僖很得太宗的喜爱 , 但是正当盛年而暴卒，被追赠为“恭孝太子 ”。

元僖之死对赵光义打击很大，后来不得已，才在 的劝说下立真宗。在京师老百姓称赞真宗为“少年天子 ”时，太宗很不高兴，说 : “人心遽属太子，欲置我何地 ? ”在这样的压力下，赵恒养成了微小谨慎的性格，即使如此，太宗驾崩后，王继恩、李昌龄、胡旦等人还图谋立废太子元佐为帝，如果不是 保全，真宗即位的概率实在不容乐观。

这些经历使得真宗性格与太祖太宗迥异，奉守中庸之道，不以开拓为宏志。

性格表现到外在，就是真宗在澶渊之盟的窘态。

真宗亲征澶渊，是在万分不情愿的态度下，经过 、寇准等人的极力鼓励与劝说，方才勉强同意。

强扭的瓜不甜，即使亲征，真宗所想的与主战派大臣不同，不是如何打败辽军，而是如何尽快脱身。

对于澶渊达成合约的条件，真宗的底线是不割地，至于岁币则可不惜代价，“若屈已安民 , 特遣使命，遣之货财，斯可也。所虑者，关南之地曾属彼方，以是为辞 , 则必须绝议。”。

辽军撤退，宰相寇准建议进一步扩大战果，真宗回答 : “数十年后 , 当有御之者。”

很显然，真宗本人把抵御外敌的任务甩给了子孙。

但是子孙们能不能为祖宗还愿，还得看国策，澶渊之盟后，宋朝的皇帝们已经不具备这个能力，原因还是要归结到真宗。

“澶渊之盟”以极小的代价换来了宋辽之间长久的和平。本身算得上是一笔合算的买卖。

但它背后所带来的影响，却是北宋灭亡的重要原因。

太祖太宗两朝，辽国都是假想敌，宋朝在边境集结重兵，严加防备。

澶渊之盟后，情况就变了。在盟约里有这么一条，“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也就是说，只能维持现有的军事设施，不得再有修筑城池，加固堡垒，挖掘河沟等动作。

如果只是这样，北宋在边境保留现有的军事力量，不说能确保 ，至少能进行有效防御，那也不算太离谱。

问题在于，合约达成后，宋朝的战略目标就变味了。辽宋是兄弟之国，友好邻邦，驻扎那么多军队干嘛，还不如撤回来，既节省军费，又能在内地机动，也就是成了“外虚内守”，收缩了战线。

战略上的变化带来了军事制度上的变化。

之前北宋执行良好的马政逐渐失效了，不管是官方养马还是民间养马，逐渐都被荒废。后人一再说宋朝缺少战马，其实在北宋初期是不缺的，只是从澶渊之后马政荒废才真正开始缺少战马。

军队则无事可干， ，流连于瓦舍勾栏，并且以经商为主业，带来的后果是：

“为将帅者，不治兵而治财。刻剥之政行，而挝摩之恩绝，市井之习成，而训练之法坏。二十年间 ,披坚执锐之士 , 化为行商坐贾者 , 不知其几。”

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就可想而知。北宋后期除了西北边军因为要防备西夏还有点战斗力，其他就没法看了，被金军一路横扫也就不奇怪了。

澶渊之盟取得的和平被宋朝不少君臣所肯定，“太祖开万世之基 ,太宗定四海之难 ,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

于是子孙们都想效仿，金国攻宋以来，徽宗钦宗不断派出使者想再来一次，并在在 元年和金国达成合约，代价是每年交纳岁币费“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

至于结果，所有人都知道了，第二年金人就撕毁合约再次攻宋， 成为中国历史上永远无法弥合的伤疤。

您看，澶渊之盟成为一个样板，后世官家们遇到战和问题，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哪怕已经碰得 还要抬出澶渊来说事，可以说它影响到了国策。

所以，不要说 、 重文轻武，在赵大赵二执政时期，武人地位虽不见得多高，却是实打实受到重用的，只是从真宗澶渊之后的国策调整，武人地位一路下滑，受制于文官而不得复有掌兵之实，强如 也只能郁郁而终。

真宗心心念念的“数十年后 , 当有御之者”，结果是范雍、 之流虽称名臣，经略西北却被 打得 ，若要追究原因，赵恒实在是逃不掉。

不管是从思想上还是行动上，赵恒之后，北宋官家们都失去了进取心，失去进取心不算，还失去了警惕。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一个国家失去了忧患意识，结果是啥呢?北宋的灭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句话，虽然出自东周时期的《左传》，即使在今天来看，也是非常有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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