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杀兄弟逼父退位李世民为什么还被视为千古一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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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2024-12-01 16:14:03  来自 高姿态男子 觅知友会员

很多人都不了解 的事情,接下来跟着小编一起欣赏。

对于唐太宗李世民,时下经常能看到这样的言论:他杀害兄弟、逼父亲退位,品德坏透了,凭啥被视为千古明君?

这个逻辑,体现出的是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优越感:做人就该温良恭俭让,德行远远比才能重要;身为天下人榜样的帝王更应该如此,逼父、杀兄、废子,是典型的大逆不道,与儒家传统观念格格不入。因此,李世民这样的人不可能管理好国家,所谓的贞观盛世一定是杜撰的。

这种观点其实很不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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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君的标准是什么?

我们假设一下:

明知自己已经“功高震太子”,李世民仍旧无条件的孝顺友爱, 会不会放他一马?两人是不是可以和谐共存?或者说,他就应该洗干净脖子,眼巴巴等着被自己的兄弟整死?

如果明明知道太子 胡作非为、极有可能像 那样把大唐带向毁灭,李世民却像如今的一些熊家长一样,继续无条件的宠爱这个熊孩子,以保全自己的“慈父”形象,那接下来大唐的百姓将会承受什么代价?

还有人说李世民逼父亲 退位。如果我们结合史料对李渊的性格进行更多了解的话,会发现这更像是他本人的审时度势后的选择:外有强敌、内部不稳,为了避免自家政权面临不可预知的动荡,他决心退居二线,将权力悉数归于唯一在世的成年儿子手中。

舍身饲虎,只是宗教传说;溺爱子女,更会害人害己。如果一个 对家人无条件放纵,对那些毫无血缘关系的广大老百姓却极尽横征暴敛、肆意摧残之能事,对外处处被动挨打、以至于 ,这种皇帝是明君吗?

反之,一位帝王在家族内部斗争中手段狠辣,夺权后对宗亲严格要求、毫不法外徇私;对于朝廷内外官员、普通军民却以制度妥善管理、极尽安抚,实现国泰民安;对外主动出击,将强敌消灭在萌芽之中,让百 居乐业,这样的皇帝值不值得受后世爱戴?

对待家人,慈爱、孝顺也许就足够了;治国则复杂得多,起码需要胸怀天下的格局、 的气魄、知人善任的水平、雷厉风行的手段、明辨是非的能力,以及更重要的:压抑个人喜好,将百姓、天下的利益放在首位;如果能够在制度建设方面有所贡献的话,那就更难得了。

显然,前一种比较容易,后一类则难上加难。因此,在数千年的历史上,对家人慈爱的帝王比比皆是,能够创造盛世的则相对珍稀。

“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李世民之所以能被后世奉为明君的象征,正是由于他具备了杰出帝王所需的一切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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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帝王,却能用制度约束皇权

大一统时期的中国封建社会,本质上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帝王对国家权力的绝对垄断,使得思想统一、行动一致,避免中原再度陷入 时内部割裂混乱的局面。但同时也带来了副作用:权力过度集中,帝王本人的素质与政权是否能正常运行直接挂钩;而无限制的皇权,不断造就了大量一意孤行、不顾大局的统治者,将一度强盛的王朝带向末路,如秦二世、 恒灵二帝、 等。

因此,封建时代的人们想要 ,几乎等同于赌博;国家是否安定和谐,几乎与君主是否圣明息息相关。同时,为了制衡、限制皇权,臣子们也进行了一些努力,但最终结果往往并不怎么美好,甚至由此滋生了 参政、 等怪象,导致政权陷入更加混乱的局面。

这一切,都是源于帝王本人具有封建政治的绝对话语权,若要对其进行约束,只有两个办法:推翻他,或者他本人有足够的觉悟。但王朝的更迭,其一代价太大,其二很难带来制度的脱胎换骨,顶多是再来一次“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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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李世民身为帝王,则属于罕见的一类——他主动以制度约束皇权:

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正月,才当上皇帝的李世民下达了第一道诏书,内容是关于谏议制度的:

自今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閤议事,皆命谏官随之,有失辄谏。

中书、门下两省以及其他三品以上官员觐见皇帝商议朝政时,必须让谏官贴身跟着,君臣议事时若有不妥之处,必须立即指出。这样一来,君臣双方都被置于监督之下,“故大臣不得专君而小臣不得为谗慝”。

同时,那时的谏官不再限定于某一个职位,而是涵盖了朝廷中官员体系的各个品级,从八品到三品都设置了大量谏官,形成了上规模的谏官群体;同时,对于他们的工作方式,也形成了制度:“凡谏有五:一曰讽谏,二曰顺谏,三曰规谏,四曰致谏,五曰直谏。”总有一款能起到作用。

而在过去,谏官制度往往沦为点缀,其能否发挥作用完全视君主个人的喜好。李世民的一系列制度,则让这一古老职务真正发挥了作用,以至于诞生了 这样的千古谏臣。

此外,贞观年间还诞生了“五花判事制”:“凡军国大事,则中书舍人各执所见,杂署其名,谓之五花判事”,即:对于军国大事,负责起草文书的中书舍人们必须在文件上写下自己的不同意见,这样一来,很好地弥补了个人意志对政事的左右,自此以后,唐王朝的决策“鲜有败绩”。这里面,依稀有近现代某些制度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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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尽其用,首次彻底跳出了兔死狗烹的怪圈

首先,在如何选人方面,李世民的标准比较简单:

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

对于 的官员,李世民从来都是深恶痛绝。比如在公元645年,李世民远征 后率军归国。经过易州境内时,负责接待的司马陈元璹献上了种在温室里的青菜,他本以为,自己的苦心之举,会让饱受戎马之苦的皇帝龙颜大悦,说不定能由此飞黄腾达;不曾想,李世民看到这些反季节蔬菜后,气得直接将陈元璹免官:“上恶其谄,免元璹官”。

而对于那些敢于直言进谏、甚至不给自己面子的忠直官员,李世民则是另一种态度。公元633年,李世民问魏征:“众位大臣的上书多有可取,但见到我时却时常语无伦次,这是咋回事?”

魏征说:“我观察各部门上奏言事前,时常殚精竭虑,甚至耗时好几天;但见到陛下后,却说不出三分之一,他们主要是担心自己的不同意见让您不高兴。”

李世民得知后,接见大臣时更加 ,甚至对有些不太客气的言辞也压抑住自己的情绪。而我们的魏征大人,专业挑刺、找茬十余年,甚至经常在朝堂上经常怼得李世民下不了台,却被尊为官员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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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李世民对待大臣从不苛求尽善尽美,容忍他们存在缺点。

宰相 是初唐重臣,位居凌烟阁功臣录第九位,但他这个人有个毛病:对人要求过高,时常拿苛刻的道德标准要求同僚,甚至对同为凌烟阁功臣的 、 也有很多意见。

公元646年,他向李世民告状:“房玄龄与中书门下众臣,朋党不忠,执权胶固。陛下不详知,但未反耳。”即,房玄龄结党营私,跟一些大臣关系过好,有谋反的嫌疑。

对大部分帝王而言,非常乐于见到大臣们互相拆台的情况,以便于自己从中制衡、玩弄权术。但李世民却不同:

上曰:“卿言得无太甚!......人不可以求备,必舍其所短,取其所长......”

即用人不能苛求完美,要容人所短、用人所长。当然,对于打小报告的萧瑀,李世民也容忍了下来:“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废也”。

也许这就是李世民时期名臣满朝的秘诀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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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打破了兔死狗烹的怪圈。

每当新的王朝建立,由于权利的绝对排他,曾经休戚与共的国君与功臣之间,总会不可避免的步入"狡兔死,走狗烹; ;敌国破,谋臣亡"的死胡同。手段狠的,直接把那些功臣肉体毁灭,比如 、 ;文明一点的,会让他们离开权力核心,比如 、 等。

不过李世民则完全避开了这一规律,他一不杀人、二不架空,除了触碰底线的 与 外,其他功臣不仅按照贡献加官进爵,而且在接下来仍旧待在最适合自己的岗位上,为大唐的发展持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而李世民的秘诀,就在于制度、法令。他的绝对心腹、在玄武门救过自己性命的尉迟敬德,曾经仗着功劳在酒宴上争抢座位,甚至殴打其他大臣,李世民则毫不留情地提出严重警告:

国家纲纪,唯赏与法,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

不用权谋、心机去玩弄制衡,而是依靠法令约束特权特权,这种治国态度,时至今日仍具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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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国家不易,能首先对统治阶层自我审视,则更为难得

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些帝王虽雄才大略,但在对待百 面却不怎么温情,甚至单纯的将他们视为实现自己抱负的工具。

李世民即位时,经过隋末的战火洗劫后,曾经繁荣富庶的中原一片残破,战乱虽已平息,但仍有流民四处占山为寇,社会生产并未完全恢复。面对这样的困境,大多帝王普遍会采取暴力镇压的方式,最为典型的就是隋炀帝杨广。

公元626年,在谈到怎么应对各地的盗贼时,一些大臣建议乱世用重典,以严刑峻法管束这些“刁民”:“或请重法以禁之”。但李世民对此却不以为然:

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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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之所以落草为寇,主要是被官员所逼;若循规蹈矩无活路、铤而走险方苟延,这世上哪还有良民?

因此他认为,若要治民,先匡正官僚阶层自身,他抛弃严刑峻法,致力于“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主食有馀”。几年之后,大唐迅速换了副模样:

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

如果隋炀帝有他这份觉悟,强盛的隋王朝也许就不会灭亡了;如果后世的 君臣把这段记录记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也许就不会有那些被逼上梁山的好汉们了(当然这只是小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懂这个道理的帝王将相数不胜数,落到实处的却是珍惜物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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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李世民如何主动出击,将周边游牧民族的威胁扼杀在萌芽之中,拓宽中原王朝的生存空间;如何不遗余力赈济灾民,真正让百姓安居乐业,在此不需赘述。)

在封建帝权制度下,如何约束权力、维持结构安定;怎么走出个人意志的怪圈,不以帝王喜好为转移,充分发挥各阶层人才的作用;如何兼顾百姓诉求,不把农民阶级视为被压榨利用的工具......这些议题,已经超出了封建制度的所能解决的范畴。而李世民在这些方面的作为,也达到了封建帝王的极限,这就是他被视为千古明君的核心原因。

至于他的宫廷争斗手段,在那些只求能一展所长、避免功高震主的文臣武将眼中,在那些只求安居乐业、好好活着的老百姓眼中,跟自己有什么关联?他们要的是一位能解决现实问题的帝王,而非一位道德模范;前者可以 ,后者只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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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资治通鉴》《旧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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