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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训文化是什么时候兴起的?家训文化对历史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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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小编给大家带来家训文化是什么时候兴起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 家族里,家训和族谱是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讲究宗族血缘关系的封建时代,如果说族谱是大家族维系其发展和存续的客观证据,那么家训,就是其能够保证阶级属性代代相传的内在动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独特的家庭教育方式和认知理念。
中国古代家训的发展繁荣时期,自然是明清时期,我们现代人最熟知的家训应该就是 先生的《曾国藩家书》,但要论起中国古代家书家训的起源,则应该是在魏晋 时期。
主导下文人对于“家学”传承的需求,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特殊时代背景下文人们强烈的忧患意识,是南北朝时期文人家训兴起的原因所在
儒家传统的经典《 》中曾经记载:
“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
就是说君子留下的流风遗韵,经历过五代就没有了。这里的“泽”可以理解为良好的家庭教育,高尚的品德观念。
中国古代家训的兴起,根源就在于此。在传统的士大夫家族观念中,子嗣的继承和自己学术,家风的继承,是同等重要的。这一方面是由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决定的,一方面也是出于家族本身的延续需要。
早在春秋时期的《 》之中,就有相关的记载:
“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在 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后,文人士大夫阶层逐渐与统治者直接挂上了钩,他们的理念也就成为整个社会的主流,“留财不如留贤”逐渐深入人心,但在时间的作用下,任何“君子之泽”,又不可能千秋万代的传承下去。这个时候,以文字记载的,带有宗族内一定法律意义的家训,就成了保证家族血脉能够流传下去的一道底线。
所以说,汉代以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人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们为了保证家族的存续和血脉的流传,促使了家训形式的“家庭教育”出现。
另一方面,南北朝时期的连年战乱,王朝变幻,使得深入权利中心的士大夫阶层,比普通的百姓们更能感觉到危机的存在。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 。”社会的剧烈变动,促使士大夫阶层内心强烈的忧患意识,往往今日还高门大户的世家门阀,明天也许就要沦落成庶民,在这种社会现实之下,任何权势,金钱,地位的传承,都不够牢固。这就迫使士大夫们不得不去寻找一条能够更好的传承家族,延续血脉的办法,家训则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综上,南北朝时期文人家训的兴起,实际上是在儒家思想占据传统文化的主流之后,士大夫们对于自身信仰和传承的需要导致,也是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为了家族和血脉的延续寻找到的一条“捷径”。
对于家族内子弟的较强约束性,和带有理想色主义色彩的个人人格追求,是南北朝时期文人家训的主要特点
从特点上来看,“家训”还不同于明清时期的“家书”,如果说家书是祖先对于后辈的寄托和希冀的话,那么家训就可以说是祖辈对于后代的要求。
中国人骨子里是不信神的,或者说我们信的神就是祖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宗族观念下,家训在家族的范围内,实际上是具有一定的类似于现代法律的效令,对于后代的约束力是很强的。
这一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宋代皇室的太祖石碑。
根据《松影集》中记载, 曾经留下家训:
“艺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 年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然要当知而戒焉。”
因为皇权的特殊性,皇室的家训可以直接演变成国家的法律,上面这段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说是 不杀士大夫的法理依据。在民间,文人士大夫们的家训虽然没有 家训那么严苛,但其对于家族后背的约束,也是非常有力的,几乎等同于小范围内的法律。
从南北朝时期的特殊背景上来看,对比明清时期的家训,南北朝文人的家训更倾向于道德层面的要求,体现着士大夫阶层对理想化人格和家族声望的重视。
早一点有 时期的蜀汉丞相 在《诫子》的那句: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 无以致远。”
晚一点,在南朝时期的颜延之的《庭诰》中告诫后代:
“唯夫金真玉粹者, 乃能处而不污尔。故曰: 丹可灭而不能使无赤, 石可毁而不能使无坚。”
由此可以得知,相较于明清时期的家书家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训普遍强调个人的人格追求,而不以具体务实的要求为特点。
所以说,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训的特点,首先在于其类似于家规族规的强力约束性,其次是倾向于子孙后代人格的理想化追求,具有典型的文人特质。
南北朝时期的文人家训一方面促使了 的发展,使得社会阶层固化加深,另一方面又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完善了古代传统的教育体系
那么南北朝时期文人家训的兴起,反映着什么样的社会背景,对当时有产生怎么影响呢。
首先从社会背景来看,家训文化的兴起,之所以会在南北朝时期,跟当时逐渐壮大并走向兴盛的门阀制度有关。
从两汉时期开始,以掌握着经学典籍解释权的 为代表,中国古代门阀制度开始兴起并走向繁荣。从根源上讲,门阀制度的盛行,其实来自于知识的垄断。
近代国学大师陈寅格曾经在《崔浩与寇谦之》中写道:
“盖有自 末年之乱,首都洛阳之太学,失其为全国文化学术中心之地位,……故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
这种学术上,或者是知识上的垄断,为世家大族首先带来的是人才的层出不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汉末颍川 家族的“荀氏八龙”,以及其后 时期号称“ ”的琅琊 。
我们现代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在古代就是知识是第一生产力,谁掌握了知识,谁就掌握了主导天下方向的权利。这种权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战乱年代表现更为突出。
世家大阀蓄养私兵,广收土地人民,几乎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甚至犹有过之,皇权时常会被世家大阀们推翻,但门阀却因为掌握着先进的知识和人才,哪怕经历战乱,也能够发展留存下来,并迅速壮大。
巨大的利益,自然带来巨大的动力。在这种现实需要之下,南北朝时期的豪阀们首先要保证的,自然就是自己家族对于知识的垄断,这是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豪阀的根本。而在古代封建时期,古人们的认知里,知识往往又跟一个人的人格品德有很大的关系。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训文化的盛行,其实从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门阀制度的兴盛,为那些传承百年,甚至几百年的大家族提供了能够 的内在动力。
但凡事有利就有弊,门阀制度盛行和发展,必然造成社会阶层的固化,社会阶层的固话又势必带来社会的动荡,如此就形成恶性循环。越是在乱世,门阀们更看重自己的家风家训,士族自然就人才集中。而广大庶族们却因为士族们的知识垄断,没有向上的通道,又引发动乱如此循环不止,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连绵战乱的内在原因之一了。
从对后世文化的影响上看,兴起于魏晋南北朝的家训制度,对中国古代的教育体系完善,起到了一个重要的助推作用。
这种助推不仅是在家庭教育方面,更是在社会教育层面上。古代以家族聚居的大环境之下,家训经过一两代人,甚至两三代人的遗传继承之后,其实就变的不仅是家庭内部的教育,更是一个小社区内社会教育的底线。
换句话说,“君子”的后代的后代,不一定还是读书人,还是君子。一个大家族里,势必有人好有人坏,继续读书明理的自然不用说,有些读不起书,或者读不进去书的人,他们的后代家庭教育其实是堪忧的,这时候以整个家族家训为主体的小范围的社区教育,就是这些缺失家庭教育孩子的有效弥补,对稳定社会秩序,引到社会风气,都有积极的作用。
综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教训文化的兴起,实质上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掌握着知识和权利的士大夫阶层,出于对社会现实的忧患意识,对自身家族血脉传承的需求,尝试着寻找方法延续家族的实践。
这种实践因为其时代特征和阶级特征,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是家训对于家族子弟的约束性较强,其次因为未经时期士大夫阶层的文人特质,使这一时期的家训普遍具有主张理想化的人格追求的特点。
从影响上来看,家训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兴起对于当时来说,有利有弊。一方面推动了门阀制度的兴盛发展,一方面也固化了阶层,似的社会容易动乱。从对后世的意义来看,则明显是利大于弊,不仅有效的补充了古代文人的家庭教育,还起到了一部分社区教育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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