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惟庸案”连坐者就超三万人，朱元璋是怎么想的？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 的故事，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明初， 大兴重典，大肆杀戮功臣， 中，就有两件关于政治的大案件，分别是 与 案，单单胡惟庸案连坐者就超三万人，堪称 历史上的腥风血雨，而通过胡惟庸案件，曾经与朱元璋一起共患难， 征战天下的淮西功臣们，几乎清洗殆尽，那么，坐在皇位上下达命令的朱元璋，为什么制造如此腥风血雨呢?这问题的源头恐怕还得从 朱元璋与淮人功臣集团日渐加深的矛盾说起。本文将以胡惟庸案为切入点，浅谈明朱元璋与淮人功臣之间的矛盾。

明初时，处在淮人集团低层的胡惟庸，借李善长的“东风”成为百官之首

朱元璋元末自淮西地区起义，随后经历二十多年的南征北战，建立大明王朝，而这期间，朱元璋麾下的淮人老乡们，为朱元璋出谋划策运筹帷幄， 之外。也可以说，朱元璋打天下，有他们一份功劳，就连朱元璋自己也经常自诩为“淮西布衣”，或“濠梁之民”，朱元璋刚当皇帝那会，与 等人说话，还经常称之为兄，《 ·徐达传》就记载：宴见欢饮，有布衣兄弟称。帝尝从容言：“徐兄功大，未有宁居，可赐以旧邸。”

洪武三年十一月，朱元璋在奉天殿大封开国功臣，一口气封了六公二十八侯。这六公分别是: 公李善长、 公徐达、 公常茂、 公 、 公冯胜、 公邓愈，都是淮西老乡，而二十八名侯爵也基本是淮西人，且以凤阳人居多。除了功名爵位外，朱元璋更是给公侯们高俸，李善长等淮人一等公爵食禄三至五千石，且赏赐田地，并且赏淮人功臣们类似免死金牌的铁券。要知道，同样有开国之功的浙东派领头人物刘基只封了三等伯爵，食禄却只有两百多石，足见他对淮人功臣们的重视与认可。

洪武三年十二月“赐魏国公徐达以下勋臣田有差”。

一时间，淮西功臣们的势力达到巅峰，显赫朝野。也因为朱元璋的看重，淮西派成为明初政坛上最大的势力。当时有诗云:““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这也反映了朱元璋对淮西派的偏心。

此时胡惟庸又在哪里呢?胡惟庸虽然是安徽定远人，同属于淮人集团，但洪武三年，他仍是淮右集团的底层人物，当过 做过 的他，混的并没多少起色。直到淮西派的领头人物李善长扶持，胡惟庸这才得到朱元璋赏识，之后平步青云，于洪武六年(1373年)迁至右丞相，又于洪武十年(1377年)升任至中书左丞相，短短几年时间，成为朝廷权力最大的官，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成为继李善长之后淮西派二代目。

胡惟庸坐上宰相之位后，开始膨胀起来。其当宰相期间，掌管生杀废黜等大事，内外各部门的奏章，他都先拿来看，凡是陷害自己的就扣下不呈。有的甚至不报告朱元璋便直接行事，同时胡惟庸这个人，阴险奸恶、喜欢窃弄权柄、结党营私，所以经常有人奔走其门下，只为给他送贿赂，其屠害忠良之事也不胜枚举。

“独相数岁，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 。”

比如大将军徐达就曾向朱元璋告他的状，说他这个人阴险狡诈，胡惟庸于是买通徐达的守门人福寿，想要谋害徐达，但被福寿揭发。御史中丞刘基也曾说过他的坏话，后来刘基生病，朱元璋派惟庸带御医探视，胡惟庸趁机对刘基下毒。

此后，胡惟庸权势更盛。

所谓伴君如伴虎，胡惟庸可能到死也没想到，自己爬的那么高摔下的时间却是那么快。而他这么一摔，也直接将权势正盛的淮人派送向了衰败。

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几乎将淮西功臣清洗殆尽

洪武十二年(1379年)九月， 国向大明进贡，胡惟庸等人没有报告朱元璋，而这事恰巧被宦官见到，并告诉了朱元璋。朱元璋听后大怒，下令责罚 臣，胡惟庸和 叩头谢罪，却将过错推给礼部，而礼部大臣又推回给中书。这样推来推去，朱元璋更生气，一气之下将各臣僚全部关押起来，追问为首的人。不久，汪广洋被处死，胡惟庸虽然全身而退，但成功引起了皇上的猜忌。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御史大夫涂节突然揭发丞相胡惟庸，说他不止擅权，还想要谋反。很快，事情发生反转，就在涂节告发胡惟庸不久，中书省另一名中级官员高嵩奏报，涂节和胡惟庸是同谋，因为涂节见事败落，这才 告发胡惟庸，朱元璋一气之下，将三人全部处死，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诛胡惟庸九族，同时杀御史大夫陈宁等数人。

胡惟庸因谋反罪被处以死刑，然而直到胡惟庸死后，其谋反的证据才陆续出现，且胡惟庸谋反案并没有因胡惟庸身死而结束，反而持续发酵，其头上的罪名也不断攀升。

洪武十九年(1387年)，也就是胡惟庸死后七年，有官员突然揭发胡惟庸勾结倭国，想要刺杀朱元璋。而在四年后，洪武二十三年五月，早已远离官场的太师，大明开国功臣韩国公李善长被御史告发曾参与胡惟庸谋反案，同年，大将陆仲亨的家奴封帖木告发陆仲亨和唐胜宗、费聚、 三名功臣参与胡惟庸谋反，最后朱元璋以“伙同胡惟庸谋不轨”罪处死李善长、列侯陆仲亨、已故的滕国公顾时的子孙等开国功臣。并颁布《昭示奸党录》，警示群臣，要以胡惟庸为戒，不要步他后尘。1392年，也就是胡惟庸被杀12年以后，靖宁侯叶升因为胡惟庸案掉了脑袋，这案子才终于了结。

至于胡惟庸是否谋反，历史上疑窦丛生，很多人持怀疑态度，《明史》中说：”惟庸既死，其反状犹未尽露。“甚至有学者认为，这是朱元璋自导自演的一场杀戮大戏，其目的就是用正当名义剥夺胡惟庸手中的相权。

胡惟庸死后， 朱元璋下令废除丞相制度，再不设中书省，从历史的结果来看，这场跨度十二年之久的谋反案，连坐三万余人，受株连至死或已死而褫夺爵位的开国功臣有李善长、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永嘉侯朱亮祖、靖宁侯等一公二十一侯，淮西功臣集团被诛杀者大半。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再次补刀，凉国公蓝玉被 告发“谋反”，被处死者达万余人，淮西功臣集团至此覆灭。

朱元璋与渐行渐远的淮西功臣之间的矛盾

纵观历史，淮西功臣从蒙元起义时的草根农民，到开国时的显赫贵人，再到朱元璋称帝时的刀下鬼，不得不感叹，命运的反复无常，同时与朱元璋的关系上，这简直是一出“ ”的悲情历史剧，然而，从客观角度来讲，淮西集团的覆灭，除朱元璋爱猜忌的性格作祟外，还与淮西派自身少不了关系。

一 淮西功臣倚功犯法，欺榨百姓，触发了朱元璋作为领导者的底线

明朝初建，受元末战争影响， ，各地仍然战乱不断，大明王朝才刚刚坐稳，怎么会容许他人犯难，朱元璋颁布一系列如垦荒屯田，兴修水利，轻徭薄赋等民休养生息的措施，用以恢复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明朝统治。同时下令禁止蓄奴，打击豪强地主势力，抑制土地兼并与争夺劳力，用以缓解百姓与官僚之间的矛盾。

然而，淮西派功臣却拖了朱元璋乃至大明朝的后腿，明初新贵不仅剥削压榨农民，同时侵占土地，侵夺民财，欺压良善，驱役士卒，私纳奴婢。

如颖国公傅友德公开奏讨“怀远田千亩”，凉国公蓝玉“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隆平侯张信横恣枉法“强占丹阳练湖八十余里，江阴官田七十余顷”，赵庸随李文忠出征应昌，私占奴婢，薛显妄杀胥吏，杀兽医，杀火者，杀马军，为了抢夺天长卫千户吴富缴获的牲口，还动手杀了吴富，郭英“擅杀男女五人”，随便杀戮平民。淮安侯华云龙在北平住进了故元丞相脱脱的宅第，大模大样地使用起 皇帝才能用的东西：“凡元宫龙榻凤褶及金玉宝器非人臣可僭用者，皆用之弗疑”，后来又嫌脱脱宅第不好，无偿征用士兵和百姓给他翻盖，“奢丽而过制特甚”……

不光功臣们使用特权犯法，他们的亲友甚至家奴也一个个倚势犯法，横暴乡里，欺压百姓，比如信国公 的姑父席某就仗势蔑视法纪，“隐瞒常州田土，不纳税粮”。胡惟庸的家人“为奸利事道关，榜辱关吏”。

他们贪得无厌，无所顾忌。开国之后不久，勋臣们违法乱纪之事，就开始不停地反映到朱元璋的面前，尽管朱元璋多次劝告淮西功臣们，要他们收敛点，甚至特命工部铸造《铁榜文》，以法令形式严厉警告公侯及其家人，凡倚势凌民巧取豪夺田产财物者处以斩罪，此后又“定制，四品以上官员家，不得与民争利。”

但淮人元勋们仍旧有侍无恐，倚功犯法，欺榨百姓等现象屡禁不止，且日益严重，这无疑与作为领导的朱元璋大相径庭，最后逼得朱元璋不得不用铁杆政权除之。

二 淮西派与浙东派党争，影响大明朝政的平衡

明初除了淮西派，还有一个同样跟朱元璋打天下的浙江东部的功臣派，叫浙东派，浙东派首领是当时的诚意伯刘基。

这两派，在李善长当丞相时结了梁子，淮西派李善长是个心胸狭窄的人，因为他的亲信李彬犯法，刘基斩杀了李彬，于是两派开始各自较劲，且在朝廷中安插官员，最后，李善长扶持的胡惟庸毒死了刘基，浙东派从此没落，淮西派 ，成为朝廷的“一枝独秀”。

而淮人派基本是老乡，且有着深厚的革命友情，同时内部又多以亲缘婚姻关系为纽带，如宋国公冯胜是 子郑国公常茂的岳父;蓝玉是常遇春的妻弟;卫国公邓愈儿媳是李善长的外孙女;而李善长侄子又是胡惟庸女婿等等，所以整个淮西派就是一个盘根错节的整体。

而这个整体，凭借着特权，飞扬跋扈，狼狈为奸，他们与各地的淮人将帅，地方豪强沆瀣一气，如胡惟庸与受罪遭贬的淮系将领吉安侯陆仲享、平凉侯费聚勾结一起，密切往来，其又在朝廷垄断政权，党同伐异。倘若任其发展，无疑有架空皇权的危险，朱元璋当然不愿意看到如此结果，但如此一个整体，不可能说除掉就除掉，于是以一个简单的胡惟庸案连根拔起，就显得十分必要。

淮西派与浙东派的党争，看似淮西派赢了，但所谓对抗也是一种平衡，而一方独大后无疑打破了两者的平衡，殊不知，这场争斗，最后没有赢家，而浙东派的没落，也加剧了淮西派的灭亡。

三 胡惟庸案，一出皇权与相权争斗的名场面

帝曾在他七十岁的时候作了一篇《御制古稀说》，并对中国传统政治中威胁皇权的因素做了一次总结：“所以亡国者，曰强藩，曰外患，曰权臣，曰 ，曰女谒，曰宦寺，曰奸臣，曰佞幸。”

意思是威胁皇权的，有强大的地方藩镇，有敌国外患，有权臣，有外戚，有后妃，有 ，有奸臣，有小人。几乎所有人都盯着皇帝的权柄，一有机会，就想取而代之。

作为从底层起义的皇帝，同样有太多的顾虑，朱元璋在建国之初就建立卫所兵制，胡惟庸案后，立马废除丞相制度，并立《祖训》告诫后世:

“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肾相，然具中多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相设五府 .……分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同时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封诸子为王以威慑监督将帅，翼卫朝廷，以内外相维，防患未然。

当然，宰相胡惟庸从未想到，自己身上的权力，同时也是悬在自己头上的一把利刃，而这把利刃是否出鞘，决定权在皇帝朱元璋手中。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朱元璋以胡惟庸案 阔斧整顿淮西功臣，实际是朱元璋与淮西派功臣之间多重矛盾作用下的负面结果。在元末起义时，朱元璋与淮西派有共同的敌人，即蒙元旧朝，而自大明建立后，作为皇帝的朱元璋与淮人集团的身份发生了转变，而这转变之间，产生了无法跨越的鸿沟，淮西派凭“实力”站在了朱元璋的对立面，于是，这场杀戮自然避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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