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著名抗金名臣袁可立袁可立经手的著名大案

许多人对袁可立并不熟悉，但实际上袁可立是辽东三袁之一，对明朝边防做出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是登莱海上防线不可忽视的奠定者，在担任登莱巡抚期间，对当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袁可立以小小七品推官入仕，历经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为 '‘四朝元老“之臣，诰 '’五世恩荣”之赏。他本人刚正不阿，清廉公正，是难得的清官廉吏，入苏州名宦祠，与白居易、司马光、文天祥、况中、海瑞等人并立。

董其昌曾赞扬袁可立：“公本俭素养福，而当其振穷闵乏，以身为溪谷，则寒陋者愧。本刚直不回，而当其奖善，覆过以口为羽翅，则溪刻者愧。本肝胆论交，而当其秉道疾邪，以笔为诛讨，则比非植党者愧。本博雅多能，旁通艺事，而韬藏深远，则炫长者愧。”

袁可立最开始由七品推官入仕，别人在如此微位的时候，都是夹起尾巴做人，生怕得罪权贵。特别是袁可立任职之地，还是当时各大势力交错的苏州。在他之前的官员，甚至都不敢对当地豪强多加过问。以至于办公桌上，堆积了不少未曾处理的卷宗。

袁可立到了之后，“平反疑狱无葁，扬贞汰垢”，被太守石昆玉倚仗为左右手。袁可立任职期间，曾经处理了不少的大案，有“雷鸣案”、“湖州案”等。

雷鸣案，说的是发生在苏州的一件冤案。

明朝是历史上受倭寇侵犯非常严重的朝代，袁可立在苏州府担任推官期间，倭寇之祸不仅在于倭寇对百姓的侵略，同时也有许多地方豪强，富贵家族，因为彼此间的争斗而以“通海”的罪名大兴冤狱，相互倾轧。

“雷鸣案”的主人公，是三位有才华的青年，分别是江西布政使秦梁之子秦灯、太仓王弇州次子王士骕、云间乔一琦，三人“王能文章，秦善谈，乔善书翰，各有时名。”

关白丰臣秀吉侵略朝鲜之时，三人招募乡兵御倭保家。钱粮想让江南富户赞助一些，结果因此闹出了矛盾。后来与三人有仇的富户美酒上官举报说他们聚众谋反。而且还说秦灯曾大逆不道的口称“朕”，福建巡抚许敬庵闻之大惊，通报应天巡抚朱弘谟。朱弘谟早就对江南世家有些看法，又好大喜功，接到报案之后，当即将三人逮捕入狱。此事传到京城，三司大惊。

谋反不是小事，当时的兵部尚书害怕是受人污蔑，于是派人前去查实。袁可立受命，断定是件冤案。朱弘谟怕自己官帽不保便提前定调，判秦灯斩、王士骕入监、乔一琦充军南汇所。袁可立坚决不同意，以自己乌纱帽作保，才保住了三人。然而可惜的是，虽然最后三人得以平冤，但是秦、王二人已经先后在狱中去世，最后竟然只有乔一琦保住了性命。当乔一琦被放出来的时候，天空无云而有雷，因此称“雷鸣案”。

袁可立是位刚正不阿，不畏权贵，敢于顶住压力直言上谏的清正官员。袁可立为推官之时，被太守石昆玉倚重，而石昆玉也是有名的清官。后来因为依法按治当地豪横势家而得罪应天巡抚李涞，李涞反诬太守有罪，“中丞劾其不职。得旨，下所司堪问。”

李涞与首辅王锡爵交好，因此有司不敢过问，石昆玉这个依法办事的清官反被下狱问罪。朝中官员多害怕得罪王锡爵，所以很少有人站出来为石昆玉辩说。当时袁可立还是七品推官，对上李涞这个四品大员，是完全不够看的。但是袁可立还是站了出来，为石昆玉辩解。

后来案牍之事落在袁可立的头上，袁可立洋洋洒洒写完，在公堂上当着李涞的面大声诵读，直击李涞。语句狠辣，直切要害，让李涞羞愧藏身。面对如此情形，袁可立诵读的越发大声，最后竟然说的李涞自请辞官离去。

袁可立是一位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之人。在天启年间，阉党和东林党党争激烈之时，袁可立是少数不站党派，不陷于党争，踏踏实实为国家干事的人。在登莱巡抚之时，镇守登莱，保证海上防线的牢固。后来与总兵毛文龙起矛盾，为了国家，他选择离去，都足以见其大义。

明熹宗曾言：“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袁可立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于万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