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值上亿美元的高校专利为何难转化?专家深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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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高校院所的专利处于“乏人管理”状态,导致大量专利文本存在问题,难以“从纸变成钱”。
近日举行的一场论坛上,上海盛知华知识产权服务有限公司总裁纵刚讲了一件令他惋惜的事:本市某高校科研人员研发了一种治疗神经性耳聋的候选药物,如果实现转化,有望填补全球药品市场的空白——这是一个有着3.6亿患者、价值46亿美元的市场。“这件候选药物专利如果许可给企业,有望做上亿美元的交易,首付款就可以获得几千万美元。”然而,盛知华团队研究专利后,认为它的权利要求书“写得很差,存在多种问题”,让企业出资购买这种不能起到很好保护作用的专利,几乎是不可能的。
据悉,像这样因专利质量问题难以转化的案例,在我国高校、科研院所中屡见不鲜。如何提升专利质量,避免出现“低质量专利扼杀创新”的情况?
专利质量提高让价格飙升
近年来,在张江高新区管委会和市科委支持下,盛知华与上海多家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合作,评估了2000多件专利。他们发现,很多单位的专利处于“乏人管理”状态,导致大量专利文本存在问题,难以“从纸变成钱”。
“专利质量非常重要,如果一件专利不能对科技成果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或者权利要求过窄,就很难转化。”纵刚说,“因为如果转化为产品,其他企业可以绕开这件专利,采用同样或类似的技术生产,既不会侵权,又节省了研发成本。所以企业不愿意出资转化这种低质量专利。”
低质量专利常常难以补救,其转化之路就“被扼杀在了实验室里”。然而,也会有少量“幸运儿”。3年多前,盛知华接手了同济大学的一项医疗器械研究成果,当时的专利情况是:有1件中国发明专利,但质量较差、保护力度小;有3件实用新型专利,均已放弃失效。有企业愿意出资1000万元进行转化,其余经费需要科研单位自筹,这让同济团队无法接受。盛知华专家深入分析这项成果后,终于找到了一个蕴含其中、尚未披露的发明点,并为其申请了高质量的国际发明专利。结果,他们找到了“大买家”:国内一家企业以高达5.4亿元的合同总金额,获得这件专利的许可,并承担后续全部研发费用。这种医疗器械上市后,同济团队还将获得销售提成。
专职人员太少导致“失控”
国内高校院所为何有大量的低质量专利?多位专家学者指出,主要原因是没有像欧美高校那样,建立以技术转移办公室(OTT)为枢纽的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体系。
同济大学上海国际知识产权学院助理教授常旭华介绍,OTT的主要职能体现在两方面。对内,它是高校知识产权的“掌门人”。以斯坦福大学为例,技术许可办公室(OTL)是该校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唯一授权代表,职权范围涵盖科技成果确权、知识产权价值评估、商业计划制定等环节。对外,OTT是知识产权交易的撮合人。斯坦福大学要求这个机构的员工与各行业广泛接触,从而能基于最优匹配而非便利原则,开展转化工作。
OTT负责的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可分为7个步骤。第一步是发明披露,美国许多高校规定,教职工必须向OTT披露自己的发明成果。第二步是专利评估,由OTT专业人员评估这些发明的专利性和商业价值,决定是否为其申请知识产权保护。第三步是专利培育,在申请专利前进行。纵刚解释说,科研人员披露发明时的权利要求大多过窄,商业价值不高,故需要培育增值。OTT专业人员会与发明人沟通,设计一些新的实验,以扩大权利要求。第四步是专利保护,管理专利的撰写和答复质量,并尽可能覆盖全球主要市场。第五步是市场营销,在深入全面的市场分析基础上,寻找最合适的专利许可对象。第六步是合同谈判,确定包括首付款、年费、节点费、销售提成在内的专利许可费。第七步是专利监督,包括合同监控、收取许可费、敦促签约企业的商业化进程。
“我国几乎没有高校按这一流程进行知识产权管理,所以专利质量处于‘失控’状态。”纵刚说。他提供的数据显示:国内高校中,知识产权专职管理人员2人以下的占比92%,6—10人的占比仅为1%。而且,他们大多是行政人员,“盖章而已”。形成对比的是:斯坦福大学OTL有50名左右专职人员,牛津大学有近100名;他们都是复合型专业人才,大多拥有理工科硕士或博士学位,并进修过工商管理、法律等专业。
加快培养复合型专业人才
复合型专业人才缺乏,是我国高校院所难以建立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体系的重要原因。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常静说:“上海很多高校设立了技术转移中心,但无论是职能设计还是人员配备,都与欧美高校的技术转移办公室相去甚远。”正因为此,即使是全过程管理的第一步“发明披露”,国内高校也很难做到。许多教师不愿意向技术转移中心披露发明成果,把自己的心血交给它转化。
好在本市已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记者从市科委获悉,他们正在筹建上海技术转移学院。建成后,将招收具有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在职人员和研究生,授课教师包括盛知华、宇墨、云孵等技术转移服务机构的高管,对学员进行技术转移业务培训,为高校院所输送复合型专业人才。毕业学员也可以进入企业或创业,壮大技术转移服务业市场的力量。
“高校每年的科技成果如果比较多,可以像斯坦福、牛津那样,自建技术转移服务团队;也可以采取外包方式,将知识产权管理和交易工作委托给校外机构。”常静说,“《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第八条做了这方面规定。”
专利量“虚高”阻碍转化
除了人才缺乏,在我国推行知识产权全过程管理,还存在至少两个要解决的问题。一是许多高校设有多个参与技术转移工作的部门,部门间缺乏协调和信息共享。为此,常旭华建议国内高校借鉴欧美做法,组建权限充分的OTT。“学校还有必要通过制度设计,鼓励或规定科研人员向OTT披露自己的成果,而不要过度鼓励他们自行实施转化。”
第二个问题,是我国高校每年的专利申请量“虚高”。近年来,发明专利申请量排名前10位的国内高校,申请量都在1000件以上。而英美名校每年的专利申请量,大多在300件以下。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异?纵刚分析说,英美高校教师披露发明后,专业人员要进行评估,对有商业价值的发明,才会进行增值培育、专利申请。“而国内一些政策背离了专利的商业属性,如规定科研人员评职称、研究生毕业时,可以用专利代替论文;办户口时,拥有专利是加分项。这些恐怕都是专利的不恰当用途。”他建议改革相关政策,否则,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要处理的专利量太大,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本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