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目前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多集中于货物领域，财税、金融、科技、信息、教育等商务服务项目的合作相对较少。”2017年4月27日，在“一带一路”商务服务研讨会上，来自财政部、商务部、全国工商联、中国贸促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北京市委统战部、北京市商委、北京市国资委等有关部门领导和专家认为，未来几年，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全面推进，我国的服务贸易也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只要做活“一带一路”大文章，到2020年，我国的服务贸易完全可以实现20%的占比目标。

商务服务“刚出头”

        再过半个月，即今年5月14日至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在北京举行，在这一背景下，由利安达国际网络、北京海外联谊会创新创业委员会、北京市商务服务业联合会、东北财经大学国际商学院等联合主办了“一带一路”商务服务研讨会，与会代表围绕“一带一路、互助前行”主题，集中探讨新形势下中国商务服务的路径和潜力点。

      “今年一季度，我国对外投资主要流向制造业、商务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中，制造业的占比目前仍居于首位。”商务部欧洲司原司长孙永福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中国的商务服务业，正在与中国制造、中国建造，形成三头并举的势头，受到越来越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欢迎。

       会上，利安达国际董事长兼总裁、利安达国际网络董事局主席黄锦辉分析指出，我国的商务服务业，近几年来虽然规模迅速扩大，但无论是从增速还是从比重来看，我国还不是一个服务贸易强国。不过，利好消息是，商务部近日会同13个部门发布了《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三五”时期我国服务贸易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总体有利，发展机遇大于挑战。“规划”列出了十二大类24个服务贸易发展重要领域，其中，会计服务也作为商务服务的重点领域。

       记者搜索到3年前的一组数据。从规模上看，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占比为6%，仅为货物贸易占比的1/2；从结构上看，尽管2014年我国高附加值服务进出口快速增长，金融、通讯、财税和信息服务等进出口的增速明显，但运输服务、旅游、建筑服务出口等传统服务优势更大。相比之下，我国的商务服务，尤其是技术密集型的服务贸易业，还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同步推进，才能提升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整体国际竞争力。因此，未来几年是关键时期。到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需要达到1万亿美元以上，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提高至20%，达到2013年世界平均水平。

抓住园区这根“绳”

       从现实情况看，要扩大商务服务业，既要关注欧美等传统发达大国，更要关注新兴经济市场，要善于从中外合作建设的园区中发掘机会。

     “园区既是传统产业的载体，又是发展新兴产业的重要平台。”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投资贸易部主任刘英奎博士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上的产业园、工业集中区等，不但能为我国商务服务业拓展存量的市场空间，还能创造机会，促使我国成为国际贸易规则的“引领者”。

       刘英奎分析认为，从世界范围看，新的服务贸易规则正在形成过程中，尚未定型，这恰恰给我国创造了迎头赶上的好机遇。

        在专家看来，“十三五”时期，我国有条件以自贸区为平台，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为重点，逐步形成立足周边、辐射“一带一路”、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在自贸区内探索建立适应中国特点的、平衡各国利益的、高标准的中国版服务贸易规则，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这次我国倡导筹建亚投行，得到英法德意等老牌发达国家的明确回应，就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刘英奎说。

       “只要我们抓住园区这根绳，我们的政策沟通与战略对接就会更加顺畅，合作领域就能不断拓宽。”刘英奎介绍，在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上，目前已形成了包括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新亚欧大陆桥等六大经济走廊，以这些经济走廊为网格，建成或正在建设数十家产业园区，其中不乏匈牙利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中俄现代农业产业合作区、泰国泰中罗勇工业园等成熟园区，在自贸区内探索建立适应中国特点的、平衡各国利益的、高标准的中国版服务贸易规则，在国际规则制定中发出更多中国声音、注入更多中国元素。

防范风险不松劲

        园区的兴起，为商务服务业的市场拓展提供了现实的、有价值的路径参考，但不等于傍上园区就风险清零。

       在此次论坛上，除了孙永福、刘英奎，还有发表主旨演讲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卢迈、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周晋峰、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赵彦志、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王立彦等，他们对中企赴“一带一路”投资潜在的风险并不讳言。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关注投资机会和收益外，需要更加注重国家风险的评估和防范。”卢迈表示，在政府层面上，需要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保护政府全面行动框架和规范企业海外经营行为；在企业层面上，需要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提高危机应对能力，充分尝试多种所有制企业联合“走出去”等形式。

       刘英奎介绍，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来自合同不履约、官员不作为；发达国家的风险来自所在国的安全审查。再就是当地的政局变化，比如部分国家完成选举和政府更迭，政治格局稳定，部分国家则饱受战争和恐怖主义威胁，仍处在新一轮国家秩序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塑之中。其中的部分沿线国家，因其单一的经济结构、对大宗商品出口的严重依赖、政治经济局势的无常变化等因素，提醒无论是实业投资还是提供商务服务，必须充分预判市场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