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道歉

刘文俊经营的“天缘酒家”处在天缘路商业中心，是寸土寸金的地段。“天缘酒家”面积不大，只有十六张桌子，但由于身处繁华位置，人流量大，每天到他这里就餐的人络绎不绝，翻台率极高，刘文俊赚得是盆满钵满。

这几天，刘文俊有些不高兴。原来，在“天缘酒家”的旁边，有一幢老楼拆了建新楼。天缘路是老街，街道很窄，拉建筑材料的车不能直接开到建筑工地，很多时候车子都是停在外面的宽马路上，卸下材料，由农民工运送到工地上。到建筑工地必须从“天缘酒家”门前经过，农民工们扛东西，经常塞住客人到“天缘酒家”的路；有些农民工不注意，还把饭店门前摆设的花草踩坏不少，让刘文俊心里很不舒畅，认为这些农民工挡了他的财路。

刘文俊打心里看不起农民工。农民工穿戴邋遢，还喜欢抢劫和小偷小摸，说得好听点是农民工，说得难听就是强盗和乞丐。一天下午，爱车如命的刘文俊停在门口的刚买的“现代”轿车被划伤了一块，车面上的划痕明显是被金属钝器划的，他格外心痛。早上，他看见那帮建筑工地的农民工抬的是钢筋，便认为这准是他们干的。心里就想找碴，报复那些农民工。

过了几天，那帮农民工开始背脚手架。有个年轻的农民工叫任小元，见停在门口的轿车很漂亮，经过时就用手摸了一下，这被时刻注视着他们行动的刘文俊看见，他马上叫来几个服务员，把小元围住，按倒在地，一阵猛踢。

开始，那些农民工没反应过来，见小元挨打，都还在呆头观望，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个大胡子是这伙农民工的头，喊着：“快救人哪！”那些农民工才上前把小元护住。大胡子把小元抱起，见小元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身上到处都是血，就气愤地问刘文俊：“你们为什么打他？”

刘文俊说：“他弄坏我的车。”小元虽然伤得很重，但仍然坚持着说：“不是我，我只用手摸了一下。”

刘文俊说：“前几天，我的车被划伤了，只有你们抬着东西在这来来往往，不是你们这帮乡下人，你说是谁？”

大胡子瞪大了眼，说：“原来只是怀疑，你就把别人打成这样，难道我们农民工的身子就这么不值钱？你今天要给我们一个交待！”

刘文俊见身边的农民工越来越多，有的还拿着钢筋和铁锹，怕动起手来，自己不能全身而退，就给派出所所长打了个电话。所长和刘文俊是拜把兄弟，他在刘文俊的酒楼里有股份，是这个酒楼的股东，每年都有分红。

一会儿。所长带着几个警察赶到，所长对那些农民工吼道：“把家伙都放下，听见没有，谁想闹事。我就把谁抓起来。”见“救星”来了，刘文俊总算松了一口气。那帮农民工见警察来了，也都把手中的家伙放在地上。所长忙把刘文俊叫过来，问清了事情的起因。他又到农民工那边看了看，见那年轻的农民工伤得很重，忙问谁是农民工领头的？那个大胡子说他就是。所长让大胡子先把伤员送到医院，明天和刘文俊按时到派出所去接受处理意见。

大胡子把任小元送到医院，经过检查，他全身有多处开放性伤口，软组织严重受伤，皮下有淤血，几根肋骨骨裂。大胡子叫胡大卫，是这些农民工的包工头，是他把任小元从村子里带出来的，见任小元伤成这样，他说：“小元，我一定给你讨回一个公道。”

第二天，所长同刘文俊和胡大卫一块，商量这件事的处理办法。所长偏心，袒护刘文俊，把黑白混为一团，认为双方都有过错，农民工弄坏了刘文俊的车，刘文俊打伤了小元，这件事就算扯平了，以后双方不得再生事端。胡大卫听了，对所长说：“这么处理，我不服。车不是我们弄坏的，刘文俊必须给小元赔偿医药费，打人者必须给小元赔礼道歉。”

所长把桌子一拍，对胡大卫说：“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你大概是不想在这里做事了。”

胡大卫不敢得罪所长，怕警察天天找碴。他知道警察对付农民工有几个绝招，不是查暂住证，就是天天搞检查，让你一天到晚不能安心做事，只好怏怏地回到工地上，把处理结果告诉给手下的农民工。那些农民工都很气愤，说：“明明是他们动手打人，为什么说是我们的过错？”有的农民工说：“忍下算了，谁让咱们是外地人，谁让咱们是农民工，是三等公民呢？”听了这句话，所有的人都沉默了。城里人看待他们这些农民工，就像看待小偷和乞丐。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城里人对农民工都有一种无形的歧视。

想到这里，胡大卫把拳头一攥，说：“谁说咱们是三等公民？这个城市不是咱们一手建起来的吗？我宁可不开工做事，也一定要找那个饭店的老板讨回公道。”

第二天十一点的时候，“天缘酒家”来了四十多个客人，走进酒店，三三两两地占满了大厅的十六张桌子。他们就是附近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

服务员上前问他们吃什么，他们每桌都只点了一道菜，有的点的是花生米，有的是大白菜，还有的是豆腐乳。服务员问他们还要别的吗？他们都说不要了，拿着筷子，慢慢地吃。

这时，正值午餐高峰，来了很多客人，他们把头伸进来，见里面的位子客满，就转身到别的餐馆去用餐。

这四十多个农民工似乎不是来吃饭的，他们更多时间是在聊天，一碟子花生米或者一盘小白菜一直吃到下午两点钟要上班了，才慢慢地散去。

到了下午六点的时候，店里又来了四十多个农民工，他们像中午一样，占满了十六张桌子，每桌点了一道小菜，一直到晚上八点钟才统一离开。

晚上，刘文俊一结账，就傻了眼。平时，一般都是一万多元的营业额，今天才有五百多元。刘文俊心里明白，是这帮农民工搞的鬼，他们把位子占住，想把自己的酒店搞垮。他打电话给派出所所长，请所长想个法子。所长答应刘文俊，明天派两个人去给他维持秩序。

第二天，所长果然派来两个民警，刘文俊心里想：“这下，我看你们怎么办。”

到了中午时分，那些农民工果然又来了，却被两个民警拦住，不允许他们进去。那些农民工不干了，对那两个警察说：“我们进去吃饭，你们凭什么拦我们？哪条法律规定你们警察不准农民工吃饭的？好像警察不是管这个的吧？”可不管农民工怎么说，两个警察就是不让他们进去。

四十多个农民工进不了餐厅，就把餐厅的门堵住，其他吃饭的客人也不能进去。天缘路是商业中心，是全市最热闹的地方，一会儿，“天缘酒家”门前就人满为患，黑压压的人群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有好事者给报社打了个电话，说这里有“猛料”，报社和电视台的人很快赶到这里，对这件事进行新闻报道。见记者来采访事情闹大了，两个警察忙撤了回去。

到了晚上，刘文俊一结账，一天营业额才一百多元钱，这点钱连水电费都不够，更不用说房租和大厨、服务员的工钱了。照这样下去，他的酒店撑不了几天就要关门。刘文俊忙打电话给所长，让所长一定要多派一些警察，要不然，他这个店开不下去了。谁知，这次所长一听见是他的电话，就把他骂了一顿：“刘文俊，你可把我害惨了，我现在自己还顾不过来呢。”

刘文俊还没回过神，只见一个服务员小姐拿来了一张晚报，对他说：“老板，我们上报纸了。”刘文俊拿过一看，只见报上写着“歧视农民工——酒家竟不让农民工进店吃饭”，还把两个警察把守大门的照片印了出来。刘文俊这才明白，为什么所长生那么大的气，原来，报上还写了自己请警察看大门，给自己打“保护伞”！

第二天，派出所打来电话，让刘文俊去一趟，说是要重新处理上次殴打农民工任小元的事。刘文俊赶到派出所，见以前的所长已被撤职。原来，这件事被媒体曝光后，市公安局对此非常重视，在了解真相后，迅速撤换了天缘路派出所所长。新任所长当着刘文俊和胡大卫的面，重新宣布了处理意见，由刘文俊先赔偿任小元的医疗费。

新所长问胡大卫还有什么要求，胡大卫说：“我代表任小元，要求刘经理去医院给任小元道歉，从此恩怨一笔勾销。”

刘文俊原本以为那些农民工会借机为难他，向他索要误工费、营养费和精神损失费，但胡大卫只要他道歉。刘文俊这才明白，那些农民工来城市打工，不仅仅是为了挣钱，他们更需要城里人对他们起码的人格尊重。

报纸又登出这样一幅照片，是刘文俊在医院给小元鞠躬道歉，取名为“城市道歉”。说的是：农民工为我们城市创造了许多财富，而城市人却用歧视的眼光看待他们，我们代表城市，应该向他们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