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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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想买辆新自行车。我这辆车老旧了,上下班凑合着用。买新车谈何容易?要有自行车票才行。时当1981年,改革开放初,供应还不充裕。我曾改乘公交车。本市公交多,但上下班高峰时乘客也多。为免除早晚排队、等车、换乘之苦,我只好还骑我的旧车。
忽闻市里分给我单位两张自行车票。于是众目睽睽了,窃议纷纷了:渴望,但不知票落谁手。我资历浅,新调入,又年轻,自认与车票无缘,就不关心此事。结果很快就出来了:一票给了一位年长者;那常跑外勤的,分得另一票。大伙觉得还公平,也就微澜平复,密云消散了。人们依旧守岗尽职,我也依旧旧车上班。
一天晚上,门口守公用电话的叫我接电话。我拿起电话,恭问哪位。“猜猜我是谁?”对方是本地口音,但我说了几个名字都不对。“16年前,咱俩同桌。想起来了吧,好朋友?”“孙敬明!”我喊了起来,“你现在在哪儿?”“在怀远里的老宅。前天刚从日本回来,想去看你呀!”简约交谈、定好相聚的时间后,就挂了电话。我的心绪恰似余烬遇干柴,烈焰夹着火星,腾腾蹿起,照亮了我们俩童年的友情时光。
小学三年级时,他跟我同桌。那时作业少,在校就能写完。孙敬明总是早早完成作业,跑到操场玩。不久就被班主任老师撞见,带回教室,查看他的作业。他确实都写完了,而且没有半点错。老师问我,是他自己写的?我点头说是。老师知道我们俩相好,又问“真的?”这一问,我觉委屈,就拿我的红领巾作保证,没撒谎。后来,一些同学就拿他的本子对正自己的作业。他贪玩不大念书,可考试总不出前六名。“文革”来了。我们俩都加入了“红小兵”,却无心“闹革命”,多凑在我家弄收音机玩。辛苦地装毕收音机,调好,提心吊胆地等结果。待机子里《东方红》歌声一响,那成功的欢乐和幸福之感,至今如在眼前。不久,他搬家了。再后来,他特意跑来告我:爸要送他到日本他舅舅那去,不知什么时后才能回来。我们俩都很难过。我把自己最得意的一张画送他,纪念我们“东方红”似的童年时代。两天后,我送孙敬明到车站,正是1972年冬。
聚会的那天晚上,我到街口把孙敬明接回家。他把带来的礼物送我:一套日本茶具 ,很漂亮。晚饭后叙旧,才知道他到日本读书到大学毕业 ,进入一家日企已经三年。夜深了,我留他住宿,彻夜谈。他答应回日本前还来看我。
孙敬明来道别时,我送他景泰蓝瓶,是特意给他买的。他说,这里有些东西不好买,缺什么就说话。他在日本能办的,一定尽力。我忽然想起了我的老旧自行车。稍许犹豫,还是说了:可否帮我买辆车?无需名牌,一般的就行。车钱可汇去。他略微沉吟,道,咱俩不说钱。车,能办,就是得等些日子。 ( : )
一个月过去,托孙敬明买的日本车没来。又过了两个月,依然渺无音信。我想,孙敬明最守信。没买车,一定是他或他舅舅家有突发事故。我不该冒然托他买车。一天,我正在班上,办公室的叫我,快,电话,海关的。对方让我带上必要的证件,到海关提车。啊,我的日本自行车终于到了!我正高兴,对方又道,多来个人,是汽车。我一听就蒙了。后悔死了:我当时只说买车,怎么就没说清是买自行车?孙敬明工作不久,积蓄不多。为给我买车,可苦了他了!来的是汽车,怎么办?冷静之后,我找局长说了此事,且愿把汽车交给局里。局长听罢笑了,道,我也养不起它。这样吧,我替你上交市里,算你捐给国家的财产。再发自行车票,哪怕就一张,也一定给你。
后来,局长果然分给我一张自行车票。我骑着买来的新车上下班,直到退休。儿子上班后骑的却是摩托车。没几年,他又买了汽车。我早晨遛弯儿,大路上的汽车长阵正壮阔前行,恰如流水,冲走了当年我在其中的自行车流,而且前不见头,后不见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