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铁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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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座素有“小香港”之称的美丽园林城市里,却有一个低矮、狭小的铁匠铺在倔犟地生长着,好像给城市光滑的肌体打上了一个“补丁”。这块“补丁”,就是铁匠铺主人祥叔打的。
铁匠铺门可罗雀,祥叔一个人坚守着,看上去很孤单。
一个周日的下午,我闲着无事,就到铁匠铺找祥叔吹水。他正在打铁,见我到来,马上泡了一壶铁观音,招呼我喝茶,然后就自个儿忙开了。我想帮他,围着他转。脸庞正被炉火熏得通红的他,马上摆手止住我:“别转别转,你碍手碍脚的,会越帮越忙。”我只好乖乖坐下喝茶。
祥叔本名张春祥,现年67岁,满头银发。虽年事已高,但腰板硬朗,挥锤打铁赛过壮小伙,是东莞响当当的铁匠。他16岁就跟父亲学打铁,一打半个世纪,前后带出二百多名徒弟。改革开放后,祥叔靠打铁打出两幢楼,一时风光无限。而今,二百多个徒弟无一人愿意继承衣钵,儿子宁愿打工也不愿打铁,只留祥叔一人在“孤军奋战”。
“六月炉边铁匠,勤能致富;腊月水面渔翁,俭能持家。”这副由他自撰的对联,就挂在铁匠铺里。祥叔自嘲道:“别看我只有小学文化,可我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算是半个文化人了。”
祥叔的铁匠铺里有一个大炉子,一副铁匠台,一部击打机。炉火呼呼直叫,把铁烧红后,他用钳子咬住铁,放在击打机上锤打;稍打出形状后,就把铁放在铁匠台,挥动锤子,“哐啷”、“哐啷”连续击打;把铁打成形后,再回炉淬火。炉火把他的脸映得通红,汗顺着脸颊直淌。
打完铁后,祥叔擦了擦汗,呷了一口茶,和我摆起了龙门阵。小王,我只读了个小学,不是我读书不行,而是家里没钱让我读,只好作罢。父亲是个铁匠,我16岁就跟父亲学打铁,那时大伙叫我“小铁匠”。打铁还须自身硬,主要有“三硬”:腰板要硬,不管再苦再累,腰板要挺直,腰板挺不直,就打不成铁;腿要硬,有个电影名叫什么来着,对,站直喽,别趴下,腿若不硬,趴下了,也就完蛋了;双臂要硬,双臂不硬挥不动锤。初学打铁,一锤下去,虎口生痛,腰板发软,双腿打颤。16岁的孩子哪经得起“三硬”的折磨,我不想干了,打个鸟铁。但为了吃饭,必须打下去。跟着父亲学打了4年铁,没少挨骂,但总算打出来了。我很快另立门户,在万江、中堂等地带了3个徒弟,大伙不再叫我“小铁匠”了,改口叫我“小师傅”了。
祥叔端起一杯茶一饮而尽,用袖子抹了抹嘴,把茶杯重新满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东莞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河涌,河水清澈见底,用手捧起一捧水就可以喝;稻田纵横交错,绿油油的稻子一望无际,整齐地随风摇曳,美得让人流泪。那个年代,打铁挺吃香,我和几个徒弟打农具,今天到这个大队,明年到那个大队,吃了东家吃西家,而且还有点工钱。我把工钱平均分给徒弟,他们对我感激得不行。我凭打铁这门手艺,混得不愁吃不愁穿,还能贴补家用,我很满足。
祥叔边呷茶,边叹息。我打铁技术过硬,打的农具耐用,人又实在,名声也好,是东莞屈指可数的铁匠。我的徒弟越来越多,先后带了二百多个徒弟。他们跟着我,看的是我的技术和人品。要不,谁愿做你的徒弟。改革开放初,我迎来了铁匠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那时,工地多如牛毛,厂房如雨后春笋般一间间冒出来。我的铁匠铺门庭若市,我给工地打钢钎、长铁钉、马钉等,每天面对熊熊炉火,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我靠打铁的双手,打出两幢楼,村里人对我刮目相看。
祥叔又端起茶杯,脸色有些不自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人打铁,到了九十年代打铁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好多徒弟放下铁锤“下海”去了,劝都劝不回来,让我很伤心。进入21世纪,二百多个徒弟竟无一人继续打铁,只留下我一人坚守。我想把打铁传承下去,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没考上大学,我想让他继承我的衣钵,继续学打铁。没想到儿子死活不肯,说打铁没出息,宁愿去打工也不学打铁,这让我百感无奈。儿子不打铁,我再收徒弟。1984年和1986年,我收了两个四川徒弟,可他们不争气,打了几个月,嫌累,撒手不干了,说打铁太原始、不是人干的活。那一刻,我感到世道变了。
“世道真的变得好快,我现在连一个徒弟都收不到,我的这门手艺恐怕要失传了。”祥叔的叹息声比山还重,“儿子说得对,在当今社会,打铁是没有出息的。而今,在东莞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打铁,我成了东莞最后一个铁匠。”
祥叔双眼黯淡,一脸落寞,再次端起一杯茶一饮而尽,而后拿起铁锤,“哐啷”、“哐啷”打起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