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密码:国之重器

1939年的一天，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村民吴希增来到叔伯弟弟吴培文的地里探宝，当他把探杆插到地下十来米深的时候，触到了一个硬物。他连忙把探杆取上来，结果发现坚硬的探杆已经卷了，探头也掉了，上面还带着一些绿色的铜锈。吴希增意识到：下面肯定有宝物。按照当时的规定，村民个人探宝不分地界，但如果真的探出宝来，宝物所在地的主人要分得宝物售款的一半。于是，他赶紧回去把这件事告诉吴培文。

经二人商定，当天晚上他们就找来了一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开始挖掘宝物。在吴希增做标记的地方，他们一直挖下去十多米才看到了坑里躺着一个青铜炉样的东西.。但是，由于器物形体巨大，不易移动，再加上天已经快亮了，为了保密，他们又把坑埋上，并在上面做了一些掩饰，准备到第二天晚上继续挖。

第二天，吴家兄弟又找来一些帮手，想把宝物从土坑里弄出来。吴希增指挥大家在洞口上搭了一个架子，用两条非常粗的麻绳拴住宝物的双耳和柱足，一部分人在上面用力拉，其余的人在下面用杠杆撬起宝物的一头并在底部填上土，然后撬另一头，再用土填起来。他们想用这种办法把宝物一点一点地抬出土坑。但是，提到六七米的时候，沉重的宝物竟然把5厘米粗的绳子都坠断了。他们只得停止，又把洞口堵上。到了第三天夜里，他们换了两根更粗的大绳，还是用同应毛主席“备战备荒”的号召，全国各地都在挖防空洞。这年秋初，遵照上级安排，甘肃省武威县新鲜公社新鲜大队第13小组也开始在雷台东南角下挖防空洞。当地道挖到十米多深的时候，奇怪的事情发生了。社员们在地道的侧壁发现了一道青砖砌成的墙壁，有人拿镐头轻轻一敲，里面竟然是空的。队长举起镐头在墙壁上砸了一个洞，里面黑糊糊的，一股刺鼻的味道扑面而来。借着手电筒的光亮，人们发现里面是一间墓室，地上还排列着整齐的铜人和铜车马，旁边还有座棺床，棺床上有两具尸体骨架，尸骨的脚下还堆放着一些陶器。在昏暗的光照下，人们把这些铜车马当成了金人、金马，纷纷捡拾。

队长怕事情会闹大，就带领着队员离开了，还用砖块封住洞口。临走前，他告诫社员谁也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当天下午，社员们又被召集在一起，他们把墓室里的文物装了两大袋子，放在村委会的库房，还做了登记。第二天，13小组的干部在一起开会商量如何处理这些文物，大部分人都主张把东西卖掉买牲口，事情就这样决定下来。作为掩饰，13小组的队长又在距离洞口20米的地方重新开挖了地道，这一次他又挖到了墓室，墓室的地上放着厚厚一堆铜钱，还有一些铜器、铁器、陶器等。

消息再也瞒不住了，雷台下挖出“金人”、“金马”的事很快让武威县金羊区保卫干事张有知道了。后来，张有又把这件事告诉了武威县文物专干党寿山，并和他一起来到新鲜大队13小组了解情况。但是，13小组的干部们却拒不承认挖到文物的事。张有和党寿山只好亲自到墓室查看，看着一片狼藉的墓室现场，他们判断，肯定有大量文物出土并被转移了。两人又找到公社和大队干部给13小组的干部做工作，反复给他们讲解这些文物的重要性，终于找到了文物的下落，并由两名社员把文物送到了武威文庙文昌宫保管起来。为此，甘肃省有关部门还赠送了给13小组社员每户一本《毛主席语录》和一枚毛泽东像章。

同年11月，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专家前往武威清理墓葬。该墓葬的主人是一位姓张的诸侯，墓室则是墓主人及其夫人合葬的地方。墓室总长19.34米，前室向东由甬道和墓道组成。甬道右侧有一口水井，为非常少见的“人”字形砌砖方式。该墓葬中共出土了230多件文物，其中就包括“铜奔马”。但是，在“文革”的滚滚浪潮中，这批文物被放到甘肃省博物馆后，就再也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而真正把“铜奔马”的价值发掘出来的伯乐是郭沫若先生。

时间过去了两年多，1971年9月中旬，郭沫若陪同外国客人到兰州访问。期间，郭沫若来到甘肃省博物馆参观，他对博物馆中一件足踏飞燕的铜马很感兴趣，并给予很高评价。郭沫若回京后，铜马就被调到了北京。此后，铜马的价值才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充分关注。

“扬鞭只共鸟争飞”

这件铜马身高34.5厘米，身长45厘米，宽13厘米。雕塑定格在骏马四蹄飞奔之时，马首昂嘶，头微微向左侧，躯干壮实，四肢修长有力，腿蹄轻捷，三足腾空、一足踏飞燕着地，而飞燕正吃惊地回头观望。整件雕塑显示了骏马强健的身躯，但是它的一只后蹄却将全身的力量都放在了一只小小的飞燕身上，又让人不得不赞叹其动作之轻盈，奔跑之疾速。马的额鬃、尾巴都迎风飘扬，充满了“天马行空”般的飘逸和风采。最令人折服的是铜马绝妙的创作构思，制作者大胆地运用夸张手法，让马的右后蹄踏上一只凌空飞翔的燕子，以燕的飞翔速度来衬托马的奔跑速度。虽然奔马的姿势是凝固的，但是它却给人无限的动感和生命气息。

铜奔马体现了汉代艺术家的高超智慧、丰富想象、浪漫主义精神和非凡艺术技巧，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的稀世之宝。但是，这件铜马出土时已是残缺不全：马头及尾巴的几绺鬃毛掉了下来，马的颈部有1厘米平面大小的洞孔数个，三个马蹄心也空着。后来，故宫博物院的著名青铜器修复专家赵振茂先生对铜马进行了精心的修补工作。

修复后的铜奔马不仅将马的奔驰与燕的飞翔动态表现得淋漓尽致，更巧妙地烘托出马蹄之轻快，马鬃马尾之飘扬，增添了铜奔马凌空飞驰的灵气。这件精巧的艺术品在参加全国出土文物展出时，受到了各界人士的广泛赞赏。

虢季子白盘三代齐心。慧命永存

相传，虢季子白盘是在道光年间出土，但其具体出土时间和出土过程都已经不清楚，故事只能从道光年间的眉县县令徐燮讲起。徐燮本是常州人，在经过陕西省的一个村庄时，他偶然发现一户农家用来盛水的水槽非常特别，竟是一个大铜盘，徐燮就花钱买了下来，在卸任时还令随从把铜盘运回了常州老家保存。后来，太平天国运动掀起，铜盘落入了镇守常州的护王陈坤书手中。同治三年四月，淮军将领刘铭传部攻入常州，驻扎在护王陈坤书府内。这时候的铜盘，已经被人当作马槽用了。

一天夜里，万籁俱寂，刘铭传正在灯下读书，却听到外面传来极有穿透力的金属叩击之声。出于军人的敏锐和责任感，刘铭传当下就提灯寻找声音的来源。当转到屋后的马厩时，他发现原来是马笼头上的铜环与马槽碰撞发出的声响，但这声响清脆悦耳，非同一般，且马槽硕大，槽壁厚实，在烛光中更显深幽。刘铭传认为此马槽绝非寻常之物，第二天，遂命马夫刷洗干净，只见马槽外壁满布纹饰，四边各有两个兽首衔环；重要的是，其内底还刻有长篇铭文，字体优美工整，确为宝物。刘铭传随即派人专程将其运回合肥老家，并在老宅中为虢季子白盘特建一亭取名“盘亭”，专门珍藏此宝。

后来，刘府藏有宝盘的消息传了出去，很多达官显贵想要一饱眼福，但都被刘铭传拒绝了，这些人里面还包括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稣。开始，翁同稣欲出重金购买此盘，被刘铭传婉言谢绝。后来翁同稣甚至想把女儿嫁到刘家，企图借联姻获宝，还是没有成功。翁同稣因此怀恨在心，故意在皇帝面前说刘家府第竟然和宫廷雷同，有欺上之嫌，导致刘铭传被光绪撤职罢官，后去世。到清末民初之际，时局动荡，地方官独霸专权，横征暴敛，虢季子白盘也经历了十分坎坷的命运。1933年至1936年，刘镇华任国民党安徽省主席。他早就听说过刘府的虢盘，但苦于没有机会见到。主持安徽政务期间，他先后多次派人到刘府搜劫，因刘家已有防备，均未得逞。

抗日战争时期，合肥沦陷，日寇强抢豪夺，无恶不作。刘家后人只得将虢盘重新人土，深埋丈余，其上铺草植树。而后举家外迁，有的上了抗日前线，有的远走他乡。日寇在刘家掘地搜索三天，一无所获，最后纵火烧毁30多间民房而去。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和肥西县长隆武功又以高官、厚禄、重金进行诓骗，企图得到虢盘，但遭到刘铭传第四代孙刘肃曾的拒绝。李品仙恼羞成怒，遂命人将刘家掘地三尺，又派一营兵力驻扎刘家，刘家后人不堪其扰，只得再一次背井离乡。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刘肃曾全家才把埋藏了14年的虢盘挖出来，献给了国家。当时的皖北行署为刘肃曾举行了隆重的庆功宴，奖励大米五千斤。政务院副总理郭沫若也发来贺电：“国宝归国，诚堪荣幸!”1950年1月，虢盘在合肥古教管台公展一月，轰动全城。1950年2月，刘肃曾在皖北行署人员的陪同下护盘进京，受到国家副主席董必武的亲切接见，文化部还颁发了褒奖状。3月3日，在北海团城承光殿举办了虢盘特展，郭沫若、沈雁冰、马叙伦、郑振铎、陈叔通、范文澜等国家和有关部门领导人前往参观，都对国宝之精美赞叹不已。在当晚的宴会上，郭沫若先生挥笔赠诗与刘肃曾。

至此，虢季子白盘已与刘家结缘86载，传四代人，最终结束了它颠沛流离的命运，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被珍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

关于虢季子白盘

盘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盥洗用具，作用与现代的脸盆相近。西周至战国时期流行盘与匝配合使用。《礼记·内则》中记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意思是说，贵族在行礼仪时，往往用匝浇水洗手，用盘承之。铜盘最早见于商代。现存最大的铜盘即为虢季子白盘，该盘铸于周宣王时期，是西周三大青铜器之一。虢盘形制硕大奇特，像一个长方形的大浴缸，其边长为130.2厘米，宽82.7厘米，高41.3厘米，重达215.5公斤，堪称西周青铜器的魁首。该盘为矢形足，口大底小，略呈放射形，避免了器物的粗笨感；盘的口沿饰一圈窃曲纹，下为波带纹，四壁还各有两只衔环兽首耳。

最体现虢盘价值的是其内底的八行铭文，共111字。

铭文大意为：周宣王十二年(公元前816年)正月，西虢国君季子白奉周天子之命出征，大获全胜，宣王在镐京祖庙宣榭宫中为其设宴庆功，并赐给季子白宝马良弓，彤饰锦旗，还委以代天征讨的重任。季子白因而特作此盘传流后世，永志纪念。铭文中所记史实可以与《诗经》相印证，从中能够看出当时西虢君主作为周室卿士，辅弼王室，屏藩边防的强盛状况，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铭文字体端庄，圆转周到，可看做先秦书法的代表作。

曾侯乙编钟出土秘闻出土一波三折

1977年9月，湖北随县的一支驻军准备扩建营房，施工地点就选在了东团坡山冈上。可是，就在他们铲坡平地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片与地面颜色不同的“褐土”。部队所在文管所副所长解德敏意识到：出现如此大面积的异常土层，可能地下有古墓。他把情况汇报给了随县县委，但未引起重视，施工继续进行。第二年2月，褐土层中挖出了2米多长、1米宽的长方形大石板，解所长又一次向随县县委做了汇报。县里派文化馆副馆长王世振来到现场，王世振初步判定下面是座古墓，遂向襄阳地区文化馆报告。3月份，接到报告的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队长谭维四率队赴随县实地勘测。

勘探结果发现：这片“褐土”是个面积达220平方米的超大古墓，比马王堆汉墓还要大6倍。勘探结束紧接着就开始发掘，考古队首先清理现场，然后决定起吊墓葬椁盖板。可是，墓葬中的47块椁盖板均由60厘米见方的梓木做成，最长的达10.6米，重约4吨。这给起吊工作造成了很大难度。最后，动用了黄河10吨大吊车才得以成功。椁盖板揭开后，人们发现：地宫中所有的文物都浸泡在了3米深的浑水里，水面上浮着一些乱七八糟的棺木。工作人员只得往外抽水，随着水面的下降，三段横梁和一根木柱慢慢出现。顺着横梁往下摸，让人们惊喜的事情出现了，水下有一排编钟!令人遗憾的是那根木柱，它是古乐器“建鼓”的支架。木柱贯穿鼓身垂直于地面，当被发现时，它已在水中浸泡了两千多年，随着积水逐渐被抽去，鼓身脱离了水的浮力，受腐蚀的木柱再也无法支撑鼓身的重量折断倒地。这是此次考古过程中的一大损失。

墓中的积水还引发了考古人员的争论。因为，在勘探之初，曾在墓中室上方的椁盖板上发现一个80厘米见方的盗洞。根据现场遗留的一些盗墓工具分析，盗墓时间大概在战国晚期至秦汉。那么，墓室积水是否因盗洞造成的?墓中的文物又是否完整呢?这个争论持续了20多年，直到2003年，根据有关专家对墓区地下水情况的研究表明，曾侯乙墓在埋藏后不久地下水就已经渗入，而且千百年来始终保持在古墓室高度三分之二的水平位置，盗洞则发生在墓室内积水形成之后，由此可以推断盗墓贼当年无法进入墓室，墓葬中的文物应该是完整的。

到1978年5月，墓室积水终于被抽干，曾侯乙编钟完全从水中露了出来。文化部文艺研究院音乐研究所音乐家黄翔鹏、王汀等人立即对出土的全套编钟逐个进行测音。检测结果显示：曾侯乙编钟音域跨越了5个八度，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中心音域12个半音齐全。为体现曾侯乙编钟的价值，1978年建军节，历史上唯一一场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音乐会在驻随炮师某部礼堂举行。沉寂了24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重新奏响了它那雄浑而又浪漫的千古绝响。音乐会在《东方红》的乐声中开始，然后是古曲《楚殇》、外国名曲《一路平安》、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最后，音乐会在《国际歌》中落下帷幕。这场音乐会共进行了两个小时，当演出结束时，人们一时无法从那种震撼中回过神来，现场在数秒寂静之后，才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许多人早已热泪盈眶。

这次音乐会过后，在国家文物局主持下，曾侯乙编钟复制工作展开。1984年7月，全套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1997年香港回归之日，曾侯乙编钟的雄壮乐声飘荡在维多利亚海湾的上空，奏响了中华民族的世纪强音。如今，曾侯乙编钟原件、尊盘及同时出土的大量珍贵文物都被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内。

大盂鼎潘家世代护宝

大盂鼎铸成于西周康王时期，相传于清朝道光年间出土。出土后，首先被当地士绅宋金鉴收藏，不久转手，为岐山县令周庚盛所有。此后又被辗转卖至北京琉璃厂。公元1850年(道光三十年)，宋金鉴考中翰林，遂用三千两银子将大盂鼎购回收藏在家中。十几年后，宋家家道中落，宋氏后人允寿将大盂鼎以七百两白银的价格转让给了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僚属袁保恒。

而袁保恒知道左宗棠素来酷爱文物古玩，便将大盂鼎献给了左宗棠以表忠心，左宗棠自是非常珍视。左宗棠曾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负责湘省全部军务，但他自视极高，恃才傲物，得罪了不少人。公元1859年，左宗棠被人陷害，遭朝廷议罪，幸亏时任侍读学士的潘祖荫上奏咸丰帝力保，加上多方打点，上下疏通，才终于豁免。巧的是，潘祖荫是当时著名的金石收藏大家，为谢恩，左宗棠又将大盂鼎送给了潘祖荫，珍藏于潘家。这样的宝物肯定有很多人觊觎，但潘氏位高权重，大鼎一直比较安全。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将大盂鼎连同其他珍玩一起，由水路运回了苏州老家，看做传家之宝，从不轻易示人。

光绪末年，端方任两江总督，此人也是著名的金石大家，久闻大盂鼎之名，挖空心思想据为己有，但都被潘祖年拒绝了。民国初年时，又有美籍人士专找潘家商谈要求出让大鼎，出价达数百两黄金，同样被回绝了。20世纪30年代中叶，国民党在苏州建了一幢大楼，想在大楼落成后办一台展览会，邀潘家以大鼎参展，并借此无限期占有宝物，同样被潘氏婉拒。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州沦陷。此时，潘祖年已作古，其侄孙承厚、景郑等为避战乱，将大鼎及全部珍玩入土保全。地点选在了二进院落的堂屋，此处久无人居，积尘很厚，丝毫不引人注目。潘家人用了两天两夜的时间，将全部宝物藏入地下，又将室内恢复成原样。为保密起见，整个过程除潘家人以外，只有两个佣工和一个看门人参与其中，所有参与者都被反复叮嘱要严守秘密。不久以后，潘氏全家就迁到了上海。日军曾反复搜查潘宅，终无所获，只好作罢。期间，潘家的看门人曾盗掘若干小件珍藏，卖给了洪姓古董商人。而大鼎因为过于沉重，不便搬动而逃过一劫。

新中国成立以后，潘家经商议，由潘祖荫的孙媳潘达于执笔，于1951年7月6日写信给华东文化部，希望将大盂鼎和大克鼎捐献给国家，并希望将两件大鼎放在上海博物馆展出。7月26日，文管会派专员在潘家后人的陪同下赴苏州，大鼎终于重见天日。为表彰潘达于的献宝壮举，华东文化部于10月9日举行了隆重的颁奖仪式。1952年上海博物馆开馆后，展出了大盂鼎。1959年，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包括大盂鼎在内的125件珍品入藏中国历史博物馆。

大盂鼎鉴赏

大盂鼎，又称廿三祀盂鼎、盂鼎。通高102.1厘米，口径78.4厘米，腹深49厘米，重153.5公斤。立耳；深垂腹，腹上部饰曲折角兽面纹；颈及足上部饰外卷角兽面纹、出脊，足下部略呈蹄形，造型雄浑，工艺精湛，为西周康王时期贵族盂所做的祭器。

大盂鼎内铸有铭文19行，共291字，这也是大盂鼎最为珍贵的部分。铭文记述了周康王命盂管理兵戎，并赐给香酒、命服、车马及1700余名奴隶之事，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