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耳朵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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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还是南部边境军事对峙的时期,当时我在广西前线服役。
一天,一封皱皱巴巴的家乡来信,送到了阵地上。打开一看,歪歪扭扭写着这样几个字:“儿,速寄一张两只耳朵的正面照片来。妈。”
母亲是一位几乎不识字的裁缝。看到这封信,我百思不得其解。战友们的一致判断是,家里要给我寻对象了。但那时候我才17岁,这件事尚不在家里人的考虑范围。即便如此,我还是择空匆匆跑到离阵地足足几十里的边境小镇,正正规规地照了一张带有两只耳朵的照片,连同刊登了我的作品的《法卡山一日》,寄回了家。
直到4年后,我第一次探亲,才破解了这封来信的谜底。没想到,那是个至今回忆起来都忍不住要落泪的故事。
那时候国境线上枪炮声不断,我的一位老乡,属于比较马虎的那种,刚到阵地,别人闻知敌情通报,都钻进了猫耳洞或坑道,唯独他一个人睡在帐篷里。夜晚,敌人悄悄摸上阵地,一发40火箭筒弹射过来,将他和他的床铺一起轰下了山。所幸,他的身体无大碍,但右手的小拇指却永远地失去了。手上有残,戍边军人当不成了。
战友退伍回家,很自然地去探望我的父母。听说我的战友从遥远的广西回来,左邻右舍挤满了我家不大的房间。人们问起我在前线是否危险,战友一不留神说了实话,摇着那只缺了小拇指的手,说:“我刚上去两天就这样了,他每天在山上跑,能不危险?”当他意识到说漏嘴的时候,母亲的脸色早就白了。
过了几天,老家开始谣传我被打掉了一只耳朵。可以想象,母亲是最后知道这个传说或谣言的人。
母亲一边给我写了那封她平生写的第一封也是唯一一封信,一边将信将疑地着手追查这个谣言的源头。她的办法是一个一个地问,说不出谁说的就是你说的,而你的根据又是什么?
母亲平日里助人的热心肠这时起到了作用。一个月后,这源头还真让母亲找到了,居然是一户和我家有些往来的人家。
那家女人说得也似乎在理。你儿子战友上去两天就受了伤,而你儿子长年在阵地上能不受伤吗?况且你儿子寄回的照片,咋都是侧面的?
我那时候年轻,照相时喜欢摆个姿势,没想到这种照法竟惹了麻烦。后来我才知道,很长一段日子,母亲每次梦到我,总会被少了一只耳朵的我惊醒。从那时起,母亲患上了神经衰弱,至今每天要靠吃安定才能入睡。
母亲收到了来信,自然高兴得不得了,每当家里来人,总是有意翻翻那本书,其实是让人家看夹在里面的我的那张两个耳朵的照片。日子久了,连书的封面都翻烂了。岁月匆匆,南部边境早已恢复了和平,母亲也是七十多岁的人了。但每次见面,母亲都会像我初次探亲那样,定定地望着我。我的鼻子酸酸的,我知道老人是在望我的那双耳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