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死，生命最后的抉择

正如著名作家史铁生所言，死是一件无须着急去做的事，是一件无论怎样耽搁也不会错过的事。但随着医疗手段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生命支持系统投入使用，“活着还是死去”成了一个全新的命题。据卫生部统计，一个人一生中在健康方面的投入，60％——80％都花在了临死前一个月的治疗上。那么，在生命的尽头，我们究竟应该选择在过度治疗下“苟且地生”，还是选择更安适地死？其实，死亡权与生命权都是人的基本权利，或许，只要忠于了自己身体和内心的需求，弥留之际的求生和求死都值得尊重。

死生无法统一的“必修课”

2011年3月，时年58岁的王明达被查出肺癌，当儿子王光亮带着父亲的胸透片子找到主治医生时，主治医生很直接地说：“癌症晚期了，已经发生了骨转移和脑转移，治疗的意义不大。如果条件许可，你们也可以表表孝心，住院化疗。”

其实不用主治医生明说，王光亮早已打定主意无论如何都要竭心尽力挽救父亲。为了他能过上好日子，文化不高的父亲在市机械厂勤扒苦做几十年，终于熬到了他结婚生子生活稳定。三年前，为了解除他的后顾之忧，父亲退休后又学着煮菜、烧饭、帮他带孩子。所以，无论从为人子的孝道来说，还是从顾忌亲朋好友的口舌来看，他都必须尽力而为。

于是，王光亮拿出了所有的积蓄，租房到医院附近陪伴父亲。有人设身处地为他着想，极力劝阻他放弃无谓的化疗，换用保守疗法，让父亲顺其自然地尊严死，但王光亮果断拒绝，并这样解读自己的决定：“一个人连生命都快没有了，尊严、自由、快乐这些矫情的字眼又有什么意义？他只需要生命！”

王光亮的做法让父亲王明达感慨之余又分外抗拒，明知做任何治疗都于事无补，王明达不希望拖累儿子，也不想遭受化疗那份罪。他变着法和儿子闹，软硬兼施，但最终还是没能拗过孝顺的儿子。

在父子俩的纠结对抗中，各种器械和药物一点点地进入到王明达的体内。在人生的最后时刻，王明达与老天讨价还价的依靠只有一根一米长、小拇指粗的管子。它穿过王明达的鼻子 插进肺，每隔一会就能吸出满满一管痰。当痰被吸出时，王明达就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起初，他能醒两三个小时，后来只能醒几分钟，而在他清醒的宝贵时间里，他也疼得左躺不是，右躺不是，坐起来也难受，只能疯狂地扭动身体转移痛苦。

这样的痛苦让一向温和的王明达慢慢地脾气也大了，常常忍耐不住地冲儿子王光亮发火。每每此时，王光亮都尽力避开父亲的“锋头”，尽量不与父亲计较。但有一次，王光亮实在忍不住，劝说了句：“爸，你就不能坚强一些吗？” 已经疼得脸部完全扭曲的王明达看着儿子，艰难地叹了口气：“爸爸到这个程度了，坚强和不坚强有什么区别？”

但对王光亮而言，这样的“坚强”显然是有区别的。因为那些先进的医学设备和药物，生命以“秒”计算的父亲最终挨过了那年的春节。除夕之夜，下着大雪，昏迷的父亲醒来后对他说：“过年了！我祝你们幸福！”

春节过后，王明达在重症监护室中再也没有醒来。他走后，那句新年祝福成了王光亮最好的心理慰藉——如果没有抢救，他是得不到父亲这句祝福的。所以，尽管最终人财两空，王光亮丝毫不后悔当初的选择。

三分之一里的人生百味

从医三十多年，于忠学经历了至少2000例死亡，也见证了形形色色的人生谢幕方式。有人誓死与病魔抗争却终究人财两空；有人寻求解脱却被“押”进ICU；有人在斗争与妥协中左摇右摆至死缠绵病榻；还有人，一咬牙一跺脚，将生死悉数交与自然……

作为专业人士，每天跟肿瘤作斗争的于忠学深知，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好不了，三成多的病治不治都能好，只剩下三成多是给医学和医生发挥作用的。但病人一旦进了医院，一切都变得分外无奈。

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后的时刻，于忠学听到过各种抱怨。有病人对他说：“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现在我才琢磨过来，原来这说明书上的有效率不是治愈率。为治病卖了房，现在我还是住原来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给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还有病人说：“就像电视连续剧，医生导演完每一集，都告诉我们，不要走开，下一集更精彩，但直到最后一集我们才知道，尽管主角很想活，但还是死了。”

本能地“求生恶死”，是许多人在罹患绝症后做抵死抗争的直接缘由。

于忠学接诊的最新一例病症，足以说明问题。

患者是名77岁的老人，在生命尽头的近十天光阴，老人心衰到不能躺着呼吸，只能趴在桌上靠输氧维系。痛苦时老人不断地询问读研究生的孙女能否让她早些离开这个世界，不做过多的治疗。老人信佛，一度以佛教中很多僧人也是以这种方式圆寂来支撑自己的想法，但在疼痛没有发作的时候，哪怕只喝得下一口水，老人都会坚强地对孙女说：“乖乖，我好像好些了，你等我好些了再离家返校好么？”

除了求生的本能，癌症患者中少数病愈的幸运儿也是众多绝症患者奋起斗争的力量。于忠学救治过一个女患者，八年前得了癌症三期，手术后不幸住进了ICU。但女子一直坚信自己能好，躺在ICU的病床上，女子咬牙扛下了所有的痛苦，她始终告诫自己要坚持：“孩子还未成年，我要活下去。”后来，她真的挺过来了。重获新生后，她说：“我们抗癌要做个智者，面对生死更要做个智者。尊严死毕竟是最后的选择，之前还是应该积极争取‘活’。”

幸运儿终归只是少数，所以有时候，于忠学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没多久，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又没多久，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人离世了。

对这样的现状，于忠学既理解又无奈。当医生告诉家属病人的病情时，家属会综合多方面因素帮病人做出决定，一些病人甚至到生命的最后都不知道自己的病情。而受制于现有医疗制度，作为医护人员，医生能做的常常只是听从家属意见，决定下一步方案。有时处理稍欠谨慎，没准便会惹祸。

这样的事例于忠学见过很多。患病的老人不想抢救，子女要抢救；患者子女中，老大签字不抢救，老二来了要告医生……因此，出于自我保护，医生只能尊重家属的意愿远远胜过尊重病人的意愿。甚至发展到现在，最后决定拔管子了，都是医生告诉家属怎么操作，然后由家属自己动手解决。

死亡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百样人生。所以，于忠学时常提醒身边的工作人员“一个微笑胜过一片安定”。他要求他的同事多给机器旁的病人梳头、擦身体，抚摸他们，哪怕病人已经没有了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