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仇旧恨雪耻在今朝

155团团长刘广桐

新仇旧恨 雪耻在今朝

在一次中央高层会议上，毛泽东说：“印度整了我们整整三年。从1959年开始，1960年、1961、1962年，有四个年头了。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说着用手指着军事地图，大手一挥：扫了它）……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这就奠定了这场反击战的性质，是警告，是严惩印度而不是要灭掉他！适可而止，只打到传统老国境线。然后主动停火，主动后撤，无条件释放俘虏，把缴获的军用物资回给他，让他来我们指定地点，乖乖前来签字画押领取——其实也是对印度的极大羞辱了！

1959年，印度策划的西藏上层武装叛乱失败后，尼赫鲁气急败坏，拿出最后一张反华王牌——在麦克玛洪线上大做文章。

印军在朗久挑起武装冲突，但没有占到便宜。中国政府为缓和边境紧张局势，促进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谈判解决，我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境东段单方面实行后撤，停止巡逻。印军却乘机向“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推进，侵占了朗久，侵入了雅斜儿，并且仍然侵占着沙则、兼则马尼、塔马顿等我国领土；还包庇在这个地区活动的西藏武装叛匪。同时不断增兵，将原驻印巴边境的兵力抽调到中印边境，在阿萨姆地区新建立了第三十三军军部和第二十三师师部，军队从过去两个师增至4个师又1个军部。还加强战场建设，大力改善所谓“东北边境特区”交通运输条件，为长期占领我国领土做了大量军事准备。  ( 文章阅读网：www.sanwen.net )

进入1961年尼赫鲁在国内掀起大规模的反华运动，命令东部军区在中印边境东段推行“前进政策”，所谓前进政策就是用军事手段赶走我们的边防部队。之后印军第四师于1962年2月15日与阿萨姆步兵及“东北边境特区”山区司令部，共同制实施“昂卡尔行动”为代号的作战命令，由第四师配备军官，率领阿萨姆步兵前往“卡门”、“苏班西里”、“西安”和“鲁希特”边区分批建立若干哨所，并搜集有关我国边防哨所兵力等情报。

3月，印军第七旅派人员进入“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侦察。5月，印军锡克联队第一营马哈维尔•普拉萨德上尉率人对克节朗河谷哈东拉山口进行侦察。6月初，印军在“麦克马洪线”以北的扯冬（印称“多拉”）建立了哨所。妄称中印边界就在塔格拉山脊（即拉则山脊）。尼赫鲁叫嚣“陆军如果还没有把印度管辖权推进到塔格拉山脊山顶的话，现在它可以这样做了。”并公然在拉则山口擅自竖起了界碑。1962年上半年，印军竟在“麦克马洪线”以北地区建立了24个新哨所。

为对付印军不断入侵，1962年9月8日，山南军分区第二团第三连进入克节朗地区，控制了克节朗河北岸地区，与入侵扯冬地区印军隔河对峙。我国边防部队在杜浪桥西南端插上红旗，向入侵印军喊话，重申克节朗地区是中国领土，印方应立即撤出该地区。

9月9日，印度命令第七旅要在48小时内向前开拔，国防部长梅农叫嚣“在必要时开火”，“武力驱逐”中国军队。14日尼赫鲁在伦敦指示印度内阁，“在‘麦克马洪线’决不能退让一寸。”印度报纸也大肆渲染“中国入侵达旺”，煽动反华情绪。

9月17日9时15分，印军开始围逼我择绕桥桥西哨所，先后打死打伤三连官兵刘道臣、肖猷兴、崔道华、钟世民等十来个战友。在这面对面的斗争中，班长吴元明胆大心细，机智勇敢，针锋相对，以大无畏精神勇斗印军，战后国防部授予战斗英雄称号。

择绕桥事件后，为了应付日益紧张的克节朗地区斗争形势，419部队157团第一营于21日进至麻麻，28日进至拉则山口北侧。

进入10月份，印军挑衅不断升级。10月8日，在印军新成立的第四军军长考尔的策划和指挥下，印军越过克节朗河，企图占领克节朗北岸的尺冬（印度称其为僧崇）。10日9时20分，印军旁遮普联队第九营，在乔杜里少校指挥下，对我国边防部队守军（157团第一营第二连一个排）发动了进攻。在炮火掩护下，印军40余人向我国边防部队冲击。我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还击，打退了印军的进攻，印军丢弃尸体6具（含军官1名），51迫击炮1门，轻机枪1挺，英式步枪10支。我方阵亡11人，伤22人。为被免事态扩大，印军溃逃途中未予追杀。

印军为发动大规模进攻，不断向中印边境地区调兵遣将。至10月中旬，印军在中印边境东段已有1个军部（第四军）、1个师部（第四师）、3个旅部（步兵第五旅、第七旅和炮四旅），计有15个步兵营，兵力达2.2万余人。

担负印军第四师突击任务的第七旅所属4个营3000余人，已推进到“麦克马洪线”以北的克节朗地区，与原侵入这一地区的阿萨姆步兵第五营一部会合。

军事部署完毕，尼赫鲁于10月12日出访前夕在新德里巴兰机场公开宣称，他已经向印度武装部队发出命令，要把“中国入侵者”从“东北边境特区”的印度领土上“清除掉”。10月14日，印度总统拉达克里希南在新德里发表反华讲话，坚持要中国边防部队从自己的领土上“撤出”去，呼吁印度人民支持正在向中国进行军事入侵的印度军队。同一天，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在班加罗诺尔发表讲话，赞扬尼赫鲁10月12日的决定，表示不管用一天，一百天还是一千天的时间，都要实现这个决定。梅农还叫嚣：我们将打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支枪，一定要把中国人赶出去，这里不存在这种态度有任何改变的问题。

17日，入侵克节朗地区的印军在色章湖以东、卡龙以西地区，向我国边防部队连续发动进攻。

18日，印军再次向克节朗地区的我国边防部队发动进攻。当日，印度国防部官员宣称：在中印边境东段已经把中国人“赶回两英里”。

那么北京的态度怎么样呢？

10月6日，总参谋部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假如印军向我进攻则要狠狠地打他一下，除东线西藏军区作准备外，西线也要配合。如他进攻，不仅要打退，还要痛击狠打。必须坚决贯彻“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以及“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既要考虑军事行动的需要，更要根据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把军事行动的可能与政治外交斗争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在特殊情况下，宁可在军事上少歼灭一些敌人，也不能在政治外交上惹出麻烦，造成损失。我们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印军溃逃窜入不丹，我们未予追击。让他们跑了不少。

狠打痛击的方针既定，反击作战的主要方向也已明确。那么中央军委为什么把主要反击方向选在东段，也就是说，为什么要把主战场放在达旺一线呢？这是因为印军在这里占地大，兵力多，有仗可打。从地理天候条件来讲，东段用兵条件比西段好，便于集中使用兵力，有可能大量歼灭印军的有生力量。更重要的是东段是印度已经占领、力求巩固并确保的地方，并以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为资本。我国边防部队向“麦克马洪线”以南反击，不仅有利于大量歼灭印军，而且可以在事实上否认“麦克马洪线”，这样就能击中印度尼赫鲁政府的要害。

印度依仗美苏支持，越过非法麦克玛洪线，零敲碎打，蚕食我国领土，不断打死打伤我山南军分区的边防军人……

我们则后发制人，有理、有利、有节，不打则已，打则要痛击、狠打，大量消灭其有生力量。以打促和，争取印度坐下来和平谈判。

仇人见面，分外眼红；新仇旧恨，为国雪耻就在此一举！必须大量消灭其有生力量。我们419部队既然已经来到克节郎沟，对面就是曾经加入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参加过二战的印军王牌中的王牌第七旅。中国人民解放军还从未与印军交过手，慎重初战，首战必胜，从军委下来层层认为，集中优势兵力，打他一个营……

我们155团团长刘广桐，深入克节郎沟，实地考察后发现，打他一个营，必然遭到侧翼敌人的攻击，会大量增加我们的伤亡……不能只打一个营，要打就打他一个旅。但这大胆的想法，没有到赞同。事情报到刚刚参加18日毛泽东亲自主持的中央战前会议回来的西藏前指司令张国华将军那里。得到张将军的高度赞扬！于是刘团长的这个方案再次上报总参。慎重初战！谁也不敢拍板。最后，还是毛泽东表态：要相信前线指挥员，打不好重来嘛。这个信息再次回到克节郎沟，于是又有新的意见出来，既然方案改变，要打一个旅，为稳妥起见，是不是要重新部署，改变发起攻击时间。这时候，419部队政委阴法唐说，我的部队已经在敌人鼻子底下潜伏了一整天，延缓攻击时间，万一暴露了怎么办……就这样，1962年10月20日早上七点半，载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史册！

阿三，就让你们再安安稳稳再睡一晚吧，明天一早，老子们就来亮剑雪耻啦！

顺便提及，有网友曾问我，战后经常有大量的报道提及阴法唐，没有再看到419部队司令员柴洪群的消息，为什么？我也一时语塞。现在看来是不是与此有关。155团团长刘广桐，大胆提出要打就打它一个旅，而不是一个营，此方案得到阴法唐支持，张国华高度赞扬，毛泽东首肯。于是我们才顺利干掉印军王牌中的王牌第七旅。所以，很自然有必要介绍介绍当时155团的刘团长与政委乔学亭。他们都是三八式老八路。

战后，刘广桐调任419部队参谋长。1965年5月，奉中央军委命令，藏字419部队恢复陆军第52师番号，归西藏军区建制，下辖154团、155团、156团（由原419部队157团改称）、炮兵309团。刘广桐相继担任了第52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1969年9月至年底，西藏军区第52师与第50军149师互换防务和番号，进驻四川乐山，改称第50军149师，原属各团依次改称步兵445团、446团、447团和炮兵团。此后，刘广桐先后升任149师师长、第50军副军长兼参谋长。由于长期的高原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1992年1月14日，刘广桐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71岁。老将军戎马一生，在149师中留下了很多传奇，深为老兵们所怀念。刘团长英年早逝啊！

乔政委，战后调任西藏四一九部队政治部主任，后升任副政治委员。52师恢复后历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71年2月至1978年7月任陆军50军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82年10月至1985年6月任成都军区政治部主任、军区党委常委。曾获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1989年7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功勋荣誉章。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2011年11月4日在成都逝世，享年8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