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故事]尘封的杀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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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七十年前的日记,透露了一桩惊天秘密,三个年轻人被这秘密深深吸引,全力以赴开始探索……疑点此起彼伏,真相扑朔迷离,三个年轻人将如何应对?他们能成功吗?秘密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1。神秘宝藏
廖辉大学刚毕业,在古林镇文化站当站长。最近文化站接到县里通知,要求尽快上报一批有地方特色的抗战文物,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展览。廖辉立刻行动,挨家挨户走访,可忙了好久却没征集到一件文物,正当他急得团团转时,西山村的王木匠主动找上门来了。
王木匠长期从事古董家具收购生意,上个月他去县城旧货市场捡漏,低价淘到一张民国时期的花梨木书桌。在修补书桌时,王木匠发现了一个十分隐蔽的暗抽屉,打开暗抽屉,呈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发黄的旧本子。王木匠以为藏得如此隐秘,那本子肯定很珍贵,不料翻开一瞧,原来是一本七十年前的私人日记。王木匠很失望,随手将日记本丢到了角落里。这几天听说廖辉在征集抗战史料,王木匠想起了那个日记本,便拿着它来找廖辉。
廖辉接过日记本翻了翻,发现这些日记写于抗战胜利前夕,便对王木匠说:“本子我先研究一下,如果里面的内容跟抗日战争有关,就拿到县里去展览,如果跟抗战没关系,明天我把本子还给你。”
王木匠说:“这本子送给你啦,不管有没有用,都不必还给我了。”
吃过晚饭,廖辉打开那本日记仔细读了起来。
日记的作者叫邱伟达,当年在汪伪政府供职,担任财政部警卫队副队长。这本日记从1944年元旦写起,截止于第二年3月4日,主要记述作者的日常活动。廖辉从头读到尾,没发现多少与抗战有关的史料,就在他兴味索然时,最后的几篇日记让他眼前突然一亮。
在1945年2月18日到3月4日的日记中,邱伟达断断续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随着日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南京汪伪政权的首脑们预感到末日将至,决定把中央储备银行四百公斤金条秘密转移,埋藏到浙江宁波。汉奸头子们私藏这笔财富,是为了将来逃往国外后使用。财政部长周佛海负责此事,具体由财政部警卫队队长杨叔丹和副队长邱伟达经办。3月1日,杨、邱二人将四百公斤金条悄悄装入三十个酒坛。3月4日,他们以慰劳浙东日军为名,乘坐“勇胜号”军舰,押着这批酒坛前往宁波。邱伟达最后一篇日记是在军舰上写的,只有短短一句话——一切都很顺利,明天早上将抵达目的地。
读到此处,廖辉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他很想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但日记写到这儿就断了,后面的事无从知晓。如今是网络时代,很多资料可以上网查询,于是廖辉打开电脑,登陆百度进行搜索。
然而,网上压根找不到与汪伪宝藏有关的内容。百度对杨叔丹的介绍非常简单,对邱伟达则没有任何提及。看来,杨、邱二人的信息还得通过其他途径寻找。
藏着日记的书桌是从县城旧货市场买来的,这说明书桌的主人很可能住在本地,他会不会就是邱伟达呢?廖辉决定明天去县档案局查一下。
查询的结果与廖辉的猜测吻合。邱伟达正是本县人,1941年到1945年期间,他担任南京伪财政部警卫队副队长。抗战胜利后,邱伟达以汉奸罪被捕,1948年初病死于狱中。
几经周折,廖辉找到了邱伟达的孙子,证实那张书桌是他卖掉的,但他不知道书桌里有暗抽屉,也不晓得抽屉里有祖父的日记,对那批金条的下落更是一无所知。
这条线索刚露头就中断了,廖辉只好想别的办法。藏宝地点在宁波,所以要探究金条的下落,还得从那儿入手。廖辉想起大学同学徐晓峰住在宁波,便打电话向他询问相关情况。
徐晓峰告诉廖辉:宁波确实有一种传闻,说日伪军投降前,在某处秘密埋藏了一批数量可观的金条。但传闻仅仅是传闻,既缺乏可靠的证据,又没有事件的亲历者,所以很少有人相信那批金条真的存在。
这个传闻与邱伟达的日记相互印证,廖辉寻找汪伪宝藏的愿望更强烈了。如果能弄清那批金条的下落,将获得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是对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最好的献礼。廖辉决定先独自追踪宝藏的线索,等有了明确结果再向上级部门汇报。而要揭开尘封的历史迷雾,必定要去宁波实地查访。
第二天一早,廖辉揣着日记本,开车前往宁波。
2。寻找报纸
抵达宁波,廖辉首先去了徐晓峰家,他把邱伟达的日记拿给徐晓峰看,俩人共同研究汪伪宝藏的下落。
以前徐晓峰不太相信藏宝之说,看完邱伟达的日记,他认为那批金条确实存在。但日记只说明金条曾运往宁波,随后的情况如何,要通过其他途径了解。怎样进一步寻找宝藏的线索呢?徐晓峰和廖辉同时想到了档案馆。宁波档案馆里有民国时期的历史资料,在那儿应该能查到邱伟达等人到宁波后的活动,从这些活动中或许可以窥见汪伪宝藏的蛛丝马迹。
徐晓峰在档案馆有熟人,他当即和廖辉一起赶往那儿。
来到档案馆,廖辉和徐晓峰查遍了相关资料,没发现杨叔丹和邱伟达在宁波的活动。资料员告诉他们:档案馆里保存的都是比较重要的史料,像劳军这样的小事,不大可能留下记录,如果要获取这类信息,最好查阅《时事公报》。《时事公报》是汪伪时期宁波的一份地方性报纸,每周出一期,那上面应该有劳军的新闻报道。
刚才,廖辉和徐晓峰看到过十几张《时事公报》,但都是1945年3月以前的,没发现那以后的报纸,于是他对资料员说:“我们没找到1945年3月以后的《时事公报》,那些报纸在哪里呀?”
资料员说:“《时事公报》发行量很小,抗战胜利后就停刊了,我们档案馆只收集到一小部分,1945年3月以后出版的报纸,你们得自己想办法去找。”
去哪儿寻找所要的《时事公报》呢?连档案馆都征集不到,两个刚出大学的年轻人能有啥好办法?廖辉和徐晓峰急得直搓手。琢磨再三,廖辉又想到了网络。
当晚,宁波各大门户网站和论坛上同时出现了一个求助帖,题为《跪求1945年3月4日以后的〈时事公报〉》。廖辉在帖子里声明,报纸看完后立刻奉还,并有重谢。
网络的力量确实强大,帖子发出后没多久,廖辉陆续收到了三张保存完好的《时事公报》。但很遗憾,这三张报纸的出版时间不对头,上面没有邱伟达等人劳军的报道。接着一连半个月,再也没人提供《时事公报》,廖辉和徐晓峰都认为,这下肯定没戏了。就在两人濒于绝望时,一个叫唐优优的女大学生打来电话,说她家里有一张1945年3月10日出版的《时事公报》。
从时间上推算,这张报纸极有可能登载着邱伟达等人劳军的报道,廖辉非常兴奋,请唐优优赶紧把《时事公报》寄过来。可唐优优说报纸只能看不能借,因为自己的曾祖母把它当成心肝宝贝。这话让廖辉和徐晓峰更来了兴趣,他们立刻开车赶往唐优优家。
唐优优家位于宁波郊区,是一座青砖灰瓦的小院落。院落看上去又老又旧,但唐优优却是个充满朝气的靓妹。
相互作过自我介绍,唐优优把廖辉和徐晓峰领进了书房。书房的写字台上摊着一张发黄的《时事公报》,报纸的周边已经破损,但文字部分保存完好。廖辉看了看出版时间,正是1945年3月10日,他小心翼翼地捧起报纸,仔细读了起来。
翻到报纸的第二版时,廖辉激动得双手直颤——那儿赫然登着杨叔丹和邱伟达率队慰劳日伪军的报道!报道中说,国民政府慰问团于3月5日抵达宁波,带来了大量牛、羊肉和美酒,驻宁波日军对此表示热烈欢迎。报道的末尾还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并排站着五个身着军装的男子,左边两个是中国军官,右边三个是日本军官。根据照片下端的注释,那两个中国军官分别是杨叔丹和邱伟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