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行走的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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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著名舞台剧导演赖声川1978年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读戏剧艺术时,导师告诉他和其他同学,要做艺术,就应该讲创意。但“创意”是什么?赖声川始终没明白,直到有一天他看见了一张行走的床。
那是赖声川刚到伯克利大学不久后的一天。那天早上,赖声川上完一节课后,走出教室准备去另一个教室上第二节课。走廊上的人很多,赖声川随意瞄了一眼,竟然看到一张床在走廊上缓缓移动!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奇的赖声川忍不住多看了两眼。
那张床其实是一个没有四肢的残疾人的轮椅。轮椅上有几个开关,还有一个后视镜。此刻,那个残疾人正躺在轮椅上,一边观察后视镜,一边用嘴巴操控几个开关,让轮椅行走。他的身边没有助理,周围也没有一个同学帮他一把。
赖声川不禁感叹:一个没了四肢的人竟然也能在这里得到教育,伯克利大学真是一个富有爱心、伟大的学校!他正想上前搭一把手,却被同寝室的一个同学拦住了:“你要是去帮他,他会生气的。”
“为什么?”赖声川大为不解。
同学问:“如果他问你‘你为什么要帮我’,你会怎么回答?”
赖声川说:“我当然会说‘因为你是残障人士’啊。”
“错!”同学否定道。之后,他向赖声川讲解了伯克利的一个特殊风情:“这个城市明文规定:1.每条街道的人行道和建筑大门的台阶旁必须修建斜坡,以方便残障人士的轮椅出入;2.不能歧视残疾人员,否则将面临严重的罚款。其实,政府做这些规定的目的只有一个,不管残疾人缺失了什么,他们都享有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好比刚才那位同学,他虽然没了四肢,但他照样是一个人,同样享有平等教育的机会。”
赖声川这才意识到,自己从看到那张行走的床的第一眼开始,脑子始终只印着“残疾”两个字,而忽视了躺在床上的首先是一个人。他也终于明白,伯克利大学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给了所有人平等教育的机会,而不是施舍机会给残疾人。同样,对于老师说的“创意”这个词,赖声川一直只知道在心里想着这个概念,没去挖掘它真正的含义。
认识到这些之后,赖声川更加珍惜在伯克利大学的学习机会。1983年,29岁的赖声川回到台湾。此时他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我要教学生什么?莎士比亚吗?“不,我不要走别人走过的路,我要开拓一条我完全不明白的路,那就是自己的戏剧创作。”赖声川这样对自己说。
于是,他和学生们开始做实验,打造出第一个作品——《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在这个作品里,赖声川让学生们自己演自己,讲解成长经历里一些关键性的经验。1984年1月10日,台北的一个礼堂里临时搭建剧场,上演了这个刚从国外回来的老师的小作品。但就是这个无关紧要的小作品,吸引来了杨德昌、侯孝贤等著名导演的观看。看到学生们表演得那么自然,导演们惊讶于赖声川平淡而又不俗的创意。之后的事情可想而知,大腕导演们纷纷向赖声川抛去了橄榄枝。
就这样,赖声川和大导演们开始了合作,而这些合作,让他的创意得以无限喷发。时至今日,赖声川仍说自己的成功得益于那张行走的床:“就是那张床,让我明白创意就是要去掉固有的概念。当初,我正是一面做好一切研究,一面又放掉所有的概念,才迎来了真正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