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厨房

母亲的厨房

母亲的厨房狭窄，昏暗，可她并不在意，从不讲究。两台锅灶，一个煤洞。就是这个简陋的厨房曾经陪伴了母亲几十年。

说是厨房，其实也是主房与厢房之间一条窄窄的通道。那里曾经流下了母亲的多少汗水和疲惫已经无人知晓。在那段艰难的岁月里，母亲恐怕也记不清了。里面那一高一矮的两座锅灶，虽然破烂不堪，但它们却像跟随母亲这个主将一路争战多年的勇士。狭窄齐腰高的煤洞像一张血口，撕咬着母亲许多年。这一切与现代化的厨房绝不能相提并论。

儿时，我一家八口人挤在主房与厢房里，厨房是一家人走动最多的地方。厨房呈南北走向，里面的锅灶，一个是烧柴禾的锅灶，灶口朝北。灶里有过火炕的火洞与主房的土炕相连，每年冬天都可以睡到热乎乎的火炕。靠近厨房口较高的锅灶是烧煤泥的，灶口朝西。倘若两个锅灶一起做饭，拉风箱还受影响，锅灶只能一台一台的使用。至于面瓮、水瓮只能摆到其它的地方，做饭十分地不方便。

对于母亲来说，这方寸之间的舞台就是母亲下地回来的“工作间”。一头连着母亲的至亲至爱，一头连着她的慈母心，厨房也牵动着一家八口人的味蕾，饱含着数不清的酸甜苦辣。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能听到母亲在厨房里忙碌的脚步声，时而端着水瓢去舀水，时而去南屋里取面，最后拉起那重重的风箱。“呼哒、呼哒”的风箱声伴随着母亲从早到晚，从春到冬。母亲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将母亲的秀发染白，母亲依然任劳任怨，无怨无悔。母亲在风箱上切菜的“咔咔”声和母亲用菜刀敲击水瓮里冰块的“嚓嚓”声留在我幼年的脑海里，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那座烧柴禾的锅灶较大，一口大锅，一个木锅盖。用了多年以后，木锅盖越来越重，中间的小木板已经散开。烟熏火燎的木锅盖换了一个又一个。母亲在这口大锅里煮过红薯，贴过玉米面饼子，下过手擀面，蒸过年糕，炸过果子，焖过榆钱饭......让我们百吃不厌。往往是这边的饭熟了，另一口锅才能炒菜，另一口铁锅其实就是两个铁锅相扣着的，上面的锅是口破锅，锅底上按了一个把手，便于提携，这样的做法在当时有许多人家里并不奇怪。做饭时遇上晴天还好说，遇上阴雨天了，厨房的烟团团转，不向外跑，在厨房里闷着的母亲始终不肯出去，呛得喘不上气来，咳嗽声一声接着一声，有时憋的满脸通红。她知道出去了一家人的饭食就没有了着落。稍大一些的我们，在地里帮助大人们干活时，看到母亲的厨房上方，飘出的吹烟就可以判定何时回家。那浓浓的吹烟过后，变得稀薄而慢速飘荡，似乎久久不愿意离开的样子，说明饭也快熟了，收拾东西回家准没有错。  ( ： )

厨房里咸菜、白萝卜、大白菜是主菜。夏季的茄子、豆角等，虽然普通，可母亲做的有滋有味，倘若再配上猪油炒出的菜，香味飘出很远，更是菜肴中的珍品了。有时人少了，母亲在烧柴禾锅灶的边上处支起三块砖头，架起一口小锅来炒菜，母亲一边拉风箱，一边炒菜，饭熟了菜也熟了，我们会狼吞虎咽的吃上一通，母亲在一边笑着说：“慢慢吃，别烫着了”。

至于那个煤洞垒的很高，父亲的做法是一次买够一年的煤，省得过年时涨价。煤洞口盖上一块长方形的石板，只留一个较小的洞口掏煤。虽然节省了地方，可母亲用煤都得一铲一铲的掏，很不方便，尤其是底部的煤，需要踮起脚尖来掏。煤泥做饭费时费力，因为掺有炉渣，火没有耐力，需要用风箱不停的煽火，勉强把菜炒熟。

到了秋后，菜园里收了萝卜，母亲洗净切块，撒上食盐，做一些咸菜，装进小瓮里，放在煤洞上的石板上，够我们吃上一年。母亲做的咸菜微咸，有股浓浓的姜蒜味，口味纯正，直到我外出求学后，仍然愿意带上一些母亲做的咸菜。

当我们姊妹几个上学后，家里的开支大了，母亲每年喂上两头猪，其中一头是母猪，每年生产一窝小猪，那是我们的经济支柱，母亲饲养起来特别认真。漫长的冬夜里，母亲在厨房里，把小红薯切片，加上萝卜缨，或者一些红萝卜等煮上一大锅。母亲一人在锅灶上一干就是几个小时，那红红的火焰把母亲瘦弱的脸庞映的通红。第二天早起，母亲把煮好的猪食，端给早已饿得“咕咕”乱叫的小猪，小猪们撅着小尾巴能把肚子吃的圆圆的。吃饱的小猪会在母亲的腿上蹭来蹭去的，就像是亲吻着母亲，母亲从来不大声吆喝它们，敲打它们。

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搬家了，母亲的厨房换成较大的厨房了。我学着大人们的模样给母亲厨房的地面铺了一些旧的砖头，母亲乐的不行。母亲还学会了使用蜂窝煤，她更是高兴的不得了。用她的话说用上了“自来火”，再不用动手拉风箱了。可母亲用起来格外节省，把蜂窝煤从中间锯成两块，可以当做两顿用。她说：“人少了，这样省了一点是一点。”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母亲积劳成疾，再到卧床去世，母亲的厨房再没有出现过生机。锈迹斑斑的菜刀，刀痕累累的面板，发黑的铁锅，残缺不全的碗碟，还有母亲的“自来火”这一切仿佛还在等待着母亲的使用，但它的主人再没有动过，这一切东西好像小时候的我们，在厨房的灶台前眼巴巴的望着准备出锅的美食......